棗陽郭家廟墓地出土的衛伯須鼎及相關問題

□黃錦前

2002年，湖北省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出土一件衛伯須鼎（GM01:01）[1]a.187-189[1]b.131-133，斂口平折沿，淺腹圜底，雙立耳，三蹄足。耳飾重環紋，頸飾變形獸體紋（無目竊曲紋），腹飾卷體夔龍紋（圖1）。與湖北襄陽出土的曾仲子敔鼎[1]b.426及隨縣尚店（今屬隨州市曾都區）出土的公湯鼎[2]等形制、紋飾均近同，時代應為春秋早期。

鼎銘作：

衛伯須用吉金作寶鼎，子孫用之。

黃錫全認為：

鼎銘“衛伯須”不知屬于哪一位“伯”。頃與須形近，考慮到此器時代偏早，頗疑“須”乃“頃”字之誤。如果這種懷疑不誤，此鼎就是西周夷王之時衛頃侯稱侯之前（稱伯時）制作的器物。西周銅器稱“衛伯”者，目前僅見此器。

若是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器，說明衛稱伯并非至夷王，而是延續至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如果“須”并非“頃”誤，衛伯須是哪一位國君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

衛伯須鼎與曾伯陭之器時代相近，出現于曾國墓地可能是某種原因所致。是否赗贈之器，有待深入研究。

張昌平認為：

此器形制、紋飾與曾國立耳鼎如72曹門灣完全相同，銘文“用吉金作寶鼎”的辭例在這一階段最常見于曾國及其周邊地區。衛伯須之器表現出曾國的特征，值得注意?！抖Y記·祭統》曰:“故衛孔悝之鼎銘曰：‘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贝藵h陽，或可能即為曾國之地。此鼎抑或可能在曾國所鑄[1]b.131。

上述該鼎的時代應為春秋早期，因此器主衛伯須就不可能是衛頃侯，“須”也不會是“頃”字之誤。張文引《禮記·祭統》所記衛成公命孔悝之祖莊叔“隨難于漢陽”之事加以解釋，認為“漢陽”可能為曾國之地，此鼎可能在曾國鑄，但衛成公在位時間分別為公元前634—前633年、公元前631—前600年，已至春秋中期，較衛伯須鼎的時代明顯要晚得多，這與張文將該鼎時代定為兩周之際是自相矛盾的，所以無論“漢陽”是不是如張文所說系曾國之地，從時代上來講，這種可能性都是絕不存在的，有關推論因而也就不可信。

從衛伯須鼎銘文及有關金文文例來看，器主衛伯須應系衛國君主，殆無疑問。但衛伯須究竟是春秋早期的哪一位衛君，因證據不充分，目前尚不能定論。

上引黃文指出，衛伯須鼎出現于曾國墓地可能是某種原因所致，是否赗贈之器，有待深入研究。

圖1 衛伯須鼎及銘文

上述衛伯須鼎與湖北襄陽出土的曾仲子敔鼎及隨縣尚店出土的公湯鼎等同時期曾國銅器形制、紋飾均近同，不排除其受曾文化的影響[3]。同時也應當注意的是，該鼎與中原地區同時期同類器物如虢文公子鼎[4]、芮公鼎[5]及芮太子鼎[6]等形制、紋飾也比較接近。相對而言，從器形的角度來看，似乎中原的風格要比南土的要略濃厚。鼎銘云“衛伯須用吉金作寶鼎，子孫用之”，這種“（唯） 用（其）吉金，（自/用）作 ”類較為固定的辭例格式，以及銘末“子孫用之”類較為減省的套語，亦皆系春秋早期南土地區普遍流行的辭例格式①有關辭例的時代和地域性特征討論可參看拙文:黃錦前.伯家父郜簋國別析論:兼談曾子仲宣喪鼎與番君嬴匜[C]//紀念于省吾先生誕辰120周年姚孝遂先生誕辰9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待刊;黃錦前.黽壺蓋的年代與國別[M]//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13輯.長沙:岳麓書社,2017:224-230;黃錦前.伯多父壺的年代與國別[M]//文物研究:第 23輯.待刊.?？傊?，從器物形制、紋飾及銘文等各方面來看，衛伯須鼎與同時期曾國銅器所體現的文化特征多有類似，是不容忽視的客觀存在。

與衛伯須鼎情形類似的還有2014年棗陽郭家廟墓地曹門灣墓區出土的一件君鼎（M22:6）[7]a.136-139[7]b.13-35。 鼎銘作“君作其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永用之，其或唯喪，則盟殛之”，“”應即《詩·邶風·泉水》“出宿于泲，飲餞于禰”的“禰”，或作“坭” “泥”，即《式微》之“泥中”，在今河南?？h一帶[8]，亦屬中原地區。鼎為敞口、弧腹圜底，長方形附耳，三蹄足粗壯，內面呈弧形內凹，腹部飾一道凸弦紋，其上飾一周竊曲紋，其下飾兩周垂鱗紋，耳飾重環紋（圖2）。類似的鼎過去在曾國故地隨棗走廊一帶多有出土，如湖北襄陽王坡M1出土的鄧公孫無忌鼎（M1:1）[9]、京山蘇家龍出土的曾侯仲子斿父鼎[1]b.15,52,80-81,87-89,93-97,136-137、棗陽段營出土的曾子仲鼎[1]b.52等，形制即與之近同。2002年及此前棗陽郭家廟也出土過一些類似的鼎，如竊 曲 紋 鼎 （M1:05、M2:1、M6:1）、 曾 亙 嫚 鼎（M17:1、2）[1]a.彩版7-8圖,5-8[1]b.80-81,87-89,93-97,136-137[7]a.40-43,74-77等。鼎銘的部分文句如“ 作其 ，其萬年無疆，子孫永用之”，亦系春秋早期南方地區常見的辭例格式。同衛伯須鼎一樣，該鼎雖系中原地區器物，但無論是器物形態還是銘文，風格均與南方地區同類器、銘近似。

類似的情形又見于2015年棗陽郭家廟墓地曹門灣墓區出土的一件夨叔匜（M43:2）[10]，匜銘作“唯九月初吉壬午，夨叔父媵孟姬元女匜盤，其永壽用之”。據銘文，夨應系姬姓[10]；據有關金文材料來看，“夨”應系“吳”即“虞”之省[11]，所謂“夨叔”，實應系“吳叔”，即“虞叔”，與吳叔襄鼎[12]的“吳叔”系同一族屬，系中原地區的姬姓國族；“孟姬”系夨叔父之女，此匜系其為女孟姬出嫁曾國所作[13]。該匜為瓢形腹，長流槽上揚，卷尾龍形鋬，龍口銜沿，下有四夔龍形扁足。流口下飾一對分尾龍紋，器口下飾竊曲紋，腹飾瓦紋（圖3）。與河南羅山高店出土的奚季車匜[14]、確山竹溝鎮出土的囂伯夷匜[15]及永城輪窯廠出土的鄭伯匜[16]等形制、紋飾近同。銘文方面，如銘末“其永壽用之”的套語，常見于春秋早期漢淮流域的銅器銘文中，如陳侯鼎[17]5.2650、陳侯簠[17]9.4603,9.4604、陳侯盤[17]16.10157、陳侯簠[17]9.4606,9.4607、陳侯匜[18]、敶公孫父鈚[17]16.9979、陳伯元匜[17]16.10267、陳子匜[17]16.10279、子諆盆[17]16.10335、復公子伯舍簋[17]7.4011,7.4012,7.4013、原氏仲簠[19]及叔液鼎[17]5.2669等。泗水流域及鄰近地區的魯、曹、宋及徐等國也有少量例子，部分器物時代也略晚至春秋中晚期，如魯正叔盤[17]16.10124、曹公簠[17]9.4593、曹公盤[17]16.10144、亥鼎[17]5.2588及宜桐盂[17]16.10320等。中原地區除楷侯微逆簠[17]9.4521外，目前未見他例?？梢姀霓o例角度來看，夨叔匜銘亦與南土地區同時期器銘有一定共性。

圖2 君鼎及銘文

總之，同曾國或南方地區同類器物及銘文接近，而與同時期中原地區的同類器物卻相似性較少，這種情況在郭家廟曾國墓地出土的衛伯須鼎、君鼎及夨叔匜等器物和銘文上皆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又2002年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出土一件春秋早期的曾孟嬴剈簠（M1:6，圖4）[1]a.93[1]b.82-83[7]a.44-45銘曰“曾孟嬴剈自作行簠，則永祜?！?，器主“曾孟嬴剈”應系淮域一帶的嬴姓江、黃之國女子嫁至曾國者，或即系黃國女子[20]。該墓又出土兩件春秋早期的幻伯隹壺（M1:8、9，圖 5）[1]a.91-94[1]b.84-86[7]a.70-71，其銘文作“幻伯隹作鴁寶壺，其萬〔年〕子孫用之”。黃錫全認為“幻”可讀作“弦”，弦國故地在今河南光山縣西北[21]。從地理上看，弦國與黃國緊鄰，因此，這兩件幻伯隹壺出自嫁至黃國的曾夫人之墓，很可能也與曾、黃之間的聯姻有關?！豆騻鳌でf公十九年》：“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侄娣從?！毖怂悸?，推測很可能是黃女孟嬴剈適曾，幻伯隹之女鴁隨媵，這兩件壺系幻伯隹為其女隨嫁至曾國所作媵器。曾夫人曾孟嬴剈去世后，其媵女鴁以其陪嫁之器隨葬，因而才有這兩件壺出自曾夫人孟嬴剈之墓的情況②發掘報告推定,該墓墓主為曾國貴族夫人嬴剈,應可信.詳參襄樊市考古隊,等.湖北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326-327.。

圖3 夨叔匜及銘文

圖4 曾孟嬴剈簠及銘文

圖5 幻伯隹壺及銘文

綜上，湖北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出土衛伯須鼎的時代應為春秋早期，器主衛伯須不可能是衛頃侯，與《禮記·祭統》所記衛成公命孔悝之祖莊叔“隨難于漢陽”之事亦無涉；衛伯須應系春秋早期的衛國君主，具體為誰，尚不能肯定。結合近年郭家廟墓地出土的夨叔匜等器物來看，與夨叔匜所反映的曾人與中原地區的虞國聯姻關系類似，衛伯須鼎及君等出自曾國墓地，亦系曾人與地處中原的衛、等國族以聯姻或其他形式密切交往的產物，是這段久已湮沒的歷史的忠實見證和原始記錄。曾國墓地出土的衛伯須鼎、夨叔匜及君鼎等中原地區國族諸器，其器、銘皆與同時期南方地區器、銘多有類似，當系受南方地區文化影響所致，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交融的產物。郭家廟墓地出土曾孟嬴剈簠的器主孟嬴剈系黃國女子，嫁為曾夫人，幻伯隹壺的器主鴁為幻伯隹之女，系其隨媵，該組器物共出于曾夫人孟嬴剈之墓，反映了曾與黃、弦之間聯姻的有關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