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兩篇文章創作年代考

周 康

一.《仁宗皇帝御書記》

《仁宗皇帝御書記》是黃庭堅見到其故友張浩所藏宋仁宗趙禎(1010-1063)飛白書后所作的一篇記文，收在山谷正集卷十六[1]。前人中較早提及到此文的是南宋名臣范成大。他在其《吳船錄》中謂：

季長之族祖浩藏仁宗御飛白書，山谷所跋者。其末句“譽天地之高厚，贊日月之光華，臣知其不能也”，今集中作“臣自知其不能也”?！白浴弊稚w后來所增，語意方全。山谷自稱“洪州分寧縣雙井里前史官臣黃庭堅”，蓋謫戎州時所跋。[2]

“季長”是蜀州江原人張縯之字。范成大在淳熙四年（1177）帥蜀，曾受張縯之邀，至其江原老家訪游，這則題記便是事后所補[3]。張縯是張浩的侄孫，所以范成大此行不但得見了黃庭堅曾經見過的這幅宋仁宗飛白書，還得見了黃庭堅的《仁宗皇帝御書記》原跡。因為《仁宗皇帝御書記》實是黃庭堅為張浩所藏的宋仁宗飛白書所作的一篇跋文，同仁宗飛白書乃一直同存于張縯江原故家。

由于黃庭堅跋文原跡存有文集所無的“洪州分寧縣雙井里前史官臣黃庭堅（書）”題識，這為范成大對該文創作時間的判定似乎提供了一些依據。因為黃庭堅任職史館，是在元祐間（1086-1091）。而元祐末蔡卞、章惇等奸臣用事，因黨爭而誣黃氏所修《神宗實錄》多誣失實，以致其一貶再貶，先后至于黔州、戎州、宜州等地[4]。其題識既云“前史官”，顯然跋文是作于元祐后。由此可知，范成大“蓋謫戎州時所跋”的判斷，確非妄言。

和范成大的觀點相較，當代鄭永曉先生的看法則略有些出入。因為鄭永曉先生認為《仁宗皇帝御書記》約作于離荊渚至宜州時期[5],也即崇寧三年（1104）至崇寧四年（1105）間。盡管鄭先生并沒有提出明確根據，但就題識來看，他的判斷也符合黃庭堅“前史官”的題識要求。不過，《仁宗皇帝御書記》記文有云：

恭惟昭陵復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霣涕，后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踴躍，恨不身當其時[6]。

“昭陵復土，垂四十年”即謂宋仁宗去世，已有將近四十年時間。換言之，黃庭堅作此文之時，距離仁宗逝世時間還未滿四十年，故黃氏作文必在崇寧二年（1103）三月之前。所以鄭永曉先生約作于離荊渚至宜州時期（1104-1105）的說法顯然不妥。與之相反，范成大作于貶戎時（1098-1100）的判斷則正合文中“垂四十年”之言，所以范成大對于《仁宗皇帝御書記》的系年應近事實。

二.《通直郎張修孺墓志銘》

《通直郎張修孺墓志銘》是黃庭堅為張浩叔父張公邵所作的一篇墓志銘，收在山谷別集卷第十[7]。關于此文的創作時間，未見有前人記載。鄭永曉先生認為此文約作于戎州時期，即紹圣五年、元符元年（1098）到元符三年（1100）之間[8]。按戎州即今四川宜賓市，黃庭堅戎州時期，為蜀中親友的故親作墓志銘乃為常事，如《南園遁翁廖君墓志銘》、《瀘南詩老史君墓志銘》、《張子履墓志銘》、《朝奉郎致仕王君墓志銘》等皆是如此。尤其是元符三年七月至十一月眉州青神之行，為成都、眉州一帶親朋之故親所作墓志銘尤多。像《史端臣先生墓銘》、《朝請郎郭方進墓志銘》、《青陽希古墓銘》、《程氏夫人墓銘》、《成都趙夫人墓志》等皆是這一時期的產物。

《通直郎張修孺墓志銘》所作對象張修孺，乃蜀州江原人，其文自宜為黃氏貶謫巴蜀時所作。故鄭永曉先生約作于戎州時期的說法，當屬無誤。而蜀州江原（今四川崇州市東南），屬成都轄地，離眉州不遠，所以《通直郎張修孺墓志銘》極有可能是黃庭堅戎州時期到眉州青神探訪其姑時，受江原親朋所托而創作的銘文。這在《通直郎張修孺墓志銘》本文中也有明確的證據：

君（張修孺）于兄弟中號為孝友，才器能任事，而得仕最晩?！耐ㄖ崩?，知盧山縣，以紹圣四年十月丙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八?！蛉司涫?，唐安（蜀州地名）先生某人之女，能儉能勤，族人宜之，實配令德，不幸后君三年亦卒。二男，曰澥，曰湜。一女，嫁新神泉令李澥。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舉君及句夫人之喪，葬于其縣之清陽鄉太常之墓次，而來乞銘[9]。

在張修孺夫人卒后，其后人乃欲將二人合葬而來向黃庭堅乞銘。故黃庭堅作文時間，自當與張修孺夫人去世時間相差無幾。張修孺卒于紹圣四年（1097），其夫人三年之后而卒，時間正在元符三年（1100）。所以可以肯定此文乃產生于元符三年（1100）八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初黃氏在眉州探親之時。

三.張縯《黃州寒食帖跋》鉤沉

不過對于是何人來為張修孺乞的銘文，黃庭堅并沒有在《通直郎張修孺墓志銘》中指明。實際上，來眉山青神向黃庭堅為張修孺乞銘的正是張浩。其侄孫張縯在蘇軾《黃州寒食帖》后有跋云：

東坡老仙三詩，先世舊所藏。伯祖永安大夫嘗謁山谷于眉之青神，有攜行書帖，山谷皆跋其后，此詩其一也?！粼蟾付Y院官中秘書，與李常公擇為僚。山谷母夫人，公擇女弟也。山谷與永安帖自言，識先禮院于公擇舅坐上，由是與永安游好。有先禮院所藏《昭陵御飛白記》及《曾叔祖廬山府君志》,名皆列《山谷集》，惟諸跋世不盡見。此跋尤恢奇,因詳著卷后。永安為河南屬邑,伯祖嘗為之宰云[10]。

而結合清代學者彭元瑞在《石渠寶笈續編》中所作“張縯跋所云‘曾大父禮院’，乃張公裕，曾官秘閣校理。其子浩，即所謂‘永安’，庭堅為作《仁宗皇帝御書記》者也?！畯]山府君’，乃公裕弟公邵，官通直郎，知廬山縣[11]”的梳理，可知張修孺字公邵，是張浩的叔父。張浩父親乃張公裕，同黃庭堅舅舅李常是朝中同僚，關系較好。所以張浩同黃庭堅認識較早，時有書信往來，屬于舊交。在其叔娘去世之后，由他去眉山青神向黃庭堅為叔父張公邵求作一篇墓志銘，無疑是不二人選。張縯跋中謂“《曾叔祖廬山府君志》”（即山谷文集中的《通直郎張修孺墓志銘》）原跡，為其伯祖張浩所有，便是張浩作為乞銘人的明證。所以《通直郎張修孺墓志銘》一文，乃是黃庭堅應故友張浩之請而為其叔父所作的銘文。其產生的時間，就是元符三年八月自十一月初黃庭堅在眉山青神探親之時。

此外，張縯這段跋文，還道出了范成大之所以要將黃庭堅的《仁宗皇帝御書記》系年于戎州時期的原因。因為張浩元符三年（1100）去眉山造訪黃庭堅，除了為叔父求取墓志銘外，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即將所藏字畫讓當時書名已盛的黃庭堅作跋。而《仁宗飛白書》墨跡和蘇軾《黃州寒食帖》墨跡一樣，皆為張浩此行所攜帶的行書帖?！度首诨实塾鶗洝氛屈S庭堅在張浩到達青神，出示仁宗墨跡以觀的情況下作下的跋文。它和《通直郎張修孺墓志銘》、《黃州寒食帖跋》以及其他行書帖的跋文一樣，都是張浩元符三年青神之行取得的“成果”。

張縯作為張浩侄孫，對于黃庭堅為張浩所藏仁宗真跡作跋一事當然非常知情。當其招請范成大做客江原故居，并特邀其觀賞仁宗真跡和黃跋之時，不可能不會將此引為為榮之事的來龍去脈告訴給范成大。所以范氏的判斷，實際上并不是基于“前史官”的題識內容，而主要乃是根據好友張縯的敘述。不然僅以“前史官”或者文中的“垂四十年”之言，范成大是不可能將此文如此肯定地判系于貶戎時期的。因為在黔州后期的黃庭堅也滿足這兩個條件。

四.結論

黃庭堅《仁宗皇帝御書記》、《通直郎張修孺墓志銘》、《黃州寒食帖跋》等看似內容不相關的作品，實際上都與他的故友張浩相關，都有著共同的書寫背景：即元符三年（1100）八月至十一月中張浩對在眉州青神做客的黃庭堅的造訪?！度首诨实塾鶗洝?、《通直郎張修孺墓志銘》二文便是在張浩這次造訪所取得的“成果”。換言之，前人“戎州時期說”雖無不妥，但借此聯系，則可進一步將二文創作時時間更加精確到元符三年（1100）八月至十一月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