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迷失與敘事倫理
——讀石一楓的《心靈外史》

◆ 趙 牧

回歸偉大的“現實主義”傳統，高舉“社會問題小說”大旗，將“表現正在發生的時代變化”作為“極其重要的責任”，為近年來石一楓的小說創作贏得了極大聲譽。盡管新時代“頑主的幽靈”尚未離去，但評論界已經足以認定轉向后的石一楓正致力于“用繁復的故事呈現當下社會生活的復雜性”，而他2014年以來以驚人速度接連推出的《世間已無陳金芳》、《地球之眼》、《拯救麥克黃》、《特別能戰斗》就為此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缎撵`外史》因為對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巨變及其引發的精神問題的深刻揭示，無疑也有足夠分量納入這個“社會問題小說”系列，進一步提升石一楓以小說的方式表達社會關懷的戰斗力。事實上，這篇小說甫一發表就迅速引起關注，不但被收入各類排行榜，而且相關評論也接連出籠。然而在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作為“社會問題小說”，它一方面將“文革”時期的革命意識形態視為當代中國民眾陷入“盲信”危機的始作俑者，而在一定程度上重復了20世紀80年代所建構的傷痕反思話語的陳詞濫調；另一方面，既然“社會問題小說”的落腳點在于社會問題，那么石一楓對諸多精神困境的揭示，就被當作某些社會問題的反映，結果大姨媽所陷入的“盲信”危機的確是得到了“理解之同情”，但同時也使她作為觀念化的人物而缺少了必要的自主性。所有這些，似乎都是由“社會問題小說”的敘事倫理決定的，但也不可否認，它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石一楓在創作中對新聞報道等文本化知識的倚重。

一

還是在2011年11月的時候，陳福民在一次作品研討會上談到閱讀石一楓小說的經驗，出人意料地提及張承志。他認為在我們這個“談股論金的時代”，石一楓的寫作如同20世紀90年代初的張承志一樣，“孤零零地、東倒西歪地頹唐游蕩著，拒絕接受時代的誘惑和規訓”。六年之后的石一楓將最新長篇名之為《心靈外史》，雖然未必是對陳福民的回應，但單就其命名而言，卻也證明石一楓和張承志之間確實存在著布魯姆意義上的“影響的焦慮”：張承志的《心靈史》以全景式歷史書寫肯定了西海固穆斯林中盛行的“哲合忍耶”信仰，并試圖將這“窮人的宗教”與他曾投入其中的革命激情關聯起來；而石一楓的《心靈外史》卻顯然回避了“正史”的敘述方式，而致力于揭示以“大姨媽”王春娥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底層民眾“想要相信什么但卻沒得可信只能逮著什么信什么的”的荒謬悖論，并在這個過程中，不自覺地將20世紀80年代建構起來的反思革命話語作為前置觀念。他們一個肯定信仰的價值，并為其積極尋求歷史的根源和依據；一個則為了揭示“盲信”的荒謬，而深入探究了當下諸多社會問題。無論落腳點多么大相徑庭，他們卻統一地把目光投向身處困厄、無助、悲慘甚至絕望境地的人們，并將他們外在的境遇與內在的心靈做了整體審視，而各自給出的解答則又與陳福民所謂的“青春后遺癥”深切關聯，只不過一個是對于紅色革命的文本化激情念念不忘，一個卻早早地追隨王朔式的“頑主”，假裝逃避一切自以為崇高的東西。

或正因此，在石一楓的小說中，總會選擇一個“失敗”或者“多余”的人物作為他的敘事人。這樣的敘事人對于自己的“失敗”或者“多余”的境遇抱有一種自嘲或玩世的態度，所以，以他們作為視點，往往會給人一種疏離和荒誕的感覺，似乎在這個世界上，一切嚴肅的價值都是供人調侃的，一切的功名利祿都是可堪嘲諷的，一切的人倫情感都是值得懷疑的。因為這樣一種“頑主”姿態，每每論及石一楓，總會有人情不自禁地提及王朔，然而相對王朔，石一楓筆下的失敗者和多余者，雖則甘愿在世俗的功名利祿之外保持一種無所事事的姿態，并假裝以油滑的方式應對嚴肅的問題，但正如陳福民所指出的，“他們頑固持守著一些不明所以、不可理喻的信念，貌似在一塌糊涂的泥漿里打著滾而又努力抬頭仰望著什么”。石一楓對此也有著明確的自覺。在眾多的創作談中，石一楓一方面宣稱這些敘述人有著自己的“影子”，另一方面則強調他們很大程度上都屬于“認清自己卑瑣本質的犬儒主義者”，指出他們“有點智慧，有點良知，也要點兒臉”，“雖然什么都懷疑，什么都不相信，本質上是無根的人，但他們又沒有擁抱我們這個時代最赤裸裸的拜物教”，而他就是“通過這類人的眼睛看待世界的”。阿基米德曾說給一個支點就能撬動地球，而這類人就是石一楓的“支點”。石一楓雖不敢確認借此“能撬起多少分量”，然而，就“不能打骨子里認同那些充斥我們今天世道的理直氣壯的邏輯”而言，他筆下的那些“無所事事之徒”確有不同流俗之處。

《心靈外史》中的敘述人楊麥就是這樣一個“無所事事之徒”。當然，這樣說或者對他有失公允。他原本是一個學霸級的人物，通過中學時代堪稱孤絕的奮斗考入中國最好的大學，但學非所用，天體物理專業的他畢業后進入北京一家報社，既抱著“狠狠撈一把”的念頭，又“執筆讜論為人民喉舌狀”，結果卻逐漸陷入“既百無聊賴又聲色犬馬”的生活。而在這個過程中，他一方面深處名利場中，欲望勃勃地幻想著成為一名“成功人士”，最后卻因為前同事李無恥投資寺廟的騙局而滿盤皆輸，“被迫接受一個失敗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則又因為這意料之外但卻情理之中的“失敗”，使他萌生了一種“恨屋及烏的泄憤心理”，于是寫了一大批“尖酸刻薄的文章”，專門揭批各路媒體上曾“被吹噓得玄而又玄的人物”，并在此間發現“神棍們的招搖撞騙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產業”。很大程度上，作為敘述人的楊麥自己也曾經或仍是這一利益鏈條中的一部分：在投資寺廟的項目中，那個曾在東南亞招搖撞騙的“高僧”與李無恥合作擔任“掛名總主持”前，楊麥就在報紙上為其充當過吹鼓手，而此后他對“神棍們”的大力揭批，卻也不過“媒體人掀起的打落水狗運動”的一部分。無論鼓吹還是揭批都有利益在其中作祟，何況這不無私心的參與還給他贏得了一個“公知”的頭銜。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石一楓在這里不動聲色地揭示了“神棍們”之所以能夠在各種各樣的騙局中呼風喚雨，其實是跟媒體的大力鼓噪分不開的，而事前吹捧事后痛打的作風，也充分說明它們已成為“神棍”產業鏈上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

然而楊麥卻將問題引向另一個方向。如果說“神棍們”處在這種假信仰之名而行欺騙之實的產業上游，各路媒體充其量只是助紂為虐罷了，那么這一信仰欺騙產業的民間基礎在哪里呢？作為一名京報記者，而又對于諸多“大師”、“高僧”和“當代圣人”做過充分調查，楊麥于是在揭批文章中表達了他的疑惑：“我們的政府不是在建國初期就基本掃除了文盲，并卓有成效地改造了廣大人民的世界觀嗎？”但時至今日卻“古今中外的怪力亂神在這片土地上大開筵宴，每個敢于信口開河的江湖術士都能分一杯羹”，“難道‘不問鬼神問蒼生’只是一小撮兒中國人一意孤行的高蹈信念，我們的民族從骨子里卻是‘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嗎？或者說，假如啟蒙精神是一束光芒的話，那么其形態大致類似于孤零零的探照燈，僅僅掃過之處被照亮了一瞬間，而茫茫曠野之上卻是萬古長如夜的混沌與寂滅？”難得石一楓筆下的敘述人會這么一本正經地發問，并因為無法索解而精神出了問題。就這樣，楊麥從社會關注重新回到個人生活的敘述，而若將他前后的遭際串聯起來，我們大體可以知道，他基本上是借用新聞報道整合大姨媽生平，將當代中國的“盲信史”鎖定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氣功熱”、“新世紀”前后的“傳銷熱”和近幾年突然在廣大鄉土社會中冒出來的“全能教”等標志性事件，并通過母親和大姨媽的恩怨、父母的離婚事件，將其根源追溯自“文革”時期激進的革命意識形態上面了，所謂將20世紀80年代建構起來的反思革命話語作為前置觀念，正是在這里得到了體現。

我們知道，楊麥出身于“陜西那個山溝里的兵工廠”，這一點極其雷同于石一楓此前的小說《我妹》中的敘述人。這兩個楊麥的父母都是早早離了婚，但對于個中細節，在《我妹》中除了某次身為軍轉干部的父親在盛怒之下“抄起一只瓷做的小豬存錢罐砸向我母親，沒砸著，卻結結實實碎在我的腦袋上”的慘痛經歷之外，敘述人楊麥僅以“那個時候我很小，無法具體知道他們的離婚過程進行得有多慘烈”就給一筆帶過了。對于他們的身份，也僅僅是簡單提及軍轉干部和知識分子的對立，而后就更多地以油滑的腔調，敘述了多年以后他作為“美食記者和文化混混”的“頑主”生活，以及因為同母異父的妹妹小米“闖入”他私人領地而引發的沖突?！缎撵`外史》卻不同。且不說楊麥對于母親娘家“以前是北京的大宅門”的刻意強調，僅那次小豬存錢罐不幸砸中的經歷，就被他嫁接在母親出走的情節中充滿悲情卻又不無戲謔地演繹了一番，而這除了給大姨媽的出場提供必要契機外，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給此后她接二連三陷入“盲信”的精神困局提供歷史根由：自那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時代開始，人們已經失去了精神世界的自主權而受制于革命的教條主義，不但楊麥父母的婚姻生活為神圣的政治術語所綁架，就是大姨媽也曾因為對“革命”的信仰而檢舉“我母親”私藏了被發配到東北的“我姥爺”的手稿和線裝書。這在那個“破四舊”的特殊年代里直接關系到“我母親”這個“破落戶的小格格”的政治前途，而此后她和作為廚娘閨女的大姨媽這對小姐妹的命運也確實因此發生巨大改變，一個大學肄業被發配到大西北某兵工廠子弟學校教書，一個抱著自我懲罰的心理而主動選擇下放河南并落戶在那里。

二

三

因為大姨媽陷入的“盲信”困境，被歸結為“社會巨變”在底層民眾中引發的“精神危機”，所以，我們不但從她的言行中難以看到自主的成分(“我必須得相信什么東西才能把心填滿”)，而且她的這種不自主卻又是為了揭示某種社會病癥服務的。她似乎既沒有獨立的意識，也沒有獨立的生活，而是像牽線木偶一樣，聽從敘事者的安排，完成程序化的動作。大姨媽這大半生從最初盲從“革命”開始，到癡迷“氣功”、陷入“傳銷”，再到最后當一切改善處境的努力都告失敗，連一處棲身之地都因為開礦的緣故也不能保住，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尋求精神上的解脫，為了虛無縹緲的天國靈光，竟至于追隨那些窮途末路的教友們集體自殺了。這當然是令人唏噓不已的。但細想起來，卻是大姨媽每一處人生的轉軌，都關聯著當代中國某一時期的重大社會現象，就不能不讓人疑惑，如果僅僅是出于社會關懷的目的而將這兩者如此嚴絲合縫地勾連在一起，那么，大姨媽作為“個人”的存在及其經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刪削、篡改與整合了呢？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大姨媽是作為一個真實生命，而不是作為一種社會分析工具活著的呢？

為此，我們不妨回到大姨媽“盲信史”的原點，檢視一下她作為昔日京城大宅門廚娘閨女這一身份被賦予的敘事功能。作為前朝權貴，到20世紀60年代，這戶人家已完全破落，大宅門里的人死的死、散的散，到最后，就只剩下大姨媽與主家女兒相依為命了。楊麥的母親就是主家女兒，多年以后，當這位“破落戶家的小格格”向兒子重現這段溫暖的回憶時，已先驗地接受了一個“傷痕敘事”的前提：越是將自己與大姨媽的相處敘述得溫情無限，就越是能揭批極“左”政治對于人倫關系的破壞。大姨媽看似被國營飯店戰斗隊女副司令的“階級論”說教所誘導，但實際上卻是已進入“傷痕敘事”的圈套。無論告密還是懊悔，她都可被看作《傷痕》中王曉華的變形。相較而言，大姨媽的悔意要比王曉華來得早了很多，就在學校的支部書記逼問母親“東西誰藏的”時候，她氣喘吁吁地跑進來包攬下一切責任，并在無力彌補的情況下以主動要求下放的方式表達了懺悔。所有這些，一方面突出大姨媽的單純、真誠、善良，而這些正被當作她后來陷入一系列“盲信”困境的個人原因；另一方面卻也借著這些單純、真誠、善良以及由此引發的輕信和盲從、告密和反悔、坦白和自責，將極“左”政治視為當代中國民眾“盲信史”的始作俑者。在這么一個“傷痕敘事”的框架里，大姨媽的情感反應，當然在一定程度上應是她真實心理的折射，但在敘事倫理上，這些情感反應卻又是被充分結構化的，也就是她怎樣被誘導而告密，何以又反悔而自責，都是與既定的敘事目的關聯起來的。在“帶功報告會”上將“越來越好”的機會拱手讓給楊麥，在楊麥深陷傳銷窩點坐以待斃時又費盡周折予以搭救，而最后，為了不成為楊麥母子的負累而在勞教解除后追隨“非法傳教者”劉有光走向一條不歸路，大姨媽被楊麥念茲在茲而又被賦予重大意義的行為，總缺乏一種感人至深的力量，也可從這里得到解釋了。

本文為河南省哲社項目“現代中國作家‘延安道路’及其創作研究”(2017BWX018)與河南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研究重大項目“‘新時期’以來河南城鄉小說中的夢想敘事研究”(2015-JCZD-005)的階段性成果，并在寫作中受到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十批博士后特別資助(2017T100528)的支持。

注釋

①陳福民：《石一楓小說創作：一塌糊涂里的光芒》，《文藝報》2011年11月7日。

②石一楓：《關于一部“盲信史”》，《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17年第5期，第90頁。

③劉濤：《頑主的幽靈——石一楓論》，《西湖》2012年第5期，第103頁。

④陳福民：《石一楓小說創作：一塌糊涂里的光芒》，《文藝報》2011年11月7日。

⑤楊曉帆：《石一楓：我就是一個傳統作家》，《芳草》2015年第5期。

⑥石一楓：《關于兩篇小說的想法》，《文藝報》2016年3月25日。

⑦石一楓：《心靈外史》，《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17年第5期，第30頁。

⑧石一楓：《心靈外史》，《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17年第5期，第30頁。

⑨石一楓：《我妹》，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9頁。

⑩楊曉帆：《石一楓：我就是一個傳統作家》，《芳草》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