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理性假定：情緒、信念與國家決策行為

文/余文全

當前的決策行為研究已經超越了與理性決策模型對話的模式，通過對構成理性決策模型諸多假定的反思，從決策者個體異質性角度，用實證方法探討了非理性因素對決策行為甚至對國際結果的影響，從而開啟了國際關系決策行為研究的新議程，甚至為“產生更實際的、更關注行為的國際關系理論”創造了機會。

本文首先梳理當前決策行為研究對標準理性決策模型的質疑，然后闡述最新決策研究對理性模型所忽略的要素（情緒、信念、直覺等）的挖掘，最后從理論解釋力出發，說明未來的國際關系決策分析應該既重視關于整體的諸多理性假定，又要兼顧關于決策個體的現實行為因素。

理性模型：難以承受的分析之重

（一）單一行為體不單一

首先，集體行為本質上仍是個人行為。理性決策模型在具體說明國家行為體如何評估和選擇目標時，本質上也是個人。人格化的國家或其他團體，畢竟不能真正像組成它們的個人一樣思考、處理信息、評估可能性或者計算，只有人或者決策精英們才可以，即國家不具有能動性。通常，理性決策模型首先假定國家有單一的決策者，然后沿著這一分析邏輯，賦予國家決策行為的一致性。換言之，“單一行為體假定”在從個人層面汲取營養后，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判斷人格化團體的行為是否理性上，至于作為該假定的基準個人因素，卻被拋棄了。

其次，個體高度同質化。一般情況下，理性決策模型也會考慮個人情緒、信念、偏好等異質性特點，但實際上，聚焦于外部約束和單一行為體假定，阻礙了理性模型對個體異質性會引起決策行為變化的深入研究。假定個體在具體決策中具有標準、統一的特質和行為模式，無疑減小了“預期效用最大化”原則的適用難度，進而減少理性決策模型解釋和預測現實決策行為的障礙，因為忽略決策中復雜的個體異質性后，只需把集體行為放入“成本-收益”結構中，根據預期效用函數對行為與目標關系的描述，即可判斷行為體的決策是否最優以及行為是否理性。對個體屬性的同質化處理，確實符合理論建構的簡約、抽象原則，不過，現實中的決策個體是具有自由意志和復雜心理動機的社會人，他們的心理因素甚至可能導致一些行為背離理性決策模型的核心原理。

最后，過度依賴外部約束條件。理性決策模型假定國際關系中的國家行為體，面對相似的環境刺激會有相似的行為選擇，因為人格化的團體內部是高度同質的，由此，一個團體的決策行為，就只是對外部刺激加以過濾后的反應。一般認為，團體尤其是國家的決策，都是在觀察早期決策的效果后做出的。決策者從觀察中增長經驗和吸取教訓，并且將早期決策造成的后果以及最新信息納入下一階段的決策判斷和計算中。換言之，決策過程是一個不斷根據外部刺激和決策反饋進行學習和調整的過程。理性決策模型也關注決策精英們的能動性，不過，這種能動性是指，決策者們能夠對約束條件進行主動解讀和做出反應，而這忽略的重要一點就是決策者本身所固有的屬性，因為決策的每一個階段都涉及學習過程，而這種學習必然受到決策者本身屬性如心理因素、心理過程的影響。決策并不只是解讀外部約束，決策者的屬性如情緒、直覺等同樣對決策行為有重要影響。如果只強調決策行為是對外部約束條件進行不同解讀，那么就容易降低甚至忽略個體異質性在決策中的重要作用。

（二）理性預期未必理性

第一，利己并非決策者唯一的決策動機。傳統的理性決策模型假定，決策者會根據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則，制定出最能促進本國利益的政策，實際上，人們也的確很難從規范層面對“最優化原則”進行反駁。然而，正如人們指出的那樣，理性選擇在本質上最好理解為一種規范，它規定的是在理論上而不是在現實中如何做出決策，所以，對決策者決策行為動機的考察，必須立足于經驗事實?！袄骸北徽J為是標準經濟學模型中理性的標志，與之類似，國際關系中的理性決策模型也認為利己動機是促使決策者做出決策的原動力。之所以認為利己動機是理性的標志，是因為利己有助于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把自我利益最大化放入“成本-收益”計算結構中，自然可以判斷利己行為是理性的，然而，這種邏輯推理的基礎是決策過程“不受情緒因素或無意識本能的驅動”。相反，心理學家的研究表明，決策者心理因素導致的“損己”行為在決策中大量存在。

第二，“理性預期”有適用的條件和范圍。國際關系的理性決策模型把決策者當成“理性人”，認為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不存在偏見，實際上，經濟學中的“預期效用理論并不是要描述人們的實際行為，而是要解釋，在滿足一定的理性決策條件下，人們將如何表現自己的行為”?！袄硇灶A期”是為理性決策提供一套明確的假定，而不是指決策者在實際決策中已經擁有，更不是說決策者可以憑借這一假設真能做出沒有偏見的決策。社會心理學、行為經濟學等學科對人們決策行為的大量研究表明，依賴于直覺推斷的啟發法、框架效應、錨定效應等很多偏見，都會深刻影響決策者的決策行為。

第三，作為常量的工具理性解釋力有限。理性決策模型常常提到，決策者在各種約束條件下實現價值最大化，與保證理性與理性思維的程序理性相對，這是工具理性概念。預期效用最大化理論以及“理性人”假定都是指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意義上的決策者具有理性與非理性“質”的差別。然而，在分析現實決策行為時，這種區分并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因為如果假定決策者同為“理性”人，那么此時的工具理性就不再有變化，根據邏輯推理，那些有相同信念和相同愿望的行為體，在相同戰略環境下，一般會有相似的預期行為，很明顯，現實中的決策行為不可能如此。如果我們把理性選擇看作是以程度為標志的，那么它就更具有理論和概念上的意義，因為它使我們能夠解釋行為的變化。在實際決策分析中，認為一種思考方式比另一種更理性或更不理性，或許比只把決策者簡單區分為理性與非理性的方式更有價值。

（三）給定偏好自縛解釋力

首先，把國家偏好還原成選擇不能解釋偏好的形成。源于研究個人行為的“偏好”，其實質是處理問題的一種觀念。國家獲得擬人化的偏好以后，它表明的是對某些結果的選擇傾向。偏好不能直接觀察，但“選擇行為”可以，這也就意味著國家偏好是以“選擇行為”為表征的“顯示偏好”，用選擇行為“顯示”偏好，最大的弊端就是忽略了偏好本身的形成。也就是說，理性模型把偏好等同于選擇，進而把選擇行為納入預期效用模型中，用替換的方式回避了偏好難以觀察的問題。

其次，把偏好還原為理性限制了解釋范圍。在國家偏好上，理性決策模型假定理性的國家會做出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選擇，而這一理性選擇就顯示了理性國家的偏好。對顯示偏好的衡量，理性決策模型的典型做法是采用更具體的“成本-收益”計算結構，因為對顯示偏好即行為選擇的這一公式化處理，至少有以下益處：一是便于判斷己方的顯示偏好是否理性，二是便于猜測彼方的顯示偏好是否可信。不過，把偏好還原成理性選擇行為，很難對不具有明顯物質屬性的偏好做出解釋，例如，親社會偏好以及世界社會認同偏好等。另外，國際社會也是“社會”，所以社會心理因素也是影響國際政治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最后，偏好具有不確定性。標準理性模型假定國家的偏好是穩定的，即國家對某項選擇會呈現出穩定取向，而且選擇行為具有穩定趨勢。這一假定暗含的邏輯是，國家作為理性行為體之所以選擇某種行為，是因為該行為有助于實現其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實際上，這一假定存在兩方面的嚴重缺陷：首先，國家偏好以預期效用為基礎，即想在未來獲得某種選擇的最大效用?！邦A期”本身就隱含著風險和不確定性，如果真如假定所言——國家是理性的，那么，國家為了獲得最大收益，不可能對有風險和充滿不確定性的選項持久下注。其次，決策精英作為假定中的實際“理性人”，在做出決策時，并不能切實保證不受其他非理性因素影響。實驗研究表明，決策者在做出決策的過程中，很容易受到情緒、信念、社會認同等因素的影響。換言之，決策者不具有“理性人”的理性，難以用具體決策不偏不倚地體現國家偏好，由此，國家給定的偏好是確定的這一假定，很難從經驗上予以證實。

釋放被忽視的非理性力量

（一）情緒與“自我羊群效應”

情緒作為人體對外界刺激的一種適應性反應，包括生理喚醒、外顯行為、意識體驗，它在世界政治中無處不在。然而，在理性模型假定中，行為體的行為是否理性，都是通過其行為選擇表現出來，因此，評價國家或其他行為體是否理性的觀測點是“行為”，而非行為背后的動機，由此，作為動機因素之一的情緒，就被作為多余的中間步驟，排除在理性模型之外。情緒之所以被忽略，主要是因為在工具理性語境中，人的大腦運作過程是不可觀察的“黑箱”，但隨著神經科學和腦成像技術的發展，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情緒的喚醒都有其神經生物學基礎。當決策者處于某種決策環境下，他們會受到各種外界信息的刺激，尤其當刺激對決策目標有重要影響時，自主神經系統就會根據刺激，激活腦部負責情緒的腦區，如杏仁核、下丘腦、前額葉皮層等。被喚醒的情緒如焦慮、憤怒、悲傷、恐慌等會被決策者體驗到，這種情緒體驗就構成了認知系統中的直覺認知，而更高級的判斷與推理認知過程，則以直覺認知過程為基礎。

實際上，情緒對決策的影響遠不止于此。美國著名行為經濟學家丹·艾瑞里通過大量實驗研究表明，情緒不僅會影響處于當時情緒狀態下的決策，而且這一決策還會成為以后做出類似決策的參考，形成“自我羊群效應”。換言之，當決策者受到外界刺激后，會喚醒某種短暫的情緒，并可能在這種情緒影響下做出某種決策，而這一決策會成為決策者以后做出決策的總體特質和偏好的坐標。也就是說，決策者在被喚醒的某種情緒狀態下做出的決策，會成為以后做出類似決策的參考經驗。

（二）信念是傳送者

第一，信號解讀的心理根源。不同國家的決策者有不同的信念，因此，一國的行為選擇對另一國來說往往具有不同的意義。在決策者具有不同信念的作用下，同一個信號會出現不同的解讀，這就是理性模型對信念在決策中的作用的一般描述。很多社會心理學家和行為經濟學家通過大量實驗研究證明，決策者對信號的不同解讀具有深層的心理根源，而不能僅用信念不同這一簡單因素解釋。只從信念這個層面說明信號解讀的過程，容易忽視一國決策行為的本身就可能喚醒另一國決策者的不同情緒體驗，如政策文本的語言風格。

第二，避免自己造成誤解。當一國采取的行為被另一國的決策者過度解釋時，一般而言，被誤解國家的決策者會從對方身上找原因，要么認為對方決策者沒有明白自己的意圖，要么認為對方故意曲解而隱藏著不良動機。對被誤解的一方來說，這種看法無助于事情的解決，因為對方決策者如何看待本國的決策行為選擇，本國決策者并不能控制。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被誤解國家的決策者就毫無作為，實際上，根據情緒影響信念的作用過程可以看出，喚醒情緒的刺激會影響人們對客觀事物的看法。也就是說，如果某種刺激喚醒了人們積極的情緒體驗，那么其更可能對某一事物做出積極評價；如果某種刺激喚醒了人們消極的情緒體驗，那么其更可能對某一事物做出消極評價。同理，一國決策者在制定一項政策時，政策內容固然是重點，但政策內容呈現給國際社會的方式同樣重要，比如，政策文本的措辭對接收者來說意味著什么？政策在何種時間和場合公布最可能喚醒別國決策者甚至民眾的積極情緒體驗？某項政策由哪些部門制定或公布，又會對接收者帶來何種心理刺激？當決策者做出決策時，兼顧微觀行為對宏觀方向的影響，或許才是更理性的決策行為。

第三，信念的作用可預測。理性決策模型一般認為，決策者的信念是社會過程的產物，受到環境以及文化的影響，并且不容易改變。這種靜態的觀點因為沒有結合信念形成的生物學基礎加以分析，自然也就難以揭示信念如何影響人的行為機制。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研究表明，當人的情緒被生理喚醒時，會呈現不同的情緒狀態，如滿意、愉快、憤怒、悲觀等。當人處在積極、樂觀的情緒狀態時，容易出現積極的信念，更容易注意到事物美好的一面；而當人處于消極情緒狀態時，容易對觀察到的事物形成消極信念，更容易關注事物消極的一面。由此可以看出，人的信念在形成后可能比較穩定，但它發揮作用的過程卻并不穩定，經常充當從情緒到行為選擇的傳遞者角色。

（三）直覺思維是主角

第一，為慎重抉擇提供依據。直覺思維包括一些人與生俱來的以及通過經驗積累和長期訓練而獲得的快速判斷能力。直覺多是在人們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以多種方式自主運行。當人們不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進行某項思維活動如復雜的數學計算時，一般不需要邏輯思維的參與，因為現實世界充斥著海量信息，這既需要人們時刻留意，又需要篩選出真正有用的信息，在這個過程中，直覺思維比邏輯思維更擅長。直覺思維會不斷監視大腦內外發生的一切，沒有特定意圖，也無需付出多少努力，只是對當時的情形做出全方位評估。同樣，決策者在做出某項決策前，他們需要對各種已收集到的信息和最新的信息進行初步評估，從而形成對某個問題的初始印象和感覺，為進一步精確判斷和深思熟慮提供主要依據。

第二，提出替代方案?，F實的決策是決策者對行動目標與手段的不斷探索、判斷、評價，直至最后選擇的過程。決策者必須面對的一個事實就是，人的認知能力有限，不足以自如地應對復雜的決策情形。在這種情況下，嚴格建立在數理邏輯推理基礎上的、考慮到各種備選方案后果的邏輯思維很少能發揮作用，反而是決策者已經獲得的經驗即采取啟發法能對要解決的問題提供簡化方案。例如，在現實決策中，決策者判斷某件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常常取決于其想起各種例子的難易程度，而不再去思考其他的統計數據或進行邏輯推理。換言之，當決策者遇到復雜的難題、而在短時間內邏輯思維又不能找到有效應對方案時，直覺思維就會協助決策者繞開原來的難題，通過搜尋記憶中與之相關聯且容易回答的答案，提出更簡單的“替代”方案。

第三，善用“雙刃劍”。直覺思維在給人們提供決策捷徑的同時，也伴隨著風險。直覺模型一般在人們意識不到的情況下，悄悄進入決策過程并占據主動。雖然直覺思維能從龐大的信息庫中快速提取人們可能需要的信息，但同時也可能賦予那些更能代表我們已知的選擇以更多權重，但這種選擇很可能并不符合事實。另外，直覺思維容易受給定信息的影響。當直覺思維運作時，它會根據某一信息做出初始判斷，即錨定，以后決策者即使根據新情況調整最初的看法，也不會對先入為主的估計做大幅度調整，反而傾向于用更多證據去論證最初看法的合理性，這就很容易造成分析偏差，并形成過高估計自己的知識和判斷精確性的傾向。

決策分析之兩翼：整體與個體

（一）異質行為體的聚集與分解

理性選擇理論是分析國家及其他團體行為的有效工具。不論是國家行為，還是由個體構成的其他團體行為，呈現出來的都是被抽象化的個體行為的集合。受結構理論的影響，人們在分析國家決策行為時，一般遵循“單元-環境”互動的邏輯，因為這可以把“單一行為體”假定納入一個更宏觀的分析框架里，進而從整體上觀察理論模型對國家實際決策行為的擬合度。把抽象化的個人屬性賦予國家，有助于對國家所處的環境賦予更多權重。從“單元-環境”二元互動邏輯看，“單一行為體”假定的確簡化了觀察對象，并且有助于為分析復雜的國家決策行為厘清思路。不過，“單一行為體”假定有意忽略部分的重要性也應該引起重視。國家作為被建構出來的“事實”，本質上是個人行為的抽象和放大。主權國家作為國際關系中的重要行為體，其決策行為不僅關系國家能否有實現目標的一致手段，而且關系決策者如何把各個獨立的行為聚集到集體行為當中。在現實的決策行為中，決策者并不是同質的，而是在經驗、個性、信念、心理等各方面都不同的社會人，故不能輕易忽略異質性在決策中的作用，而簡單地以“單一行為體”假定代替。

（二）“非理性”的理性人

作為國家決策的“代理人”，決策者是理性決策理論中真正的“理性人”。雖然這只是對理想決策的規范描述，但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因為決策者根據理性決策模型提供的決策行為規范，可以盡量“靠近”該規范提出的一系列假定，如無偏見地做出選擇、追求利益最大化等，進而努力獲得理性決策模型描述的近似值。換言之，“理性人”假定及其附帶的條件，為現實中的決策者指明了最佳決策行為應該如何，以及在滿足哪些條件后可以把決策做得更好。正因為“理性人”假定及理性模型是決策規范，所以不能過度強調真實決策者具有的“理性”。在“理性人”假定中，決策者不會將個人偏見和其他非理性因素帶入決策過程。實際上，決策者的情緒、信念、直覺等心理因素，之所以被理性決策模型排斥，主要源于方法和技術障礙。社會科學追求的中心目標就是在現象之間進行因果推論，為了評估因果效應，大量的統計方法在實驗和觀察環境中被發展起來。顯然，心理因素很難直接測量，并且心理因素對決策行為的影響也不容易做到線性分析。由此，“理性人”假定干脆不考慮決策者心理因素對決策行為的作用，而直接定出最佳決策需要的理想條件。

（三）偏好的“傳遞”

國家具有給定偏好，是理性理論的又一重要假定。國家偏好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直接關系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什么樣的偏好，國家就會賦予相應的政策以更多權重，比如國家有經濟偏好，這種偏好就更容易以具體的經濟政策形式體現出來。不過，假定國家有給定偏好，并不能真正解釋現實中的決策行為。在理性決策模型中，決策者可以根據國家給定和明確的偏好，按照最優原則，做出能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決策，但實際上，國家的政策偏好是決策者賦予的，也就是說，決策者優先選擇某項政策，并不是因為國家已經為他們提供了參考，而是決策者根據自身特質并結合具體需要，自主制定某些政策。由此，決策者在做出決策過程中，其擁有的信念和偏好，對決策行為至關重要，因為決策者會把個人的信念和偏好帶入決策中，進而上升為國家偏好。

結語

理性決策理論以“理性人”假定為核心，描述了做出理性決策應該滿足的條件和分析模型。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學者對國家決策行為的分析，首先把國家視為具有給定偏好的單一理性行為體，通過考察國家與所處環境的互動，將國家決策行為納入預期效用理論模型中。但現實的國家決策并非由國家這一“理性人”做出，而是由其代理人即決策者完成，然而，現實的決策者在做出決策時，并不能做到如“理性人”一般冷靜、睿智，沒有情感、不帶偏見。事實上，決策者往往受到個人情緒、信念和直覺思維等心理因素的影響，借助有限理性盡可能做出有助于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決策。理性決策模型是對現實決策行為經過抽象和簡化后的近似描述，為分析決策行為指出了大致方向，而無需關注細節。但決策者的實際決策行為，并非如理論模型所設想的那般有序和線性。雖然真實的決策者無法達到“理性人”要求，但是理性決策模型仍具有重要意義：它為決策者指明了最佳決策需要滿足的條件以及應該努力的方向，由此，分析決策行為應該是在理性假定和現實決策條件之間尋求平衡。一方面，關于決策的諸多理性假定及分析模型為分析決策行為描述了一套理想規范；另一方面，現實條件，如決策者的情緒、信念、直覺等心理認知因素為分析決策行為提供了更現實、更微觀、更具經驗意義的實證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