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

◆ 劉大先

認識石一楓之前，關于他的種種說法已經通過好幾個渠道傳到我的耳朵了，他們大多是石一楓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候的師兄弟妹，從事文學研究、批評、創作或者編輯的工作。在他們駁雜而片斷的敘述中，石一楓是一個表面上有點玩世不恭，尤其是可能會在日常生活中顯得油腔滑調，但卻保持了內心嚴肅思考的作家。這些說法也許只是有口無心的酒后閑話或者在抽煙室里沒有目的的聊天時帶出來的，卻有著不約而同的色彩，彼此證明著對方，呈現出一個倒反了的“立身”與“文章”關系的形象。

我想，這種不自覺的為人與為文之間的落差反倒有助于塑造石一楓的標識：一個有著熱腸的貧嘴孩子。事實上他給我的確帶有如此先入為主的印象，不過會議間隙的交流或者朋友飯局上的討論顯然不可能交淺言深，也就是說這種印象可能只是一種常見的誤解。他的作品給我的感覺是對當代社會有著嚴肅認真的思考，從語言風格上來說雖然偶爾有些北京人式的幽默，總體而言并不油腔滑調，而最主要的是在敘述和描寫中充滿了細節和知識上的質感。

《世間已無陳金芳》、《地球之眼》這些作品都顯示出他的綿密的結構和結實的描寫能力，并且指向于某個更為宏闊的議題，接續了純正的現實主義筆法，又帶有古典和浪漫色彩。因而，孟繁華先生曾經在一篇文章中以石一楓為例，討論當下中國文學的一個新方向，認為他代表了社會問題小說的新發展。當然，當代社會的繁復性和曖昧性，幾乎不可能用某些社會分析式的“問題”進行歸納，但石一楓的寫作所表現出來的社會關切無疑具有明確的現實問題指向，涉及在這個大轉型時代人的生活、情感和倫理的根本轉折，又于轉折中彰顯稀缺的理想主義價值觀念，從而使他用力較多的中篇小說具有了長篇小說的氣勢。

我們可以注意到石一楓的敘述者即便是“我”，在限知敘事中也時常會通過人物回憶、敘述或者第三方的解釋，使得小說情節部分地具有全知色彩，并且總是會清晰地展現出一個起承轉合的脈絡，給出一個“結局”式的結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石一楓是一個“傳統作家”，他更愿意講述以一個有頭有尾、有明確主旨的故事。這些主旨包括道德、信仰、責任等已經被同時代很多小說作者放棄或者隱匿的宏大話題，這也使他帶有了素樸的特質，從而區別于他人。世界在他那里被簡化而帶有傳奇色彩，比如《營救麥克黃》這個講述救狗的故事，就是一種反傳奇的都市傳奇。他一定要給人物和情節最終的交代。

這種心理上的完型，不是通過文字破除世界的含混，以文本重構出一個替代性的世界，而是將世界轉化為故事，以明確地表達作者的理念。這是石一楓賦形世界的方式，有其優長，也有其局限。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明顯感覺到他明確的先行主題和敘述主體的游離姿態，這種姿態可以用《世間已無陳金芳》結尾的一段話進行概括：“我的靈魂仿佛出竅，越升越高，透過重重霧霾俯瞰著我出生、長大、長年混跡的城市。這座城里，我看到無數豪杰歸于落寞，也看到無數作女變成怨婦。我看到美夢驚醒，也看到青春老去。人們煥發出來的能量無窮無盡，在半空中盤旋，合奏成周而復始的樂章?！弊髡哂袥]有將自己投入到他所書寫的對象及其命運當中去？

晚近在《十月》發表的《借命而生》可以說作為一個個案分析。小說講述兩個逃犯與一個看守所警察半生的糾葛。這個從80年代中期展開的故事一直延續到2008年的奧運會，兩個青年工人因為盜竊汽車發動機入獄，在越獄后其中一個被抓槍斃，另一個遁入人海。不得志的獄警懷抱正義在生活的齟齬中一直沒有放棄追捕，而逃犯最終歸來，揭開謎底，原來當初“盜竊”只是為了研究技術。逃犯如今以企業家身份自首，只為了重新興辦破落的機械廠，卻在資本玩家那里最終敗北。小說中展開了關于“好人”的辯證法，兩位主要人物在世俗意義上都是“好人”，因而形成了關于法律正義的悲劇性對抗。警察與工人體現了社會主義時代的秩序、犧牲、奉獻和集體，這些在90年代迅疾展開的新社會語境中顛蹶趔趄、搖搖欲墜，二十年的逃亡、追捕、掙扎，“男人戰斗，然后失敗，但他們所為之戰斗過的東西，卻會在時間之河的某個角落里恍然再現”。石一楓通過結尾“借命而生”的點題，使得小說成為一種關于法律與人性、自我與他人的寓言。這個寓言毋寧說是一部小型的社會變遷史，其中的愛與痛、失落與彷徨、奮斗與失敗都被其他作家書寫過，石一楓的有力之處在于將他人的犧牲提煉出來，從而在墮落的表象中發掘出堅持和抗爭的可貴。

在這個古典悲劇式的小說中，人物其實是理念化的，這與密實的細節描寫構成了一種反差，人物性格中的“軸”和人物遭遇的傳奇性并不那么“現實”卻又是極其“現實主義”的。石一楓在時代、社會與人性的混沌中用文字雕刻出了清晰可辨的命運與觀念。如果按照現代主義小說以來的傳統，可以說是理念大于形象，但這豈是我們這個價值觀面目模糊的時代文學所應該做的事？他的嘗試顯然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然而并非無可挑剔，我們在本專輯中的幾篇論文的分析與解讀中或許可以對其有個更清醒的認識。感謝李壯、李音、趙牧、師力斌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