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雅各布森:關于“文學性”范疇的語言學溯源

馮 巍

“文學性”(literariness),不僅是西方文學理論中一個極具理論張力的艱難話題,而且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也在中國引起了廣泛而持續的討論。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凸現了研究者對于文學的自律性,以及文學理論作為一個科學研究領域的專業性和獨特性的訴求。這顯然折射了近三十年來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同時也是對1980年代建構出來的關于“純文學”的常識和體制性知識的一種提問(賀桂梅29—41)?！笆裁词俏膶W”與“什么是文學性”這兩個維度的思考不可避免地糾結在一起,相互纏繞和滲透,對后者的闡釋一時之間成為解答前者的必要條件。

為了解開這一對難解的結,中國學者陸續提出了一些關于“什么是文學性”的觀點。這些討論有的立足于東西方學術傳播的視角,努力提出一種宏觀的、開放性的定義,有的則直接闡發自己觀點。其中,一種理路是努力把“文學性”直接歸結為文學的某一種具體屬性,另一種理路是關注“文學性”的多重辯證。也就是說,中國學界關于“文學性”的討論基本上是以下兩種立場:一種堅持文學性是文學的恒定本質,是抽象的、客觀的,是使文學區別于其他語言行為和其他藝術,使文學成為文學的核心和標志,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另一種則否定文學性的固有屬性,認為文學性是具體的、歷史的,隨著文學的時代變遷而顯得極為復雜和不確定,并且彌漫到學術和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具有流變性和多樣性,本質僅僅是一種幻覺,只能置身于無盡的問題之流。這兩種立場的根本分歧,以及那些游離于二者之間、無法定位的觀點,反映了俄國形式主義、解構主義于20世紀一頭一尾分別提出的兩種“文學性”不分先后地在中國學界彌散與流變,所產生的融入了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學研究情境的理論博弈過程。

中國學者界定文學性的嘗試各有其合理成分,但它們或將“文學性”概念“窄化”即“語言化”,或將“文學性”概念“泛化”即“文化化”,或將“文學性”與“文學”劃上等號,或止步于西方與中國學界的“文學性”的各自為營。雖然也有一些討論回歸了“文學性”的起點即“雅各布森文本”,但雅各布森界定“文學性”所從出的理論語境,即動態共時的功能結構觀,并沒有得到深入而系統的方法論意義上的借鑒,也就沒有從俄國形式主義對于歷史文化學派的逆反中汲取到更為有益的參照。問題的關鍵卻恰恰在于,正是因為雅各布森從根本上改變了自己源于索緒爾的語言學立場,才給予了“文學性”范疇向文學研究各個維度擴展的更大的理論空間。從語言學領域的探究進入到文學研究的領域,這正是雅各布森提出“文學性”范疇的原初理論預設。因此,為了進一步厘清關于文學性的論爭,我們有必要回到“文學性”范疇的語言學起點加以重新梳理。

一、動態的結構

雅各布森是俄國形式主義和布拉格學派的搭橋人物。作為俄國形式主義的后裔之一,布拉格學派即捷克結構主義從諸多方面發展了俄國形式主義,而直接走向法國結構主義。融合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structural linguistics)理論,是其最重要的理論推進之一。雅各布森、特尼亞諾夫在《文學與語言研究諸問題》(1928年)一文中,明確提出把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運用到文學研究中來(Jakobson,Problem 3-6)。這是俄國形式主義文學理論和索緒爾語言學“雙源合流”的最初努力(趙毅衡 4)。在這種努力中,一開始就包含著對索緒爾語言學基本法則的辨析。雅各布森的結構觀,也于此初見端倪,并在對結構語言學理論的重新闡釋中逐漸建構起他對語言和文學研究的理解。

在1929年發表的《浪漫的泛斯拉夫主義——新斯拉夫研究》一文中,雅各布森指出,如果要囊括當時各種科學的主導思想,再沒有比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更貼切的術語了(Jakobson,Retrospect 711)。他首創了“結構主義”這個20世紀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為流行的概念之一,其結構觀對相關學科產生了重要影響,為結構主義的全面崛起奠定了理論基礎。更重要的在于,雅各布森從一開始關注的就是語言學與文學研究(尤其是詩歌研究)的接面。1919年,他在莫斯科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述《現代俄國詩歌》,其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學性”的概念,并將其作為文學研究的核心之一。雅各布森指出,“文學科學的對象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也就是說使一部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Jakobson, Новейшая 305)。 這正是他對文學與語言的關系所做的回答,即“詩學涉及的首要問題是:究竟是什么東西使一段語言表達成為藝術品?”(Jakobson,Linguistics 18)文學研究與語言學之間的相互關系,一直是雅各布森學術思想的主導線索。因此,雅各布森的結構觀,是結構主義從語言學移植到文學研究的一個不可越過的關節點。

文學研究中有些至關重要的概念,貌似簡單,實則極為復雜。在結構主義思潮或方法論中,盤根錯節的“結構”(structure)這一概念,就是一例。1985年中國學者就關注到“結構”這一概念的界說對于評價文學研究中的結構主義的重要性,并且初步分析了列維-斯特勞斯、皮亞杰、羅蘭·巴爾特的結構觀(程代熙 165—99)。關于雅各布森,則只是提及他是結構主義的精神領袖,沒有真正去追溯“結構”的語言學來源。也有學者指出,“結構”的概念不是結構主義所獨有的,而是歷來文學研究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比如,新批評把結構視為具體文學文本的屬性;弗萊的原型批評理論,把結構擴大為整個西方文學傳統的屬性;后結構主義的解構批評,斷然否認文本有客觀存在或人為賦予的結構概念;卡勒在認同結構概念的同時,卻將其歸結為讀者內化了的閱讀理解程式(盛寧 1—14)。這里雖然梳理了“結構”概念的流變,但是,對語言學這一環節似乎無意的缺失,則削弱了其應有的理論力量。既然“結構”概念是挾裹它的語言學意義進入到文學研究中的,那么,只有遵循著這種思考方式,才可以使厘清這一概念的問題得到適當的解決。就此而言,“結構”與“形式”(form)、“系統”(system)的理論源流,需要首先加以梳理。

“結構主義”一詞的創用,不僅代替了“形式主義”這一源于對手帶有貶義的批評而容易引起誤會的名稱,同時也有助于在歷史上和在實質上,把俄國形式主義和與之針鋒相對的“學院式的形式主義”劃清界限。至于“形式”與“結構”的概念關系,韋勒克曾詳細評述過什克洛夫斯基關于“內容/形式”兩分法的見解。他指出,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概念,是在否定傳統的“內容/形式”兩分法的基礎上使用的,其實質是“對前審美材料的組織”;“形式”就是他們后來提出的“結構”概念(Wellek 128)。在俄國形式主義者這里,除去在與對手激烈的論爭中所不可避免的口號性的夸張,“形式”概念已經“從傳統的形式-內容類別中解脫出來,從形式作為外殼、作為可以傾倒液體(內容)的容器的概念中解脫出來”,得到了一個新的整體的意義,“它不再是一種外殼,而是有活力的、具體的整體,它本身便具有內容,無須任何類比”(艾亨鮑姆 29、30)。這種意義顯然為后來的“結構”概念奠定了基調。

當然,“結構”與“形式”在理論進展中還是逐漸產生了差別?？ɡ赵洀娬{,“嚴格意義上的結構主義”包括一個明確的原則,即“相信任何系統的種種個別單位之具有意義僅僅是由于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而俄國形式主義盡管“結構地”看待文學文本,但是“它并沒有特別關心由于區別而存在的意義,而且,在其主要研究工作中,它也沒有特別關心潛在于文學文本的種種‘深層’規則和結構”(《結構主義詩學》91、94)。也就是說,“結構”概念完全不是與“內容”相對立的“形式”概念的別名。在從“形式”到“結構”的小心翼翼的過渡性運用中,“結構”概念已經與“形式”概念產生了根本的斷裂。脫胎于俄國形式主義的布拉格學派,也由此描繪出相對獨立的理論面貌。

結構主義思潮或方法論中的“結構”,更應該看作起源于《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的一個語言學基本概念“系統”(汪火焰 508)。雅各布森、特尼亞諾夫的《文學與語言研究諸問題》一文,明確肯定了索緒爾語言學中的“系統”概念對于文學研究的重要性,認為只有把批評的對象作為系統中的“功能”(function)來考察時,批評才可能是科學的?！镀胀ㄕZ言學教程》中也出現過“結構”一詞,但是,僅僅運用于通常意義上的構詞法和句法層面,并沒有上升到索緒爾對“系統”所賦予的語言哲學高度。因此,這里的“結構”也從根本上不同于雅各布森的“結構”。更何況起源只說明了來源,“系統”與“結構”在概念流變中盡管血脈相連,但不是完全等同的。在雅各布森那里,“結構”擁有至高無上的哲學地位。

佛克馬、易布思指出,《文學與語言研究諸問題》中使用的“結構”,在一定意義上被當作“系統”的同義詞。特尼亞諾夫此時仍喜歡使用“系統”一詞。由于這篇文章發表在蘇聯的一家雜志上,而雅各布森當時已經身在布拉格,所以,它可以看作是俄國形式主義成果的最后總結,也是捷克結構主義早期觀點的表達(佛克馬 易布思30)。雖然雅各布森在此后的文章中運用“結構”概念的時候,也一再使用“系統”一詞,但細加分辨之下,二者之間還是存在根本意義上的不同。彼得·考斯認為,作為抽象名詞,“結構主義”與“結構”密切相關?！敖Y構”概念自古有之。在拉丁文中,Structum一詞是指“經過聚攏和整理、構成某種有組織的穩定統一體”。結構主義的關注焦點,就是人類社會和文化現象中“普遍存在的系統與結構關系”。但他又特別強調了系統與結構的不同:系統指一套相互關聯的實體結合而成的體系;結構更側重“系統內部的整套關系”,這套關系既可以用抽象的邏輯形式予以概括,也能在系統運作中得到“象征性的體現”(Caw 1-5)。

如果說,雅各布森是“在系統的意義上談論結構”(錢軍 134),那么,他在運用“系統”概念的基礎上,還提出“結構”的概念,是為了更加強調系統整體內各部分功能之間的相生互動關系?！跋到y”著重于強調部分不能脫離整體,脫離了整體的部分就失去了差異的對立,也就不再具有意義?！敖Y構”在關注部分與整體的關系的同時,還強調整體中的各個部分由于功能負荷不同,即語言目的不同,所形成的部分與部分之間的動態依賴關系;任何一個部分的變化都要引起其他部分的變化,尤其是處于主導地位的部分發生了變化更加會牽動整體的轉換。因此,索緒爾的“系統”是共時的、靜態的語言現象之總和,雅各布森的“結構”更加強調的則是動態的、功能的語言整體。這是雅各布森的理論訴求始終帶有動態轉換特征的邏輯根源。

二、動態共時的功能結構觀

索緒爾歸納了結構語言學的四大法則,即所謂四項對立:共時/歷時(synchronic/diachrony),語言/言語,能指/所指,系統差異決定語義。其中,共時/歷時的對立是最根本的一項。進入到共時系統本身之后,索緒爾理論的標志性對立,即語言/言語的對立,才占據主導地位。作為索緒爾理論的支點,共時/歷時的提出,曾經推動語言學研究更加關注語言的總體系統。盡管索緒爾認識到,離開純粹語音學的范圍,維持共時/歷時的絕對區分非常困難,但是,為了改變給歷史許下過大地位的近代語言學,他堅持共時/歷時的對立不容許有任何妥協,明確提出“語言是一個系統,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應該從它們共時的連帶關系方面去加以考慮。變化永遠不會涉及整個系統,而只涉及它的這個或那個要素,只能在系統之外進行研究”(索緒爾 127)。簡而言之,索緒爾就是從“共時”的角度,把語言定義為一個系統的。

雅各布森把索緒爾視為充分理解系統觀對語言學重要意義的第一人,充分肯定“索緒爾的偉大功績在于強調把語言系統作為一個整體,并且結合系統與其構成成分的關系進行研究”(Jakobson,The Time 166)。索緒爾曾經明確指出,“語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種完全以具體單位的對立為基礎的系統”(索緒爾 151)。雅各布森繼承了索緒爾的這一基本立場,并把索緒爾的兩分法從他本人的音位學這一學術起點,貫徹到其功能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各個方面。雅各布森的“結構”與索緒爾的“系統”,在概念上的關聯就體現在這里。但是,雅各布森同時強調索緒爾的理論需要很大修改。他從語言哲學的層面把索緒爾共時/歷時的對立視作一種割裂,特別不遺余力地加以清理,指出“系統的概念和變化的概念,不僅可以相容共存,而且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The Time 166)。雅各布森在《索緒爾語言理論回顧》(1942年)一文中探討了“語言作為一個功能系統”“語言的動態性質”(Jakobson,La Théorie 391-435)等問題,后來明確提出了自己的語言時間觀,即“動態共時”(dynamic synchrony)觀念(關子尹 100)。

在雅各布森看來,索緒爾混淆了兩組不同的二分事物,“共時被錯誤地等同于靜態,歷時被錯誤地等同于動態”,因此,在索緒爾那里,“共時語言學研究的是語言系統,歷時語言學研究的是與系統不相干的變化”(Jakobson,Current 54)。這樣,索緒爾主張的共時語言學,與運用歷史的方法的新語法學派,就有了明晰的分野。然而,這也就意味著動態性的思想在對系統進行研究時被完全排除在外,共時語言學和歷時語言學之間產生了不可逾越的鴻溝。實際上,共時和歷時“不是語言本身的兩個平面,而是語言研究者為了研究的方便而區分的兩個研究平面。這樣的區分固然大大促進了語言狀態的描寫與分析,加深了我們對語言系統性的了解,但也給解釋語言狀態帶來一定的困難”(沈家煊 17)。針對這種從一極走向相反的另一極的理論邏輯,雅各布森提出,一方面,語言學研究必須從語言系統的角度研究語言變化,因為語言的共時系統幾乎不能與語言變化分開——每一個共時系統都有它的過去和未來,語言系統經歷的這些變化都要接受結構主義的分析;另一方面,一種語言或語系歷經百年乃至千年有哪些成分保持不變,這一靜態問題也需要研究和解釋——歷時不能僅僅簡化為語言動態的一面,即變化的歷史過程(Current 54)。

依循這一邏輯,雅各布森進一步指出,文學研究與語言學研究一樣,也隱含著共時與歷時的協作關系。一方面,共時性的文學研究不能混同于靜力學。對文學的每一發展階段的描述,都是既要面臨這一特定階段的文學創作,也要處理這一階段積極或被動保留下來的文學傳統;既可以見到較富創新性的形式,也可以見到較為保守的形式;在這種新文學潮流中對古典作品的選擇和重新解釋,更是共時性的文學研究所面臨的關鍵問題。另一方面,“一種較為全面的詩歌歷史或語言史,乃是一種上層建筑,即建立于一系列連續進行的同時性描述基礎上的建筑”(Linguistics 20)。也就是說,不管是對語言還是對文學進行歷時性的研究,僅僅指向它們的“變化”就處理得太簡單了,還應該指向它們的永恒連續的靜態因素,即“在變量中尋找不變量”(錢軍 265)。詹姆遜也曾提出,索緒爾語言學的共時/歷時關系在文學研究領域尤其顯得不合情理——“所謂不合情理指的是共時方法竟能對恰好是用以表現隨著時間的發展而發生變化和事情的形式提出如此豐富和如此有啟發性的見解”(詹姆遜7)。如果從雅各布森的動態共時觀出發來認識這個問題,那就比較合乎情理了。這其實是一種方法論層面上的轉換,即從索緒爾的雙項對立方法論轉換到雅各布森的雙項交融方法論。如果說索緒爾強調的是一張紙所擁有的正反兩個面之中的共時的一面,那么,雅各布森強調的則是擁有正反兩個面的一張紙還是必須作為一張紙來看待。

這種既兩分又交融的理論邏輯,也貫徹到雅各布森對索緒爾的語言/言語的重新認識上,制約著他對語言的功能結構的認識。在《語言的兩個方面和失語癥的兩種類型》(1956年)一文中,雅各布森引申了他對索緒爾關于符號系統的雙軸關系即橫組合/縱聚合的認識,提出了語言的兩極結構,即在語言行為中,隱喻方式和轉喻方式二者必有一個居于主導地位。他將索緒爾的橫組合與縱聚合稱為結合軸與選擇軸,并且提出“隱喻”屬于語言的選擇軸,本質上是聯想式的,根植于相似性的替換,探討語言的縱向關系,代表了語言的共時模式;“轉喻”屬于語言的結合軸,本質上是鄰接性的,根植于鄰接性的修辭和思想手段,探討語言的橫向關系,代表了語言的歷時模式(Jakobson,Two Aspects 254-59)。那么,詩性功能是把對等原則從選擇軸投射到結合軸(Linguistic 27)。也就是說,詩性功能表現為把相似性添加于鄰接性、把聯想序列置入句段關系,語言的共時模式與歷時模式得以交融,即潛存于縱向選擇軸的隱喻出現在它原本不存在的橫向結合軸,置入到轉喻之中。動態共時的語言時間觀,也由此體現為動態共時的功能結構觀。

雅各布森特別注意到,隱喻和轉喻是同時存在于廣泛的文學活動乃至語言行為之中的。任何轉喻,都具有隱喻的特征;任何隱喻,又都帶著轉喻的色彩——盡管在文類方面,抒情詩歌更密切地與隱喻相關聯,史詩更密切地與轉喻相關聯;在文學思潮方面,浪漫主義、象征主義更密切地與隱喻相關聯,現實主義更密切地與轉喻相關聯。但是,在文學研究中,這種事實上的兩極交融,卻被人為割裂的、單極的框架所取代,而且現實主義與轉喻的密切關系,通常沒有被注意到,隱喻研究也遠遠優于轉喻研究。他指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僅是研究者的手段,而且也是研究的對象局限于詩歌的緣故。因此,雅各布森分析的文學作品雖然以抒情詩歌為主,但同時也關注到史詩、散文、戲劇、小說、民間故事等。無論是隱喻為主導包含轉喻,還是轉喻為主導包含隱喻,或者稱之為“隱喻的轉喻化”“轉喻的隱喻化”(季廣茂 78),隱喻和轉喻總是交融為一體的。

雅各布森的結構觀,無論從他的學術歷程還是從他的理論邏輯來看,都可以溯源到他對音位學的縝密研究。作為結構主義音位學的奠基人之一,他明確地把音位學視為語言研究的示范科學(model science)。這種研究本身就著眼于語言學與文學研究的接面。他對于詩歌研究的格外關注,也因此顯得很自然。但他很清醒地認識到,這并非文學的全景。他曾從隱喻/轉喻的理論出發,把文學傳統分為兩種:一種是“浪漫性—詩性—隱喻性的傳統”,一種是“現實性—散文性—轉喻性的傳統”。這兩種傳統在任何一個具體的文學文本中都是同時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White 33)。對雅各布森而言,詩性雖然是詩歌的、隱喻的、浪漫主義的,但是,詩性功能卻表現為語言藝術的全部功能的一個方面,也是所有語言活動方式的一部分,不能被簡單地限定于詩歌這一種文類。也就是說,“任何把詩的功能領域歸結為詩或是把詩歸結為詩性功能的企圖,都是虛幻的和過于簡單化的。詩性功能不是語言藝術的唯一功能,它只是語言藝術的占支配地位的、起決定作用的功能,而在其他語言活動中,它是從屬的、輔助的成分。這種功能,增強了符號的明顯性,加劇了符號和對象的基本對壘。因此,語言學在探討詩性功能時,不能把自己限制在詩歌的范圍”(Linguistics 25)。那么,當詩性功能上升到比任何與其競爭的功能更高的地位時,即詩性功能占據主導地位時,文學性也就產生了。

三、文學性:以詩性功能為主導

雅各布森論“主導”(dominant),是他的結構觀最早的自覺表現。他從系統的意義上談論的結構,就是出于一種以主導為統轄的多功能、多層級、多價值整體論(楊建國 67)。他明確提出,“對主導可以這樣下定義:一件藝術品的核心成分,它支配、決定和變更其余成分。正是主導保證了結構的完整性”(Jakobson,The Dominant 751)。在動態共時的功能結構觀視野中,結構是由處于不同層次上的不同要素共時性地構成的。每個特定的要素在功能上,與結構中的其他要素相比,都有自己鮮明的特點。這就是該要素所具有的共時性。與此同時,這個共時功能又是從它的許多不同的、可能的應用中選取出來的,即從該要素的歷時功能中選取出來的。另外,結構中的諸多要素,總會有一個要素的功能居于主導,共時性地制約其他要素及其功能;這種主導與從屬的相互關系,會因語言目的的不同而歷時性地轉換。共時/歷時的這種雙項交融,賦予結構以動態的特征。雅各布森的功能結構觀,強調的是開放的多功能性,而不是封閉的單一功能;強調的是詩性功能的主導性,而不是文學語言的獨立性。運用雅各布森的主導思想來進行文學研究的積極意義就在于,它彌合了歷時性研究方法和共時性研究方法之間的分歧(田星 16)。

雅各布森強調“必須對語言的所有功能進行研究”(Jakobson,Metalanguage 113),為此要調查語言交際行為所具有的六個必不可少的構成要素,它們各自形成了語言的一種特殊功能。他后來在《語言學與詩學》(1958年)一文中再次加以闡發,建構了語言交際行為的功能結構,并強調語言的六種功能各有不同的運作重點,它們分別覆蓋不同的語言現象,但整體上又是守恒的和互相依存的。其中,“信息”這一要素對應的就是語言的“詩性功能”,其特征是語言以自身為目的,具有“指向信息本身和僅僅是為了獲得信息的傾向”(Linguistics 25)。對雅各布森來說,語言不是靜態的、抽象的系統,而是動態的、功能的結構。語言的這種自我指涉現象,是整個語言交際行為中一種特定的功能等級序列造成的。他把文學活動也看作是通過語言符號進行的信息傳達過程。文學作為語言藝術,與其他語言行為的差別,不是質的差別,而是同一功能結構中主導地位的轉換。雅各布森堅持把詩性功能置于語言的多功能結構中。語言藝術的標志就是,在語言的多功能結構中,詩性功能占據決定性的位置。這就是雅各布森的“主導”思想。

也就是說,雅各布森的“文學性”,并不是僅僅等同于“詩性”,而是“詩性功能”在語言的多功能結構中占據“主導”的、語言六大功能同時都具備并彼此相生互動的語言藝術的特質。任何功能在結構中都不是單純的在場和缺席,而是彼此處于動態依賴的關系之中。對于詩性功能而言,如果它不是參照了結構中其他功能的印跡,就不能作為一種主導功能而產生作用。這種文學性強調:一方面,文學不可能是與外部世界老死不相往來的語言獨立自足體,在其間始終有社會、歷史和文化之維在發揮作用,其意義總是受到它們的制約;另一方面,文學之為文學,不能簡單歸結為社會、歷史或文化的因素,作品本身的形式分析完全有權成為文學研究的重要部分。要理解文學,就必須以這些形式特征為研究目標,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形式的研究和文學與社會、歷史、文化的研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為補充(張隆溪 88)?？匆粋€文本是否屬于文學作品,關鍵是看“詩性功能”在語言的多功能結構中是否占據主導地位。判斷這一“主導”的參數,不僅有詩學的、藝術的、審美的維度,還有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維度。

與其他功能占據主導不同,語言的詩性功能占據了主導時,“語言是作為自身,而不是作為‘別的事物’的透明而及物的介質被感知的”,“這就是只把語詞作為語詞,而不把它作為被指稱事物的替身或感情的爆發來對待”(托多羅夫 373、372)。語言的這種不及物性,即語言的自我指涉性,只是語言發揮其詩性功能時所表現出來的特點。換言之,只有語言發揮其詩性功能的時候,才會表現出語言的自我指涉性。與此同時,語言的其他五種功能也潛伏著發揮作用,尤其是雅各布森特別關注的與詩性功能直接相關的指涉功能,使得語言不會脫離它所處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語境。從雙項交融的方法論出發,文學性/非文學性即語言的內指涉功能/外指涉功能的兩分,也交融在文學和文學研究中。對于那種指責俄國形式主義乃至結構主義文學研究無視文學與社會關系的觀點,雅各布森曾經提出抗議:“無論是特尼亞諾夫、穆卡洛夫斯基、什克洛夫斯基還是我,我們只主張藝術本身是自足的;相反,我們也指出藝術是社會建筑的一部分,是同其他部分相互關聯的一個組成部分”(托多羅夫 375)。

因此,語言的詩性功能占據主導,并非完全離開文學作品的內容,僅從形式方面、從修辭學的技巧方面來研究文學語言。置身于這種功能結構中的“詩性功能”,可以選擇從靜態或動態的角度進行分析。如果從靜態的角度看,具有“詩性功能”的信息不會與任何語境發生聯系,不會在實際交際中起作用。但是,雅各布森是從動態的角度看,具有“詩性功能”的信息就會與具體語境相關聯,文學的外部世界被囊括進文學本身。更何況,功能本來就是結構在對外部世界進行適應時起作用的。雅各布森進一步指出,“文學演變的內在性質以及這些演變與文學價值體系的密切關系,必然隱含著文學歷時與共時的協作關系”,對于以系統為前提條件的變化、變化的系統性,即“系統的系統”進行更加廣闊的結構分析,也會有助于解釋文學與文化情景中不同的相鄰學科的相關關系(The Time 169-70)。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雅各布森的結構觀,是一種動態共時的功能結構觀。他批判地接受了索緒爾結構語言學,進一步開掘了功能主義思想,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文學性”的概念,總體上拓展了語言學研究的社會意義和人文價值。功能主義的核心,就是語言具有目的性。

四、文學性:在結構之中

置身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白銀時代文學尤其是詩歌的繁榮,以及學院派批評、馬克思主義批評、宗教哲學批評、直覺主義批評這四大文學理論批評盛行的語境中(江飛 111),雅各布森提出“文學性”是為了使文學擺脫意識形態的控制,使文學和文學研究走向獨立和自律,使“文學科學”走上“科學化”軌道。但是,對這一范疇的闡釋和發展必然要考慮它所從出的語言學場域,并上升到語言哲學的層面加以理解。

“文學性”是一個極具理論張力的概念。作為一位語言學家,雅各布森首先關注到了“文學性”在語言層面的表現,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但當他強調追求“文學性”就是要對普通語言進行有組織的違反時,這一從俄國形式主義文學理論而來的違反就會涉及到聲音結構、韻律句法、語意三個領域(杰弗森 羅比 21—22)。如果對這三個領域有所刪削,就會有損于對雅各布森“文學性”概念的理解。必須再次強調的是,雅各布森并不認為文學性只是文學語言所具有的特性,或者說,文學性僅僅表現在文學文本的語言這一層面上。

“文學性”,應該是一個指稱文學屬性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實體概念。因此,首先不能把“文學性”等同于文學語言本身,或者等同于文學本身。更嚴格地講,它不只是一個性質概念,而且是一個關系概念。文學和文學研究堅守“文學性”,并不意味著要摒棄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政治、文學與經濟、文學與思想、文學與歷史、文學與文化等諸多關系,而沉溺于純文學的象牙塔中?！拔膶W性”應該是指,詩性功能在文學文本中的主導地位是始終不變化的,而不是指文學性的內涵以及外延具有始終不變的超歷史性和超文化性。其次,“文學性”不是文學的一種獨立的本質,而是處在一種關系結構中的本質。從“文學性”作為一個性質概念來看,對于“文學性”的闡釋應該具有共時性,應該力圖尋找到文學之所以為文學且區別于非文學的根本;從“文學性”作為一個關系概念來看,對于“文學性”的闡釋應該具有動態性,應該呈現出作為主導的詩性功能與其他功能的相生互動。這樣的“文學性”,也就為文學研究提供了突破自律與他律的割裂的理論邏輯。再次,對于文學而言,“文學性”不僅是一種手段,更是過程和目的,是文學力求實現其以詩性功能為主導的努力。

雅各布森的“文學性”概念,呈現在“文學性”與其他諸種“非文學性”的兩分與交融之中。當詩性功能在語言中居于主導地位,語言行為具有的就是“文學性”,這種語言行為的結果也就是文學,但語言的其他五種功能依然會在其中潛伏和運作。當詩性功能在語言中不是居于主導地位,而是語言的其他功能居于主導地位時,語言行為具有的就是“非文學性”,這種語言行為的結果也就不是文學,但其中依然會有詩性功能的潛伏和運作。只是雅各布森對處于非主導地位的功能之間的關系,及其各自與主導功能之間的關系有何不同,在理論上語焉不詳。嚴格地說,雅各布森還沒能完全脫離對詩性功能進行闡述的編目階段(佛克馬 易布思 83)。從語言功能結構的編目階段轉換到建構其等級化區分的動態運作,尚有很大的理論開掘空間。這里返觀雅各布森的“結構”中的“文學性”,既不是為了所謂正本清源地解決一切問題,也不是無原則地調和理論分歧,而是力圖從方法論的層面上加以借鑒。這樣,關于“文學性”的文藝學論爭,就至少可以從其范疇的語言學起點上加以思考,也必將有助于更好地認識“什么是文學性”,從而惠及對于“什么是文學”的回答。

注釋[Notes]

①這一觀點出自趙毅衡為其編選的《符號學文學論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寫的“編者按”,題為《文學與語言研究諸問題》。

② 雅各布森的《現代俄國詩歌》 ( Новейшая 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是用俄語寫成的,1921年于布拉格出版了單行本,后來收入《雅各布森選集》第五卷(Selected Writings V:On Verse,Its Masters and Explorers)。

③本文原為程代熙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985年9月于北戴河舉辦的文藝學方法論研討班上的講稿。

④這一梳理出自盛寧為喬納森·卡勒《結構主義詩學》(1991年)中譯本所寫的“譯者前言”,題為《闡釋批評的超越——結構主義詩學論》,篇末注明寫于1988年3月。

⑤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中,“結構”一詞出現了8次。參見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第181、239、241、243、250、261、299 頁。

⑥這里的引文部分為《索緒爾語言理論回顧》一文的中譯本小標題,是譯者概括出來的雅各布森的觀點。參見[美]羅曼·雅各布森:《索緒爾語言理論回顧》,載《雅柯布森文集》第8、35頁。

⑦《隱喻和轉喻的兩極》(The Metaphoric and Metonymic Poles)是雅各布森《語言的兩個方面和失語癥的兩種類型》(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一文的第五部分。

⑧德國語言哲學家布勒曾經提出語言的三功能說,1934年在《語言理論》中,明確為語言具有表達、意動、表現三種功能。這對雅各布森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雅各布森最初提出的是文學語言的三功能說,即詩性功能、表情功能、實用功能,并在前者和后兩者之間建立了二元關系。后來,由于發現實用語言中也存在詩性功能,又進一步提出了語言的六功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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