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韓譯本評介

金善佶，鞏曰國

(1.淄博職業學院 國際學院，山東 淄博 255314；2.山東理工大學 齊文化研究院，山東 淄博 255000)

《管子》一書，很早就傳入朝鮮半島，但長期以漢字文本流傳。直到1969年，韓國自由教養推進會出版的《世界古典全集》中收錄了《管子》，才出現了最早的《管子》韓文選譯本。其后又有1972年大洋書籍出版社《世界思想大全集》本、1977年玄巖社《諸子百家》全集本、1985年明文堂《新譯管子》等3種選譯本。2006年，松樹出版社出版了由金弼洙、高大焃、張勝求、申昌鎬等人翻譯的《管子》。這是《管子》的第一個韓文全譯本。2015年，人愛出版社又出版了申東俊譯的《管子》全譯本?！豆茏印讽n譯本是《管子》對外傳播的重要載體，也反映了韓國學者對《管子》的理解與認識。本文對《管子》韓譯本進行評介，或有補于《管子》研究及海外漢學之研究。

一、韓國自由教養推進會、玄巖社、明文堂選譯本

1969年，韓國自由教養推進會出版的《世界古典全集》中收錄了《管子》。這是《管子》最早的韓文選譯本，譯者是金順妊。1977年玄巖社選譯本和1985年明文堂選譯本，在篇目選擇和注釋翻譯方面都受到了該譯本的影響。

韓國自由教養推進會選譯本前言中介紹了歷代《管子》著作，如唐代尹知章《管子注》、明代劉績《管子補注》、朱長春《管子榷》、清代王念孫、洪頤煊、戴望、俞樾、孫詒讓的注釋成果以及民國以后羅根澤的《管子探源》、黃漢的《管子經濟思想》、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遹的《管子集?！返萚1]240。其中，《管子集?！酚?956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是當時韓國學者可以利用到的中國大陸最新的《管子》研究成果。當時正值冷戰，中韓關系緊張，中國大陸與韓國交流不暢?！豆茏蛹！房赡苁峭ㄟ^香港或者臺灣傳到的韓國，因此韓國自由教養推進會本中提到了該書。這是值得注意的。

1977年玄巖社出版了《諸子百家》，其中第四卷收入《管子》。該譯本譯者李元燮(1924-2007)，號巴下，現代詩人、佛教學者、東洋古典翻譯家，曾翻譯《詩經》《老子》《莊子》《墨子》等中國經典。玄巖社本包括《牧民》《形勢》《權修》《立政》《乘馬》《輕重》《大匡》《中匡》《霸形》《霸言》《重令》《法法》《小稱》《小問》《治國》《戒》《任法》共17篇。每篇包括譯文、原文、注釋三部分。玄巖社本注釋非常充實，引用了王念孫、俞樾及日本學者豬飼彥博、安井衡等人的成果。如：《牧民》“在飾四維”，注釋引用俞越之說，認為“飾是飭的誤字”[2]276；《輕重》“齊有薔石”，注釋引王念孫之說，認為“薔石”是“菑石”的誤字[2]370。再如：《霸言》“諸侯皆令”，注釋云“令”是合的誤字[2]460，這是日本豬飼彥博之說；《重令》“天下政理”，注釋云“理”當為“治”，唐人因避諱而改[2]484，這是日本安井衡之說。從本書可見20世紀70年代韓國對《管子》的研究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

1985年，明文堂出版了《新譯管子》，譯者是李相玉。明文堂本不在叢書中，是韓國最早的《管子》單行選譯本。該譯本包括《大匡》《中匡》《牧民》《形勢》《權修》《立政》《乘馬》《輕重》《法法》《五輔》《七法》《樞言》《霸言》《霸形》《小問》《治國》《戒》《任法》《小稱》共20篇，是各選譯本中選錄《管子》篇章最多的。該譯本頗有獨到見解。如關于齊桓公和管仲的君臣之交，歷來多有稱贊，但該譯本卻不以為然?！吨锌铩方忸}中說：“桓公不是初見的時候就信賴管仲，因為在戰爭的時候管仲曾威脅過桓公。齊桓公因鮑叔的特別推薦才任用了管仲。是管仲需要得到桓公的信任?！盵3]65譯者沒有贊美齊桓公不計一箭之仇的寬大胸懷，而是認為齊桓公是被動接受了管仲。這與一般認識有所不同。

玄巖社本和明文堂本都受到韓國自由教養推進會選譯本的影響。首先，《輕重》是《管子》書中最后的部分，因為《輕重》和《乘馬》多談經濟問題的緣故，韓國自由教養推進會本將其提到《乘馬》篇后。玄巖社本和明文堂本沿襲了這一點，也將《輕重》排在《乘馬》篇后。其次，《管子》的“輕重”部分包括很多篇章，韓國自由教養推進會本選取其中內容組成《輕重》1篇。玄巖社本和明文堂本也是如此。其三，《大匡》《中匡》本為《管子》第18、19篇，為了讓讀者先了解管仲生平，韓國自由教養推進會選譯本將這2篇置于最前面。明文堂本也是如此。其四，劉向曾說《九府》書民間無有，韓國自有教養推進會本曾經引用。玄巖社本和明文堂本也引用了劉向的說法。

明文堂本與玄巖社本在翻譯上也多有相似之處，特別是有些相同的錯誤。如《霸形》：“桓公在位?！毙r社選譯本誤譯為“桓公坐了房門與窗戶之間的座位”[2]433，明文堂選譯本也這樣翻譯[3]237。再如《大匡》：“狄人伐，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贝颂幍摹暗胰朔ァ笔堑胰饲致澡絿?，玄巖社本誤譯成了狄國侵略齊國，明文堂版本也犯了同樣的錯誤[3]60。由此可見，明文堂本確實參考了玄巖社本。

二、大洋書籍出版社選譯本

大洋書籍出版社本是另外一種重要《管子》選譯本。1972年，大洋書籍出版社出版了《世界思想大全集》。該書匯總世界各國思想家著作的精華，加以韓文翻譯。其中第21卷包括《管子》，由張基槿譯。張基槿畢業于首爾大學中文系，曾任首爾大學、誠信女子大學教授，東洋古典學術研究會會長，翻譯過《論語》《孟子》等中國古典名著。該譯本前有序論，介紹管仲的生平、思想與政策，后附《管仲大事年表》。每篇包括解題、韓譯、原文及注釋。該選譯本后來又被收錄到《中國思想大系》第5卷，于1983年由新華社出版。

張基槿認為，《管子》經言是管仲本人所寫，外言的《五輔》《樞言》《重令》，內言的《霸言》，也跟管仲思想有關[4]75。所以他選錄了《牧民》《形勢》《權修》《立政》《乘馬》《七法》《五輔》《樞言》《重令》《霸言》等10篇進行翻譯。他認為這10篇表述的是管仲本人的思想：“《管子》非管仲一人之筆，《管子》中由后人編纂的部分非常多。大約十篇，譯者可信確實是管子本人的思想?！盵4]295《管子》的成書過程非常復雜，學界有不同意見。張基槿的這種認識，可能是受了中國學者關鋒、林聿時《管仲遺著考》的影響。韓國學者金忠烈《中國思想史》之《中國哲學源流》中，就曾引用關鋒、林聿時的研究：“《管子》經言和外言《五輔》雖然有的部分是后人所寫，但基本上是管仲遺作，屬于外言和內言的個別篇章也有一部分是解釋管仲思想的，所以是研究管仲思想的重要參考資料?！盵5]205

張基槿對《管子》有較深入的研究。他認為，《管子》思想是以富國強兵的經濟政策為基礎，強調法治主義。他在《〈管子〉的治道——為了德治的法治、主權確立、富國強兵》一文中，提出《管子》的特色是提高國家權力和國家的地位，使之高于君主和貴族，從而確立國家權力。

譯者對儒家文化有深入認識，能夠結合孔孟思想來解說《管子》，提出一些獨到的見解。如《形勢》解題指出，“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哀其兇”等內容，與孟子天命思想相關，《形勢》雖然沒有強烈的表現出來，但是已經有了“革命”思想[4]315。譯者對《管子》的“仁”與“禮”進行深入了闡釋?！读⒄罚骸熬髡咚模阂辉淮蟮虏恢寥?，不可以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贝颂幍摹叭省?，譯者解釋為東方的人道主義(humanism)，認為東方的仁愛與西方的博愛不一樣，東方的仁愛始于親緣，從親緣愛發展為平天下、安百姓[4]356?！段遢o》：“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無度則失。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圣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贬槍@段論述，譯者指出：“禮是超越了上下、貴賤、長幼、貧富，所有的人成為一家人的人類愛或人道主義(humanism)，是‘仁’的行動綱領?！盵4]441

《管子》書中有些地方文字有誤，選譯本對其進行了校訂。如《乘馬》篇：“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二尺而見水，比之于澤?！蔽囊獠煌?。譯者認為，“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當作“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注]這一校訂可能是受了日本安井衡或清代俞樾的影響。安井衡云：“此謬誤不可讀，當作‘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轉寫之誤耳?！庇衢性疲骸爱斪鳌宄咭娝?，十分去一，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見水，比之于澤’……上文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然則五尺見水之地，所患非旱也。其輕征之故，以潦不以旱。故五尺見水，十分去一。至四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二。三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于一尺見水，則比之于澤，地愈卑，潦愈甚也?！币姽舻茸豆茏蛹！?，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76-77頁。，意為四尺就見水的土地，減稅十分之二；三尺就見水的土地，減稅十分之三；二尺就見水的土地，減稅十分之四。這樣就與上文“五尺見水，十分去一(五尺見水的土地，減稅十分之一)”相順應[4]391。再如《乘馬》篇“及雪釋，耕始焉，蕓卒焉”，譯者認為不太通順，“蕓卒焉”前面應該有大概的時期[4]392。

大洋書籍出版社本與韓國自由教養推進會本、玄巖社本、明文堂本屬于不同的系統。在選目上，沒有像其他3種選譯本那樣《管子》的前后部分都選，而是只選取了“經言”部分的《牧民》《形勢》《權修》《立政》《乘馬》《七法》，“外言”部分的《五輔》《樞言》《重令》及“內言”部分的《霸言》，顯示了譯者對管仲與《管子》關系的認識。譯者將孔子、孟子思想與管仲思想聯系起來，結合孔孟思想來解說《管子》，這也是該譯本的一大特色。

2006年，松樹出版社出版了由金弼洙、高大焃、張勝求、申昌鎬共同完成的《管子》韓譯本。這是《管子》的第一個韓文全譯本，2015年又出版了修訂本。譯者金弼洙，東國大學哲學博士，曾任韓國周易學會會長、韓中哲學學會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董事，現任東國大學名譽教授；高大焃，漢陽大學教育學博士，曾任東洋古典學會會長、東洋倫理教育學會會長，現為京仁大學教授；張勝求，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哲學博士，現為世明大學教授；申昌鎬，高麗大學教育哲學與教育史學博士，現為高麗大學教授。譯者四人從2000年就開始進行《管子》的韓譯工作，每周進行一次會面，交流個人翻譯原稿，對存在的問題進行修訂。韓國對《管子》的研究極少，因此譯者們主要參考中國出版的《管子》研究書籍和《管子》原著，并于2002年，參加了在中國淄博舉辦的“第五屆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與中國學者進行交流。

松樹版全譯本以湯孝純《新譯管子讀本》(臺灣三民書局出版)為底本，還參考了清戴望《管子校正》、李勉《管子今注今譯》、郭沫若等《管子集?！?、日本安井衡《管子纂詁》等。該譯本對《管子》現存的76篇進行了完整翻譯，按照《管子》24卷編排，每篇包括解題、韓譯文、中文原文、注釋等四部分。書后附有管仲相關的圖片、管仲年表、《管子》書中主要人物簡介、《管子》名句等。

《管子》是經世致用之書。松樹版譯者對此有深刻認識，譯本封面上專門標示“經世‘經典’《管子》”。譯者認為，《管子》的理念是“社會秩序(法)、富強”[6]8，《管子》書中除了政治學以外，還包含了現在的CEO經營組織、系統的問題?！豆茏印返乃枷胧菍嵱弥髁x的，與《孟子》的思想和價值追求不同。譯本序言中說：“如朝鮮王朝知識分子選了《管子》作為政治學的教材，韓國的歷史是否會被改寫呢？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民眾選擇的是《孟子》還是《管子》，這導致的結果將完全不一樣?！盵6]8譯者充分肯定了《管子》的現實意義，認為《管子》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管仲實用主義的富國強兵思想通過改革開放政策成就了新中國”[6]7，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接受了《管子》的實用主義思想。因此，譯者認為，理解重視實利的中國人需要閱讀《管子》，理解現在快速發展的中國也需要讀《管子》?！豆茏印房梢詾楝F代社會發展提供借鑒，可以幫助理解現代中國。這正是《管子》韓文全譯本出現的背景。

松樹版與選譯本相比，有了較大進步。如《乘馬》篇中，“黃金一鎰”，一鎰是二十四兩，大洋書籍出版社選譯本誤解作二十兩[4]387；“丈夫二犁”，一犁是指成人一天耕地的面積，大洋書籍出版社選譯本把“犁”誤譯為“犁鏵”[4]390。這些錯誤，松樹版都已經改正[6]66、68?！冻笋R》篇“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大洋書籍出版社選譯本翻譯為“沒有商業利潤的時候，所有人不做商業，從事本業農業。所有事情辦好，花銷節省”[4]382，把“用節”翻譯為“花銷節省”。松樹版翻譯為“調節平衡”，更為允當[6]63。

《管子》一書，號稱難讀，有些文字有多種解釋。松樹版翻譯時，主要依據《新譯管子讀本》，有歧說不明之處，則在注釋中據其他文獻進行補充解釋。如《乘馬》篇“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譯者在注釋中說：“這句前面需要有‘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這樣文章才會顯得通順?！盵6]64再如《五輔》篇：“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弊g者在注釋中說：“‘得人’，《今注今譯》解釋為取賢人，但是本書翻譯為‘得到民心’，因為這樣翻譯才會與后邊的‘得人之道’相關內容相吻合?！盵6]121這為讀者提供了更多的參考，是值得肯定的。

松樹版《管子》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學者就指出：“松樹《管子》過多依賴了臺灣學者湯孝純寫的《管子述評》《新譯管子讀本》、李勉《管子今注今譯》的注釋?！盵7]209不過，《管子》一書本就非常難懂，松樹版最早將《管子》全文翻譯為韓文，極大方便了韓國讀者對《管子》的閱讀與利用，促進了《管子》在韓國的普及，推進了韓國的《管子》研究。該譯本出版以后，《東亞日報》《韓國經濟》《每日經濟》等報紙都進行了報道介紹。2007年1月6日的《東亞日報》刊文《讓老百姓吃飽喝足，得天下——〈管子〉》，介紹松樹版韓譯本。文中說：“《管子》是管仲的弟子、崇拜管仲的后人編撰的，包含管仲學派政治、經濟、行政、法律、軍事、道德等關于國家經營的知識與哲學的集大成書籍，本書是第一次出版的韓譯全譯本，本書主要提出了管仲實用主義的面貌?！苯┠陙?，韓國關于《管子》的論文論著，很多都引用松樹版全譯本。2015年人愛出版社出版的《管子》全譯本，也參考了該譯本。

繼松樹版之后，2015年人愛出版公司又出版了申東俊譯的《管子》韓文全譯本。申東俊是古典學研究專家，高中時期已經開始學習漢學，在首爾大學獲得東洋政治思想博士學位，現任21世紀政經研究所所長，曾翻譯《韓非子》《墨子》等中國古籍，著有《三國志統治學》《以古典分析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等。人愛版《管子》本全譯本以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出版)為底本，同時參考了戴望《管子校正》(《諸子集成》本)，郭沫若等《管子集?！?科學出版社1956年出版)，謝浩范、朱迎平《管子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書。人愛版書前有序論，介紹管仲生平、《管子》編纂過程與《管子》的思想；書后有附錄，收錄了《史記·管晏列傳》、蘇洵《管仲論》、管仲年譜等。正文每篇包括解題、原文、韓譯文、注釋。書中除了對《管子》進行翻譯以外，還收錄了很多《管子》的相關資料，如比較詳細說明了《管子》文獻流傳過程，介紹了中國與日本的《管子》研究情況。

譯者申東俊對《管子》素有研究，其博士論文《先秦儒法家的治道觀和治本觀比較研究：以管仲論議為中心》(首爾大學1998年)，探討了管仲的思想。譯者指出，《管子》是政治經濟學術，《管子》里面包含的“經世濟民”“富國強兵”思想。譯者特別關注了《管子》里的“重商”思想，他認為管仲是農商并重的政治家，是政治經濟學派“商家”創始者[7]17?；谶@種認識，譯者對《權修》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稒嘈蕖菲疲骸肮噬喜缓帽臼?，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于時事而輕地利?！弊g者據此指出：“《權修》與‘商家’管仲的農商并重的思想不一致，這并不是管仲本人的思想，而是戰國時期法家商鞅重農抑商的主張，應該是在《管子》編纂過程中，收錄了后代‘重農抑商’法家思想家撰寫的《權修》?！盵7]249管仲的學派歸屬與《管子》的作者，學界多有不同意見。譯者認為管仲是諸子百家中“商家”的創始者，并以此來推斷《管子》某些篇章的作者，很有啟發意義。

《管子》全書86篇，分為8組，包括：“經言”9篇、“外言”8篇、“內言”9篇(其中2篇亡佚)、“短語”18篇(其中1篇亡佚)、“區言”5篇、“雜篇”13篇(其中3篇亡佚)、“管子解”5篇(其中1篇亡佚)、“輕重”19篇(其中3篇亡佚)。人愛版中，將最后的“輕重”又分成了“乘馬”“九府”“輕重”3組。這是該譯本與眾不同的地方。譯者認為，依據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中“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的記載，“乘馬”“九府”與“輕重”是并列的，應該單獨分組。具體分組情況是：“乘馬”一組，包括了《巨乘馬》《乘馬數》和《問乘馬》(亡佚)3篇；“九府”一組，包括了《事語》《海王》《國蓄》《山國軌》《山權數》《山至數》《地數》《揆度》和《國準》9篇；“輕重”一組，包括了《輕重甲》、《輕重乙》、《輕重丙》、(亡佚)、《輕重丁》、《輕重戊》、《輕重己》和《輕重庚》(亡佚)7篇。這是根據各篇的思想內容來分的?！拜p重”19篇是專論經濟的，但各篇具體內容有所差別。譯者認為，《巨乘馬》《乘馬數》和“經言”部分的《乘馬》篇，是以土地為中心關于軍事財政的論文[7]1233，歸入“乘馬”一組；《事語》至《國準》諸篇論述國家商業政策與貨幣政策[7]1251，歸入“九府”一組；《輕重甲》以后諸篇論述了國家財政政策[7]1384，歸入“輕重”一組?！豆茏印芬粫?，有很多篇章涉及經濟問題，而以“輕重”19篇最為集中。前人論輕重，一般以輕重現存的16篇作為一個整體籠統而論，人愛版將其再分為乘馬、九府與輕重3組，并指出各組內容上的不同，很有見地。

人愛版以黎翔鳳《管子校注》為底本?！豆茏有Ｗⅰ冯m以宋本為底本，個別文字也存在問題。對于《管子校注》原文有問題的地方，人愛版參考了《管子集?！贰豆茏尤g》等進行了?？?，?？币话悴桓脑?，而在注釋中說明。如《幼官》：“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外內為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弊⑨屢豆茏蛹！饭糁f，“農佚粟十”的“十”是“豐”的壞字，“務輕金九”的“九”是“充”字之殘，“帝事形成”的“形”是“功”的誤字[7]332。再如《七法》：“右四傷?！弊⑨屢豆茏蛹！吩S維遹之說：“趙本、凌本、花齋本、纂詁本均作‘右七法’，當據正?！盵7]308再如《大匡》：“左椹(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弊⑨屩姓f：“‘椹’是劈柴或鋸木時用的墊木，以宋本為底本的《管子校注》寫作‘椹’，但是《管子全譯》等的書籍寫作‘揕’，‘揕’是比較合適的?！盵7]548

人愛版參考了中國和日本的諸多《管子》著作，較松樹版《管子》更為完善。例如《乘馬》：“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标P于“百利不得”，有不同的解釋。譯者在注釋中列舉了各家解釋，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百利不得’的解釋有分歧，郭沫若在《管子集?！分姓J為‘百利’是‘高利’，他解釋為：‘價格低廉的時候，不能得到超額利潤，所以市場穩定，老百姓也可以安心從事自己的生意?！瘻⒓儭缎伦g管子讀本》也認為‘百利’是‘高利’。在《太平御覽》的引文中，沒有‘不’字，孫星衍因此認為‘不’是衍文，認為‘百利得，然后百事治’，‘百利’理解為‘多樣的利益’。李勉《管子今注今譯》也認為‘不’是衍文，同意孫星衍的解釋。本書通過對《管子》內容的理解，認為郭沫若與湯孝純的解釋比較合適?！盵7]286由此將這段文字翻譯為：“市場是財貨流通的中心，所有的財貨價格低廉，就不會獲取過多的利潤，這樣各項生產就能發展，所有財貨能調節平衡?！贝颂幩蓸浒孀g本與人愛版基本差不多，但是缺少詳盡的解釋。人愛版介紹了孫星衍、郭沫若、李勉《管子今注今譯》、湯孝純《新譯管子讀本》等的不同解釋，并說明了自己的觀點，使譯文扎實有據，富有學術性。

人愛版不僅能夠充分引用前人?？弊⑨尦晒?，還善于提出了自己的新見。如《侈靡》篇：“官禮之司，昭穆之離，先后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弊g者認為這段文字順序應該調整：“‘昭穆之離’應在‘尊鬼而守故’的前面，‘事之治’應在‘官禮之司’前面，這樣順序更為合適，這樣才會明白官禮之司和先后功器是司徒的業務?！盵7]805這是其他學者沒有論及的。

結語

中國與朝鮮半島山水相連，《管子》一書很早就傳到朝鮮半島。由于古代朝鮮是傳統儒家社會，信奉朱子學說，四書五經廣為流布，而講求經世致用的《管子》則受到冷落，所以在朝鮮半島《管子》長期以漢文文本流傳。近現代以來，韓國社會與學術思想發生巨大變化，《管子》與《論語》《孟子》同被重視，由此出現了《管子》韓文譯本。

《管子》在韓國的翻譯，先是選譯，后才有全譯。最早的選譯本是1969年韓國自由教養推進會本，收入《世界古典全集》。其后1972年大洋書籍出版社本、1977年玄巖社本，也是以叢書的形式出現。直到1985年，明文堂《新譯管子》出版，才出現了第一個單行的《管子》選譯本。因為冷戰的緣故，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韓關系緊張?！豆茏印返倪x譯本盡可能地參考了中國大陸的《管子》成果，難能可貴。但是總體來看，《管子》的選譯本質量不高，存在一些錯誤，與中國、日本的成果，有較大差距。后來的《管子》全譯本沒有提到選譯本，人愛版參考文獻中《管子》選譯本一本也沒有提到，可能與此有關。

1992年中韓建交，此后兩國文化交流日益頻繁，韓國社會各界對《管子》日益關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重大成就?！豆茏印分鲝垊諏嵶兏?，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相契合，這促進了韓國對《管子》的研究。站在韓國角度來看，中國是重要的伙伴關系國家，以前韓國要了解中國，需要研讀孔孟，但現在人們認為，需要通過《管子》來認識中國。在此背景下，2006年，第一本《管子》韓文全譯本松樹版出版了。此后，2015年，又有了人愛版全譯本。松樹版指出：“僅僅通過孔孟思想是不能理解現在的中國的，現在中國人的現實生活中已經很難找到孔子、孟子的思想?，F在中國人重視實利，仁、義只是對外而言的名分而已。他們不滿足于名分，而非常重視實利，為了理解中國人重視實利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必須要讀《管子》?！盵6]6人愛版也認為：“21世紀要理解世界最大的市場中國不是選擇，而是必須。中國歷史文化是從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開始，諸子百家的開端是最初的政治經濟學者管仲，知彼知己，為政者、企業CEO還有一般人，必須理解《管子》的經世濟民、富國強兵思想?！盵7]17要了解中國，需要讀《管子》。通過讀《管子》，可以了解中國。正是有了這種需要，才有松樹版和人愛版兩種《管子》韓文全譯本密集出現。

《管子》一書，很早就流傳到海外，并有日、英、法、俄等譯本?！豆茏印讽n譯本特別是兩種全譯本的出現，推動了《管子》在韓國的普及與研究，擴大了《管子》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對于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無疑會起到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