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玉簪的類型與分期

劉橙橙（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明代玉簪多出墓葬，目前已發表的資料有：江蘇南京市明黔國公沐昌祚、沐睿墓[1]、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2]、無錫顧林墓[3]、蘇州虎丘王錫爵墓[4]、余姚明代袁煒墓[5]、梁莊王墓[6]、李貞夫婦墓[7]、定陵永樂帝、孝端皇后及孝靖皇后、上海明墓[8]等。

目前學界對明代玉簪的研究力度較小，學者多從整體（歷史角度）把握玉簪的發展[9]，將各個時期玉簪的造型、紋飾及雕琢工藝加以總結[10]。少數學者對明代玉簪單獨作為研究對象，如徐曉東將明代玉簪分為男用玉簪同女用玉簪，并分別舉例探討男用女用玉簪在各個階段的變化[11]。

上述研究少數學者以明代玉簪為研究對象，大多是從玉簪的發展變化著手研究。本文通過對明代紀年墓葬出土玉簪進行類型學分析，探討明代玉簪的發展及演變。

一 玉簪的類型

A型 簪首簡單，簪身素面，由簪首至簪腳逐漸變窄。通體無雕刻。根據簪首差異將其分為二式。

Ⅰ式 簪首頂部截面為矩形，標本為南京吏部尚書朱恩家族墓碧玉簪1件，長7厘米。（圖一，1）

Ⅱ式 簪首呈菱形，標本為朱守城穴室出土1件，長5.5厘米。

B型 簪身兩頭尖銳，簪身呈寬扁狀，光素無紋，根據簪身的差異將其分為二型

Ba型 簪身縱向弧狀彎折，兩頭尖銳，標本為樂安王墓出土2件，分別為青玉和碧玉，長15～16厘米[12]。

Bb型 簪身較平直，標本為宋蕙家族墓出土1件，長11.3厘米，寬1厘米。

C型 簪首呈小圓勺狀掏耳，素面簪身，簪腳為棱錐形。標本為朱守城夫人墓穴出土1對，分別長2.8和3.1厘米。

D型 簪首呈梯形，簪身通體素面，據玉簪形態分為二亞型。

Da型 扁平狀簪身。標本為顧東川原配夫人墓出土玉方斗首簪4件，兩兩成對，長5.76.5厘米。（圖一，3）。

Db型 簪腳圓錐形，螺旋紋頸。標本為禮部右侍郎陸深家族墓出土1對，分別長10.9和9.5厘米。

Dc型 簪首呈倒梯形，螺旋紋頸，簪腳為棱錐形。標本為顧敘原配夫人墓出土1件碧玉方首簪，長11厘米。（圖二，3）

E型 簪首為半圓的蘑菇狀，根據簪身的差異將其分為二式。

Ⅰ式 簪首簪身無紋飾，標本為禮部右侍郎陸深家族墓出土2件，長9厘米。

Ⅱ式 簪首簪身浮雕各式紋飾，如盤龍紋、螭虎紋、云紋等，標本為江蘇南京市明黔國公沐睿墓出土1件，簪身浮雕云紋、仙鶴，下段琢出“乾綱獨立”四字。長10.7厘米。

F型 玉簪頭為如意，簪身為扁圓狀，通體素面。如余姚明代袁煒墓出土1對，式樣和紋飾相同。分別長12厘米、13.3厘米。（圖一，3）。

圖一

1.A型Ⅰ式《上海明墓》彩版一七 2.C型《上海明墓》彩版七七 3.D型（前四）《上海明墓》彩版二七 4.F型《余姚明代袁煒墓出土文物》

G型 簪首花瓣狀，根據簪首的差異將其分為二亞型

Ga型 蓮花形簪首,簪首與簪身相接處有一段細頸，細頸上多有螺旋狀紋飾，素面簪身，簪腳為棱錐形。標本為禮部右侍郎陸深家族墓出土1對，長11.8厘米。（圖二，2）

Gb型 簪首為花瓣狀，通體玉質。標本為禮部右侍郎陸深家族墓出土白玉花瓣對簪1對，長9.5厘米。（圖二，9）

H型 簪首為瓜果形態，簪首與簪身相接處有一段細頸，細頸上多有螺旋狀紋飾，素面簪身，簪腳為棱錐形。標本為朱察卿家族墓出土2件，簪首為桃形。1件長9.5厘米，1件殘長6厘米。（圖二，1）

I型 簪首雕琢動物形象，根據簪首的差異將其分為二亞型。

Ia型 簪首雕琢麒麟形象，標本為禮部右侍郎陸深夫家族墓出土的白玉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對簪，簪首圓雕方座麒麟，四面陰刻螭龍，上端四面各刻一字，“福如東?！薄皦郾饶仙健?，長11厘米。（圖二，6）

Ib型 簪首琢鳳凰形象，標本為朱恩家族墓出土鳳凰玉簪1件，長14.5厘米。

Ic型 簪首雕琢獅子形象，標本為禮部右侍郎陸深夫家族墓出土的白玉獅首六棱對簪1對。長5.5厘米。

J型 簪首以人物為主題，標本為顧東川夫人出土1對。簪首雕琢成云形飛天狀長5.7厘米，寬3.5厘米。（圖二，8）

K型 簪頭作竹兜狀，帶三片竹葉；簪體呈竹竿狀。標本為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出土1件，長9.7厘米。（圖二，5）

L型 簪首無明顯形態，簪首雕琢各樣紋飾，如錢紋、靈芝紋、竹節紋及梅花等，根據玉簪形態的差異將其分為二亞型。

La型 簪首作錢紋，通體浮雕竹節紋，簪身上部雕琢數朵梅花。標本為沐睿墓出土1對，兩者形制相同，一件長12.8，另一件長13.8厘米[13]。（圖二，4）

Lb型 簪首頂部琢靈芝紋，簪首雕琢兩節竹節紋。標本為沐睿墓出土1件，長10.3厘米。（圖二，7）

M型 玉簪呈寬扁狀，簪身鏤雕紋飾，簪身末端斜平。標本為四川省平武縣古城鄉明代龍州宣撫司僉事王璽墓出土1件，簪身飾鏤空圓圈花瓣紋，長10.9厘米。(圖二，10)

圖二

1.H型《上海明墓》彩版四一 2.型《上海明墓》彩版四六 3.Dc型《上海明墓》彩版二五

4.La型《金與玉—公元14-17世紀中國貴族首飾》5.k型《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發掘簡報》圖九 6.Ia型《上海明墓》彩版四五 7.Lb型《金與玉—公元14-17世紀中國貴族首飾》8.J型《上海明墓》彩版二七 9.Gb型《上海明墓》彩版四五 10.M型《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3》11.Na型《中國出土玉器全集6》12.Nb型《中國出土玉器全集6》

N型 簪首為玉質，簪身為金屬質地，根據簪首的不同將其分為Na與Nb二亞型。

Na型 簪首為柱狀鏤空，簪頭簪身多是套接在一起。標本為李貞夫婦墓出土1對玉簪頭，扁平體，簪頭頂部鏤雕花瓣，中部雕纏體龍鳳紋。（圖二，11）

Nb型 簪首為鏤空動物形態，簪身現已不見。標本為李貞夫婦墓出土的1對鏤空狀鳳鳥玉簪首。（圖二，12）

O型 簪首金（銀）鑲嵌玉飾，簪身為金銀質地。根據簪頭玉飾的差異，分為七亞型。

Oa型 簪頭上鑲嵌瓜果樣式的玉飾，標本為南陽溵水郡主墓出土1件鑲嵌桃形白玉金簪，簪身長10.3、通常15.3厘米，重52.5克。

Ob型 簪頭玉飾多是整塊雕琢成一情景畫面，標本為梁莊王妃墓（后：29），通長15.8厘米。（圖三，1）

Oc型 簪首多飾以蓮花、梅花或牡丹花形玉飾。標本為定陵孝靖皇后棺中出土的一件蓮花金簪（J124:23），通長11.8厘米。

Od型 簪頭上鑲嵌動物樣式的玉飾，如朱察卿家族墓出土1件金鑲玉蝴蝶簪，寬5.1厘米。

Oe型 簪頭上鑲嵌人物樣式如白玉飛天、玉觀音、玉人等。禮部右侍郎陸深家族墓出土1對金鑲白玉飛天對簪，長12.8厘米，飛天高4.5厘米。（圖三，2）

Of型 簪頭鑲嵌玉質文字樣式或梵文“壽”、“萬壽”“喜”、“卐”、“佛”等。孝端后墓內出土的鑲寶玉壽字金簪（D112:5），通長13.5、頂長9.3、寬6厘米，重99.5克。（圖三，3）

圖三

1.Ob型《梁莊王墓 下》下彩版一二一 2.Oe型《上海明墓》彩版四六 3.Of型《定陵》下彩版一〇五

二 玉簪的分期

A型Ⅰ式，簪佛教信徒楊福信墓、南京吏部尚書朱恩家族墓各出土1件，楊福信于正統四年（1439年）受戒牒。朱恩成化二十年（1484年）進士，后尋歸，家居30年，享年85歲，生卒年不詳[8]224-251。故此簪流行年代較長，至嘉靖年間仍出現。Ⅱ式，朱守城穴室各出土1件，萬歷早期卒。故此簪型的年代至遲至萬歷年間。

Ba型，樂安王夫婦合葬墓出土2件，樂安王葬于弘治二年（1489年），樂安王妃葬于成化十一年（1475年），由于被盜，隨葬品歸屬不詳[12]18-22，故此玉簪年代應不晚于1489年。

Bb型，宋蕙家族墓出土1件，宋蕙家族墓中隨葬品絕大部分出于宋蕙夫婦墓。墓志記載宋蕙墓年代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宋蕙夫人墓年代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8]91～95，故此玉簪的年代大致在嘉靖年間。

C型，標本為朱守城夫人楊氏墓穴出土1對，楊氏卒于萬歷九年（1580年）[8]125-128，故此玉簪的年代大致在1580年左右。

Da型，顧東川原配墓出土玉方斗首簪4件。J型，顧東川原配墓出土1對?？h志記載顧東川精通醫理，嘉靖年間“世宗建圣濟殿，召為御醫”[8]59-65由此可見顧東川與其原配夫人的墓葬年代大致在明代中后期。故玉簪使用年代大致在明代中后期。

Db、Ga、Gb、Ia、Ic型，禮部右侍郎陸深家族墓各出土1對，考古清理時，陸深夫婦墓同陸揖夫婦墓墓葬內出土器物混合，陸深卒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陸揖卒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8]83-88，故玉簪的年代大致在15441552年左右。

Dc型，顧敘原配夫人墓出土1件。顧敘原配墓中出土的1對蓮瓣首簪同禮部右侍郎陸深家族墓出土1對相同，故玉簪的年代相近，大致在嘉靖前后。

E型Ⅰ式，禮部右侍郎陸深家族墓出土2件，玉簪的年代大致在15441552年左右。南京太仆寺少卿陳所蘊夫婦墓出土1件，陳所蘊卒于萬歷四十年（1612年）以后，陳所蘊妻卒于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顧林墓出土1件，墓志記載葬于萬歷丙申年（1596年）[3]452-454。諸純臣墓出土1件，諸純臣卒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故此簪的年代范圍大致在嘉靖到萬歷年間。Ⅱ式，宋蕙家族墓出土1件，宋蕙家族墓中隨葬品絕大部分出于宋蕙夫婦墓。墓志記載宋蕙墓年代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宋蕙夫人墓年代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祿寺少卿顧從禮家族墓M1男棺出土1件，該墓出土的玉簪同宋蕙家族墓出土玉簪形制相似，故該墓的年代同宋蕙家族墓年代相當。王錫爵墓出土1件，據墓志載該墓的紀年為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沐睿墓出土1件，簡報中認為其下葬年代晚至天啟年間。故此簪型年代不晚于天啟年間。

F型，明代袁煒墓出土2件,袁煒卒于隆慶元年（1567年）,故此簪的年代不晚于1567年左右。

H型，朱察卿家族墓出土1對。禮部右侍郎陸深家族墓出土1對。朱察卿家族墓出土玉簪同陸深家族墓玉簪形制相同，故墓葬年代大致相當。故玉簪的年代大致嘉靖年間。

Ib型，朱恩家族墓出土1件，簡報中認為朱恩家族墓出土的服飾同江蘇泰州市明代徐蕃夫婦墓、江蘇泰州明代劉湘夫婦墓服飾相近，故年代范圍大致相近[8]31-32。劉湘卒于嘉靖辛丑（1541年），其妻卒于嘉靖戊午（1558年）[14]。徐蕃卒于嘉靖九年（1530年），其妻張氏卒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15]，故朱恩家族墓的年代大致在嘉靖年間，此簪出現的年代大致在嘉靖年間。

K型，益定王朱由木墓出土1件，墓志記載該墓年代為崇禎七年（1634年）。故此簪的年代不晚于1634年。

La型、Lb型，同為沐睿墓出土，La型出土2件，Lb型出土1件。簡報中認為其下葬年代晚至天啟年間，故此簪的年代不晚于天啟年間。

M型，明代龍州宣撫司僉事王璽墓出土1件，據墓志載該墓年代為天順八年（1464年）[16]，該玉簪的年代應不晚于1464年。

Na型和Nb型，恭獻王李貞夫婦墓各出土1對，李貞（恩親侯駙馬都尉）卒于明洪武十一，其夫人為曹國長公主，曹國長公主早喪，死后戰亂不斷，未安葬，李貞死后才與李貞合葬，墓葬年代應為明代早期。故玉簪的年代范圍大致在明代初期。

Oa型 南陽溵水郡主墓出土1件，溵水郡主卒于弘治五年（1461年），葬于弘治六年（1462年）[17]，故玉簪的年代不晚于1462年。

Ob型 梁莊王妃墓出土3件。梁莊王妃為繼妃魏氏，卒于正統六年（1441年），故玉簪年代大致在1441年左右。

Oc型 浙江臨海王士琦墓出土2件，萬歷帝與孝靖皇后棺中各出土1件。王士琦卒于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18]，萬歷帝卒于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孝靖皇后卒于萬歷三十九年（1611年）[19]，故玉簪的年代大致在1620年左右。

Od型 朱察卿家族墓出土1件，陸深家族墓出土1件，孝靖皇后棺中出土1件。朱察卿家族墓與陸深家族墓年代大致在嘉靖年間，故玉簪的年代不晚于1611年。

Oe型 禮部右侍郎陸深家族墓出土1對，朱守城夫人墓出土的1對。孝端皇后棺中出土1件。孝靖皇后棺中出土3件。陸深家族墓年代大致在嘉靖年代左右，朱守城夫人卒于萬歷九年（1580年），故玉簪年代不晚于1620年。

Of型 孝端后墓內出土1件，簪背面刻有“萬歷戊午年造”，萬歷帝棺內出土1件。故玉簪的年代在萬歷年間。

根據以上對明代紀年墓玉簪類型劃分，可以分為兩期。第一期為嘉靖年間之前（1368～1522年），第二期嘉靖年間到崇禎年間（1523～1644年）。

第一期：包括A型Ⅰ式、Ba型、M型、Na型、Nb型、Oa型及Ob型。第一期玉簪出土數量較少，玉簪成品式樣主要有三種，一是通體為玉質玉簪，簪身少紋飾。如A型Ⅰ式、Ba型、M型，玉簪樣式簡單，制作工藝略粗糙；二是玉質簪首與金屬簪身結合，如Na型、Nb型；三是鑲玉金（銀）簪，金簪上鑲嵌玉飾，制作精美，如Oa型及Ob型。這一期較第二期玉簪出土式樣多，但是玉簪種類少，且玉簪雕刻細節與拋光遠不及第二期。

第二期：這一期內玉簪出土較多，新出現C型、Da型、Db型、Dc型、E型Ⅰ式、E型Ⅱ式、F型、Ga型、Gb型、H型、Ia型、Ib型、Ic型、J型、K型、La型、Lb型、Oc型、Od型、Oe型、Of型，不見Na型、Nb型、Oa型及Ob型。第二期出土玉簪較多，種類多樣。玉簪成品式樣主要有二種，一通體為玉質玉簪，簪首雕刻成動物形態（鳳、麒麟、虎、鹿等）、植物形態（蓮花、桃型、蘑菇形等）等，紋飾有螭虎紋、竹葉紋、竹節紋、云龍紋、花瓣紋等。二是簪頭鑲玉金（銀）簪，出土數量較多，種類豐富，簪頭玉飾多飾蓮花、梅花或牡丹花形玉飾、動物形象（烏龜、龍、鳳等）、人物形象（飛天、觀音等）、文字字樣式或梵文等。

此外，玉簪上的裝飾是帶有性別屬性的，如簪頭刻成鳳、蓮花、桃形等，多見于女墓主墓中。如簪頭雕刻麒麟、虎，紋飾刻竹葉紋、竹節紋等多是男墓主墓中出土。簪頭鑲玉金（銀）簪，多是出自女墓主墓中。

三 結論

通過對玉簪型式和分期的分析，可以看出明代玉簪的發展變化過程。第一期所處年代為嘉靖年間之前（1522年之前），這一期是明代社會經濟經歷政權更替后開始恢復和逐步穩定、發展的時期。玉簪出土較少，玉簪的形制簡單，裝飾形式種類少。第二期所處年代為嘉靖年間至萬歷年間，這一期制玉原料的大量開發和開采，尤其是和田玉的大量開采，為玉簪的大量出現提供了原材料。受皇族喜愛和民間的推崇，明代制玉行業發展迅速，形成了南北方兩個制玉中心，一為北京，二為蘇州，并出現了一批能工巧匠。明代中葉之后，朝廷頒布了輪班匠以銀代役的法令，這些措施改善了工匠的待遇和地位，工匠們有了一定的自主權，刺激了工匠的生產積極性[20]。第二期較第一期玉簪出土明顯增多，玉簪的類型及裝飾形式呈現多樣化，包括簪首的樣式，簪身的裝飾以及鑲玉金（銀）簪的種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