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城市與上海電影事業的發端

何其亮

作者 伊利諾伊州立大學 副教授

提及全球化這一話題，我們不得不探討資金、人才、技術及信息等等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與相互作用。這樣的流動，在當今電影事業來說，更為明顯，也更不可避免。早期中國電影事實上正是這種種元素不斷流動的產物?！堕惾鹕皯颉返臋M空出世，也只是這些元素流入中國領土產生的一個結果。

對于中國電影史稍有留意的讀者都應知道《閻瑞生》是中國電影史第一部長篇故事片。此電影取材于1920 年夏天閻瑞生謀殺名妓王蓮英的真實案件。本文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回顧并解析這一兇殺案的影響及這部電影的產生，進而探討中國電影發軔的社會與文化因素。通過這樣的討論，筆者希望對于上海電影事業進行一些并非成熟的反思。

1920 年6 月9 日，失業買辦閻瑞生以金姓客人名義，發局票召來蓮英，并邀請一起坐上借來的小汽車兜風。汽車行至上海西郊徐家匯附近，閻與二同謀將蓮英勒斃，奪取身上所有金銀首飾，并棄尸麥田。這一謀殺案經滬上各報披露以后，引起軒然大波。其最主要原因是蓮英的名人效應。當時上海灘的“交際名媛”往往與上海報界交往密切，媒體助力使得她們也成為了社會名人。因此，蓮英之死社會反響極為強烈。在各個報紙披露蓮英被害消息后的一周，已經有出版商開始撰寫并出版有關本案的書籍。上海的各個舞臺也躍躍欲試，做好準備搬演此謀殺案。無奈地方政府包括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社會治安為由，成功阻止了戲劇界即時推出閻瑞生謀殺案的劇目。所以關于此案的戲劇一直要延遲到當年11 月、閻瑞生伏法之后才公開演出。正是因為這些戲劇的成功，才啟發了一眾電影愛好者在1921 年自發組織一個叫做“中國影戲研究會”的投機公司以拍攝十本長篇影戲《閻瑞生》。

一宗命案與上海報業

以上史實在許多已發表的文章及出版物上都有提及，在此不再贅述。然而如果我們換個角度觀察這一轟動性事件，不難發現，閻瑞生謀殺蓮英一案對于民國早年的報業、戲劇界及電影事業的發展影響深遠。首先從報業來看，20 世紀20 年代是舊中國新聞事業的黃金年代，報紙商業化的趨勢不可逆轉。及至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申報》與《新聞報》的銷量都達到15 萬份。相比之下，清末這兩家報紙的發行量始終在1 萬份以下。與此同時，一些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新聞工作法，比如采訪與報道，都在此時漸漸成形。閻案發生的時代，上海報紙一貫秉承的原則是重國內新聞而輕本埠新聞。各大報紙在諸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及漢口都有特約記者，以電報第一時間傳遞重大政經消息。相較之下，本埠新聞則因陋就簡。長期服務于《時報》的著名報人及小說家包天笑回憶道，國內新聞的編輯往往需守候在報館直至半夜，僅僅是為了等待區區幾條從外地傳來的電報消息。而本埠新聞編輯是報館里最輕松一個，晚上十點便可以收工。事實上，20 年代中期之前，各大報館并不設本埠新聞的外勤記者，完全依靠兼職的所謂“老槍訪員”搜集本市新聞素材并撰寫消息?！袄蠘屧L員”者，是消息靈通的鴉片癮君子，他們每日盤踞在一些如茶館的公共場合交換消息，并將消息發給各大報刊?！袄蠘屧L員”秉著“有聞必錄”的原則，并無檢查新聞真實性的義務。另外他們文字水平低劣，寫出來的消息文理不通，味同嚼蠟。更嚴重的是，他們往往一稿多投，導致幾家大報刊登的本埠新聞有同質化的傾向。

這一報業陋習在1920 年6 月中旬報道蓮英被害案時暴露無遺。翻看上海兩大報紙《時報》與《新聞報》，可以發現，從6 月16 日開始報道關于徐家匯麥田發現女尸開始，在數日內兩家報紙在本埠新聞版面上的新聞幾乎一般無二。有時僅僅是改動了新聞標題?？梢?，這些大報對于本市的突發新聞毫無人員上的應對之法。盡管如此，《時報》編輯們仍有補救措施，其副刊如《小時報》長期以來以傳播各種小道消息以饗讀者。

閻瑞生案與上海戲劇業

這一傳播渠道當然也包括戲劇。在當時的上海，戲?。òň﹦?、新劇及林林總總的地方戲）不僅是娛樂消遣，也是一種頗為重要的信息傳播的渠道。在某種意義上，戲劇演員比上海的報館更早了解新聞采訪的重要性。有藝人回憶，當時每次有犯罪或桃色新聞流傳，劇團都會去實地查勘，訪問當事人或其周圍人士。許多類似的轟動性故事都可以作為新戲的題材。因此自晚清以降，上海各舞臺不斷推出各種時事新戲，以招攬觀眾。在這種氛圍下，閻瑞生謀殺蓮英一案自然而然成為各大舞臺追逐的熱門題材。剛才說到，雖然一些劇場企圖在案件發生后不久開演此劇，但遭到工部局方面阻撓而延期至閻瑞生11 月份被處決之后。雖則各劇團側重點略有不同，他們不約而同采取“真實再現”的噱頭來吸引觀眾。臺上展現上海都市風貌的布景自不待言，真車真馬上臺也司空見慣。為了讓真車能在劇中駛入舞臺，劇組往往把汽車事先停在劇場邊馬路上，使得司機能從小路從側門駛入。這樣的安排導致很多未能買票入場的觀眾與看客在街邊等待，為求一睹演員與汽車的風采。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戲劇已經超越了舞臺內外的界線。

除了真實道具以外，真人往往是極受歡迎的賣點。位于汕頭路上的笑舞臺長期上演新?。ㄎ拿鲬颍?。為了搬演閻瑞生新劇，劇組主持人鄭正秋要求各個演員在舞臺上操劇中人的地方方言。比如扮演蓮英夫親的演員來自杭州，表演時必須說杭州話，蓋因蓮英一家都來自杭州。演出數日之后，觀眾一致要求鄭正秋扮演自己，因為劇中有蓮英1917 年花國選舉當選總理一段。當時選舉主席便是鄭正秋，其在選舉典禮上曾作社會改良的演講，因此鄭既是演員也是劇中人，表演自己恰如其分，也能夠激發觀眾看劇的興趣。

所有演出閻瑞生案的劇團中，影響力最大的當屬處于華界的“新舞臺”。其班主夏月潤夏月珊兄弟雖然較晚著手排演此劇，但動作頗大。飾演閻瑞生的是在新劇界頗負盛名的汪優游，這是新舞臺長期以來嘗試將新舊劇融合的一部分。汪自辛亥革命以后從事新劇演出，擅長各種不同角色并各具特色。然而夏氏兄弟看中的是汪閻相似之處：都曾有高校求學的經歷。汪的加盟使新舞臺版的《閻瑞生》劇大放異彩。而汪優游也不負眾望，顯示了極佳的職業素養。為了表現閻瑞生在青浦泅水逃避警方追捕（這本身也是報紙報道過的細節之一），劇團在一個場景中將一巨型鐵皮盒子置于舞臺中央，并盛滿冷水。每次演出，汪優游從高臺跳入，一時水花四濺。2000 年發行的英文紀錄片《梅蘭芳的世界》中，一位受采訪者回憶道，當時水花之大，每每濺到第一排的觀眾。觀眾并不為忤，覺得這才是真實體驗。事實上對于真實感的追求是代價不菲。演出時值冬末初春季節，天氣尚寒，汪每日浸泡在冷水里，一兩個月后終于病勢沉重，需要長時間療養恢復。

《閻瑞生影戲》

正是因為各個劇場演出的《閻瑞生》引起觀眾強烈反響，閻瑞生的一些朋友或在洋行工作的同事發現有利可圖，從而下定決心投資拍攝一部關于此案件的長篇影片，即后來所知的《閻瑞生影戲》。這些參演的影人都是業余人士，但長期以看電影為消遣。閻瑞生本人也是西方電影影迷，而其犯罪行為也被廣泛視為舶來電影不良影響造成的后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閻瑞生影戲》的開拍乃是社會文化風氣轉變以及資本運作等等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結果?？紤]到中國境內尚未有過商業影片成功的紀錄，投資《閻瑞生影戲》是一敢為天下先的冒險之舉。事實證明，此影片是中國電影大資金投入以獲得高額回報的開山之作。且不說組織“中國影戲研究會”，租用商務印書館設備及雇傭商務印書館編劇與其他工作人員等各種開支，僅夏令匹克影院租金一項，每日支出200 元。西班牙商人雷瑪斯旗下的夏令匹克，長期以放映西片著稱，所以能排出檔期給《閻瑞生影戲》已屬破天荒之舉，非高價不能得。這一高賭注的冒險行為終有回報，從1921 年7 月1 日開始的一周內，影片凈利潤達到四千之巨，讓投資者賺得缽滿盤滿。

《閻瑞生影戲》票價分一、二、三元三檔，而當時一些主流劇場高薪禮聘北京京劇名角如梅蘭芳的巡演票價亦不過如此。盡管如此，仍一票難求。后來電影學者徐恥痕分析此影片成功之道時，認為閻瑞生三個字的“魔力”是《閻瑞生影戲》票房的保證。但最根本原因，是電影這一新型科技與娛樂為城市市民提供了一種新的想象與表達方式。

《閻瑞生影戲》與上海電影的反思

閻瑞生案件及《閻瑞生影戲》成功開啟了民國上海這一“東方好萊塢”的大門。自此林林總總的電影公司如雨后春筍在上海成立，為整個華人市場提供不同類型的影戲產品。如果歷史能照進現實，作為中國電影事業發端的《閻瑞生影戲》，對于我們當下反思上海電影究竟有什么樣的啟發？最近幾十年滬上的電影事業與二三十年代的盛況相比，有霄壤之別?！堕惾鹕皯颉返耐黄菩猿晒?，可以帶來幾方面的啟示：首先，影片的成功乃至電影業的昌盛并不是獨立成就的。電影是一個特殊社會文化環境下的綜合性產品?！堕惾鹕皯颉返某霈F首先是整個都市娛樂傳播網絡的產物。前文表明，沒有報紙連篇累牘的報道，沒有出版業的投機活動，沒有各大戲院將此案件繪聲繪色的舞臺再現，《閻瑞生影戲》斷無如此大的吸引力。一些戲劇中的著名唱段，如上述的《蓮英驚夢》流傳久遠。作家繆崇群甚至有錯覺《蓮英驚夢》的曲調正是上海都市的聲音。電影演化到后來，提供觀眾迫切需要的信息（包括案件本身細節與上海城市風貌兩方面）發展到灌輸特定的思想意識，也算是一脈相承。所以當下電影如何吸收其他藝術與娛樂業的精華，如何在都市娛樂與信息傳播網中起一個領軍作用，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同樣的，上海電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托著其他文化傳播行業的興旺發達，比如沒有新劇事業，早期電影業無法源源不斷獲得人才上的支持及劇本供應。所以說，電影業是一個綜合性的工程。如果現在要提升上海電影的江湖地位，問題在于我們是否能夠將上海文化事業的整體推進一個層次？

其次，《閻瑞生影戲》是整個上海社會浸潤在電影文化這一舶來品的結果。導演程步高回顧此案件及此電影時，用了“新鮮、刺激”來概括，可謂恰到好處。閻瑞生謀殺蓮英一案，在很多當時報人看來，非常類似于美國犯罪影片。其中種種因素，如密謀、騎車兜風、殺害、罪犯亡命天涯及警察窮追不舍都是犯罪影片不可缺少的細節。而閻瑞生作為外國電影影迷的身份更加深了這一印象?！堕惾鹕皯颉返某霈F恰恰給了“社會電影化”最后的印證，由此聯想到，當今的電影如何與整個社會的普遍心態與感覺相契合并崇高化，是電影業可以更進一步的關鍵。雖然當下無法 “社會電影化”已不可能，但是電影在與其他藝術娛樂門類（如電視劇、網絡游戲）的爭奪中，能否牢牢把握社會心態，引導大眾想象，確實是電影業成敗的關鍵。

第三，《閻瑞生影戲》所表現的那種都市特有的旖旎風光及速度感、刺激感是其成功的關鍵。這種感覺既是本地的，也是全球的。誠然，對于中國大多數觀眾（包括上海周邊及近郊的觀眾）來說，《閻瑞生影戲》以及后來不斷涌現的表現上海大都市生活的西裝旗袍影片表現的內容并非中國社會的典型縮影。然而，電影表現的不僅僅是日常生活，而是對于現代性的追求。這種渴望與追求，是一種本土化的全球性熱潮，是一種全世界普遍心態在中國生根發芽。而電影能提供的，正是這種心態最好的圖解，這應該也是著名電影學者漢森所謂“白話現代主義”的題中之意吧。百年前的上海，確實具有一個站在中國本土與國際之間的中間地位。這一中間地位也可以從當時的戲劇來考察：如果仔細觀察戲劇《閻瑞生》的排演，我們會發現，演出蓮英被害劇的幾個舞臺，如笑舞臺及新舞臺同時也演出比較高雅的外國嚴肅戲劇如莎翁《威尼斯商人》改編的《女律師》及蕭伯納的《華倫夫人之職業》。這種高雅與通俗、本土與西方混雜正是城市自我定位的一個表現。在近一個世紀后的今天，如何厘清全球化與地方化這一必須直面錯綜復雜的關系，卻成了當代電影人無法回避的話題。提及全球化這一話題，我們不得不探討資金、人才、技術及信息等等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與相互作用。這樣的流動，在當今電影事業來說，更為明顯，也更不可避免。

早期中國電影事實上正是這種種元素不斷流動的產物?！堕惾鹕皯颉返臋M空出世，也只是這些元素流入中國領土產生的一個結果。在此影片產生的五六年前，中國電影事業的先鋒人物，如張石川與鄭正秋，他們在民國早年創辦的亞細亞公司，從呱呱墜地的第一天，使用的就是美國影人留下的電影設備，當時來說已是最尖端科技。同時，傳統中國電影史往往強調張、鄭二人作為影人的身份地位。但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他們首先是生意人，他們的資金的最初來源，是涉外貿易的高額利潤。因此電影史也是一部國際資本在中國流動的歷史。相類似，投資《閻瑞生影戲》的一眾電影愛好者，基本都是洋行買辦或者商人。他們雖冒極大風險對《閻瑞生影戲》進行投資，但其隱含的目的仍然是投機事業以賺取高額利潤。因此可以直截了當地說，電影事業從其根本來說，首先是一門生意。從商業行為與資本運作角度用另一只眼來看待上海電影，也許能夠更有啟發性?？偠灾?，筆者對于上海電影，乃至整個中國電影業的看法是，電影的發生發展不能僅僅從銀幕上的藝術來探究，更重要的是需要關注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的總體氛圍。

多余的話

如果說電影是一盤生意，我們不僅僅應該用另一只眼去看待當下的電影事業，也應當重新審視電影的學術研究。目前看來，更多學者習慣性聚焦于電影本身的一些元素，諸如故事結構、演員演技及視覺聽覺效果等等。相比較而言，銀幕外的東西重視得遠遠不夠。如果學者們擴大視野，資本運作，技術交換乃至跨地區及跨國移民乃至人才流動等等方面都可以納入電影研究的范疇。因此電影研究不僅僅只是電影文本的分析，而是一個集產業、市場、社會及經濟研究的綜合體。推而廣之，電影史的研究不單是一種文化研究，而是集合社會史、商業史、移民史、性別史等等門類的一個特殊史學學科。質言之，我們的注意力應該從銀幕之內轉移到銀幕之外的廣闊天地，這樣廣度與深度的電影研究才會在學術之林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