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阿赫瑪托娃詩歌中的“對話性”

張會燕

阿赫瑪托娃是俄羅斯“白銀時代”阿克梅派的杰出代表，在其哀婉、蒼涼、悲愴的詩意符號之間回蕩著個人命運與家國命運。她的聲音被稱為自己時代、全俄羅斯人民、真理和信仰的聲音。本文結合巴赫金“對話”理論從時代背景、抒情場景、詩歌意象等方面淺析阿詩的“對話性”。

阿赫瑪托娃被譽為“俄羅斯詩歌的月亮”，是繼勃洛克以后自己時代的發言人，其詩歌不僅哀婉、凄美、悲愴，還充滿了日常生活細節描寫和強烈的情節性，“隱蔽心理學”的運用使其詩歌具備小說的張力和感染力。

巴赫金在《話語體裁問題》中指出：“言說充滿著對話性的陪音，不考慮它便不能徹底理解言說的風格?！卑秃战饘⒋藱C制稱為言語的“對話性的陪音”或“內在的對話性”。日常生活會話總是指向特定的接受者，誘發和期待對方的回答和反響（贊成、同情、反駁等）。文學創作亦遵循這樣的規律。人們如果將阿赫瑪托娃的詩歌文本作為整個俄羅斯民族話語的一部分，那么按照巴赫金的觀點，阿詩同樣具備“內在的對話性”。此外，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時提出了復調小說“對話”理論。本文試結合以上理論，從時代背景、抒情場景、詩歌意象等方面來分析阿赫瑪托娃詩歌的“對話性”。

一、對話“動蕩時代”

阿赫瑪托娃作為俄羅斯屈指可數的女詩人，從1912年發表第一本詩集《黃昏》至生命最后幾年的詩作《夜半詩抄》（1963），其創作生涯達半個世紀之久，見證并親歷了俄羅斯的風云變幻與動蕩時代。她作為俄羅斯的“良心”，始終保持著與時代的對話，發出屬于人民與真理的聲音。

20世紀前20年是詩人創作的早期，適逢俄羅斯詩歌“白銀時代”，詩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巴赫金認為：“復調小說由互不相容的各種獨立意識、各具完整價值的多重聲音組成?！比绻藗儗⒉煌牧髋芍鲝埧醋鲝驼{小說中的不同話語，那么同時代的不同話語所反映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本身就構成對話關系。象征派偏愛對“彼岸”精神世界的描寫，詩風朦朧、神秘。未來派在詩歌體裁上標新立異，用語大膽、出奇，“階梯式”詩行泛濫。阿赫瑪托娃在詩歌中大量運用民俗體裁，這不僅代表詩人本人，也代表阿克梅派發聲，與當時百家爭鳴的詩壇同行進行交流對話，同時也期待回應和評價。她也的確得到了回應，“細致入微的心理描寫與歌謠的曲調相結合”是阿赫瑪托娃詩學的獨到特征。阿赫瑪托娃在詩歌體裁上沒有如某些流派一般全然舍棄傳統，而是將民俗體裁完美地融入自己的創作。

巴赫金指出：“我們的言語、言說是處在社會的、歷史的言語文脈當中的。不管我們的一段言說看起來多么具有獨白性，實際上都是對別人言說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應?！卑⒑宅斖型薜脑姼枵菍Χ砹_斯民歌傳統的反應，她經常使用民俗體裁，如歌謠、哭訴、祈禱、送別曲等。在阿詩豐富絢爛的韻律調色板上，一種特殊的三音步詩占據了重要位置，其中1915年的《祈禱》和1941年的《哀歌》都屬此類體裁。俄羅斯災難深重的悲劇命運誘發詩人向圣母祈禱、向上帝哀求，試圖與他們展開對話，以期達到精神的解脫和靈魂的慰藉。

革命后的時代在詩人看來是充滿破壞和失落的悲劇時代，然而她并沒有背棄祖國。在1917年秋創作的詩歌《我聽到一個聲音》中，她寫道：“可是我淡然地冷漠地/用雙手把耳朵堵住/免得那卑劣的讒言/將我憂傷的心靈玷污?！痹娙擞迷姼杌貞诵M惑的聲音，她選擇留在俄羅斯，接受并分擔祖國的命運。留在國內的阿赫瑪托娃沒有向“鐵的時代”低頭，向道義上的壓迫妥協。20世紀20年代，詩人發出這樣的呼聲：“我，是你們的聲音，是你們呼出的氣息/我，是你們鏡中的面容/是無用的翅膀、無用的撲打——/然而我同你們總會相伴到最終?！泵鎸r代的考驗和生活的折磨，她成為自己時代的聲音，為人民、真理和信仰發聲。20世紀30年代和衛國戰爭時期是詩人創作的中期，充滿愛國主義的詩歌將詩人個人命運與民族存亡結合在一起，代表作有《誓言》《勇敢》《勝利》等。在創作晚期的《安魂曲》中，詩人將個人事件（兒子被捕）與全民族的悲劇結合在一起，在自我命運的悲劇中反映出整個俄羅斯的悲劇。

阿赫瑪托娃50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回響著俄羅斯傳統的詩歌體裁，她不斷與詩壇、與動蕩的時代對話，代表人民和真理發聲，構成白銀時代詩歌、甚至是整個20世紀俄羅斯詩歌的多聲部與復調性。

二、對話“黃金時代”

巴赫金認為：“每個言說都同先前于它的其他言說處在程度不同的對話關系之中，是先前的言說的繼續、反響?！蓖?，阿赫瑪托娃詩對19世紀詩歌抒情場景、詩歌意象的挪用等都可看作是與先賢的對話，是對“黃金時代”的繼續和反響。

阿赫瑪托娃的詩句“你仿佛用麥稈吸著我的靈魂/我知道，那滋味讓人痛苦，讓人沉醉”，源于丘特切夫的詩句“他沒有像毒蛇噬咬心臟/卻像蜜蜂吸它的血”。詩人通過“吸”的動作將男性抒情詩歌的場景轉用到女性詩歌之中，有挪用也有發展。試比較，蜜蜂吸血帶來輕微的、肉體的疼痛，是可恢復的創傷。而“麥稈”口徑更大，造成的疼痛也愈烈，何況它“吸”的是不可再生的“靈魂”，失去靈魂的軀體即使再光鮮亮麗也只是徒有其表，與行尸走肉無異。阿赫瑪托娃在自己的詩歌中既回應了丘特切夫原有的抒情場景，又進一步深化了抒情主人公的內在感受，將痛苦的源頭從肉體上升到靈魂。

詩人在《短歌》中寫道：“我看到有個女孩打著赤腳/靠在籬笆上哭個不停。/尖細的哭聲/聽得我膽戰心驚?！薄翱迋€不?！钡某嗄_女孩形象讓人不由聯想到涅克拉索夫詩作中農家赤腳女孩的哭訴，兩個同樣對生命痛苦之聲心懷憐憫的作家在這里融合在一起。詩節最后寫道：“我將落個惡狠狠的獎賞/不是糧食卻是石頭/我頭頂只有一片藍天/伴著我卻有你的聲音?！薄笆^代替糧食”讓人直接聯想到萊蒙托夫《乞丐》里的詩句：“他只不過祈求一塊面包/卻露出無比痛苦的眼神/但有人拿起一塊石頭/放在他那伸出的手心?！眱墒自娭卸加小笆^（камень）”和“糧食（хлеб）”的意象。讀者如果了解萊蒙托夫與初戀Е·А·蘇什科娃的愛情悲劇，就能聯想到“石頭”所含的悲劇感。同樣，阿詩中的“石頭”和“糧食”兼具物質和精神含義?！笆^”是阿赫瑪托娃傳遞憂傷情緒的一個常見意象（石穴、心上的石頭、沮喪的漂石、圣經中要“扔掉”又要“收起”的石頭等）。因此，這里的“石頭”不僅回應萊詩中冰冷堅硬的石塊，也包含失去精神食糧的慰藉之后內心的凄涼與哀傷。

阿赫瑪托娃和普希金之間有一種“特殊的生活-文學關系”，普希金的創作如同對話雙方中交談的發起者，其詩作中的“皇村、大海、彼得堡、南方”等主題以及“世界性的關切”，誘發了阿赫瑪托娃的附和與補充，從而令兩位詩人跨越世紀的長河在詩歌中完成精神與心靈的對話。

三、結語

本文基于巴赫金言語“內在對話性”、復調小說“對話”理論等對阿赫瑪托娃的詩歌進行了粗淺分析，發現其詩歌繼承了民族文化傳統，發出了帶有強烈女性意識與時代特征的聲音，在詩人深刻的個人體驗中包含著俄羅斯的民族性與世界性，從而在詩歌文本內外形成了一種廣義的對話，即與時代、與先賢、與祖國、與人民的對話。

（北京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