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哲軒演講

張海燕

引言：Terence Tao（陶哲軒），1975年7月17日出生于澳大利亞阿德萊德，華裔數學家，任教于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數學系.他是第一位贏得菲爾茲獎的澳大利亞人，也是繼1982年丘成桐之后獲此殊榮的第二位華人.陶哲軒未滿10周歲時，面對大學生和教授們作題為《我的回憶》的演講，相信同學們讀后定有收獲.

幾年前，我第一次參加全州范圍的數學競賽.考試時間是兩個小時，我僅僅用20分鐘就做完了.剩下的時間，我用來設計一種計算π值的方法.后來媽媽知道了，就問我為什么不多花點時間來檢查答案.我只是說：“等著我領獎吧！”

結果不用說，我沒有獲獎，在一段時間里我情緒非常低落.爸爸發現我的錯誤答案多是由于計算馬虎造成的.此后，我知道了在考試時要安排好時間，還應該好好地復查.糟糕的是，直到現在我還是不能專心復查.

我記憶中最嚇人的一次經歷是3年前，我在倫敦地鐵站（和媽媽）走失了.我和媽媽在一起等地鐵，她轉過身核對墻上的路線.一列地鐵開了過來，我想就是這趟車了，迅速跳上去.等我使勁喊媽媽上車，已經太晚了，車門關了.媽媽對我喊著什么，我卻一點兒都聽不到.幸好，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好心的阿姨告訴我說，媽媽讓我在下一站下車，然后在車站里等她.在下一站，這位阿姨帶我下了車，還去找了站長，我非常感謝她.可我還是渾身發抖，直到媽媽找到了我，好一會兒我仍說不出話來.我記住了：不能在陌生的地方與家人走散，事情一定要“想清楚了再做”.

我發現當我教弟弟們時，自己學到得更多，也更容易記得住.我教一個弟弟數學，教另一個弟弟音樂.我總是在課余時間找一種有意思的方法來教他們.在我要教弟弟之前，我一直挺討厭音樂的，現在我卻很喜歡和他一起來個二重奏.在教的過程中，我學到的東西也許比他們從我這里學到的東西還要多，因為我自己首先要理解才能講解.

我很容易心煩意亂.有時候我做不出題目，就會把筆扔在一邊，把紙撕碎了，跑到床上生悶氣.我還會在一段時間內不想和任何人講話，并且無緣無故地對弟弟們大喊大叫.這時如果爸爸在我身邊，他通常會給我講個笑話，讓我振作起來.媽媽不忙的時候，她可能會來幫我解決這個問題.然而，更常有的是我在蹦床上跳跳，緩解了情緒，再回到桌前重新嘗試，此時就能發現問題不太難.

有人說我有精確的記憶力，但是我卻沒這么肯定，常常丟三落四的.上小學的時候，我總是丟掉水壺、午餐盒之類的東西，還丟過一件嶄新的毛衣，結果學校給我找了一件舊的，有點大，第二年穿還挺合適的.我丟過無數支鉛筆、圓珠筆，還丟過一個計算器，甚至有一次，我錯把班里一個女孩兒的書包拿回家.小學畢業那天，校長跟我聊天.他對我的壞記性開玩笑，給我看他寫的一頁日記.到今天我一直留著一份，因為我很喜歡讀這幾句話：“……Terry（Terence的昵稱）過去在其他的幾位老師那里學了閱讀和拼寫的課程之后，就到我這里上數學課.他經常在每個地方或在從一個教室到另外一個教室的路上落下點什么東西.一天他來上數學課，兩手空空的，他丟掉了不少東西.他進了教室，幾乎是哭著說：‘我什么東西都找不到了！”我記不清丟掉的東西究竟有多少，但有時能在馬路上或學校的操場上撿到幾枚分幣，我估計這樣差不多攢了一美元.但是這遠遠不夠補償我丟掉的東西??！

有時候我把衣服前后或里外反穿.我不在乎把羊毛衫反穿，因為我發現軟的一面朝里會暖和一些.可是有時候我還會一只腳穿著襪子，另一只腳光著.今天我看起來還不錯，那是因為出門前媽媽幫我整理了衣服.

進中學的第一年我遇到了一個特別好的老師，她教我“普通常識”的課程.她建議我寫日記，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記下來.她讀過我的日記后會寫上看法再還給我.有幾次我向她抱怨生活不容易.例如，我不得不從一間教室快速跑到另一間教室，人們總是期待我知道這個知道那個，有時甚至我的弟弟還在我的作業上亂涂亂畫.她回答我說，澳大利亞前總理Malcolm Fraser先生常說，“人生原本不易”.她教導我，我們大家都會在某個時候獲得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某種成功，但更多的似乎是被失敗所困擾.我們應當多想些樂觀的方面，把那些挫折看作是給自己的一些教訓.它們會讓我們對未來增添更多的希望.這些就是我愿意從那些長者身上學的東西.也許我被一些老師評價為聰明的孩子，可是我想要有像在座的每一位一樣的智慧.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