全球人類學民族學者與西南民族的流動于西南民族研究的意義

黃秋晨　朱香

摘 要：不同學科從各自學科視角對流動現象進行討論，對地理流動的關注是各學科視角匯聚點?，F在的流動不僅是物理位置的改變，更是社會與文化屬性的流動。本文分別從人類學民族學者和西南少數民族的流動探討其對西南民族研究的意義。

關鍵詞：人類學民族學者；西南民族；流動；西南民族研究；意義

人類學從特定范疇中的文化變遷與認同到研究群體流動中和流動后的主客互動等，不同學科都從各自的學科視角，對流動的現象進行了討論，并形成了豐富的解釋性理論，其中對地理流動的關注是各學科視角的匯聚點。[1]歷史上的全球人口流動可能只關注了由于人和物質的流動所帶來的實際變化，但現在的流動不僅是物理位置的改變，更是社會與文化屬性的流動。因此，人口流動所帶來的知識流動、看待問題視角的流動都在對全球產生深刻的改變。對于西南民族研究來說，能夠對其產生意義的人口流動可能包括：研究人類學民族學的學者流動和西南少數民族自身的流動。因為無論是學者還是民族自身的行動與決策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西南民族研究的發展。學者流動包括長期性長距離和由于學術交流而形成的短期流動。本文將分為兩個部分對全球人口流動于西南民族研究的意義進行探討：一是全球人類學民族學者流動于西南民族研究的意義，學者流動包含國內學者向國外流動和國外學者向國內流動，也包括國內學者在國內的流動；二是西南少數民族自身流動于西南民族研究的意義，西南民族的流動包含西南民族在西南范圍內的流動和向國內其他地區的流動。這里所指的全球人口流動包含過去、現在和將來流動。

一、全球人類學民族學者的流動于西南民族研究的意義

西南少數民族自身的流動產生讓人類學民族學者關注和討論的問題，學者的流動以不同的視角交換由于西南少數民族的流動帶來的人類學民族學問題，加深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研究。

（一）人類學民族學相關概念方法的重新思考使西南民族研究概念方法與時俱進

一般說來，人們對全球化的理解較多地關注經濟的層面及其引發的后果。對人類學者而言，全球化則有著更多的內容與意涵。正因為流動性強烈地刻畫了近些年來的世界，有些人類學家也就此認為，應當把方法與概念的重新理解提上日程?；诖?，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所謂的“多點田野研究”，而在今天又有學者提出，在一個復雜的社會里，即便只在一個田野點進行研究，也得在概念上將之考慮為“多點”。[2]該例說明在全球人口流動的影響下，在學者的流動與交流中，人類學在研究方法和理論關懷上也發生了轉向，由此可認為，在人類學民族學框架下的西南民族研究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也會由于人類學民族學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而更新。同時，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者的交流交往也使學術力量得到整合，提升關于人類學民族學的概念與方法思考，帶來不同的人類學研究視角，在交流下推動西南民族研究的人類學研究視角轉換。但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學者流動給西南民族研究帶來了研究理論、方法和范式，但可能遭遇“西學”本土化困境和難以發揮地方能動性等問題。而國內學者的流動交流可以將西方的研究理論、方法和范式本土化，使西南民族研究在借鑒“西學”的基礎上發揮地方主觀能動性，打破西南民族研究固化，給西南民族研究指明正確方向。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內外學者的推動下，西南民族研究逐步走上了文化自覺和國際化的進程，西南的人類學和民族學開始了具有深遠影響的轉型。全球學者的流動帶來與西南民族的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案例給西南民族帶來啟發，同時西南民族的研究也會引申出來一定的方法論和一般的啟發意義。

（二）人類學者的流動獲得更為豐富扎實的西南民族研究田野資料

我國人類學家楊成志先生在1932年赴法留學，學習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理論知識，回國后從事西南民族研究，注重實地調查與文獻考證相結合，特別強調實地調查的重要性，博采歐美學術，融貫民族學、民俗學和人類學等多學科理論和方法，進行綜合研究，形成自己獨特的治學風格，且在兩廣瑤族調查、海南島黎苗考察和海豐探險中獲得了重要的調查成果。[3]國內外學者在西南民族地區的流動也促進藏彝走廊、貴州六山六水以及西南絲綢之路等西南民族專項研究。除本國學者對西南民族進行調查研究外，許多的外國學者也對中國的西南民族研究形成眾多的民族考察資料。過去，他們以足夠的經濟能力去到中國學者所不能去或不能長期進行田野的地方進行調研，當代，由于便捷的交通和發達的通訊使注意到并去觀察西南少數民族的學者越來越多，使得有興趣有財力的學者更加深入地推進西南民族研究，使西南民族研究的視野更廣、材料更豐富、數據更詳實，得到更為豐厚完整的西南民族研究志。國內學者到國外的交流帶回人類學民族學田野調查研究的理論、方法和經驗，國外學者到中國西南進行田野調查為西南民族田野調查研究帶來先進理念，形成西南民族研究不同視角的民族志，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西南民族田野調查研究發展。國內學者在西南民族地區的流動促進對西南民族地區的實際調查，擺脫依賴歷史文獻從而進行更真實的研究。關于西南民族的認知在國內外及本土學者的溝通交流下，獲得更好的對話，打破外來的書寫格式和文化翻譯的局限和藩籬，使我們更好理解研究對象的深層文化。

（三）認識文化多樣，推進文化繁榮

通過國內外學者的流動，會促進古代及現代西南民族文化的探討與交流，更清晰地認識我國西南民族文化的多樣性與繁榮性，在傳承西南民族文化、鞏固西南民族文化聯盟、構建民族認同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推進文化多樣與文化繁榮為西南民族研究增添新的內容，使西南民族研究更為活躍向上。

（四）推進民族學科與其他學科的交流交融，使西南民族研究更科學

學者的流動與交流使人類學、社會學、地質學、考古學、語言學、醫學、動植物學等學科的成果為人類學和民族學提供研究工具。在學科的交流交融中，就使西南民族研究打破了中國舊學范圍和治學方法的束縛，引起了知識上、思想上的深刻改革，還推動了歷史科學和民俗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間的交叉整合，極大地拓展了人們的歷史研究視野，顯示出“科學方法論”影響下的西南民族研究向縱深發展的趨勢。[4]國內學者之間的流動使學科交叉綜合，促成學者聯合開展區域性的民族研究，學科綜合使西南民族研究更具科學性。

（五）總結成果，站在更高視角研究西南民族

國內外學者的流動，為梳理大陸、港臺和歐美學者自西南民族研究開始以來的歷史性成果和為探索今后的西南民族研究范式與合作模式打下基礎。西南民族研究如果跨越行政區劃、打破民族界限進行研究，將會看到“西南”這一概念本身所蘊含的人文地理認知的一種關系結構。由于研究西南各地區和研究西南不同民族的學者的流動，正好跨越行政區劃、打破民族界限進行研究，更好地以“學術區”的整體面貌和主體意識參與到更為普遍的理論對話之中，站在更高視角，從整體發展觀來看待西南民族研究的發展，也有助于從地域視角加深對民族關系、民族認同的理解。[5]從“走廊學說”等學術基礎來看，在一個區域整體內來考察族群間的流動和交互性，研究歷史上該地區各民族互動交融的關系格局，正是開展中國西南研究的關鍵。[6]

二、西南民族人口的流動于西南民族研究的意義

（一）西南民族人口流動促進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西南民族走廊是關于西南少數民族流動的一個重要概念。在《論西南民族走廊與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性》中，作者認為西南民族走廊在促進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構建民族團結一致、共同發展繁榮的新型民族關系中起著不可磨滅的作用。[7]西南民族走廊是西南民族流動的通道，西南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形成新的民族關系、民族格局，為新的西南民族研究提出了許多新的研究課題。

（二）西南民族人口流動促進西南民族人口生活轉變

在《（后）現代性與移動性：生態環境所面臨的擠壓——兼論旅游人類學視野中的“旅游文化”》中，作者根據“全球化的文化潮流”的變化情形，歸納出了五種移動—流動的圖景，包括族群、技術、財金、觀念和媒體的圖景，族群的圖景指不同的民族、族群和人群，包括移民、難民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現大規模的移動現象，致使人們的生活也跟著移動，從而發生史無前例的生活上的改變。[8]依據作者觀點，西南民族也正經歷巨大的生活改變，使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的少數民族人文、習俗、建筑等正逐漸消失，傳統意義上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對象已很難找到，但這也正給人類學指明新的方向：應該更多關注現實問題的研究。西南民族人口生活的轉變給人類學民族學帶來的另一改變是少數民族現代意識的增強，不再無私地為人類學家提供信息，不理解人類學家的研究工作，田野調查及參與觀察的科學性與必要性受到質疑，這為人類學民族學的未來發展造成一定阻礙。同時，少數民族的流動性增強，族際關系復雜，加大田野調查的難度。

（三）西南民族移動的現代社會屬性給民族志帶來的影響

“流動—移動”本身成了一種現代社會的屬性，這樣的變化與變革從觀念到范式給民族志帶來的影響和作用也是革命性的。吉登斯將今天的全球化描寫成：在世界范圍內廣泛的社會關系得到了越來越明顯的加強，它使得在某一個地方所發生的事情對其他地方產生越來越明顯的影響。反之，在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對某一地方也造成比以往越來越明顯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移動本身是一種人類無可替代的生存方式和敘事范式。[9]流動使西南民族地區發生的事情對其他地方產生越來越明顯的影響，亦形成自身無可替代的生存方式和敘事范式，為人類學的本土化提供了條件。

（四）西南民族流動使文化多樣與文化變遷

西南民族人口的流動不僅改變了人口的空間分布，也帶來了社會結構的改變和文化轉型文化繁榮，物品與人員的流動，帶來了文化上的多樣，而文化上的多樣又造就了一種包容的心態，鼓勵并接納了更多的外來者，也吸收了更多的文化要素，共同塑造出更多豐富多彩的文化。[10]人口流動改變人口空間分布、改變社會結構和文化轉型主要體現在民族格局的轉變、地域性族群的共存與互動和國際性移民的進入產生新的文化生態。同時，西南少數民族在流動中產生了各式各樣的文化變遷，引起一定的民族地區村落的衰落和民族文化的嬗變，雖不至于消亡，但其中的宗教信仰與精神文化等在人類學探索領域的改變使人類學的研究素材減少，但正是由于流動導致的社會文化變遷又給人類學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視野與研究內容，同時，由于西南民族人口流動使得產生一些新的人類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檢驗與更新人類學對人口流動已有的理論觀點。

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文化變遷對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機遇與挑戰》中，作者認為隨著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文化的發展，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在社會文化的變遷中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同時也為人類學研究提供了更多新的課題和研究視野。[11]可以說，正是由于西南民族的流動給人類學西南民族研究帶來諸多的機遇與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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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彭兆榮.（后）現代性與移動性：生態環境所面臨的擠壓——兼論旅游人類學視野中的“旅游文化”[J].中共桂林市委黨校學報，2005（02）.

[9]彭兆榮.文化中國的異質認同：移動作為他者的正義性[J].文化藝術研究，2011（03）.

[10]劉琪.流動性與多樣性—對云南德欽縣的歷史人類學考察[A].第十一屆人類學高級論壇會議論文集[C]，2012.

[11]陳興貴.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文化變遷對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挑戰與機遇[J].貴州民族研究，2009（02）.

作者簡介：黃秋晨，中國少數民族經濟碩士研究生。

朱香，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少數民族經濟學、理財、會計學。

注：本文系作者參加第十一屆中國民族研究西南論壇“全球化與中國西南”交流發言稿。

（通訊作者：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