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創傷癥候的性與性別

蔡曉惠

摘 要：美國華裔性別書寫始終與華裔社群在美國的現實生存狀況以及其被歧視、被邊緣化的歷史語境密切相關。90年代之后，在文化多元主義、全球化等后現代力量影響之下，華裔美國文學在性和性別書寫上趨于多元和復雜，《裸體吃中餐》便是其中一個代表性文本。文中的華裔女孩羅碧，在性別和性相中展現出許多反傳統的面向，即她的承諾無能、酷兒傾向和亂倫渴望。本文認為，這是人物深陷于種族、階層、家庭、性別的復雜糾葛中的迷惘和掙扎，是表征于個人性相的父權制、種族主義等文化創傷的癥候。

關鍵詞：《裸體吃中餐》；性與性別；創傷；種族主義；父權制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18）5-0104-08

華裔美國文學的歷史始終與性和性別問題糾結在一起。在華裔美國文學發生的初期，社會上流行著關于華裔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華裔男性被認為是古怪、娘娘腔、缺乏陽剛之氣的無性（asexual）客體；而華裔女性則要么是沒有主見、溫柔順從的“蓮花”（lotus blossom）形象，要么是陰險狡詐、神秘性感的“龍女”（dragon lady）形象。這與美國早期的種族主義制度和文化霸權是分不開的，就像著名亞裔學者金惠經（Elain Kim）所指出的，“在美國種族和性別等級的奇怪糾葛之中，亞裔美國人被客體化為政治上永遠的外族人的過程，與其被客體化為性變異者的過程是密不可分的：亞裔男性被編碼為無性客體，而亞裔女性除了性之外別無其他”①。華裔美國文學就在與這些刻板印象的順從、抵制或顛覆中不斷展開來。早期作家如林語堂、黎錦揚等在各自作品中有意無意展現出對華裔刻板印象的迎合，受到后來趙健秀等文化民族主義者的激烈抨擊。趙健秀等人啟用中華文化中的關公等男性英雄形象，試圖重建亞裔男性雄風；在他們的性敘事中，以對白人女性的占據為獲取男性陽剛氣質的重要渠道；同期的湯亭亭、譚恩美等人卻深受西方女權主義思潮的影響，以母女關系為敘事中心，塑造了一些強大的母親形象，建立了女性譜系傳統，不僅挑戰了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也批判了中國文化中的父權制和厭女思想，由此引發了華裔美國文學批評中曠日持久的“趙湯之爭”——不僅華裔作家以性別之差分裂為兩個陣營，從事亞裔批評的各路學者也紛紛圍繞性別、種族、文化真實性等問題發表各自看法。90年代之后，趙湯之爭偃旗息鼓，在文化多元主義、全球化和其它后現代力量的影響下，華裔美國文學中重心發生轉移，從“以種族和男性氣質為中心轉移到族裔、性別、階層和性向的多維坐標之中、從主要關注社會歷史和公共責任轉移到文化多元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帶來的多重困惑和可能之中”②。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在性和性別問題上更加多元，不僅在性的書寫上更加大膽和直接，在題材上也涉及一些相當敏感的話題，比如亂倫、同性戀和酷兒現象等。

伍鄺琴（Mei Wu， 1967——）于1998年發表的《裸體吃中餐》（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即為這一時期的一個代表性文本?！堵泱w吃中餐》（以下簡稱《裸》）中并沒有波瀾起伏、跌宕叢生的故事情節，主要講述了華裔女孩羅碧大學畢業后返回皇后區在家庭、戀愛、就業方面的種種。從小說的標題可以明顯看出其與性和飲食的強烈關聯——誠然如此，小說在簡單、平淡的敘事情節中最突出的便是兩點：一是小說對飲食的戀物般的執迷；二是小說主人公羅碧頻繁且反傳統的性活動。前者已有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如陸薇《“胃口的政治”：美國華裔與非裔文學的互文性閱讀》，黃新輝《華裔女性文學中的食物敘事與性別政治》，梁穎《〈裸體吃中餐〉中的中餐、性別與空間政治》），對于小說中的獨特的性相敘事，還缺乏深入的探討。本文將把力量集中于此。

《裸》的女主人公羅碧是個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在她的身上，表現出很多反傳統的面向，尤其是人物的性心理和性活動，超出了大多數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范圍。她的異常性相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對穩定婚姻關系的逃避和恐懼。盡管被白人男友尼克百般寵溺，卻始終無法做出相守一生的承諾，并且在戀愛關系期間，頻頻與陌生人發生一夜情；二、明顯的酷兒傾向：雖然身邊有一個穩定的白人男友，卻忍不住被各種同性女孩深深吸引，其性向在異性戀、同性戀之間不斷滑動；三、隱隱的亂倫渴望。羅碧和母親的相互依戀，超出了正常的母女感情，表現出強烈的亂倫暗示。

如何合理解釋這個華裔女孩奇特而復雜的性行為表征？在本文看來，小說中復雜而異常的性活動，是小說中人物心靈狀態的一種反映，是人物深陷于種族、階層、家庭、性別的復雜糾葛中的迷惘和掙扎，或者說，是一種創傷的癥候。

一

所謂創傷（trauma），原為精神病理學術語，在弗洛伊德那里，指的是“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③。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學界借鑒并發展了弗洛伊德的創傷理論，將之應用于二戰猶太人大屠殺幸存者和越戰老兵的戰爭創傷研究，出現了杰費里·哈特曼、凱西·卡魯斯、米尼克·拉·卡普拉等一批致力于創傷研究的學者，創傷批評蔚然成風并迅速滲入社會、歷史、文化、文學等領域，成為知識分子反思歷史文化、介入人文關懷的一種批評范式?！皠搨弊鳛槲幕u的關鍵詞，其現代內涵不僅限于兩次世界大戰、猶太人大屠殺、911恐怖襲擊等重大災難性事件所帶來的創傷性后果，也包括那些“不那么公然、但卻同樣具有破壞性的個人和結構創傷，比如父權意識、資本主義制度和全球化”④。

具體到美國的華裔族群而言，他們的創傷源要追溯到在美國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種族主義制度，盡管在如今的族裔時代，制度上的排華已經廢除，文化多元主義也已經推行開來，但是種族主義的殘留影響卻依然如影隨形，在每一個華裔的文化記憶、心理和行為模式打上了永遠的烙印，成為深植于整個族群心靈深處的文化創傷，正像美國文化創傷研究的先驅者杰弗里·亞歷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所說，“當個人和群體覺得他們經歷了可怕的事件，在群體意識上留下難以抹滅的痕跡，成為永久的記憶，根本且無可逆轉地改變了他們的未來，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就發生了”⑤。對于華裔女性而言，她們所承受的不僅僅有種族主義的文化創傷，還有華裔家庭的父權制以及以父權制形式出現的種族主義的二次傷害。在筆者看來，這正是《裸》中脫離常軌的復雜性相的根本原因。

性心理學表明，很多成年時期的性倒錯現象都可以追溯到童年時代——來自父母、家庭、社會的影響會進入人的潛意識層面，對人的成年生活發生不可逆轉的影響。弗洛伊德曾這樣論述童年生活的影響，“在公正的上帝和仁慈的天命沒能很好地保護我們免于這種影響、我們的生命最沒有防御能力的時期，我們會自然感覺受了傷害。同時，我們也會全然忘記……機遇分享了自然的法則和必然性，它僅僅是缺少了與我們的欲望和幻覺的任何聯系而已。在我們設立的‘必然性和我們童年時代的‘偶然性之間，究竟哪一個是我們生活中的決定因素，仔細斟酌，仍不能肯定。但是總的來說，童年初期的明確的重要性不可能再被懷疑”⑥。盡管童年生活與成年的性行為模式并不發生必然聯系，但是它確實對于一個人的性發展造成潛移默化和深遠的后果。對于華裔女孩羅碧而言，在美國唐人街華裔家庭出生和成長的經歷對其產生至關重要的形塑作用，這其中既有來自家庭環境的影響，也有華裔族群與主流社會互動的壓力。

羅碧的父親富蘭克林18歲時應父親的要求來到美國。富蘭克林的父親是唐人街單身漢社會的典型代表，不僅繼承了老唐人街的所有惡習（賭博和嫖妓），而且盡顯封建家長制作風，富蘭克林在他面前不敢說半個不字。富蘭克林對父親的服從不僅體現了唐人街華裔社區父權制的強硬存在，也包含富蘭克林對美國社會的恐懼和屈服，因為18年在中國家鄉等待父親來信的歲月里，父親就意味著美國、意味著赴美的機會和可能性。但是，與父親一樣，他從事著美國社會最底層的、被主流社會看不起的洗衣房工作。華裔男性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角色正體現了David L.Eng所說的“種族閹割”——“亞裔美國男性在美國文化想象之中在實質上和心理上都被女性化了”⑦——這是整個華裔族群在美國社會的悲哀處境。這樣的社會和歷史現實在華裔男性的主體性和自我認同產生了災難性后果，引起著名亞裔評論家趙健秀所說的“種族自憎心理”——“自我貶低、自我賤斥、自我分裂”。這種心理在富蘭克林一個小小動作中盡顯無疑：當他使用美國超市的塑料袋裝垃圾時，他感到自信從容，可是如果是印有漢字的唐人街垃圾袋，他就會“神情緊繃”，趕緊把塑料袋反過來好讓人認不出“這是中國人的垃圾”⑧。種族主義給華裔男性帶來的心理創傷可見一斑。盡管在《裸》里，對富蘭克林在美國社會所經受的種族屈辱沒有直接描寫，但是從富蘭克林的種種行為里讀者可以得到許多暗示：他很早以前就拒絕外出旅行，借口是自己腳疼，這種生理上的疼痛也可以解讀為種族主義所帶來的心理疼痛；富蘭克林不斷從新聞報紙上獲取種種轟動性悲劇事件，來為自己拒絕外出找到正當理由——或許在他的潛意識里，作為華人生活在美國主流社會就意味著危險和麻煩。

羅碧的母親貝爾是一位照片新娘，富蘭克林為了討好自己的父親才回中國迎娶了貝爾。貝爾孤身一人跟隨富蘭克林來到異國他鄉，沒有任何人可以指望和仰賴，但是富蘭克林非但沒有起到保護功能，反而把主流社會和父權制創傷所帶來的焦慮和壓力悉數轉嫁到自己的華裔妻子身上。富蘭克林對主流社會的白人顧客和對自己的妻子兒女完全是兩副面孔：對白人客戶，他禮貌周到、恭順尊重，是眾口一詞的老好人；而在自己的家里，卻是兒女眼里的“暴君”和“獨裁者”；他管教兒女的方式就是粗暴地連打帶罵，對老婆貝爾從來沒有好臉色，種種語言暴力和冷暴力充斥在這個華裔家庭。他罵貝爾是“臟豬”、“慢的像頭老?！?；貝爾做了子宮切除手術之后，沒有從富蘭克林那里得到只言片語的體貼和安慰，甚至晚飯還要親自動手。貝爾想方設法討好富蘭克林：做他愛吃的菜，努力做家務，晚上獻上自己的身體，可是一切仍然無濟于事。不僅如此，當貝爾受到公公的騷擾求助富蘭克林時，富蘭克林不僅沒為貝爾出頭，反而將她痛罵一頓，說她勾引了老頭。富蘭克林的反應與其說是由于其愚蠢和缺乏判斷力，不如說是他面對傳統父權的怯懦和卑微，因為在父親一次次將妓女帶回家的過程中，他對父親的品性早已知曉。

即便富蘭克林內心知道自己對待貝爾的態度很過分，卻依然故我，因為這是他的心理需要，“整天清洗白人的臟衣服讓他筋疲力盡，他提高自己士氣的唯一方法就是讓自己的老婆感覺卑微，所以他不停挑刺——挑她腌魚的方式、挑她梳頭發的方式、挑她說早安的方式?！雹?/p>

富蘭克林成為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的斡旋中介，他成功地把從主流社會承受的種族主義傷害轉化為家庭內部的男性沙文主義，由主流白人種族主義制度的受害者轉為家庭內部的施虐者。貝爾作為美國社會的種族他者和性別他者被雙重邊緣化，承受了父權制的傷害和以父權制形式出現的種族主義的二次傷害。貝爾在一次次被嘲笑、被斥責、被無視、被冤屈過程中逐漸失語，在漫長的等待被愛的過程中，心慢慢冷卻乃至麻木，沉默成為她應對富蘭克林的方式：富蘭克林在早餐時講轟動性新聞時，她沉默著；富蘭克林在兒女面前嘲笑她的衣著打扮時，她依然保持沉默?！俺聊?，不論作為一種政治術語還是文學辭格，都不僅意味著話語權的喪失，更代表著被壓迫階層和屬下地位，就像斯皮瓦克在她的名篇《屬下能說話嗎？》所論述的那樣：作為屬下的第三世界婦女在男性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雙重壓制之下，成為了啞然主體，失去了自我表述和自我言說的能力⑩。對于身處美國社會的華裔婦女貝爾而言尤其如此，甚至于即使有機會表達欲望和渴求，也失去了言說的意愿；為此，作為女兒的羅碧甚至心里暗暗許愿：愿意放棄手里最珍愛的東西來換取母親開口反駁父親一次的可能，但是始終不曾發生。在家庭生活漫長的失語中，貝爾成為了兒女眼中的“受氣包”。

富蘭克林還利用自己的父權地位和言語優勢有意經營、限制了貝爾的活動空間和自由。因為害怕貝爾會結識其他男性，他不讓她去上英語課，為了讓她待在家里，他謊稱暈車，還把家里的汽車賣掉；因為擔心貝爾跟親戚聯絡密切而離家出走，他限制貝爾打電話。貝爾從空間上被富蘭克林牢牢困在了唐人街的洗衣店里，內心的困擾、孤獨、苦悶無人傾訴、無法化解。與羅碧的弗羅里達之旅成為她的理想、她逃離現實的烏托邦，她幻想在那里，“35年前她只穿一件薄裙和短上衣抵達紐約時，那種透骨穿髓的寒冷（the chill that entered her bones）終于可以離她而去”{11}。此處的“寒冷”顯然不僅指代貝爾初抵紐約時身體上遭受的寒冷，更隱喻了貝爾在美國社會在種族主義和父權制雙重壓迫下凄涼、悲傷和無助的心境。

可以想見，上述情形下的富蘭克林和貝爾不可能是幸福和睦的夫妻——事實也的確如此。夫妻二人不僅言語上很少交流，甚至很少發生肢體接觸，“從來不親吻問候，也不會親吻告別。母親沏好茶之后不會遞到父親手里，而是放在旁邊的小桌上?！眥12}而早在羅碧出生時，兩個人即開始了事實上的分居狀態；羅碧上大學以后，貝爾和富蘭克林甚至不在同一餐桌吃飯；晚飯以后貝爾去地下室，富蘭克林在客廳，兩人各看各的電視，橫亙在兩人之間的是“巖石一般的分離感”{13}。

小說最開始的一幕場景就奠定了籠罩在這對夫妻和這個華裔家庭的凄涼氛圍，“她的母親[貝爾]拿盤子盛好飯就去地下室了，他的父親[富蘭克林]自己在廚房里吃飯”，正如Wenying Xu所指出的，“這是她[羅碧]父母分居生活的一種轉喻——兩人之間長期感情疏離和不和諧性生活的縮影”{14}。

當羅碧問母親是否愛過父親時，貝爾回答說，“中國人不相信愛情”{15}，一句話掩蓋了貝爾漫長婚姻生活中的孤獨和絕望，遮掩了夫妻之間缺愛的事實。夫妻之間的性生活，對貝爾而言，不過是不得不履行的苦差，“他那么愛抽煙。身上都是煙味，誰會想靠近他呢？”{16}

華裔少數族群，作為美國社會的“種族他者”——“內部的外族人”（the foreigner within）被排擠到社會的邊緣位置，在政治上、經濟上處于都處于不利地位，“他們的移民和少數民族族群身份就意味著經濟上的弱勢，并且容易受到來自種族主義的傷害和主流社會的沉重剝削”{17}。在種族主義陰影的籠罩之下，以富蘭克林為代表的華人勞工階層在空間上被隔離于唐人街華人社區內，從事著主流社會所不齒的卑賤工作，在辛苦勞作中艱難度日。這種政治語境和生存方式對華人族群帶來復雜而多重的心理創傷，形成華裔學者成安林（Anne Anlin Cheng）所說的“種族的憂郁”（the melancholy of race）：“在社會上流行的關于少數族裔的‘自卑情結之下，是各種情結和力比多動力的復雜交織——一個自我確認、自我賤斥、心理投射、欲望、認同和惡意交匯的復雜網絡?！眥18}這種集體心理創傷以種種可見不可見的方式滲透進華裔族群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華裔家庭的兩性關系、代際關系等等。富蘭克林和貝爾之間疏離的夫妻情感固然有華裔社區傳統父權制的負面因素作祟，在更深更廣的層面上也體現了種族主義社會文化創傷對華裔家庭的潛在影響和肢解作用。

二

羅碧就出生和成長在這樣一個帶有文化創傷烙印的華裔家庭和華人社區之內，并且在不自覺間承受了來自家庭和社區環境的多重影響，無可選擇地成為種族主義、父權制、性別主義和社會階層的文化創傷主體。關于集體文化創傷和個人心理創傷之間的關系，美國社會學家尼爾·斯梅爾瑟（Neil J. Smelser）曾有過這樣的論述，“文化創傷首先是對一種文化的威脅，而身處在那個社會之中的個人都不免與這種文化發生緊密聯系。換句話說，文化創傷對個人身份產生了威脅。那么，個人如果經歷這種威脅的話，就會產生種種負面情感（negative affects）?！眥19}

對于出身紐約皇后區洗衣房的華裔羅碧而言，在與主流社會發生種種交往和互動中，在從紐約皇后區到曼哈頓的空間轉換中，對于自己的族裔和階層背景有著充分的敏感和自覺，種族主義所帶來的文化創傷內化為個人心理層面的各種負面感受：羞恥、厭惡、自卑、內疚、悲傷種種矛盾復雜的情緒交織在一起。這些情緒在羅碧與其男友尼克一次云雨之后得到釋放，“前一分鐘她還在發出各種聲音，屁股還在扭動，下一分鐘她高潮了，開始放聲慟哭起來。她為住在洗衣房后的父母而哭，他們現在應該早就上床睡覺了，但是他們卻躺在各自的床上，睡在各自的房間里……她還在哭泣，現在不是為了住在洗衣店里的父母，而是為了那個已經不住在那里的女孩、那個曾經藏在熨衣桌下觀看外面世界的女孩”{20}。羅碧的哭泣具象而生動地展示出：在一個情感疏離的華裔家庭和一個貧困卑微的族裔社區長大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創傷性體驗。這種創傷體驗，不僅影響了羅碧對自己華裔身份的認知，也不可逆轉地在她的個人性相上打上了深刻烙印。

我們先看一下她和白人男友尼克的關系。

在與尼克的關系中，有兩個非常突出的矛盾點：一個是羅碧頻繁發生的一夜情；一個是羅碧的承諾無能，而這二者都與羅碧的家庭環境和父母關系有著莫大的關聯。

從各種角度上來看，尼克都是相當不錯的男友，甚至羅碧本人也承認他是一個“完美的情人”。尼克反復跟羅碧說，“只要她不再和別的男人上床，他們之間就會很幸?！眥21}。盡管羅碧喜歡尼克，也很享受與尼克之間的性愛關系，她依然無法控制地頻頻投入陌生男人的懷抱。這種強迫癥式的性行為模式并非出于強烈的欲望滿足，更大程度上源自一種心理需求。

從羅碧很小時候起，父母之間關系一直冷淡疏離，不僅不住在同一房間，甚至彼此幾乎沒有過親密表示。在看過其他白人家庭的相處方式以后，對自己家庭親密感的缺失就更深地烙印在羅碧的成長記憶之中。在青春期性意識萌芽和覺醒之時，羅碧期待有男孩來吻她，可是一直等到18歲，仍然沒有一個男孩這樣做。這讓她對別人的擁抱親吻充滿艷羨，“她是多么渴望得到那一切??！能夠伸出胳膊，然后感受有些東西踏踏實實靠在自己身上”{22}。成年后的羅碧對肉體親密的過分依賴很大程度上是對少年時代親密關系匱乏的心理補償。

同時，頻繁的一夜情也源于羅碧對穩定關系的恐懼，所謂的“白色籬笆恐懼癥”（white picket fence dread）{23}——對自己華裔身份和貧民區出身的敏感使她本能地對白人社會心懷戒備，而父母之間的疏離和冷漠又讓她對異性戀一夫一妻制充滿疑慮和恐懼。羅碧的家庭無法提供一個充滿愛意的環境和可供仿效的愛的榜樣。成年之后的羅碧發現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愛”{24}，面對白人男友尼克心里始終包有一層硬殼，無法打開。母親在婚姻關系中的處境給她提供了反面教材，對羅碧來說，穩定的婚姻關系更像是一種枷鎖和桎梏。與尼克結婚20年的設想讓她有一種“奇怪的被困住的感覺”{25}。每當產生這種感覺，羅碧就不可遏制地去尋找一夜情。羅碧的承諾無能和出軌沖動都與這個傷痕累累的華裔家庭脫不了干系。Wenying Xu的論述可謂一語中的，“羅碧的父母長期關系冷淡，他們在一種無法打破的怨恨和悲傷中互相排斥。羅碧從中得到深刻的教訓，因而只想要性，而不想要婚姻。她希望和尼克之間的關系僅止于性關系?！眥26}

在與尼克若即若離、時好時壞的情愛關系中，羅碧似乎完全占據了優勢和主動地位——尼克總是屈服于羅碧的想法和決定，甚至于包容她一次又一次的一夜情，在母親明確反對他和羅碧之間戀情的情況下也依然癡心不改。但是往深處挖掘，走到人物內心，就會發現，這些不過是一種表面現象。尼克的妥協和包容恰恰證明了他內心的自信和安全感；而羅碧的優勢地位卻是源于她的怯懦和自卑——她對白人異性戀缺乏信心、無法投入。這在羅碧的言行舉止中有很多端倪：盡管與尼克關系親密，她卻很少對他談起自己的家庭、自己出生的地方，而這正是尼克心心念念想要了解的，“他想知道她所保留的部分，那一部分不管他進入她的身體多深也無法觸及”{27}。羅碧在與主流白人社會的交往中對自己家庭的階層出身和經濟地位早已有了清醒的認識，這正是讓她羞于啟口、無法面對的東西。在痛哭一場的情感宣泄之后，在尼克的安慰和鼓勵之下，才有勇氣說出事實，“我家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房子……沒有籬笆，沒有草坪。你得穿過前面的洗衣房才能走到住人的地方。沒有沙發，沒有咖啡桌。甚至都沒有可以坐下的地方?？蛷d地面都是要洗的衣服。墻是綠色的。盤子也不配套?！眥28}

羅碧講完這件事后立刻想到了父親扔垃圾的事情，兩件事之間的類比性是不言而喻的。父女兩代人在不同的兩件事中展現出同樣的心理動機——對華人族裔背景的敏感和自卑。即使羅碧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的優秀生也始終無法擺脫這種感覺，“似乎總有人在看她，并且在她身后嘀咕，‘滾回皇后區去，滾回你出身的地方”{29}。這也是促使羅碧下定決心與白人男友尼克分手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羅碧和尼克一次吵架之后，他暴露了心底潛在的種族主義傾向，他坦白承認生氣的時候認為羅碧一點都不漂亮，因為他注意到了她的華人特征，

“剛剛你穿著睡袍站在那兒，不肯抱我，甚至都不肯看我一眼，我在想，那個站在我房間里的丑陋的中國女人到底是誰??？但是現在你在我懷里，你很漂亮。我甚至都注意不到你身上的華人屬性（Chineseness）了?！眥30}

在尼克的潛意識里，想當然地把“華人”和“丑陋”等負面字眼聯系在一起，這正是根植在主流社會集體無意識的種族主義在作怪。尼克的話勾起了羅碧上學期間被主流社會歧視的創傷記憶：白人老師嘲笑羅碧精心書寫的拼寫作業是“古怪的中國字謎”；白人小孩在課間大聲吟唱侮辱華人的歌謠。盡管年幼的羅碧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能夠忍住不哭，能夠在晚飯時對母親的詢問有所隱瞞，但是，種族主義所帶來的經年積累的文化創傷被白人男友的一番話瞬間點燃。羅碧在尼克的衛生間里失聲痛哭，她在內心里對自己吶喊，“尼克，你不能像他們一樣也看不起我！在我放心地把我的中國面孔交給你，相信你不會扇它耳光、不會將它扭曲變形之后，你竟然這樣對我?！眥31}

羅碧和尼克的戀愛從表面看只是一個私人事件、小我事件，但是這個小我卻深陷于社會文化的大我漩渦之中，并不由自主地被其制動和牽引；社會文化創傷被內化為個人的心理創傷，在個人認知、行為模式和性心理等方面發揮著無法估量的作用。

我們再看一下羅碧與母親貝爾的關系。

在羅碧的情感世界里，母親貝爾占據了極其重要的位置，羅碧與貝爾之間情感維系最為強烈和深厚，其他任何人都無法與之相媲美。羅碧把母親的照片放在床頭，聞母親梳子的氣味，在遠離皇后區4年之后，是對母親的愛和渴望使羅碧重新返回感到羞恥和厭倦的家中。如果說，母女情深本無可厚非的話，小說中多處近乎情色的母女接觸則無可避免地引發了讀者關于亂倫的猜想。

“她們拉著手，十指交纏；在她的手里，她[羅碧]能感覺到母親的手很小，讓她不由想起那些自己曾經愛過但卻慘遭拒絕的女人?！眥32}

如果這只是一個關于肢體親密的微妙暗示，那么羅碧與母親的性愛夢境則將兩人之間的亂倫傾向昭顯無疑：

“她[羅碧]夢見在跟母親做愛。母親馬上就要高潮了，但這時父親醒了，正在衛生間清嗓子。于是她母親把她推開，說她得上班去了?！眥33}

根據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論，夢是潛抑愿望的滿足，“夢的內容是在于愿望的達成，其動機在于某種愿望”{34}，人在清醒狀態下某些無法對人言說的欲望和幻想會進入潛意識層面，在理性意識松懈的睡眠狀態中以夢境的形式浮出水面。羅碧的夢境可以說是羅碧從孩童時代對母親貝爾親近、傾慕、憐惜、保護等所有復雜感情的凝結和升華，是羅碧潛意識里俄狄浦斯情結的展現。盡管在現實層面，羅碧與貝爾之間的亂倫關系從未發生，兩人之間的種種親密跡象和羅碧頭腦中反復出現的私奔幻想卻使看起來正常的母女關系問題化和復雜化。小說開始不久，羅碧就提到了對母親的這種超乎常態的依戀，“當其他小女孩坐在父親膝頭、摸著爸爸臉上的胡子茬幻想長大嫁給他的時候，她卻夢想著有一天娶了自己的母親并把她帶走”{35}。在幼年羅碧娶母私奔的幻想中，已經產生了性向倒錯的萌芽和自身性別的混淆：作為一個女孩，力比多釋放的幻想客體并非父親而是母親。令羅碧和貝爾都心心念念的母女二人的弗羅里達之行更像是兩人潛意識里私奔愿望的達成，是母女結合的烏托邦之旅。最終這項計劃的破產似乎象征著亂倫關系現實生活中的不可能性。在羅碧對弗羅里達之行既渴望又厭倦的矛盾情緒中，顯然對人類社會文化中的亂倫禁忌有著清醒的認識。這種認識被羅碧以一種食物禁忌的方式表達出來，“你自家的甘薯、自家的狗肉、或者自己的母親姐妹是不可以吃的。別人的姐妹、別人的母親，你可以吃?！眥36}正是出于這種認知，羅碧下意識地將自己的欲望客體從母親身上轉移到其他女人身上。因此，羅碧的酷兒傾向應該溯源到與母親的關系上。

弗洛伊德在《性學三論》里提出，嬰幼兒時期在人類性發展過程中并非無足重輕，而是它的第一個階段；盡管成年以后對這段時期記憶模糊，但是這時候人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觀察力和判斷力，開始表現出愛、嫉妒等情感，“[嬰幼兒時期]那些被我們遺忘的印象，仍然在我們的精神生活中留下了最為深刻的痕跡，甚至是決定了我們未來的發展?！眥37}羅碧從出生之日起，看到的就是父母分居的狀態，并且親眼見證了父權制籠罩之下母親的困境。富蘭克林對母親的欺壓和言語暴力、家庭性別權力的不平等使得幼年羅碧的感情天平向母親極度傾斜，這令富蘭克林“比以往時候更想擊垮他老婆。但是他對羅碧母親越壞，羅碧就越發愛她的母親”{38}。這樣的經歷使幼年羅碧形成了關于異性戀婚姻、父母關系的最初判斷和情感偏向。羅碧5歲的時候就學會了幫母親拿東西，送給母親從鄰居庭院里采摘的野花，愛撫母親的梳子、圍巾、口紅盒，并且把她們藏在衣兜里隨身攜帶。在年幼羅碧娶母私奔的幻想中，潛意識中想把母親從父權制和傳統的異性戀婚姻制度中解救出來。所以，可以這樣說，被父權制和種族主義創傷化的華裔家庭環境是形成羅碧亂倫渴望和酷兒傾向的原始溫床。

而在這一過程中，理想父親形象的缺失，也在無形中助長了這種傾向。如果說，父親家庭中對待妻子兒女的粗暴作風已經嚴重損害了父性權威和父親形象的話，那么華裔男性在主流社會被“閹割”和去勢的社會語境更使這一境況雪上加霜。華裔男性普遍社會地位低下，從事著餐館、洗衣房等卑賤工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淪為美國社會邊緣化的“他者”。走出皇后區去上哥倫比亞大學的華裔女孩羅碧對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不可能無知無覺、完全免疫?？释蔀椤罢Ｃ绹ⅰ钡乃?，無法接受父親愛吃螃蟹的飲食習慣，父親傾注畢生積蓄買下來的房子在她看來不過一個破爛垃圾場，暗自希望自己“出生在一個不住在洗衣房里的家庭”。羅碧內心里對父親充滿反感，在他又一次嘲笑貝爾之后，甚至有想把他殺掉的沖動，“她要是能當場把他給殺了該多好！”{39}羅碧的殺父娶母愿望幾乎就是俄狄浦斯情結{40}的完美注腳。

羅碧華裔家庭環境為羅碧的性向轉變和性別困惑提供了溫床和土壤，而外在社會環境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轉化的可能。見識到真正的美國家庭之后，羅碧意識到華裔家庭的差別和兩者之間社會經濟地位的懸殊，被歧視的創傷體驗更加深了對于自己族裔身份的敏感，種族自卑心理深植在了內心深處。在青春期渴望被異性關注和吸引的日子里，羅碧的理想約會對象一律是白人男孩，但是卻連一個親吻都等不到。于是6年級的羅碧與一個叫瑪麗·安的女孩常常躲在被子底下練習接吻，羅碧終止這種行為的原因是“她害怕自己更喜歡這種練習而不是接吻本身”{41}。對同性親密欲迎還拒的態度恰恰證明了羅碧已被同性吸引的事實。

成年羅碧其實已經確認了同性之愛才是她真正情之所系。在她看來，“她跟男人之間的一夜情是完全無害的。她愛尼克，她愛男人也就到那個程度了。但是她有種感覺，一旦某一天她遇到一個女人，她就會永遠離開尼克?！眥42}本來想學新聞的她，大學修的專業卻是“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

酷兒理論中的社會建構論認為，性是社會和歷史的產物，人并非生為同性戀者，而是成為同性戀者的，同性戀身份并不是心理或生理的自然，而是由社會建構起來的{43}?！堵泱w吃中餐》的華裔女孩羅碧，尤其如此：在她的身上，展現出社會、種族、階層、性別等多重因素的復雜影響，成為深受父權制和主流社會種族主義的創傷主體，這在她的性別認知和個人性相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堵泱w吃中餐》充滿了這個華裔女孩對個人性身份的困惑和迷惘、發現和追尋。當她最終毅然決然跟白人男友分手并且搬入女子公寓時，或許這種追尋有了終點，但是，那可能意味著一種更加艱難的生活。

① Elaine Kim， “Such Opposite Creatures： Men and Women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Michigan Quartly Review（Winter 1990）， p.69.

② King-Kok Cheng，“Review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in 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

③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16頁。

④ Susana Onega and Jean-Michael Ganteau，“Introduction： Traumatic Realism and Romanc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Narrative”in Trauma and Romanc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eds. Jean-Michael Ganteau and Susana Onega（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1.

⑤ Jeffrey C. Alexander，“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in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eds. Jeffrey C. Alexander et al. （Berke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1.

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達芬奇對童年的回憶》，《弗洛伊德文集》，劉平譯，長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頁。

⑦ David L， Eng， “Introduction”in Racial Castration： Managing Masculinity in Asian Americ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

⑧⑨{11}{12}{13}{15}{16}{20}{21}{22}{24}{25}{27}{28}{29}{30}{31}{32}{33}{35}{36}{38}{39}{41}{42} Mei Ng， 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 （London： Hamish Hamilton，1998），p.126； p.32； p.50； p.52； p.76； p.28； p.142； p.124； p.119； p.52； p.159； p.86； p.124； p.126； p.119； p.236； p.238； p.140； p.168； p.18； p.169； p.38； p.58； p.236； p.120. （本文小說引文均由筆者譯自原文。）

⑩ 斯皮瓦克：《屬下能說話嗎？》，《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羅鋼、劉象愚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頁。

{14}{17}{26} Wenying Xu， Eating Identities： Reading Foo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148； p.148； p.151.

{18} Anne Anlin Cheng， The Melancholy of R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7.

{19} Neil J.Smelser，“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Cultural Trauma”in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eds. Jeffrey C. Alexander et al. （Berke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40.

{23} Picket fences（庭院籬笆），是美國一種很常見的庭院裝飾，一般修建在房子的前后院，用來圈住孩子或寵物同時又不阻擋視線。在美國文化中，白色籬笆象征著穩定的中產階級家庭生活，這種家庭一般在郊區擁有帶花園的大房子，家里有孩子和寵物，生活相對安定和富足。

{34} Sigmund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rans. A. A. Brill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1997）， p.31.

{3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學三論》，徐胤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頁。

{40} 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是一個心理學術語，源自希臘神話中俄狄浦斯王殺父娶母的故事，弗洛伊德以此來描述性器期兒子依戀母親、害怕或反對父親的情境。本文羅碧并非兒子，但是考慮到她的同性戀傾向，或可勉強用此術語。

{43} 斯蒂文·塞德曼：《〈酷兒理論/社會學〉引言》，《酷兒理論》，葛爾·羅賓等著，李銀河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頁。

（責任編輯：黃潔玲）

Abstract： Gender writing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living real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s well as its historical context. Since the 199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ch postmodern forces as multiculturalism， globalization etc.， the representation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have become even more multi-faceted and complicated， among which 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 is a representative text. Ruby Lee， the Chinese-American protagonist in 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 has broken away from sexual normativity， which can be shown in her commitment impotency， queer orientation and incest longing. This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protagonists confusion and struggle in the tangle of race， class， family and gender as well as the symptoms of cultural trauma incurred by patriarchy and racialism etc.

Keywords： 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 sex and gender， traumatic racism， patriarc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