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英格蘭主教檔案及其史料價值

提 要：對中世紀教會史研究而言，中世紀主教檔案是一個極為基本且極具價值的史料來源，它的形成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20世紀，以地方檔案協會為主的檔案出版機構對中世紀主教檔案進行了重新整理和出版，促進了這些檔案在教會史領域中的研究和使用。在這一過程中，受西方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演進的影響，西方學者們對中世紀主教檔案的使用經歷了從制度史研究范式逐步到社會史研究路徑的轉變。隨著研究重心的變化，人們對主教檔案的解讀不斷深入，其史料價值也不斷得到挖掘。

關鍵詞：中世紀；英格蘭；主教檔案；地方檔案協會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4.004

中世紀英格蘭主教檔案主要是指13世紀后英格蘭各主教區文書官員對主教在教區管理過程中發布的令狀、往來信件及其它形式文書進行整理、摘錄所形成的一系列文件匯編。1對中世紀教會史研究而言，中世紀主教檔案是一個極為基本且極具價值的史料來源，它們跨越數個世紀為后來的研究者打開一扇了解和認識中世紀社會的窗口。因此，了解和認識中世紀主教檔案的形成、后世的編訂與出版及其在研究中的使用具有重要意義。鑒于國內至今鮮有對此類檔案的系統介紹，本文以13世紀林肯主教檔案為例梳理了中世紀主教檔案的形成與出版過程，并對西方史學界在不同時段對中世紀主教檔案的研究和使用做了簡要介紹，以期增進國內相關領域研究者對此類檔案的了解和使用。

一、中世紀主教檔案的形成及演化

在諾曼征服（1066年）之前，英格蘭主教基本采用口頭的方式發布通知、命令等管理信息。1到1066-1214年之間，文字形式的主教文書開始為大多數主教所采用，2這些書寫在羊皮紙上的文字可以說是最早形式的主教文書。不過，由于主教在當時的權威極為有限，其對主教區的管理和控制較弱，所以并不經常以主教的名義發布有關令狀；其次，由于羊皮在當時較為稀有，這些文書一般只在裁決部分糾紛或有爭議的事務時才被采用，而且文書發放以后通常由接收者保管，主教及文書管理機構并不設立副本或進行登記。由于形式較為簡單且欠缺后期管理，這一時期的主教文書存在諸多問題，甚至出現了偽造的情況。3這種情況到韋爾斯的休（Hugh of Wells，1209-1235年在職）任林肯主教區主教時出現了明顯改觀，4主教文書逐漸走向常態化和規范化并開始在主教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

1214年，在王室政府中書?。–hancery）服務多年的韋爾斯的休返回林肯主教區重任主教之職，期間他將在中書省習得的檔案編訂經驗運用到了林肯主教文書的編寫與管理之中。5首先，休對教士任命狀、確認書6等文書的格式進行了規范。除了為開頭、結尾部分設置了較為固定的格式，休要求文書上要統一標注準確的發布時間和見證人（witness）等信息，此外還要求必須在上面加印主教印章。以主教1222年頒發給羅杰·安德魯的教士任命狀為例（如下），“Omnibus Cristi fidelibus ad quos presens scriptum pervenerit， Hugo Dei gratia Lincoln episcopus salute in domino”通常為文書的開頭，意為“蒙上帝恩典，林肯主教休向本文件所及之所有虔誠基督徒致以問候?！蔽臅慕Y尾則記錄了見證人、起草人、頒布的時間、地點等信息?！癏iis testibus”意為文書見證人，“Datper manum”意為文書起草人，“apud Thamtertiononas Februarii pontificatus nostril anno tertiodecimo”為文件頒布的地點和時間。

其次，為了避免偽造主教文書情況的發生與方便日后的查詢和使用，休要求文書管理機構對所有發出去的原始主教文書要進行備份登記?？梢哉f，也正是這一舉措直接促成了中世紀主教檔案的生成。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原始的主教文書與進行備份的檔案無論在內容還是形

式上都存在著一定差異。從內容上看，休任主教時期的文書官員往往僅對原始文書的關鍵內容進行備份和登記，篇幅相對簡練。形式上，與發放出去的單張羊皮文書不同，這些原始文書的備份一般登記在羊皮的正反兩面，當可用空間不足時在原有的羊皮接縫上新的羊皮，這樣隨著記錄內容的增多羊皮的面積會越來越大，當大到一定程度另啟新張，7同時將已寫滿的羊皮卷起保存，如此便形成了最早的羊皮卷式的主教卷檔檔案。此舉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件的分散和丟失。對于已經成卷的檔案則由檔案官員放于主教座堂內加以保管?，F存的韋爾斯的休時期所編訂的主教卷檔有14部，其中用羊皮最多的是第10卷1214-1218年休在各執事長轄區的教士任命記錄，該卷檔由13張羊皮縫制而成，其它的也大都在6張左右。8

主教韋爾斯的休為主教檔案制定的一系列標準對后世主教們的檔案編訂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模板。韋爾斯的休之后的歷任林肯主教，包括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 1235-1253任主教）、萊克星頓的亨利（Henry of Lexington，1253-1258年在職）、1理查德·格雷夫森德（Richard Gravesend，1258-1279年在職）大都仿效休編訂了各自的主教檔案。直到奧利弗·薩頓（Oliver Sutton，1280-1299年在職）擔任林肯主教時，在其文書管理員約翰·斯科爾比（John Scalby，1281-1299年擔任主教奧利弗·薩頓的文書管理員）的一系列創新舉措下，主教檔案的編訂和管理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2

斯科爾比對主教檔案的改進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擴大了主教檔案收錄的范圍。斯科爾比在檔案中增設了主教備忘錄（memoranda）。在備忘錄中，斯科爾比將主教的有關信件、對空缺堂區教士3的任命、主教座堂官員及教士團圣俸的分配、教士的神品晉升記錄、王室令狀、證明信等4都進行了記錄。并且，在內容上，斯科爾比時期主教檔案的內容比此前的記錄更為細致和詳盡。以教士任命記錄信息為例，普遍增加了任命教士的緣由（在修會作為主持人的堂區中）、教士的收入分配、教士調遷的原因和具體去處等內容。

其次，規范了編訂形式。斯科爾比依據文書涉及的不同內容及地區采用了分類、分冊（volume）

編訂的方式，改變了之前不做分類的記載傳統。5

在斯科爾比的安排下，奧利弗·薩頓任林肯主教時期出現了各自成冊（在形式已類似于現代的書籍）的教士任命記錄（按執事長轄區劃分）、教士神品晉升（ordinations）記錄、主教備忘錄等不同類別的主教檔案。此外，隨著檔案的不斷增多，為了便于查找斯科爾比還發明了多種檢索方式。比如，在檔案每頁的邊緣部分用大寫黑體字標明其中所涉及內容的關鍵詞，像文書發放的執事長轄區或堂區的名字等；或者利用某一符號代表一種類型的內容，如用一個頭戴氈帽的學者頭像代表與大學有關的事務等，6這些檢索方式有效提高了查找檔案的效率。

最后，完善檔案保管方式。斯科爾比根據檔案的重要性、使用頻率等特點采用了分類分地存放的做法。比如，主教使用頻率較高的檔案，如教士的任職記錄、神職晉升記錄等一般由跟隨主教巡視的文書管理人員隨身攜帶；7對于使用頻繁不高的檔案，斯科爾比則往往將其將其存放在主教的莊園和林肯主教座堂的庫房（treasury）中。一般來說，那些存放于主教莊園的檔案一般與當地的事務有關，存放于林肯主教座堂的檔案通常為重要但在主教日常管理中不常使用的文檔。1284年后，斯科爾比又將其管理下的主教檔案依照不同的主題和日期進行了分類整理，進一步提高了主教文書的使用效率。在斯科爾比的推動下，奧利弗·薩頓時期的主教檔案已發展到極為完善而規范的程度，這些內容詳細、保管得當的文字記錄逐漸成為主教日常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在林肯主教區的影響和帶動下，英格蘭的其它教區也陸續開啟了本教區的檔案編訂與管理工作。自1214年韋爾斯的休開始編訂林肯主教檔案后，1216年約克主教沃爾特·德·格雷（Walter de Gray，1216-1255年在職）也編訂了該教區的主教檔案。而其它主教區則大多于13世紀后半葉開啟了各自的檔案編訂工作。比如考文垂和利奇菲爾德、?？巳?、羅切斯特的主教檔案于13世紀50年代開始編訂，巴斯和韋爾斯、諾維奇、溫切斯特、伍斯特主教檔案開始于60年代，坎特伯雷、赫特福德、索爾茲伯里始于70年代，余下的卡萊爾、切奇斯特、達勒姆、倫敦的主教檔案則出現于較晚的80年代。1總的說來，到13世紀末，幾乎所有的英格蘭主教區都開啟了各自的主教檔案編訂工作，而主教檔案的編訂和普及也成為13世紀英格蘭教會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2

二、中世紀主教檔案的重新編訂及出版

中世紀主教檔案本身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然而，從原始、分散的羊皮檔案到現今歷史學家桌案上擺放的重要文獻，20世紀的中世紀主教檔案在載體形式上又經歷了一次“涅槃”。在這一過程中，以地方檔案協會3為主的檔案出版機構發揮了關鍵作用。

以林肯主教檔案為例，坎特伯雷和約克協會（Canterbury and York Society）4最先對林肯教區的主教檔案進行了整理出版。1907-1914年，坎特伯雷和約克協會相繼出版了由W. P. W.菲爾莫爾（W. P. W. Phillmore）主編的三卷本《林肯主教韋爾斯的休主教卷檔，1209-1235年》，5此乃20世紀出版的第一批中世紀主教檔案。它的問世拉開了20世紀英國中世紀英格蘭主教檔案重新編定與出版的大幕。這三卷本檔案主要是韋爾斯的休于1219年編訂的主教檔案，以及其他年份他在部分執事長轄區（不包括林肯執事長轄區）設立代理主持人薪俸的記錄，在語言上這版檔案與原始檔案保持了一致，全部為拉丁文。1913年，坎特伯雷和約克協會又出版了由F. N.戴維斯（F. N. Davis）編訂的單卷本《林肯主教羅伯特·格羅斯泰特斯特卷檔》。61925年，該協會又出版了戴維斯主編的《林肯主教理查德·格雷夫森德卷檔 1258-1279年》。與菲爾莫爾編訂的主教檔案相比，戴維斯版主教檔案將部分拉丁文檔案（如教士任命記錄等）翻譯成了英文；對于一些冗長復雜的內容，戴維斯在保留拉丁文文本的同時，又用英文對檔案的主要內容用作了簡要說明。此后，為了提高檔案的使用效率，戴維斯之后出版編訂的主教檔案一般均采用了將拉丁文翻譯成英文的做法。

除了出版13世紀的林肯主教檔案外，坎特伯雷和約克協會于1913年出版了當時林肯檔案協會總主編C. W.福斯特（Charles Wilmer Foster）編訂的《林肯主教湯姆斯·庫伯主教檔案》，7又于1984年和2009年出版了尼古拉斯·本內特（Nicholas Bennett）編訂的兩卷本《林肯主教理查德·弗萊明主教檔案匯編》。8除了上述主教檔案外，坎特伯雷和約克協會還于1915至1927年間出版了A.H.湯普森（A. H. Thompson）編訂的3卷本《林肯主教區的修會巡視記錄》，11997年出版了A. K.麥克哈丁編訂的《王室頒賜林肯主教約翰·白金漢的令狀1363-1398》。2

在坎特伯雷和約克檔案協會的帶動和影響下，林肯檔案協會（Lincoln Record Society）正式開啟了出版中世紀林肯主教檔案的工作。1910年林肯檔案協會成立，其主要創始人林肯主教座堂教士C. W.福斯特任第一任總主編。在福斯特的帶領下，林肯檔案協會對之前由坎特伯雷和約克協會已出版的林肯主教檔案進行了再版和修訂。1913-1914年，林肯檔案協會再版了菲爾莫爾編訂的《林肯主教韋爾斯的休主教卷檔，1209-1235年》，1914、1925年分別再版了戴維斯編訂的《林肯主教羅伯特·格羅斯泰特斯特卷檔》和《林肯主教理查德·格雷夫森德卷檔 1258-1279年》。2015年，林肯檔案協會以“林肯檔案協會新凱瑟琳·梅杰中世紀檔案系列”的名義出版了林肯大學中世紀史教授、著名的檔案編訂專家菲利帕·霍斯金（Philippa Hoskin）編訂的《林肯主教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主教卷檔1235-1253年》，3該書是對1913年戴維斯編訂的《林肯主教羅伯特·格羅斯泰特斯特卷檔》的修訂。除了對戴維斯版本中出現的錯誤人名、地名進行了更正，霍斯金在比對主教韋爾斯的休、查德·格雷夫森德以及亨利·萊克星頓三人主教檔案的基礎上，還對主教格羅斯泰斯特發布的2000余條教士任命記錄作了逐條解讀。

其次，林肯檔案協會組織有關人員對此前未曾出版過的主教檔案進行了編訂和出版。1948

年，在第二任總主編凱瑟琳·梅杰（Kathleen Major）

的主持下，林肯檔案協會出版了由R.M.T.希爾

（R. M. T. Hill）編訂的《林肯主教奧利弗·薩頓主教卷檔及檔案匯編》。該檔案一共分為8卷，從1948年開始一直到1986年才全部出版完畢。這八卷檔案根據內容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主教任命堂區教士的記錄，第二類為1290-1299年林肯主教的備忘錄，4第三類是1290-1299年的教士神品晉升記錄。52000年，時任林肯檔案協會總主編的大衛·史密斯（David M. Smith）收集了主教韋爾斯的休所發布的諸多原始令狀，在此基礎上編訂了《林肯主教韋爾斯的休令狀集1209-1235年》。6由于部分主教檔案內容的丟失，史密斯編定的《林肯主教韋爾斯的休令狀集1209-1235年》在內容上與菲爾莫爾編訂的《林肯主教韋爾斯的休主教卷檔，1209-1235年》形成了互補。1999-2009年，林肯檔案協會的尼古拉斯·本內特又編訂了三卷本的《亨利·伯格什檔案匯編1320-1342年》，7其中主要收錄了教士任命記錄、主教備忘錄等內容。

除了出版上述主教檔案外，林肯檔案協會還出版了與主教檔案關系密切的其它類型的檔案。比如，1914-1929年，該協會出版了由A. H. 漢密爾頓（A. Hamilton Thompson）編訂的三卷本《林肯主教區主教對修會的巡視：來源于林肯主教理查德·弗萊明和威廉·格雷檔案匯編中的令狀和其它檔案1420-1436年》、81954年出版了由W.霍茲曼（W. Holtzmann）編訂的《與12世紀林肯主教區有關的教宗諭令》、91992年出版了由A. K.麥克哈?。ˋ. K. McHardy）編訂的《林肯主教區的稅收普查 1377-1381年》，1以及在2013與2016年出版的尼古拉斯·本內特編訂的《林肯郡堂區教士1214-1968年，一種傳記式檔案》等。2這些檔案一方面與已出版的主教檔案共同構成了研究中世紀林肯主教區的重要史料群，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又可成為相互印證，互為考證的依據。

值得關注的是，中世紀林肯主教檔案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受到重視并順利出版，很大程度上與地方組織編訂者較高的專業素養與一批學者對地方歷史文化遺產的熱愛分不開。以林肯檔案協會第一任總主編福斯特為例，他在擔任總主編之前曾是林肯主教座堂的教士團成員，對林肯主教座堂圖書館（Cathedral Library）的館藏檔案極為熟悉，而深厚的拉丁文功底也使其具備了整理和編訂中世紀主教檔案的能力。而之后的歷任總主編凱瑟琳·梅杰、多蘿西·歐文、大衛·斯密斯、尼古拉斯·本內特則均為中世紀教會史領域的知名專家或學者。作為專業的歷史學家，他們對史料有著天生的敏感，也更能夠認識到中世紀主教檔案的重要價值。此外，20世紀的林肯地區以地方檔案協會為中心形成了一個熱心傳承和弘揚地方文化的學術圈，集合了當時林肯郡歷史學家、檔案學家、考古學家等各類知名專家。這些成員對本地文化有著深厚的情感并希望通過各種方式挖掘地方文化遺產，于是編訂和出版林肯主教檔案便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切入口。

中世紀林肯主教檔案的編訂出版只是20世紀英格蘭主教檔案出版浪潮中的一個縮影。除了中世紀林肯主教檔案現已全部出版外，其他教區的主教檔案也相繼得以出版。以前文提及的坎特伯雷和約克協會為例，從1907年到2016年坎特伯雷和約克協會就先后出版了16冊赫特福德主教檔案、37卷約克大主教檔案、7卷?？怂固刂鹘虣n案、5卷卡萊爾主教主教檔案等。到20世紀末，1214年之后保存至今的中世紀主教檔案大部分也完成出版，這些由后世學者重新編訂的檔案現已成為中世紀教會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史料。

三、中世紀主教檔案的史料價值與利用

20世紀以來，在各地檔案協會與有關人員的努力下，英格蘭中世紀主教檔案的編訂和出版取得了重要成果，為研究中世紀教會的運作、主教區的制度與管理以及生活于其中的群體提供了廣泛而豐富的史料。不過，從史學發展演進的軌跡來看，20世紀以來的西方史學家對中世紀主教檔案的使用大致上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20世紀初到20世紀60、70年代。受傳統史學范式影響，這一時期的英國學者往往利用中世紀主教檔案從事教會上層“精英”人物、主教區的管理及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以馬里昂·吉布斯（Marion Gibbs）和簡·朗（Jane Lang）聯合出版的《主教與改革（1215-1272年）：以第四次拉特蘭大公會議為特別參考》4為例，該書以坎特伯雷和約克協會出版的13世紀林肯主教韋爾斯的休、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理查德·格雷福森德等主教的檔案為基礎史料，前半部分對1215至1272年間英格蘭主教的人員構成、職位選舉、教區管理進行了分析，后半部分對英格蘭主教在落實第四次拉特蘭大公會議教規教令過程中發揮的作用進行了考察。比如，在分析主教的人員構成方面，吉布斯利用主教檔案中主教的個人信息對其身份來源進行了統計，發

現這一時期的主教大都來源于修士、大學的學者、主教座堂的教士、王室政府的官員等群體；簡·朗則在比對第四次拉特蘭大公會議改革教令與主教檔案中主教們頒布的改革令狀后認為，大多數英格蘭主教由于受到現實利益的影響并沒有認真落實第四次拉特蘭大公會議教令，英格蘭教會在此次會議后也并未出現實質性轉變。1

劍橋大學中世紀史教授克里斯托弗·羅伯特·切尼對主教檔案的使用分為了兩個方面。一方面，他以主教檔案為基礎史料從宏觀上探討中世紀教會的組織制度及其治理，代表作有《從貝克特到蘭頓：英格蘭教會的治理 1170-1215年》。2在該書中，切尼使用了包括林肯主教韋爾斯的休在內的大量主教檔案（尤其是其中有關代理主持人薪俸的記錄）對堂區教堂、世襲圣俸、教堂的分割、代理主持人薪俸等制度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另一方面，切尼通過對主教檔案文本書寫進行了探討。在其《英格蘭主教的文書處 1100-1250年》3一書中，切尼通過對主教檔案中出現的文書見證人、文書擬定人身份的考察分析了主教文書機構的制度及其人員關系，尤其是文書機構的構成、分工以及同主教的關系等。此外，切尼還利用主教檔案對主教巡視制度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考察。4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湯普森（Alexander Hamilton Thompson，1873-1925年）在其出版的《中世紀晚期英格蘭教士和他們的組織》5一書中基于坎特伯雷、林肯、約克等教區的主教檔案，以制度史的視角考察了中世紀晚期的教區管理以及包括堂區教士在內的不同類型的教職人員的構成。如在該書的第四章中，作者以13世

紀林肯主教檔案為例對主教座堂圣俸教堂（prebendal church）的產生和發展進行了考察。湯普森在書中指出，為了保證主教座堂的正常運轉以及教士團成員的正常生活，主教逐步將教區內空缺的堂區進行收回并將其分配給主教座堂教士作為其圣俸。這類性質的教堂雖然解決了上述教士的生活問題，但由于這些教士并不經常居于堂區，因此對有關堂區的信仰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6大衛·史密斯則在《林肯主教維爾斯的休的教區管理1209-1235年》7中以韋爾斯的休所頒布451封令狀（acta）為依據（同時參考了菲爾摩爾編訂的韋爾斯的休主教卷檔）分析了林肯主教區的管理情況。書中的主要內容涉及主教私人教士和主教官員在教區管理中的分工與協作、主教和主教座堂教士團的關系、主教和大學的關系、主教對世俗教士和修士的管理等。如在涉及主教私人教士和主教官員的章節中，史密斯通過分析韋爾斯的休主教令狀中出現的見證人身份、執行人等信息發現，主教的私人教士在令狀中出現的頻率逐漸減少，職業的的主教官員出現的次數不斷增加，這一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說明13世紀主教區的管理正在逐步走向規范。8

除了對主教以及教區的管理和制度進行研究外，一些學者嘗試利用主教檔案對英格蘭教會進行綜合式考察。J. R. H.摩爾曼（J. R. H. Moorman）于1945年出版的《13世紀英格蘭教會生活》9以及1955年威廉·阿伯爾·潘廷（William Abel Pantin）出版的《14世紀英格蘭教會》10便是其中的代表作。這兩書的共同特點在于都利用當時已出版的主教檔案對教會的組織、制度、人員等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如摩爾曼在《13世紀英格蘭教會生活》中利用主教檔案中教士任命記錄的有關記載對不同性質的贊助人進行了考察，通過分析，作者認為，13世紀各類修會對堂區的占有導致了世俗贊助人數量的大量減少，并直接影響到了堂區教士和信徒的信仰生活。1同摩爾曼的研究類似，潘廷的《14世紀英格蘭教會》所研究的內容也較為廣泛，如在有關教會與國家的章節中，作者利用14世紀主教檔案中教宗在英格蘭任命教職（papal provision）的有關信息分析了14世紀教宗對英格蘭教會事務的直接干預和影響。2

20世紀60、70年代之前，諸多圍繞主教及教區管理與制度的研究對深化人們中世紀教會的認識起到了重要作用。不過，由于受到傳統史學研究范式的影響，聚焦于精英人物與制度史的研究視角使主教檔案中大量其他方面的信息被當時的學者們所忽視。20世紀60、70年代以來，受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影響，西方教會史研究也出現了新的轉向。傳統史學研究范式逐漸式微，與此同時提倡底層思維與社會史視角的新范式受到西方史學界越來越多的推崇。隨著研究視角和重心的轉變，以中世紀主教檔案為主的大批基礎史料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挖掘和利用，許多“隱藏”在主教檔案中的信息逐漸引起了學者們的重視。其中，作為教會“底層人物”的世俗教士在這一過程中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圍繞這些信息學者從不同角度展開了研究。

劍橋大學瑪格麗特·波克（Margaret Bowker）

在其《林肯主教區世俗教士1495-1520年》3中以林肯主教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1495-1514

年）、湯姆斯·沃爾西（Thomas Wolsey，1514-1515

年任主教）和威廉·阿特瓦特（William Atwater，1514-1521年在職）的主教檔案匯編以及漢密爾頓·湯普森編訂的《林肯主教區巡視1517-1531

年》4為主要資料來源，對生活在1495到1520年間的林肯世俗教士獲得圣俸的方式以及履職情況等展開了個案研究。幾乎在同一時間，彼得·西斯（Peter Heath）出版了《宗教改革前夕的英格蘭堂區教士》5一書，該書利用坎特伯雷、利奇菲爾德、倫敦、諾維奇、約克、赫勞福德、林肯等教區的主教檔案對1450年到宗教改革時期的英格蘭堂區教士進行了總體式的考察。如在研究教士晉升問題時，西斯通過分析13-14世紀倫敦主教檔案中教士交換圣俸的記錄后認為，激烈的教職競爭使得部分教士使用各種方法實現職業的晉升，其中一些教士為了晉升將自己的圣俸同他人進行交換，從事此類交換的中間商（brokers）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這類現象的發生。6

弗吉尼亞·戴維斯（Virginia Davis）與尼古拉斯·本內特與則另辟蹊徑。通過收集查閱1361至1539年的倫敦主教檔案中關于教士神品晉升的記錄，戴維斯于2000年出版了《中世紀晚期的倫敦教士：以1361-1539年倫敦主教區教士神品晉升名單為依據的教士檔案》，7該書以群體傳記的形式了整理匯集了1361-1539年間倫敦主教上萬名教士的職業升遷信息。此后，林肯檔案協會現任總主編堂本內特也采用了該方法出版了相關作品。2013、2016年本內特出版了兩卷本《林肯郡區教士1214-1968：一種傳記式檔案》，8

在該書中本內特對從13世紀韋爾斯的休到20世紀60年代主教肯尼斯·里奇斯（Kenneth Riches，1956-1974任主教）主教檔案中涉及林肯郡（包括林肯和斯托兩個執事長轄區）的堂區教士任職信息做了整理和歸納。結合其他史料，本內特“復原”了大部分林肯郡堂區教士的任職經歷，并盡可能地為每一位教士建立了較為完善個人的信息庫。

此外，隨著社會史研究方法的興起，有學者嘗試依靠主教檔案對世俗教士進行更為深入的社會學分析，伯明翰大學的羅伯特·斯旺森（R. N. Swanson）便是其中之一。1989年，他出版了《中世紀晚期英格蘭的教會和社會》1一書，在有關世俗教士的章節中，作者利用包括林肯主教檔案在內的多個主教區主教檔案對中世紀晚期的世俗教士進行了社會史視角的研究和分析。如在分析教士辭職的有關問題時，斯旺森以坎特伯雷大主教湯姆斯·鮑徹主教檔案中有關教士辭職的記錄分析了教士辭職后的待遇問題。21995年，斯旺森又出版了《歐洲的宗教與虔誠1215-1515年》3一書，在涉及堂區教士的章節中，作者以分散在13-16世紀英格蘭主教檔案中有關堂區教士和信徒之間互動的記載，對第四次拉特蘭之后到宗教改革之前的世俗教士進行了社會史層面的考察，并對世俗教士和俗人之間關系存在的張力進行了深入解讀。通過分析作者認為，雖然教會對世俗教士有諸多要求，但在實際運作中，信徒主導的信仰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并決定了教士牧靈服務的開展。

除了利用主教檔案對世俗教士進行了深入研究外，也有一些學者對主教檔案中的其他內容進行了探索，并由此產生了不少新穎的成果和議題。如，林肯大學的菲利帕·霍斯金在《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和基本圣俸：針對俗人推薦權復雜性的一種新解決方法》4中運用格羅斯泰斯特主教檔案中教士的任命信息對基本圣俸（simple benefice）制度進行了考察，此后她又從物質文化史的角度對主教文書中出現的印章和指紋進行了相關研究；5牛津大學的伊恩·福斯特（Ian Forrest）通過對中世紀晚期林肯、赫特福德等主教檔案中對異端的記載完成了《中世紀晚期英格蘭的異端審查》6一書，此后他又以13世紀赫特福德（Hereford）主教檔案對13世紀英格蘭主教巡視制度的轉型進行了分析；7此外，邁克爾·伯格（Michael Burger）在《主教、教士及13世紀英格蘭主教區的治理》中以13世紀林肯、約克、伍斯特等主教檔案中有關主教官僚機構的人員信息的記載，詳細地分析了主教對有關管理人員的獎罰及彼此的影響與互動。8

可以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西方史學家對中世紀主教檔案的使用進入了新的階段。隨著研究重心的改變與研究視角的多元化，中世紀主教檔案的史料價值被進一步的發現和挖掘。不過，即便如此中世紀主教檔案依然猶如一個充滿未知的海洋需要研究者不斷地探索。對于如何更有效地挖掘和使用這些檔案，或許我們可以像中世紀史大家C. R.切尼所說的那樣深入理解并真誠的與它們對話，因為“中世紀主教檔案就像是好孩子一樣，他們從不和陌生人交流，只有你真誠的與他敞開心扉他才愿意開口說話?！?

四、結 語

綜上所述，20世紀以來出版的一系列中世紀主教檔案在西方史學界特別是教會史領域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由于史學理論和研究范式的變遷，歷史學家看待這些檔案的視角與關注的層面也同步發生著改變，伴隨著這些變化人們對主教檔案解讀不斷深入，對中世紀教會以及生活與其中的不同群體也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中世紀主教檔案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就檔案所記載的內容而言，由于中世紀主教檔案本身就是從主教的層面出發形成的相關內容記載，這就使得許多發生在教區其它層面的事務難以在其中尋覓蹤跡。比如，同普通信徒和教士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就更多的是在相對“低層次”的執事長和監理層面進行處理，一般只有在這兩個層面都無法解決或當事人不滿意處理結果時才會訴諸于主教層面。所以，教區內發生的大部分“層次較低”的日?，嵥槭聞斩紵o法納入主教檔案的記載范圍，這對許多研究來說，特別是采用底層視角的研究來說僅僅依靠中世紀主教檔案來展開相關研究在史料方面往往是不夠充分的；其次，為了確保研究的可靠性，在對主教檔案的有關內容進行研究和運用時應當輔助于其它史料進行考證與補充。以堂區贊助人權力發生爭執為例，爭議雙方一般會將此類案件訴諸于世俗法庭以求裁決，那么，對此類問題的研究就需要參考世俗法庭的有關檔案進行補充參照；在涉及主教檔案中有關修會事務的記載時，為了提高史料的可靠性應當與修會留下的相關檔案1進行比對研究；同理，在涉及同教宗和王室政府往來事項的研究時，也應當注重主教檔案與教宗檔案及王室政府檔案之間的相互佐證。最后，由于原始的中世紀主教檔案均用拉丁語書寫而成，為了方便閱讀和使用，20世紀以來出版編訂的大部分主教檔案都將其中的拉丁語翻譯成了英語。英語版的主教檔案確實提高了研究者的使用效率，但出于可靠性考慮，在運用英文版的檔案時應盡可能的比對原始拉丁語主教檔案使用。

[作者楊韶杰（1983年—），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廣東，廣州，510275]

[收稿日期：2018年6月27日]

（責任編輯：王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