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裝無人機與戰爭變遷
——以社會-技術系統為視角

文/劉樹才

最近十多年來，各種軍用無人機執行了搜集情報、識別與監控目標、精確打擊等戰術任務，其戰術優勢讓其獲得了戰略地位。各兵種、國防部和各國都加大對無人機的研發和采購上的投入，并制定相關的發展戰略規劃，無人機進入了軍事的各個層面。

然而，人們在評估無人機的影響時出現了分歧。支持者從成本-收益和軍事技術革命的角度為無人機辯護，批評者則從法律規范、制度架構和道德倫理等角度展開批評。本文嘗試進入這場辯論，并指出雙方共享了將無人機“靜止化”和“本質化”的預設。為了突破上述限制，我們嘗試引入“社會-技術系統”的概念，分析無人機演化的動力、階段和困境，為有針對性的介入提供智力支持。

“功能本位”與“價值本位”的對立：爭論中的無人機

隨著無人機的大規模擴散，政府官員、無人機操作員、戰略學家、非政府組織、國際法學家和倫理學家加入到辯論中來。我們嘗試從技術預設的角度進入呈現辯論雙方的角度、立場和盲點。無人機襲擊的支持者施特羅澤認為它合法合理。其論證思路是：恐怖分子像挾持人質的犯罪分子，威脅著人質的安全，無人機作為精確打擊的武器，可以射殺綁匪，拯救人質的安全。從成本-收益來看，無人機可以執行枯燥、危險和骯臟的任務，可有效區分平民和襲擊目標，減少關聯性傷害，是高效的“外科手術式”的戰爭。

第二類是用歷史發展趨勢為襲擊辯護。支持者相信無人機的崛起是歷史的發展的必然，他們未雨綢繆，積極推動變革的完成。其中，樂觀派認為無人機在反恐戰爭中的效果讓其站穩腳跟，并進入高速發展的軌道。謹慎樂觀派對無人機扮演的角色持保留態度。辛格發現無人機的悖論：軍人遠離戰場使開戰變容易了，戰爭的過程卻更加復雜；無人機會減少傷亡，但也降低了殺戮的道德和心理屏障?？梢钥吹?，支持者秉持的是技術工具論，技術是理性、客觀、中立之物，不承載任何價值。

相對而言，批評者則堅持價值本位，討論無人機對既有安全規范和價值的侵蝕。其中法學家和倫理學家質疑定點清除將戰爭變成了“暗殺”，變成了沒有妥協、投降和勝利的“無風險的總體戰”。左翼批判學者提出的問題是“誰的無人機”。馬澤蒂認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是無人機的最大受益者，CIA變成了軍事-情報復合體，政府的情報工作也走向了私有化，無人機打破了CIA與五角大樓間的分工和平衡。批判地理學家格里高利認為無人機在物理空間上讓戰爭無處不在，在法律空間上挑戰了主權國家和疆域的觀念，在觀念空間上“敵人”被虛擬化和非人化。吉奧夫和斯圖特認為無人機啟動了美國的各個層面，國會在襲擊上的默認，總統選擇短期、放棄了中長期手段，軍工復合體、情報共同體的支持，非政府組織脆弱的反抗，這些都讓美國整個國家無人機化了。斯圖特的視角主要局限在國內政治的領域，而政治地理學家伊恩·肖從無人機性能上推進時空壓縮和全球支配的視角討論了其襲擊讓國家暴力無人機化，國際政治的模式也從地緣政治轉向了治理人口的生命政治，國內政治模式從人口密集型變為信息密集型，美國變成了用無人機進行全頻支配的帝國。法國哲學家沙馬尤從哲學的視角討論無人機與殺戮鏈（偵察-監控-追蹤-獵殺）的關系，討論了辯護者和批評者在準確性與人道性上出現的分歧，指出無人機攻擊模糊了戰爭與和平的界線，挑戰了三權分立，引發了政治自動化的傾向。

可以說，批判者們是技術實體論者。無人機承載價值，并沖擊和破壞著既有的制度、規范和問題。他們看到新技術帶來的退化和墮落，技術讓面對面的戰爭變成了遙控殺戮、電子游戲、暗殺和全頻支配。批判者的問題是他們看到了技術帶來的影響，卻容易將技術本質化，忽略了技術自身的含混性和模糊性，忽略了技術演化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以及行為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支持者重視功能，卻忽略了功能的發揮需要社會環境的支持；批評者從價值的角度對無人機進行倫理指責，卻無法提供建設性的建議。要解決上述盲點，我們需要尋找新的視角。

無人機：演化的社會-技術系統

要理解無人機變革對戰爭的影響，難點在于理解無人機變革。功能化和本質化的論述無法理解變化中的現實，引入荷蘭技術社會學家吉爾斯提出的“社會-技術系統”可以彌補上述不足。社會-技術系統理解的“變”不是“漸變”，也不是“激變”，而是系統性的變革。所謂系統性變革是從一種技術系統轉換到另一種技術系統。汽車代替馬車的歷史不是汽車的發明史，也不是新工具汽車代替舊工具馬車的線性更迭史，而是以汽車為標志的運輸系統代替了馬車系統的過程，是長時段的系統變革。

用系統的視角理解技術，始于技術史家休斯。受二戰后電網、鐵路網、煤氣管道網等大型基礎設施的啟發，休斯認為技術不是單個器物，而是“無縫之網”，它將器物、組織（制造商、投資者、供應商、研發機構）、法律規范等眾多要素連接起來。技術是變革的起點，是系統的紐帶，但它單憑技術無法決定其演變的軌跡。在此基礎之上，吉爾斯進一步發現社會-技術系統存在六類社會群體：大學和研究所等研發者、政策的制定者、使用者、生產者、市場、社會性的團體和媒介。這六類群體的自主性和互動推動或阻礙著技術的興起、發展、成熟或衰落。

技術系統的變革和擴散包含微觀層面的利基、中觀層面的制度和宏觀層面的物質景觀三個維度。這三個層面既不平行，也不平等，他們相互糾纏，存在層疊式的等級性。外部景觀的壓力和既有制度的漏洞會為技術變革提供機遇和市場，技術通過連接更多的要素來壯大自身，并影響與之相關的社會群體，爭取他們的支持。技術會抓住發展機遇，努力獲得制度上的支持，實現技術的制度化，甚至是固化為穩定的社會景觀。成功的系統變革過程需要連接如此多的變量，其演化很難找到單一的線性的因果，是系統內外多種要素互動的結果，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偶然性。

吉爾斯曾經以荷蘭城市自來水系統的確立與個人衛生觀念的演進（1850—1930）為個案，展現社會與技術的共同演化。城市自來水是一個社會技術系統，它連接了管道網絡、城市居民的用水習慣、既有的供水系統、文化觀念、日常維護和供應、政府政策等各種異質性因素。吉爾斯用這個概念來回答為什么1850年荷蘭就具備了發展自來水的技術條件，但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在城市中普及。通過回溯歷史，吉爾斯發現社會群體的觀念、政府的自身定位會影響技術的傳播和接受，技術也為人們提供新的觀念和行為方式，同時又帶來了政府公共政策和社會觀念的變化，并且制造出新的市場和產業?？梢哉f，技術變革不是為問題尋找最優答案的線性過程，它是非線性的，依附于外部的發展以及問題與答案間充滿變動的連接。

《政府會計制度》將《高等學校會計制度》中“應繳國庫款”“應繳財政專戶款”兩個科目合并為“應繳財政款”。

吉爾斯的精彩研究啟發我們用社會-技術系統視角分析無人機。

首先，無人機是一個系統。從技術上來看，無人機系統包含飛行器、地面控制站、發射和回收裝置、有效載荷、數據鏈和地面保護設備等，其中包含遙測、遙感、攝像等獲取信息的模塊、信息的傳遞和交通網絡模塊和殺戮模塊等。各模塊間發展程度并不均衡，限制了系統的性能。在技術之外，無人機的正常使用需要一系列的社會條件。無人機的出現，需要研發者，需要制造商、購買者和使用者、相關的法律法規、與之相匹配的價值觀念。這時，無人機作為一個切入點，將各種社會群體、價值觀念和組織制度關聯起來。社會為無人機提供空間和支持，無人機的壓力也會引發組織觀念的變革、資源的重新分配和價值觀念的調整。

其次，無人機的變革是技術變革。這里的技術變革，指的是無人機的發展、擴散、制度化、和衰落的過程。社會科學界在研究無人機時將其本質化，忽略了技術和社會相互調試和共同演化的現實。無人機一直處在演化的過程中，從系統的任務到各分支系統，問題和答案的連接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它可能會為某個問題提供更好的答案，但它絕不是完美的答案。

最后，無人機與社會是共同演化的。無人機與社會的關系需要在具體語境下展開分析。技術的突破、社會的需求和外部環境的壓力，這三種因素在不同的時間段相互作用，影響著無人機的演化軌跡。當技術獲得突破，它也會影響與之相關的社會制度，技術會影響軍人的習慣和觀念，會對既有的制度構成挑戰，壓制某些器物的生存空間。同時，這些受到挑戰的觀念、制度和器物會聚合一批人對無人機的擴大形成壓力。

無人機與戰爭的共同演化：以美國的經驗為例

按照無人機演化的技術的利基、外部客觀環境和社會制度的作用，我們可以將美國無人機與戰爭的共同演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17—1945），總體戰中的無名者；第二階段（1945—2001），冷戰和局部不對稱戰爭下的無人機；第三階段（2001—現在），反恐戰爭下的無人機。

第一個階段（1917—1945）是無人機艱難起步的階段。1917年美國人斯佩里制造出了可運輸炸藥的無人駕駛飛機是它的起點。但沒等正式上陣，戰爭已經結束了。20世紀20年代，無線電通訊技術的普及刺激了無人機技術的進步，其中的代表是美國的雷吉納德·丹尼，他在1935年成立了無線電飛機公司。該公司制造的無人機飛行距離和控制系統的性能有限，但在二戰中成為重要的訓練靶機。誕生之初的無人機是少數個人的理想與總體戰互動的產物，二戰前的無人機，更像是一種個體性的技術，其連接的制度和器物非常少，力量弱小，只能是戰爭的一個注腳。

第二個階段（1945—2001）從二戰到美國的反恐戰爭，無人機在近半個世紀的過程中起起伏伏，艱難成長。二戰結束后，核威懾和核打擊是戰略的重心，加上雷達的發明和廣泛使用讓作為靶機的無人機失去了生存空間。在美蘇冷戰對峙的狀態下，軍事情報需求激增。為規避危險，無人機開始作為有人偵察機的替代選項。越南戰爭中，美國瑞安公司在火蜂-147型無人機上加裝了偵察照相等各種偵測設備進行低空偵察。但越戰結束后，美國又將無人機封存。1982年貝卡谷高地的戰爭中，無人機出色扮演了誘餌和偵察兵的角色，無人機的地位重新受到重視。海灣戰爭中，美國和北約盟國均使用無人機了解戰爭態勢，評估作戰效果。這段時間，無人機的偵察地位牢固確立起來。戰略目標和戰略認知影響著無人機的起伏。通過一次次的實踐，無人機在決策層確立了應用的地位，這也說明技術從圖紙到實驗再到現實，中間需要經常多次驚險的跳躍。

除了決策層的認知，美國的國防研發體制推動了無人機的相關核心技術的進步。例如導航、導引技術、動力技術、全球定位系統等關鍵技術，這都與美國創立的國防研發和采購的項目體制相關。無人機是一種項目化的、軍方資助并管理的技術，由軍方資助和管理的工業公司來研制，是美國軍工復合體的產物。

第三個階段是從9·11事件到現在，是無人機的起飛并謀求制度化的階段。9·11事件之前，無人機起飛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它在研發和生產上已經形成了一個需求—研發—生產的軍工復合體。全球反恐戰爭釋放了無人機的攻擊潛能。美國借助信息通訊技術和無人機可以克服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尋找、發現、定位和清除恐怖分子，實現了全球支配型的“追捕”式戰爭。無人機在反恐戰爭上的優異表現，使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到這個領域，它開始從單純的戰術性演化為戰略性武器，其戰略地位不斷上升。

隨著無人機地位的提升，作為社會技術系統的無人機已經形成。為了系統的持續運轉，它需要資源獲取的常態化、編制的獨立化和觀念上的合法化。首先，無人機獲得的投入是有限且充滿變數的。在國防投入有限的情況下，無人機投入的增減會觸動其他相關群體的利益。不同的型號和不同性能的無人機之間存在競爭關系，與有人機、洲際導彈等多種戰略性力量也存在功能性的競爭。同時，全球戰略環境的不確定性，也加重了未來無人機投入上的變數。其次，圍繞無人機的指揮權，美國各軍種間展開競爭。最后，從觀念上看，無人機襲擊是在在法律和倫理的灰色地帶成長起來的。無人機的制度化和日?；枰獮樽陨硐窗?，并擴展為一般性的社會共識，這個過程需要時間。

處在制度化階段的無人機對戰爭帶來了怎樣的影響？與外科手術說不同，社會-技術系統認為實踐中的無人機在戰術上的精確無法保證戰略上是高效的，它解決了舊問題的同時又帶來了新的問題。實踐中技術的功能會出現漂移，技術性能的提升只是影響未來戰爭走向無人化和智能化的一種因素，各種社會因素影響著技術性能的最終實現。

社會-技術系統論與“暗殺說”都重視倫理規范和價值的重要性。區別在于前者強調某些規范和價值需要隨時代變化做出調整。無人機攻擊不是顛覆，而是讓既有的國際法和軍事倫理“問題化”了。作為一種新的實踐，無人機技術的飛速發展與相對穩定的規范之間出現了時間差，與道德批判相比，社會-技術系統嘗試打開技術黑箱，進入技術內部，發現技術與社會的連接，為尋找合適和有效的倫理規制提供必要的基礎事實和前提。

無人機不是“殺手锏”，更不是“絕對武器”，它是一個連接器物和社會的演化系統，無人機戰爭是該系統運作的產物，戰爭的具體形態和特質受制于系統演化的形態和階段。當前，無人機系統處在制度化階段，技術與既有制度在資源配置、編制和價值觀念上的矛盾影響著無人機的未來。這些矛盾也決定了無人機戰爭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

結論：追尋可能的未來

要理解無人機及其未來，我們需要拋棄本質論和工具論，將無人機視作演化中的社會-技術系統。它的發展需要制度、規范和基礎設施的支撐，同時，它引發了潛在的系統性變革。無人機的“未來”存在于時間之中，與過去和當下息息相關，是充滿開放性。

要應對無人機的挑戰，學者們需要進入這個社會-技術系統的內部，理解其所處的階段、動力和機制，找到制約其發展的自身瓶頸和外部障礙。當前，它已經演化到了制度化階段，新技術與舊制度在資源分配、價值理念和建制上的沖突和融合決定了無人機戰爭的多面性和模糊性，其未來的走向受制于我們當下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