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王漫曦及其短篇小說《陪讀時代》

◎ 牛學智

刊物與好小說的關系向來比較微妙。

有的好小說肯定首發于重要刊物，并被評論家率先推介或者徑直被轉載、獲獎；有的好小說命運就不一樣了，不但不能被重要刊物發表，而且還可能會賜予差評，被論評、轉載、獲獎的概率幾乎為零?！爸貙懳膶W史”“重讀”“再解讀”等等名目下被拾起的“漏網之魚”，大多屬于這樣那樣被迫錯過的好小說。甚至也可以夸張一點說，經常被熱心的讀者念念不忘的小說，它們的傳播、接受過程一般比較不盡如人意。此等現象的普遍存在，至少說明一些比較重要的文學刊物，其在特定意識形態下被養育而成的文學趣味和價值標準，許多時候是很不靠譜的。特別是當那些具有別樣乃至扎眼審美企圖、思想鋒芒的作品遭遇標準化流行趣味時，情況就更是如此了。

王漫曦的《陪讀時代》（《湛江文學》，2018年第4期），據我所知，恰好屬于好小說而未于能在重要文學刊物露面的情形。三年前我就拜讀過該小說未刊電子本，按作者的敘事企圖、凝聚普遍社會問題的視野和概括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典型中國故事的雄心，直覺判斷，正常情況下這小說應該不止在重要刊物發表，還會被其他選刊轉載。沒想到，時間過去三年，輾轉幾家重要刊物之后，發是發了，可卻竟是以如此低調的形式與它的讀者見面，這多少讓人對所謂重要刊物的選稿條件有所懷疑了。這絕不是低估類似《湛江文學》一類刊物的社會影響力，而是喟嘆于現如今文學趣味的標準化、同質化與等級制。實際情況當然是即便《人民文學》上面的多數作品不見得比《湛江文學》刊發的好到哪里去，可是，畢竟這不是同一個性質的問題。

閑話休說，言歸正傳，現在來說說王漫曦和他的這篇小說。

三十多年前，王漫曦就迷戀寫小說，并且他的小說成就就已經屬于“西海固文學”中的佼佼者了。那時候，他在《六盤山》編輯部當編輯，下基層找作者改稿，騰挪版面推介新人，是他的本職工作，可謂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在相對封閉的文學生產環境，在幾乎每一個西海固小說家成長為《朔方》及《朔方》之外其他重要文學刊物的重點作者的過程中，差不多他們的小說首先都得歷經王漫曦等人之眼的挑剔過關才行，他也就當之無愧是那一階段西海固小說家的守門員和伯樂。這樣的專業鑒賞背景和扎實的寫作努力，才成就了他。早期的中短篇《藍色舌頭》《火飛翔》等，至今還有讀者和論者在提及。經歷 15年文學實踐之后被動調入寧夏電影制片廠擔任編劇，一直到退休，期間，他的小說初心并未忘懷，長篇小說《租借生命》《尕西姆·馬和?！返?，其厚重文化積淀和精妙構思，或者充當碩士學位論文的重要骨架，或者充任地域文學史階段述評的重要依據和段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表明作為成熟小說家的王漫曦，某種程度蓋過了作為影視編劇的王漫曦。

有了這么一個復雜卻又單純的文學歷練背景，再讀《陪讀時代》，就自然會勾連起影視與小說的話題來。大家知道，莫言、劉震云、劉恒、王朔、楊爭光、周梅森等一線小說家，都曾或現在還是小說家加編劇，也出產了不錯的小說和影視劇。但從他們的作品可以看出，總的來說，介入編劇逾久小說反而寫得逾差，反之，小說保持基本水平的，獨立編劇基本不怎么成功。最好的選擇，只能是編劇與小說家分家，或者至多這兩門東西只能作為跨學科經驗和視野，來重點成全一門，二者兼而有之，猶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一樣困難。劉震云的例子，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他一邊深度參與影視，一邊所寫的《手機》《我不是潘金蓮》《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等長篇小說，若不是“名人”的“蝴蝶效應”在茍延殘喘發揮市場余熱，按照正常的長篇小說審美慣例來衡量，倘出自“非名人”之手，恐怕連自費出書都有障礙。只要嚴肅一點的出版社、慎重一點的出版商，誰敢把出自網絡段子手的雞湯故事、自媒體情境中的熱點資訊和古典讀物中的笑話掌故，拼貼而成的白開水似的冗長故事，當回事呢？

當然，影視編劇與小說創作結合、聯姻的優勢，也很明顯。簡而言之，就是互相借鏡，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借雞下蛋的省便而已。尤其在自媒體時代，沒有影視編劇意識的小說家，小說可能會寫得非常篤定、憨厚，但不見得有適合現時代人們閱讀節奏、生活節奏的時間觀，因而總體效果顯得滯重而拖沓，感染力效果驟降。更重要的還在于呈現思想的方式上，處理不好，影視敘事會完全瓦解小說的能量，而不是成全。一句話，特別是符合中國觀眾審美習慣和倫理習慣的影視劇，本質上是取消思想表達的，這與小說豐滿思想表達，正好相反。

正是得益于對影視劇肌理的熟悉，對編劇流程的熟練，《陪讀時代》作為小說，才顯得非常扎眼。

小說講述的實際是“小黃帽”的故事。在廣袤的山區，城鎮化的結果和后果早已同時顯現出來了。一邊是基本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現代化生活方式的推進、適應；另一邊是教育、家庭倫理、醫療等核心民生問題的雪崩式斷裂?！靶↑S帽”作為一個典型社會現象，它的出現，正是“陪讀時代”的到來。大量農村小學開始凋敝，乃至于關門，這不是說農村孩子數量突然銳減，而是必須跟隨進城打工、“城鎮化”了的大人到縣城學校去上學，所謂“386199”（38指 婦女，61指兒童，99指老人）部隊，描述的即是其中之一情形。大量農村適齡兒童涌入縣城，可是縣城學校并未擴容多少，為了交通好標識，學校要求上下學小學生一律戴統一發放的小黃帽以示分辨。這時候，小黃帽便成了小說重要符號和關鍵視點。通過小黃帽，背后的社會學和經濟學問題，才能被逐一拉出；透過小黃帽，幾乎每一個因小黃帽而牽扯進的小家庭及其倫理結構、親情結構，都將重新洗牌。

但是，這些內容，只是王漫曦結構小說的一個視野，是小說有意隱藏的部分。也就是說，他沒沿著通常編劇的慣性思維去講述。他回到了小說的思維，摒棄了浮于表面但很可能有看點滿溢道德眼淚的譴責式、否定式故事模式，壓縮了場面的喧嘩和沖突的極端化場景與情節。拎出了無數小黃帽大軍中的一個小黃帽娜娜，抓住了這一個小黃帽的家庭及其媽媽妥婭，來做文章。這種刪繁就簡，其實是給素材瘦身、減肥。去掉的部分涉及到城鄉對峙而總是鄉村倫理占據上風的經驗主義趣味，涉及到個人與整體命運爭鋒而總是集體主義氣勢壓倒個人訴求的宏大敘事遺風，更涉及到文化傳統主義與文化現代性膠著互織而總是傳統文化打敗現代文化的保守主義“文化自覺”。消除了思潮慣性之后，當然還有一層流行看法需要揭開，那就是凡觸及此類命題，探索的眼光好像不得不腰斬于傳統悲情戲的程式，只留下一把辛酸淚而終止體驗走向深入。在這篇小說中，娜娜及媽媽妥婭、爸爸高啟明一家三口，怎么忍痛割愛甩開農村親人、家業進城謀生的抉擇及后面的龐大累贅，即是這性質。王漫曦也沒有完全鋪開這些情節，他知道，弄不好，也是一般流俗故事，見不了深層次的悲劇，缺失了文化的反思。如此這般敘事處理，到了最后，之所以媽媽妥婭與偶遇的燒雞生意人“雞王”之間的露水交歡值得寫，是因為這一點不單撕開的是傳統道德倫理看不到的東西，而且也是裸呈了被人文知識分子反復轉譯進而變異了的現代文化看不到的東西。這兩樣東西，總結來說，前者要求妥婭恪守婦道，甚至安貧樂道，否則就是詛咒城鎮化和聲討現代性對人心的攪亂，力倡回到原來的鄉村格局和鄉村秩序中去；后者要求妥婭自重、尊嚴，否則就是墮落和迷失，誘導妥婭孤零零做一個眾人仰慕的英雄主義者。

妥婭與“雞王”偷情也罷，互相利用也罷，尋求刺激解悶也罷，當然是沒有什么真情可言的，正如“雞王”這個雙關詞一樣，眾陪讀婦女既然能給他起這個外號，也是多少經歷過一些實戰經驗后送去的評價。這里面，陪讀婦女們的孤獨、寂寞生活，無需多說，也是一目了然的。

值得進一步解釋的就是這個關系。按照小說敘事的紋路和作者的傾向，妥婭與“雞王”不正常關系之所以能貫穿始終，我的理解，其所指在透視城鎮化后，個體處在“回不去的鄉村，進不了的城市”夾縫中的諸多兩難。其一，妥婭因寂寞而勾搭“雞王”，從而感情走上了不歸路——不見得是依戀“雞王”，而是對陌生情感生活的向往，即便在女兒娜娜的鄙夷態度中似乎做到了深刻懺悔，但真能恢復如初嗎？這是暫時超越了具體生存生活境遇的情感覺醒，現有社會機制、家庭倫理機制能提供嗎？答案是否定的，當然這不是娜拉走后怎么辦一類世紀之問的簡單重復。其二，小黃帽作為整篇小說的一個強力審美符號，雖出現規模、頻次不多，但僅有的幾次卻出現在要命之處，比如在媽媽交媾之時的幻覺中，在爺爺奶奶太爺爺太奶奶意識到妥婭懷孕之時，它的出現，一定還有紅綠燈閃爍的光芒，作為陪讀的下一代，娜娜們的人生路該在什么時候迎來紅燈停綠燈行的正常秩序？這不是物質層面單純城鎮化能否完成的問題，更是文化現代性即人的現代化何時兌現的問題。目前來看，解決這問題的方案似乎還遙遙無期，它不只深關“高高興興上學去，安安全全回家來”，還涉及到她們能否最終成為一個健全的人，以及他們所置身的環境能否形成得體的機制保障的問題。其三，妥婭的確是不慎懷孕，但即是事實，也就不免社會化，作者推出的敘事信息不是置丈夫、家人、孩子和眾陪讀婦女于道德的尷尬境地這么簡單，小說提出的問題或許是，在劇烈流動的現代社會，我們是否生產出了足以應付復雜文化關系的價值軟件？如果沒有，那么吉登斯意義的血緣之外、親屬之外的“親密關系”，該怎樣處置？這種關系將不可避免成為個體化成熟階段必然遭遇的難題，顯然，既有傳統倫理道德文化和不成熟現代城鎮小市民文化，都無法解釋過去，出口究竟在哪里？如此等等，還可以繼續追問下去。

作為一個短篇小說，我覺得有如此之多的暗扣，來逼問讀者、考驗讀者，本身是其十足思想分量的表征。僅此一端，《陪讀時代》的審美涵詠價值，觀念挑戰價值，便不言自明了。這也是我固執地認為，作為有思考尖銳度的《陪讀時代》，最終未能亮相于重要刊物，也就不大可能被嚴肅對待的當下文壇，給人以沮喪的原因。這不是哪個作家的哪個具體文學作品沒有獲得公正待遇的世俗功利訴求，它牽扯到我們時代整體的文學趣味和標準是什么一類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