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不同言說

徐慶全

從1950年到現今在路上的2010年代,人們——學界精英和蕓蕓百姓——似乎對1980年代格外鐘情。鐘情的緣由,可以借用王學典新近出版的《思想史上的新啟蒙時代——黎澍及其探索的問題》一書中的話來概括:

這是一個過渡的年代;這是一個彷徨的年代;這是一個搖擺的年代;這是一個矛盾的年代;這是一個方向不明上下求索的年代;這是一個走一步退兩步改革舉步維艱的年代;這是一個充斥著激情、幻想、懷疑、狂熱、偏激,甚至歇斯底里的年代;這是一個舊事物舊思想舊觀念在掙扎在死亡,新事物新思想新觀念在萌芽在生長的年代;這是一個需要英雄而產生了英雄的時代,那么多的政治英雄、思想英雄、學術英雄叱咤風云;這是一個焦慮的年代,焦慮“文革”悲劇重演、焦慮“異化”等;這是一個使命意識、責任意識、拯救意識空前高漲的年代……

這是查爾斯·狄更斯式的語言——看過《雙城記》的人,都能記得他開篇的句式:“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從80年代走過的學人,至今不會忘懷當年以狄氏語言與時代映照所帶來的震撼——王學典的套用,恰如屐齒印蒼苔,浸潤的還是那種震撼!

2006年,查建英推出《八十年代訪談錄》一書后,“八十年代”這個詞陡然火起來,“查氏重構的80年代”以及他人關于80年代的言說,在某種程度上得到當下讀者的認可。

王學典認為這里面有被誤讀的成分。王學典將80年代分為三段:從“文革”結束到1983年10月的“清除精神污染”,主題是“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反‘文革”“反封建”;1984年開始至1986年底,主題是以“反傳統”為主題的“文化熱”;從1987年春至1989年的春夏之交,主流思潮除繼續“反傳統”“全盤西化”外,不同政治傾向之間的思想博弈重新浮出水面?；钴S在第一個時段的是以周揚、于光遠、黎澍、王若水等為代表“黨內理論家”,他們主宰了當時整個意識形態領域。1983年10月開始的“清除精神污染”使這一批“黨內理論家”遭到迎頭一擊,處于二線的以李澤厚、龐樸、王元化等為代表的“思想文化界”崛起;與此同時,以“新三屆”學生為主體的“青年學者群”嶄露頭角登臺亮相。1986年底以后,“青年學者群”開始成為新一輪思想解放潮的援軍。這是老中青共同擁有的80年代。

但是,2000年代以來,“黨內理論家”歸隱道山,“思想文化界”耆宿或仙逝或年邁而不再擁有話語權,而“青年學者群”的一部分人在進行“一場‘80年代的書寫競賽”時,卻不乏有“利用現在所擁有的話語權”“合謀篡改‘80年代”的現象產生。像《八十年代訪談錄》,其實是主體缺席的80年代的言說,卻被媒體和讀者解讀為代表了整個80年代,而這種誤讀的危險,不僅僅導致歷史的豐富性出現斷層,更危險的是,會讓歷史被遺忘,當然這不是作者能左右的。

王學典所勾勒的80年代,實是對大眾這種誤讀的糾謬。作為歷史學家,眼望歷史的天空,為的是對現實的關照,而80年代恰恰是聯系歷史與現實的紐帶。王學典所關注的80年代,是學術研究與時代思潮同步共振,能夠更加精準而全面地向讀者傳遞80年代的特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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