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的強國夢

文/厐思純

◎ 將西方民主思想傳入貴陽的李端棻

一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后，外侮日深，內亂頻仍，清王朝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執政危機。為救敝起衰，重振國勢，“天下愛國之士，莫不焦心竭慮，憂國之將亡，思有以挽回之策”。他們“師夷長技以治夷”，學習西方列強的工商之道、教育之術、改良政治之策，期以富國強兵。清代道咸同光年間末的貴州士人李端棻，身處“大變局”的時代，秉持救敝起衰、重振國勢的愛國理念，以“當今之世，如欲治國平天下，舍我其誰”的使命感，投身于教育救國、政治變革、實業振興和民主啟蒙的時代潮流中，充當了“國運舵手”的要角，雖殞身而不恤，為黔人作出了光輝的榜樣。

李端棻(公元1833年——1907)，字苾園，貴陽貴筑縣人，祖籍湖南衡州府清泉縣。自祖父移居貴陽始，至李端棻已是三代。據史冊所載：李端棻幼年喪父，依母而育。母親何氏來自貴陽書香仕宦人家。舅父何亮清，咸豐十年進士，對李端棻早年的學業根底竭盡全力。李端棻的四叔李朝儀系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學養深厚，注重節操，對幼年的李端棻影響甚深。李朝儀“以學問吏治聞于時，以圣賢之教率其家”對之后李端棻的“立身行事，大節凜然不可犯”的操守人格有著重要的關系。李端棻晚年曾感慨地談及叔父和舅父對自己的影響，有“吾一生，為人之道得之吾叔；為學之道得之吾舅”之語。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李端棻中進士。步入仕途后，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在此期間，受大學士倭仁、羅文恪程朱理學之熏陶，學德得以大進。之后，他歷任山西、順天、廣東、四川、山東等地鄉試主考官及全國會試副總裁，仕途一帆風順；后又相繼出任云南學政、監察御史、內閣學士、刑部侍郎、倉場總督，戊戌七月授禮部尚書。

二

李端棻為官清正，敢言直諫，兼之善于識拔人才，因此得到朝野一致好評。時人認為李端棻敢言直諫超過了北宋名臣司馬光和歐陽修；又因其“所拔擢皆一時之名士”，人們把他比作當代的歐陽修。

李端棻是一個虛懷若谷、愛惜賢才的人，有“知人鑒”之譽。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廣東鄉試在廣州舉行，來自新會縣的士人梁啟超一舉中的，榜列第八名舉人。發榜之后，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王仁堪(福建人)在議評試卷時，對梁啟超淵博的知識、透辟的理論及汪洋恣肆的文風氣勢大加贊賞，認為梁是曠世奇才，前途未可限量。李端棻告訴王仁堪，說堂妹李蕙仙正待字閨中，自己多年來一直在為其尋找一位稱心的夫婿，而梁啟超是最好的人選。無獨有偶，此時王仁堪也正考慮招梁啟超為女婿。見主考官話已說出，王仁堪只好隱忍心事，連聲稱好。

通過調查，李端棻了解到梁啟超的家世及其簡歷，得知其十一歲中秀才，被廣東學政葉大焯譽為“神童”，之后入“學海堂”深造，熟讀經史子集，兼具訓詁詞章，是一位學養具優、出類拔萃的英才。為了試探梁啟超對婚姻的態度，李端棻私下與他見過一面。

初次見面，梁啟超就給李端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青澀的面孔充滿自信，炯炯的目光英氣逼人，得體的舉止文氣洋溢，對答之間從容睿智。在梁啟超眼中，李端棻儒雅謙和，學養淳厚，言談舉止之間，充滿親切平和的長者之風，與那些權勢熏人、一身戾氣的達官顯宦判若云泥。由于推誠相見，交談的氣氛愈加和諧，內容愈加廣泛。當李端棻向梁啟超表白“以妹妻之”的心愿時，梁啟超毫不扭捏，欣然應諾。就這樣，梁啟超這位中國近代史上天才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宣傳家、著名政治活動家、才華橫溢的大學者，與貴陽的簪纓詩禮之族的李家結為了秦晉之好。

婚后梁啟超與妻子一直寄居在李端棻家中，于是后來梁啟超有“飲食教誨于公者且十年”之說。在這十年中，李、梁朝夕相處，相互砥礪，議西學、論維新，彼此都從對方身上得到不少教益。李端棻的學識人格，為政清廉的作風及開明的思想，令梁啟超十分欽服；而梁啟超出眾的才華、敢為天下先的人格魅力及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憂慮，給李端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為其自覺去了解西學、投身維新變法提供巨大的動力。值得一提的是：李端棻影響中國近代教育的《請推廣學校折》是這時期的產物。 而梁啟超呢，正是在李端棻的支持下，其參加了“公車上書”，籌辦了《時務報》，大力宣傳維新思想，將自己的人生理想推向了頂峰……

李端棻一生拔擢了不少人才，他們大多“明習當時之務,通曉中西文化”，且心系天下，有所擔當，為國家的精英，民族的脊梁。據史冊所載，甲午戰后李端棻曾保舉嚴修、唐才常、熊希齡等十六人。戊戌變法時，李端棻又密薦康有為、譚嗣同“才堪大用”。

三

光緒二十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中國陸海軍雙雙敗北。次年四月十七日，清政府與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面對西方列強的虎視鷹瞵，瓜分豆剖，無數志士仁人莫不痛感“不變法無以挽救危亡”。面對帝國主義的鯨吞蠶食，目睹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康有為、梁啟超趁著入京應試之機，聯合十八省的一千三百余名舉人，于五月一日在松筠堂集會。向清廷上書，提出了“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要求，

有感于清王朝江河日下難以為繼的嚴峻現實，時任工部侍郎的李端棻痛切的認識到中國之所以受人欺凌，任人宰割，關鍵在于教育制度落后，國民素質低下，若要使國家富強，民族振興，首先得改革教育制度，培養符合時代要求的新型人才。經過反復的思考，他于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向清廷上《請推廣學校折》，全面系統地闡釋、規劃了未來中國教育的全景。其“一經五緯”的主張，以設立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及各省中小學為主干；重要措施有：設藏書樓(圖書館)，創儀器館，開譯書局，廣立報紙，派遣游歷西洋者，以此擴大“西學”的傳播。

這個奏折得到光緒帝的首肯，并由政府采納而付之實施的。其意義在于：它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宣告了新式教育的開始，敲響了封建教育的喪鐘。幾年后，中國終于“廢科舉，興學堂”，結束了自隋唐以來經歷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為“少年中國”的新知識，新文化、新思想、新科技的傳播起到 “清道夫”的重要作用。

1898年的戊戌變法，李端棻是積極的參與者，推動者和政策的制定者，時任禮部尚書的他，是光緒帝為之信賴的幾個大臣之一。雖然這場變法最終失敗，但李端棻在變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如果說康有為、梁啟超是廣大士人要求維新變法、挽救危亡的代表，那么李端棻代表的就是統治階級上層中的改革派。歷史證明，任何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若沒有上層改革派的大力推動和支持，亦將無所建樹。

戊戌變法后，李端棻的命運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昔日的朝廷重臣一下子成了階下囚。人生的轉折，致使其觀念的變化，于是他由—個開明的封建士大夫升華為一個民主先驅，一個青史留名的人。

四

1898年9月20日，戊戌變法失敗后，光緒帝被囚，梁啟超流亡日本，康有為逃往香港，楊深秀、康有溥及軍機四卿被捕慘死，李端棻因“濫保匪人”而革職查辦，流放新疆。途中患重病，留甘州。在甘州的三年中，李端棻對政治黑暗，國是日非十分憂慮于是訴之筆端，抒發情懷。其詩曰：

“幾見清流誤國家，權奸顛倒是非差。狹心但解酬恩怨，盲眼何曾識正邪。

戮辱逋囚無漏網，晉唐明宋有前車。漢陽渡口京都市，云散風凄日又斜?！?/p>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值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在清政府簽定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之后，李端棻痛心疾首，更加痛感“國威之墜落、國權之凌夷”!

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李端棻遇赦返里，無意中讀到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其中“故今日的則任，不在他人，而全在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的文字，令他深為感動。

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李端棻受聘主講于學古書院（即經世學堂）。同年四月，反動保守的慈禧太后走到前臺，表達朝廷推行新政的堅定決心，說：“變法一事，關系甚重……朝廷立意堅定，志在必行”，并申言“中外臣工，須知國勢至此，斷非茍且補苴所能挽回厄運，惟有變法自強，為國家安危之命脈，亦即中國民生之轉機”。在推行新政期間，清王朝以日本的“明治維新”作為榜樣，將興辦實業，發展資本主義；創辦新學堂，派遣留學生，培養新式人才；改革軍制，增強軍事力量等作為要務，力圖奮起直追，重振皇朝雄風。

看到自己早年的《請推廣學校折》得到落實，李端棻倍感欣慰，仿佛看到國家有了希望。對其而言，“老佛爺”能改弦更張，亦是國家之幸事。然而遺憾的是，自己年事已高，報效國家的日子不多。好在目前頭腦清晰、精力尚濟，趁著夕陽余輝，仍可以為桑梓培養一批具有新知識、新思想和民主理念的一代新人，為“少年中國”輸送人才……

針對貴州地處邊遠、風氣閉塞保守的狀況，李端棻認為現在最緊迫的任務是啟迪民智，使之跟上時代步伐，于是他利用貴陽經世學堂的講壇，把它作為傳播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陣地，極力向學生傳播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李端棻在講壇上專題講授“盧梭論”與“培根論”， 大講孟德斯鳩的“三權鼎立論”、達爾文的“進化論”和赫胥黎的“天演論”，向腐朽反動的封建勢力發動了一次次猛攻?？梢哉f，年逾七十的李端棻，這時在貴州充當了“民主先驅”的角色，他的言論、思想，猶如一股股春風，給沉悶閉塞的貴陽城帶來了生機和活力，因此遭到封建頑固派的極端仇視。有一次，一位學生把盧梭比作孔孟，得到李端棻的贊賞，并被列為第一位。這下可鬧出了亂子，頓時貴陽城中輿論大嘩，守舊派伺機而起，大肆攻擊李端棻，其中有一首誹謗詩這么寫道：

◎ 李端棻墨跡

“康梁遺黨至今多，請爾常將頸子摩。死到臨頭終不悔，敢將孔孟比盧梭？”

恐嚇威脅始終嚇不倒李端棻，他仍高舉著民主自由之大旗，繼續為著啟迪民智、培養貴州新青年而昂首前進。

此期間李端棻寫了不少詩，其中三首有代表性，最能彰顯其民主自由理念。

《國家思想》

“君不堪尊民不卑，千年壓制少人知。奴隸心腸成習慣，國家責任互相推。

峽經力士終能剖，山有愚公定可移。緬昔宣尼垂至教，當仁原不讓于師?！?/p>

《政治思想》

“天地區分五大洲，一人豈能制全球。國家公產非私產，政策群謀勝獨謀。

君為安民方有事，臣因佐治始宣流。同胞若識平權義，高枕無憂樂自由?！?/p>

《學術思想》

“早知素習皆虛空，志積維新日有功。目的胡為猶惝恍，心思毋乃欠昭融。

素王學術無今古，黃種靈明勝白棕。宗旨看真須取法，何妨時勢造英雄?！?/p>

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李端棻針對帝國主義列強垂涎貴州鐵路礦產之事，認為國家“利益不可假人，民膏不可外溢”，便發起組織“貴州全省鐵路礦務總公司”，之后又聯合于德楷、唐爾鏞等人將貴陽府中學堂遷往雪涯路，更名貴陽中學堂。

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李端棻寄信給遠在日本的梁啟超，信中有“昔人稱有三歲而翁，百歲而童。吾年雖逾七十，志氣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猶將從君子后，有所盡于國家矣”之句，表達了自己老當益壯，志在報國的年輕心態。梁啟超讀到這里，感慨地將其比作“廉將軍之善飯，馬伏波之據鞍”。

數十年后，文史學者凌惕安在《黔故拾掇》一書中,對早年邂逅李端棻有如是描述：

“鄉先輩有名德者，余猶及見李苾園（端棻字）先生。光緒丁未歲（公元 1907年），先生方主講在籍，常以其暇日視察學校。時余年十六，適在庠，遙見先生來，躡朱履，袍色蔚藍，修髯若雪，侍者二人扶掖登階，巡行久之始去。及今思之，老輩風徽，至深引慕?！?/p>

兩個月后，這位戊戌變法的國運舵手，中國新式教育的倡導者，畢生追求強國夢的貴州先賢突然與世長辭，為自己最后十年劃上了句號。

李端棻葬于貴陽城郊永樂堡（今烏當區永樂鄉水塘村松山小阜半坡）墳地，墓坐西向東,圓形土堆墓,封土直徑10.4米,高1.9米.墓碑紅棉石質，碑高2.05米，寬0.93米，厚0.22米，赑屃托碑，惜頭部已毀，僅存殘身。陰刻行書：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顯考李公字苾園府君之墓，宣統元年閏二月榖旦，男葆忠、孫性良、心良、志良奉祀。墓碑有檐蓋，左右兩側有陰刻行書石柱聯：“蒼松翠柏千年邑、知水仁山萬古城”。

1987年5月，貴陽市文管會將李端棻墓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18年10月，貴州省在新增220處文物保護單位中，將李端棻墓列入，以緬懷這位黔中先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