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城協同發展的經濟增長效應評估
——基于省級空間面板數據的計量分析

屈 婧

（重慶大學，重慶 400044）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此過程中也產生了諸如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低度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等多種問題。十八大以來，中央將城鎮化作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著力點，城鎮化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作為我國新常態下的重要發展目標，二者協同發展能否促進經濟增長，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重要現實問題。

有關城鎮化、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的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主要研究方向可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城鎮化與經濟增長。Christian、Thomas（2011），蔣冠等（2014）指出，城鎮化發展對勞動力集聚、產業組織形式完善、區域優勢凸顯有積極影響，通過投資拉動機制、消費刺激機制、產業優化機制、創新激勵機制來促進經濟增長[1～2]。第二，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嚴成樑（2016）、王立平等（2010）認為，產業結構變遷的過程同時也是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流動的過程，產業結構變動對地區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并且存在較為顯著的空間外溢性[3～4]。第三，城鎮化與產業結構。夏春萍（2010）、辜勝阻等（2012）、魏后凱等（2011）認為，新型城鎮化通過提升三次產業的發展質量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和可持續發展，進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5～7]。

可以看到，國內外研究都肯定了新型城鎮化與產業結構變遷的經濟增長效應，但對于二者協同影響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卻相對偏少，研究過程中易忽略空間溢出效應這一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本文將基于空間面板模型分析城鎮化與產業結構協同發展的經濟增長效應，以期明確城鎮化發展和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空間影響，找準其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著力點。

一、指標選取和統計描述

1.城鎮化發展水平。城鎮化的過程是一個包括城鎮的經濟發展、產業結構提升、文化環境改善、生活質量提高、居住環境改善、社會全面發展的集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以及綠色化為一體的綜合體系[8]。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對各種指標進行篩選與整合，按照全面系統性、科學性、針對性的原則，構建了基于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生態宜居和生活質量的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綜合評價體系，下屬三級指標分別為：人均GDP、城鎮固定資產投資、非農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城鎮化率、非農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重；人均城市道路面積、人均城市綠地面積、城市道路清掃保潔面積；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城市每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數、每萬人擁有衛生技術人員數。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來確定新型城鎮化評價體系中各指標的權重。以上12個指標的KMO值大于0.7，同時也通過了Bartlett的球形度檢驗，表明各指標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存在可以提取的公因子，符合進行主成分分析的條件。借助SPSS18.0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總方差解釋結果，表明前5個成分的累積方差貢獻率達到了85.969%，能夠有效反映大多數的原始信息。計算結果顯示，從總體上看，我國城鎮化發展水平一直穩步提升，但各區域間城鎮化發展差距較大。其中，江西、廣西、海南、貴州、云南、甘肅、青海等省份城鎮化水平較低，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山東城鎮化水平較高。這與長久以來形成的區域間的經濟水平差距不無關系，城鎮化水平較高的省份多位于東部地區或者為直轄市，相比于中西部地區它們在體制改革、創新驅動、要素吸引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先發優勢，這種優勢同樣也會存在于城鎮化建設中。

2.產業結構變遷水平（STR）。關于產業結構變遷水平的測度，本文將在傳統Moore指數的基礎上，借鑒周明磊、任榮明（2011）改進后的Moore指數來表示產業結構變遷水平[9]。計算結果顯示，我國各區域產業結構均處于不斷優化的過程，其中北京和上海的產業變遷水平較高，其余省份間的產業結構變遷水平差距較小。這也證明了我國長期以來重點強調的產業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各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開始注重“質”的提升，在自身既有產業結構的基礎上積極發展現代化服務業，不斷尋求產業結構向合理化和高級化發展。

二、實證分析

本文研究樣本來自中國除西藏以外的30個省、自治區及直轄市2000—2015年的統計數據，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等，使用軟件為Stata 13.0、Matlab 2010b。

1.變量選取。被解釋變量為區域經濟增長水平，用以1978年為基期的實際人均GDP來衡量。核心解釋變量為城鎮化發展水平（URB）和產業結構變遷水平（STR）。引入的控制變量包括人力資本積累（HUM），技術進步（RD）、外商投資（FDI）、要素稟賦（KL）、金融發展規模（BLG）、財政制度（FEG）。

2.模型構建及空間相關性檢驗。在構建空間量模型之前，需要對主體分析對象進行空間自相關檢驗，本文基于鄰接距離矩陣，利用Moran’s I指數對區域經濟增長變量進行空間相關性檢驗。區域經濟水平的Moran’s I指數及其統計檢驗結果顯示，樣本期間內Moran’s I指數均在1%的水平顯著為正，表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在總體上存在一定的正向空間相關性。通過空間自相關檢驗后，為進一步檢驗城鎮化發展與產業結構變遷的經濟增長效應，引入可供選擇的兩種空間計量模型，即空間滯后模型（SAR）和空間誤差自相關模型（SEM）。

3.產城協同視角下的分析?；诋a城協同視角分析時，采用Hausman檢驗和拉格朗日乘子檢驗（LM檢驗）來選取合適的模型。Hausman檢驗統計量為149.16，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固定效應優于隨機效應模型。綜合三種空間權值矩陣情形下的LM檢驗結果，得到空間滯后模型優于空間誤差模型。因此，可以確定固定效應的空間滯后模型為較優模型，后續政策分析以此為準。

產城協同空間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城鎮化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變遷水平的交叉項大小在0.007附近，且均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產業結構和城鎮化相互促進、協同發展，推動經濟發展。城鎮化通過創造新的需求引導資源不斷向新興產業集聚，推動技術密集型產業和知識集約型產業快速發展并形成新主導產業，主導產業具有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作用。而產業結構變遷又是城鎮化發展的支撐力量，產業結構的變遷中由技術革新和知識擴散帶來的高回報促使大量資金和勞動力離開傳統產業轉而投向新興產業的懷抱，這為城鎮化建設提供了充足的資本和人力基礎。因此，現階段的城鎮化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變遷水平具有良好的協同性，能夠有效促進區域經濟的增長，帶來顯著的經濟增長效應。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2000—2015年全國30個省、自治區及直轄市的面板數據，在計算城鎮化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變遷水平的基礎上，構建了空間面板模型，運用固定效應的空間滯后模型基于產城協同的視角實證分析了我國城鎮化發展與產業結構變遷協同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結論表明，現階段我國的城鎮化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變遷水平具有良好的協同性，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得到優化，產業結構變遷又是城鎮化發展的支撐力量。各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當避免產城分離現象，積極推進產城融合發展。城鎮化發展沒有產業支撐，即便再漂亮，也是“空城”；產業發展不能落地于城鎮，即便再高端，也只能“空轉”。城鎮化發展與產業結構變遷要有對應的匹配度，不能一快一慢，脫節分離，應真正實現“以產促城，以城興產，產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