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行漫記》人物描寫技法

鄭惠文

《西行漫記》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根據其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國西北蘇區進行實地采訪時的見聞撰寫的一部紀實性作品。在這部具有杰出歷史文獻價值的新聞作品中，作者客觀而又真實地報道了蘇區的發展狀況，介紹并解讀了中共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的方針與政策，同時也精心地刻畫了紅軍領袖、高級將領、紅軍戰士的生活狀態、戰斗意志與內心情感。在斯諾所描繪的不為外人所知的世界里，給人留下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這些既是“無產者”又是“革命者”的紅軍形象。

一

自1927年中共在湘贛邊界創建井岡山蘇區至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國民黨對紅色區域一直實行嚴密封鎖。正如斯諾所言：“中華天朝的紅軍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度的腹地進行著戰斗，九年以來一直遭到銅墻鐵壁一樣嚴密的新聞封鎖而與世隔絕?！痹趪烂芊怄i狀態下，斯諾對蘇區的了解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共產國際的出版物，作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同盟者，它們對紅軍的實力作了很多夸大的宣傳。二是中外反共報刊，這些國民黨控制的宣傳機器和有偏見的西方學者，不是把中國共產黨人描繪成嗜殺成性的“新式流寇”、“半瘋的狂熱分子”、“匪徒”，就是不斷宣布中共領袖的噩耗，甚至干脆否認紅軍和蘇維埃的存在。三是各種外界的傳說，把共產黨人描繪成青面獠牙、十惡不赦的流寇殘匪，說紅軍經?？v酒宴樂，由裸體舞女助興，飯前飯后都大肆搶劫，實行婦女國有化的“共妻”政策，等等，不一而足。

這些匪夷所思的信息令斯諾感慨不已：“關于共產黨暴行的恐怖故事層出不窮地充斥于中國那些領津貼的本國報紙和外國報紙”，“在報紙受到像意大利或德國那樣嚴格檢查和管制的國家里，長年累月的反共宣傳就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在去蘇區之前，斯諾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真實狀況知之甚微，他甚至也和很多西方人一樣，把中國蘇維埃發展看成是因極端貧困而導致的農民暴動，他對這些無產者究竟是什么樣子的，不能說是一無所知，但都是負面的印象。有時，他會天真地揣測這些無產者“是不是留著長胡子，是不是喝湯的時候發出咕嘟咕嘟的響聲，是不是在皮包里夾帶土制炸彈”。對于斯諾來說，蘇區這個神秘的區域里，有著那么多懸而未決的疑問等待他去探詢答案，而這些問題不僅是斯諾想知道，也是所有西方人和國統區的人都想知道的。斯諾實在是個英勇無畏的記者，他說：“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難道不值得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嗎？”他懷著殉道者的精神踏上了他自己也無法預見而事實上卻改變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中國西北之旅。

二

正是這次西北之旅，粉碎了國民黨九年來對蘇區的新聞封鎖，也不攻自破地還原了國民黨精心炮制的各種謠言的真相，讓整個世界對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紅軍有了新的認識。

斯諾在采訪中發現，紅軍的來源是復雜的，各種階級背景的都有，但毫無疑問以農民和工人為主，比例占到96%，而當他們加入紅軍之后，無一例外都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無產者，不管是紅軍領袖、高級將領，還是紅色戰士。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譯本序言中說：“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墒菑淖顚嶋H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彼怪Z說他所做的只是把他的所見所聞“作一番公平的、客觀的無黨派之見的報告”。從這個意義來說，斯諾對紅軍的報道是客觀真實的。這些真實體現在：

這些無產者，他們共同的命運是真實的。毛澤東的的妻子和妹妹都被國民黨殺害了。朱德的前一任妻子也被國民黨殺害了，第一個兒子下落不明，他的全部財產被國民黨沒收。徐海東一個家族66個人都被國民黨殺了，他的妻子被白軍賣給一個商人做小老婆。徐海東告訴吃驚的斯諾：“這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許多紅軍指揮員家里都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紅軍指揮員有著這樣悲苦的命運，大多數的紅色戰士也都有相同的經歷。在對紅軍戰士的采訪中，斯諾發現他們幾乎全體都遭遇過家庭的苦難與人生的悲劇，他們或是要掙脫貧困，或是要逃脫奴役，或是要復仇，或是要打地主和帝國主義。他們的生活遭遇反映出舊中國人民在國難下最真實的一面。斯諾也明白了紅軍為什么被“圍剿”了十年，卻越剿越多的原因了。在第五次“圍剿”中，國民黨在許多地方下令要殺光全部老百姓，這導致蘇區人口減少了60萬。成千上萬的兒童被抓起來送到城市賣去做學徒或童工，成千上萬的年輕姑娘和婦女被賣到工廠里做包身工或做妓女。他們被賣掉時還被當作是“災區難民”或者“紅軍殺害的人家的孤兒”。

這些無產者，他們的生活是真實的。蘇區的生活是非常艱苦的，但從紅軍領袖到普通戰士，他們穿的服裝是一樣的，都是土布制服加上兩條紅領章，他們的伙食也是一樣，都吃著同樣的粗茶淡飯。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所住的地方都四壁簡陋，空無所有，只掛了一些地圖。唯一可看作奢侈品的是毛、周都有一頂墳帳，而彭德懷有一件用繳獲的降落傘做的背心。紅軍領袖每天工作通常都是十四五個小時，戰士們每天不是打仗就是忙于訓練、學習。紅軍指揮員和士兵沒有正規薪餉，只有些許補貼。他們在地位上沒有等差，相互間不拘形式自由地往來，甚至開玩笑或為打牌打球而爭執。他們在斯諾面前毫無掩飾，言行與平時一致。毛澤東和斯諾談話時隨意地松下褲帶，搜尋著什么寄生物。這個被蔣介石懸賞25萬元首級的人光著頭走在街上，隨意地和行人談笑，看戲時，毫不起眼地坐在士兵與農民中間。

這些無產者，他們的情感是真實的。周恩來告訴剛踏入蘇區的斯諾，你見到什么都可以報道，拍照、收集材料或訪問談話都不加限制。這種不加任何限制的訪問令斯諾感到驚奇和懷疑，甚至有種不可思議的感覺，因為一個新聞記者能夠得到這樣的待遇在除蘇區之外的任何一個國度都是無法想象的。紅色中國是不需要隱藏自己秘密的，他們的態度是真誠的，他們的情感是真實的。他們有階級感情，充滿悲憫的人道主義情懷，他們與老百姓是血濃于水的關系，看到老百姓被屠殺都哀嘆流淚。他們對待自己的同志如同家人，劉志丹犧牲后留下一個6歲的男孩，紅軍為這個孩子裁制了一套軍服，他束著軍官的皮帶，帽檐上有顆紅星，他得到紅區人人的疼愛，像個小元帥一樣。

共同的命運讓他們走到了一起，相濡以沫的生活將他們凝聚在一起，真摯樸素的階級感情將他們團結在一起。斯諾用細膩的筆觸寫出了紅軍真實的生活狀態與內心情感，讓世人改變了對他們的看法。

三

這些無產者雖然有著苦難的經歷、過著艱苦的生活，但他們樂觀自信，在他們身上體現著一幕幕感人至深的革命者家國情懷。

他們熱愛生活，對生活充滿熱情與希望。年輕戰士喜歡唱歌，而且唱的很好。他們喜歡各種體育運動，甚至還喜歡打撲克。他們喜歡觀看戲劇演出，雖然這些演出談不上什么藝術，僅是政治與軍事宣傳。在前往戰場的路上，許多戰士帶著他們喂養的動物，調皮的猴子、藍灰色的鴿子、白色的兔子，甚至是小耗子一起走。這樣的行軍讓斯諾懷疑，這是一支戰無不勝的軍隊，還是中學生的假期遠足？紅軍領袖也是如此?？吹揭恢粨浠鸬娘w蛾在蠟燭旁奄奄一息地死去，毛澤東夫婦高興地叫起來，甚至打開一本書，把飛蛾彩色的薄紗般的羽翼夾了進去。這種對待生活的態度讓斯諾疑問：“這樣的人會是真的在認真地考慮戰爭嗎？”

他們從紅軍領袖到普通戰士，都有著強烈的個人尊嚴。斯諾在傳述毛澤東的時候，兩次提到他的個人自尊，很多紅軍高級將領為了尊嚴不愿意敘述過去的苦難，許多戰士為了尊嚴不愿意回憶哪些在戰場上慘烈死去的戰友與被屠殺的百姓。即使是紅小鬼，他們也有自己的尊嚴，不愿被人稱“喂”，希望別人叫他們“同志”。李克農的通信員向季邦甚至正告斯諾并希望得到保證，對外報道時不能寫錯他的名字。但高度的個人自尊不是他們唯一的性格，他們情緒愉快、精神飽滿，而且忠心耿耿。一個沒有自尊的民族是個可憐的民族，但他們不是這樣，斯諾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

他們熱愛真理，追求真理。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毛澤東的思想經歷過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甚至還曾經是美國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的堅決擁護者，但這些思想和主義都救不了中國，直到他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從此之后就再也沒有動搖過，紅色政權的其它領導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都經歷過相同的人生歷程。

他們有著堅定的信念和遠大的理想。他們堅守著共產主義的信仰，將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當作自己奮斗目標。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凌辱，希望用革命的行動收復政治上、領土上和經濟上的全部主權。他們反封建反軍閥，希望通過民主革命來創建新的社會秩序。他們奉行國家至上的原則，面對外敵入侵，他們愿意停止內戰，建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感召下，成千上萬的農民、工人、青年知識分子不遠千里奔赴蘇區，投入革命的洪流。

他們有著嚴格的組織紀律觀念。他們把黨的組織原則和鐵的紀律當作自己的行為規范和行動準則。斯諾在蘇區沒有看到過戰士之間有酗酒或打架的事情，沒有發現各級領導層之間有軍政勢力的斗爭。朱德是紅軍總司令，但沒有任何政治野心。賀龍從舊軍閥陣營過來而且性格急躁，但他從來沒有違反過黨的紀律。劉志丹被冤屈解除了一切職務，但都默默地接受了。紅軍指戰員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他們從來不拿老百姓的東西，用老百姓的東西都是照價付錢。

他們勇于擔當，不怕犧牲。斯諾在采訪中發現，搶渡大渡河和飛奪瀘定橋的戰士都是自告奮勇的志愿者，他們愿意冒著生命危險去爭取紅軍的勝利。斯諾還發現紅軍的指揮員傷亡率很高，因為他們向來都與士兵并肩作戰。在蘇區斯諾看到許多“證據”，他們丟了一只胳臂或一條腿，或者手指被打掉，或者是頭上或身上留有難看的傷痕———但他們對于革命依然是充滿激情。

斯諾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了這些無產階級革命者了不起的個人素養與崇高的家國情懷。他們堅定、執著、深沉、無畏，他們從不向敵人、自然、上帝或死亡認輸，在他們的身上永遠洋溢著充滿樂觀、一往無前、不怕犧牲、敢于勝利的英雄氣概。

四

在《西行漫記》中，斯諾貼近歷史與真實，以如椽之筆描寫了這些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真實生活與崇高情懷，給千百萬讀者留下深刻印象。書中人物眾多，個性也各不相同，斯諾在刻畫這些人物形象時，是講究一定技法的。

一是將正面描寫與側面描寫相結合。正面描寫就是采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對人物進行描寫，并以此來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風貌。對這些正面接觸的人物，斯諾通過對他們的精心采訪、深入交談，甚至深入其工作之中進行觀察了解，然后對他們的肖像、語言、行動、神態、家庭出身、人生經歷、個人情感、生活習性、政治品質等方方面面進行詳細的刻畫與描繪，給讀者留下清晰、深刻、生動的印象。斯諾對從未謀面的朱德、賀龍、劉志丹等人，則是采用側面的、間接的方式進行描寫，就是通過他人之口對他們進行描繪。因為間接描寫中想象多于直觀，所以這幾個人在斯諾的筆下更富有傳奇色彩。他寫朱德貌不驚人，“但很結實，胳膊和雙腿都像鐵打一樣”，民間傳說他有各種各樣的本領，能夠看到百里之外、能夠上天飛行、在敵人面前呼風喚雨、刀槍不入，還能死而復活。寫賀龍“像老虎一樣強壯有力”，勇敢無畏，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一個蘇區。雖然接受教育不多，但口才很好，能“叫死人活過來打仗”。寫劉志丹是“現代俠盜羅賓漢”、“懲奸除惡的天鞭”，他的“生涯仿佛一個萬花筒”，充滿冒險精神和傳奇色彩。這種正面描寫與側面描寫相結合的方式讓斯諾能夠多方位地展示這些歷史人物的性格內涵與精神風貌。

二是將共性描寫與個性描寫相結合。斯諾對這些歷史人物刻畫，既能抓住他們的共性特征，同時也突出了他們的個性特征。如對毛澤東、周恩來的描寫，斯諾寫他們都對中國革命作出巨大貢獻，在追求真理的路上經歷相似，都有著堅定的信仰和嚴格的組織紀律觀念，都過著簡樸平易的生活，這是他們的共性特征。但從個性上來說，他們顯然是各不相同的。在斯諾看來，毛“有幽默感，喜歡憨笑”，有“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能夠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起來”，“個人習慣與外表落拓不羈”。而周又是另一種表現，“頭腦冷靜”，“態度溫和”，“談吐緩慢安詳”，“確乎有一種吸引力，似乎是羞怯，個人魅力和領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產物”。顯然，他們有著不同的性格特征。對于彭德懷、林彪、徐海東這幾位“戰神”，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身經百戰、功勛卓著，都是令白軍聞風喪膽的人，首級賞格都是十萬銀元，但他們的個性與經歷是不同的。林彪是一個工廠主的兒子，黃埔軍校畢業，性格上不茍言笑，雖身經百戰但從來沒有受過傷。彭德懷窮苦農民出身，在性格上是個“愉快愛笑的人”，“又能吃苦耐勞”，特別喜歡孩子。徐海東是窯工出身，一個吃“苦力”的人，所以他是“共產黨領袖中‘階級意識’最強的一個人”。因為掉了兩顆門牙，所以他“有了一種頑皮的孩子相”。他曾負傷8次，身上傷痕累累。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經歷，使他們有著不同的個性。

三是將重要人物描寫與普通人物描寫相結合。杰出的人物在歷史發展進程中起著關鍵作用，但沒有普遍人的支持擁戴，歷史是無法向前推進的。毛澤東、彭德懷在和斯諾交談時，反復強調中國革命的發展，離不開人民的力量，更是數十萬紅軍戰士浴血奮戰換來的。斯諾對此非常認同，所以他在對這些重要人物進行傳述的同時，也傾注了大量的熱情對紅軍中下級指揮員及普通戰士進行真切感人的描寫。如在紅軍大學演講時向斯諾提出各種問題的紅軍營連級指揮員，在政治課上爭先恐后地向斯諾解釋為什么參加紅軍以及紅軍為什么會受到老百姓擁護的戰士，敢向彭德懷查路條又具有強烈自尊的紅小鬼，等等。斯諾對這些普通人物進行報道時，甚至不清楚他們的名字，而且著墨也不多，但均栩栩如生、真實感人。斯諾也正是通過對這群至上而下不同層面人物的情感、經歷的描繪，形成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一個豐富的橫斷面，向世人全面展現西北蘇區的人物風貌。

四是將特定場景表現與細節描寫相結合。在斯諾看來，這些革命者所具有的精神氣質和蘇區這個特殊環境是分不開的。正因為如此，斯諾在刻畫這些人物時，能將人物置于特定的場景中，通過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的烘托，再結合具體的細節描寫，讓讀者能感受到現場氣氛，觸摸到人物靈魂。如對鄧發將軍的描寫，就是把他放在到處追緝他的敵營中心這個特定場景中，然后通過對他閃閃發光的眼睛、青銅色臉上的笑容、象鐵爪子似的手、行動有如黑豹等細節的描寫，刻畫出了一位地下工作者所特有的機警、敏捷、冷靜、強悍而又無畏的傳奇形象。蘇區沒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對群眾也不收稅，在經濟上是如何維持下來的？掌管蘇區財權的林祖涵給了斯諾一個完美的答案。正因為在這特定的背景下，斯諾對這個“戴著一副眼鏡，一只腿架已經斷了，是用一根繩子系在耳朵上”的林祖涵的細節描寫才愈發令人動容。正是這些真實的場景表現和精心的細節描寫相結合，才讓斯諾筆下的人物事跡顯得更有說服力與感染力。

五是將客觀的人物描寫與作者主觀的評價相結合。在《西行漫記》中，斯諾對大多數人進行描繪的素材既不是報刊載錄，也不是道聽途說，而是來源于自己采訪的第一手資料。斯諾在運用這些材料時，也不是簡單的羅列，而是根據報道的事實和角度進行選擇，然后加以組織，并依據事實對人物印象作出主觀的評價。他用數萬字傳述毛澤東，并發掘出毛的所有閃光點，但卻評述說：“切莫以為毛澤東可以做中國的‘救星’。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斯諾認為毛的異乎常人之處在于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迫切要求作了綜合與表達”。對朱德也有類似的評說，他說“朱德不是圣人”，也“決不是一個手上沒有沾血的人，但是，你究竟把這血看做是外科醫生的血還是劊子手的血，這就完全要看你本人的世界觀、宗教、成見或同情心了”。這些理性的評價不僅具有思辨的哲理，也表明了作者的傾向，更讓人物形象鮮活可感。

《西行漫記》之所以如此感人至深，令人難以忘懷，其影響也經久不衰，究其原因，主要來自于高度的歷史真實性，尤其體現在人物的描寫方面。人類歷史是由人創造出來的，西北蘇區轟轟烈烈的革命景象也是由紅軍創造的。斯諾目光敏銳，他緊緊抓住創建蘇區的紅軍指戰員這個群體，以高超的寫作才能，客觀、真實、生動而又富有人情味地刻畫了這群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形象，展現了這片紅色世界獨特的精神風貌和他們所創立的驚世功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