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往事

■王秋生

父親在我心中是一個使命感和責任心極強的人?？吹剿奈恼?，我并不驚訝于他的率先發聲，我覺得這就是他。

1978年，檢察機關恢復重建后，我父親王桂五①調回最高人民檢察院。當年11月7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政法戰線也要沖破禁區》一文，這是我國政法戰線撥亂反正的第一篇文章。該文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指針，批判了政法戰線“左”的錯誤思想。從1960年被錯誤批判定為“右傾”，下放西北，父親已經離開檢察機關整整18年。是什么讓他在歸隊不久就寫出了如此振聾發聵的文章呢？

1978年的中國，雖然“文革”已經結束兩年了，但人們的思想觀念仍然受到很大束縛，許多時候“仍然對禁區望而生畏，不敢越雷池一步”，而當時開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適時地給思想理論戰線帶來一股清新之風，也給了我父親極大的啟發，他感到“同整個思想理論戰線比較起來，政法戰線還顯得比較沉悶”。他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注重研究哲學，我家有好幾本《哲學研究》合訂本都是那時我父親買的。因此，實踐的認識論意義和真理的客觀性極容易引起他的共鳴，進而引發他對政法戰線禁區問題的思考，政法戰線要打開新局面，就必須“解放思想，沖破禁區”。

政法戰線的禁區是與舊的體制、舊的觀念分不開的，這種桎梏如不打破，解放思想就只能停留在口頭上。我父親1950年轉業到最高人民檢察署，一干就是10年，見證了新中國檢察事業的初期發展，以后又曾在公安機關工作過。他深深懂得政法機關在保護人民、打擊犯罪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也對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感同身受。他敏銳地抓住了“政法戰線不僅有禁區，而且這種禁區由來已久，早在50年代就已經發其端”這一關鍵，條分縷析政法戰線存在禁區的種種表現，從而追根溯源，正本清源。這對于剛剛恢復重建的檢察機關，繼承什么、摒棄什么、發展什么，顯得尤為重要。

父親在我心中是一個使命感和責任心極強的人?？吹剿奈恼?，我并不驚訝于他的率先發聲，我覺得這就是他。他勤于鉆研，敢于表明自己的觀點，這在他上世紀60年代受到錯誤批判，被迫離開檢察機關后寫給中央的《對檢察工作的若干意見》中就有彰顯。他并沒有對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作出申訴，而是闡述了社會主義法治原則在司法檢察工作中的要求和體現，坦言檢察工作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不足。對此，今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紀念我父親誕辰100周年講話中給予了高度評價，“特別是在那個‘極左’的年代，敢于強調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敢于否定‘支持第一、制約第二’難能可貴！”。我理解，我父親實際上在那時就已經開始對某些所謂“禁區”嘗試突破。

“文革”中，我父親沒少遭罪，批斗、游街、抄家、蹲牛棚，不一而足。重新工作后他擔任中科院蘭州化學物理研究所黨委書記，生活也逐漸安定下來。但當他聽到檢察機關恢復重建的消息，面對組織的召喚，他毅然義無反顧地回來了。他雖歷經磨礪，卻初心不改，特別是檢察機關在“公檢法”中是受災最重的，曾被連根拔除，造成國家法律監督的缺失，這讓他痛心疾首，也讓他深深感到政法戰線沖破禁區、撥亂反正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1978年的寒假，我回到位于最高檢院內的臨時家中，發現父親比在蘭州工作時更忙了，我基本只能在吃飯時見到他，一個假期，父子倆也沒說上幾句話。后來，我看到他的文章，從廣播中聽到他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法制欄目的普法宣講等等，才明白他為什么總是來去匆匆。

父親的文章發表后，在政法戰線引起強烈反響，舊事物必然要被新事物所取代，而父親本人也開始了創建檢察理論，完善檢察制度方面的艱難跋涉。他先后主編了《當代中國的檢察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制度研究》，出版了《人民檢察制度概論》《敬業求是集》等著作，他的《人民檢察制度概論》已成為檢察理論工作者的必修之作。他在用一個老檢察官的道德良知，用一個法律理論工作者的職業操守努力踐行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為具有中國特色檢察理論的創立發展癡迷和忘我。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檢察機關恢復重建40周年。40年來祖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不斷發展完善，人民檢察事業蓬蓬勃勃，我的父親當應笑慰九泉。

注釋：

①王桂五同志青年時代投身革命工作，建國后曾任最高人民檢察署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職；檢察機關恢復重建后，擔任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主任、檢察委員會委員、黨組成員。

1978年11月7日《人民日報》刊發王桂五的文章《政法戰線也要沖破禁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