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江流域城市發展研究的立項價值與實施路徑

敖以深

(貴州理工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3)

0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城市發展帶動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引擎。當前中國城市的發展，一直交織著兩條主線，一條是傳統的鄉村社會日益城市化，另一條是城市發展加速現代化，城市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活動的中心。2015年12月20日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強調長江經濟帶建設的重要性，要求“在中西部地區培育發展一批城市群、區域性中心城市，促進邊疆中心城市、口岸城市聯動發展，讓中西部地區廣大群眾在家門口也能分享城鎮化成果”[1]。2016年1月和2018年4月召開的兩次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都強調指出，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烏江是貴州省內第一大河流，是長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烏江流經烏蒙山區、武陵山區及滇桂黔石漠化區三大集中連片貧困區。如何充分發揮城市發展的引擎作用，堅守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兩條底線，需要人們對包括烏江流域在內的欠發達地區城市現代化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1 研究烏江流域城市發展的現實意義

研究烏江流域城市發展對長江經濟帶建設有著重要意義。烏江是長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是云貴高原連接長江中下游平原的生態廊道，是長江上游的重要生態安全屏障。2018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新形勢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關鍵是要正確把握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總體謀劃和久久為功、破除舊動能和培育新動能、自身發展和協同發展等關系，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加強改革創新、戰略統籌、規劃引導，使長江經濟帶成為引領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生力軍”[2]。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火車頭，烏江流域城市的發展和城市體系的演變，不僅離不開烏江流域特殊的自然生境，而且與長江流域經濟社會發展在時空體系中緊密相聯。從長江流域生態保護的視角，將烏江流域城市布局和發展置于特殊的時間和空間場景，既有助于深入研究烏江流域的區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也有利于為統籌長江經濟帶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提供智慧。

研究烏江流域城市發展對助推脫貧攻堅具有重要意義。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是黨和政府向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烏江發源于貴州省境內的威寧自治縣，流經黔北及渝東南，在重慶市涪陵區注入長江，干流全長1 037公里，流域面積約9萬平方公里，80%以上屬于喀斯特地貌，流域面積涉及烏蒙山區、武陵山區及滇桂黔石漠化區三大集中連片貧困區。由于受諸多因素的制約，烏江流域城市化率較低，城市布局不合理，城市集聚人口的能力不足，大量人口聚居在農村，特別是邊遠山區和民族地區，貧困人口數量大，貧困程度深，貧困面積廣，返貧現象嚴重，成為脫貧攻堅的“硬骨頭”。立項研究烏江流域城市的興起和發展，通過現代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的分析研究，特別是烏江流域城鎮發展規律及其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作用的歸納提煉，揭示烏江流域城鎮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及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剖析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城鄉融合發展的新形勢新機遇，在當前決戰決勝脫貧攻堅戰略中，制定城市發展的頂層設計，切實做好城市工作，有效推進流域脫貧攻堅取得新成效。

研究烏江流域城市發展對貴州后發趕超具有重要意義。烏江是貴州境內最大的河流，烏江經濟廊道是貴州融入長江經濟帶和連接“一帶一路”的重要紐帶，是貴州最具發展潛力和活力、戰略支撐作用很強的區域之一。烏江在貴州境內流域面積為66 807平方公里，占貴州全省國土面積的37.93%。烏江流域自然資源豐富、產業基礎較好、生態條件優越，在貴州區域發展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為有序、有效推動烏江經濟走廊建設，2017年2月，貴州省發改委制定了《烏江經濟走廊發展規劃(2016-2020)》，提出充分發揮烏江黃金水道綜合效益，建設立體綜合交通網絡，發展特色優勢產業，推進山地特色新型城鎮化，建設綠色生態走廊，加強區域開放合作，打造暢通、綠色、繁榮、和諧的烏江經濟走廊，奮力走出一條有別東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發展新路。預計到2020年，烏江流域地區生產總值將超過7 200億元，年均增長12%左右，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大幅提高，絕對值將達到55%[3]。通過優化城鎮布局，加快濱水生態宜居城市建設，促進沿江城市、城鎮的協調發展和烏江沿岸港城、產城的融合發展，提升流域經濟發展水平，為貴州實現后發趕超目標發揮重要作用。

研究烏江流域城市發展對區域協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烏江流域集礦產資源和水能蘊藏豐富、生態環境脆弱、少數民族聚居、文化資源富集等特征于一身，加快烏江經濟走廊建設，創新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探索內河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新模式，科學規劃城鎮布局和城市發展，打造區域協調發展和開放合作示范帶，積極融入長江經濟帶和“一帶一路”建設，協同互助，優勢互補，對于謀劃貴州經濟發展新棋局、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培育經濟發展新支撐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對于長江上游流域生態建設和長江經濟帶建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樹立現代城市率先發展帶動烏江流域協同發展新理念，通過研究烏江流域城鎮發展的歷史變遷，梳理現代城鎮化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引擎作用，分析流域城鎮發展的動力機制、城鎮化的必然趨勢、流域內的城鎮布局、城鎮體系的演變軌跡，為把握烏江流域城鎮發展規律、增強城市內生發展新動力，推動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同時以烏江流域城鎮發展研究為個案，拓展區域經濟增長新空間和生態城市建設新路徑，探索我國西部欠發達地區和民族聚居地現代城鎮化和城市現代化的特殊道路和發展模式。

2 烏江流域城市發展研究的現狀和趨勢

近代以來國外學者對烏江流域城市發展的研究，起初是置于云貴高原城市興起發展的視角展開的，典型代表及著作是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合譯，中華書局2000年版)，作者運用區域體系的研究方法和邊緣結構理論框架，將明清時期的中國劃分為九個大區域，其中將云貴高原劃為一個大區，劃定邊界“大致那些即使是小舢舨也通航不了的地點開始算起，其范圍包括江水(西江的一條支流)、烏江和金沙江的上游部分”[4]。與其他大區相比較，云貴高原城市的形成和布局有其獨特的地域特征。由于自然地理條件的影響，直到晚清時期，云貴大區的城市化水平仍然較低，地區內部的商業化以及對外貿易都相對滯后，行政組成部分對城市化水平的影響很大，沒有形成能夠輻射整個高原的大區核心城市。誠然，施堅雅的研究只是在涉及云貴高原城市發展中附帶了烏江流域城鎮發展的敘述，并且主要涉及烏江上游地區城市的發展，不可能反映烏江流域城市發展的整體面貌，但他的區域體系研究方法和邊緣結構理論研究對中國學者的影響很大，著作中有關云貴高原城市發展的論述為人們進一步研究烏江流域城市興起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對于中國近代城市轉型發展的研究迅速興起，從上海、天津、重慶、武漢4個單體城市史研究起步，其后逐漸進入對區域城市、群體城市、整體性城市以及不同類型城市史的關注，形成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重慶城市史》《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武漢城市史》《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長江沿江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中國百年經濟拼圖：港口城市及其腹地與中國現代化》《近代東北城市的歷史變遷》《中國近代不同類型城市綜合研究》《近代中國城市發展與社會變遷( 1840—1949)》等大批頗有影響的研究成果。研究領域涉及了上海、天津、重慶、武漢、北京、成都、濟南、廣州、蘇州、無錫、杭州、昆明、沈陽、大連、自貢、本溪、鞍山、洛陽、石家莊、蘭州等單體城市，以及長江中下游、長江沿岸、東南沿海、華北、西北、東北等區域城市和全國視角的整體性城市。近年來，中國城市發展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不斷創新，“多元現代性”理論被一些學者運用，注重研究中國區域城市發展的“現代性”，以及傳統城市的現代轉型，在城市化道路和城市發展模式研究方面，“城鎮化”“城市空間”“城市結構”“城市形態”等城市發展理論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運用，流域城市發展研究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關注。

隨著流域城市研究的興起發展，烏江流域社會變遷相關問題研究已經引起了國內眾多學者的關注。國內學者關于烏江流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多視角綜合性研究狀態，除從云貴高原視角研究烏江流域外，部分學者從長江流域特別是長江上游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變遷的范疇關注烏江，主要研究成果有王笛的《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中華書局1993年)和藍勇的《西南歷史文化地理》(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等。也有學者從烏江流域資源與環境的視角進行探討，如趙煒的《烏江流域人居環境建設研究》(東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李朝陽等主編的《烏江流域資源開發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版)等。進入新世紀后，由于地方高校的快速發展以及高校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力度的加強，重慶、貴州、湖南毗鄰區的地方高校相繼成立學術研究機構，組織科研人員開展烏江流域相關問題研究。2002年4月，長江師范學院率先成立了烏江流域社會經濟文化研究中心，重點研究烏江流域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形成了《烏江流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與保護》《烏江流域民族地區教育發展史研究》《烏江流域歷代移民與民族關系研究》等系列項目研究成果。此外，銅仁學院成立了黔東文化研究中心和武陵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吉首大學成立了武陵山區民族生態文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等，形成了一批切合烏江流域社會焦點的系列研究成果。

在我國沿海沿江城市轉型發展研究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有關烏江流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研究也形成了一批優秀成果，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局限于區域經濟發展和資源開發利用等領域，關于烏江流域城鎮發展的研究目前仍然沒有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對城市發展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作用認識不足。烏江流域是長江上游經濟帶的重要組成，流域內社會經濟和城市的發展有其自身的演變規律。西部大開發以來，烏江流域經濟社會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流域經濟發展、社會變遷以及城市發展相關問題已經引起了國內外部分學者的關注，為推動流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決策參考。在脫貧攻堅的決戰階段，為深入推進烏江流域城鎮發展和區域經濟社會協同發展，2011年，國務院扶貧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出臺了《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2011-2020)》，明確提出將烏江流域建成長江上游的重要生態屏障。2017年，貴州省發改委也出臺《烏江經濟走廊發展規劃(2016-2020)》，強調山地特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性。貴州銅仁市以及烏江沿岸縣市深入貫徹落實各項方針政策，在加快推進長江經濟帶建設和著力打造“一道兩廊三群”建設要求下，搶抓發展機遇，極力推進烏江流域與長江上游的協同發展。因此，研究烏江流域城鎮發展的歷程和規律，探索西部欠發達地區城市現代化的道路及模式，正在形成為流域城市研究的新熱點。

3 烏江流域城市發展研究的思路和舉措

自2003年以來，貴州省經濟增長連續15年位居全國前列，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貴州按下“快進鍵”、跑出“加速度”，經濟社會發生了深層次根本性變化，被贊譽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大踏步前進的一個縮影。在貴州的快速發展中，烏江流域最大的城市貴陽的發展非常耀眼，成為后發趕超的典型，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筆者認為：全面認識貴州的發展必須深入研究貴陽城市的發展，而深入研究貴陽城市發展，必須置于烏江流域城市群的布局體系演變之中，必須置于長江上游生態保護和長江經濟帶發展大局，必須置于西南民族地區欠開發欠發達城市發展的特殊實際。因此，以烏江流域城市發展為研究對象，既有助于弄清楚烏江流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又有助于全面認識當前貴州經濟社會的發展，還有助于長江上游生態環境建設和經濟帶建設。

3.1 從多元視角系統深入研究烏江流域城市的興起和發展

區域城市的興起和發展與特定的自然生境、時空環境和政策導向關系密切，城市既是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體現，又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力，研究區域城市發展，需要綜合各方面影響因素：一是從大扶貧、大開發和生態保護的視角聚焦烏江流域城鎮發展。主要研究流域城鎮文明的興起、城鎮發展與流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城鎮發展變遷的軌跡和基本規律、城鎮發展道路及模式的選擇、城鎮發展根本動力的演變、城鎮布局和城鎮體系的變化、城鎮現代化的轉型發展和城鎮功能的變遷等內容，探索大扶貧背景下城鎮發展引領流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有效途徑和內在統一。二是以烏江流域城鎮發展研究為個案，從城鎮發展帶動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視角剖析烏江流域城鎮發展的新常態。由于烏江流域屬于西南地區典型的欠發達和欠開發地帶，研究西南欠發達地區城鎮發展的典型體現，剖析西南地區城市由傳統向現代轉型演變的主要動力和基本規律，力求展現我國西部相對落后地區城鎮化和城鎮現代化的基本概況和總體特征。三是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統一，運用多學科理論和方法，全面系統開展研究。烏江流域城鎮文明起源較早，城鎮發展歷史悠久，城鎮類型多樣，城鎮功能和城鎮布局復雜，對烏江流域城鎮發展、城鎮布局及城鎮體系變遷進行研究，時間跨度大，城鎮分布范圍廣，涉及內容多且雜，全面系統深入地研究烏江流域城鎮發展的歷史變遷，需要多門學科理論知識的交叉運用和實踐經驗的提煉總結，要求研究人員必須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具有多學科的知識背景和能力儲備。

3.2 回歸烏江流域城市發展真實的歷史場景

從四組對應要素出發，考察烏江流域城鎮發展及其變遷的動力機制、發展規律、總體特征和基本經驗。通過內力與外力(原生與次生)、天與人(環境變遷與政策舉措，特別是交通等因素)、國家與社會(政府引導與民間推動)、城與鄉(城市引力與鄉村推力)的考察，探討這些要素是如何動態、復合地推動烏江流域城鎮發展的進程。當前可考慮的重點研究領域：一是烏江流域城市文明的起源和邑聚的出現。烏江發源于貴州省境內威寧縣，流經黔北及渝東南，在重慶市涪陵注人長江。由于氣候條件和自然環境的影響，加之烏江水道的便利，烏江流域很早就有人類居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加劇，烏江流域城鎮文明興起，巴國時期，烏江下游地區經濟社會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形成了一些聚落和區域性政治據點。夜郎國統治時期，烏江中上游地區開發力度加大，形成了許多邑聚和城池。二是歷史時期烏江流域不同類型城市的發展。從聚落和邑聚出現到城鎮的形成，烏江流域城鎮發展經歷了十分漫長的歷程，形成為多類型城鎮發展格局。漢唐時期，隨著烏江流域地方大姓勢力的崛起以及中央王朝對邊疆地區統治的加強，城堡和政治、軍事據點日益增加。宋元時期，隨著烏江航道的進一步開發、土司勢力的興起和土司統治的加強，烏江流域開發力度加大，區域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傳統城鎮的經濟功能得到加強，新興城鎮出現。明清時期，特別是貴州行省建立以后，衛所和驛站大量設置，烏江流域城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黔中地區形成了區域性中心城市貴陽，此外，遵義、思南、沿河、彭水、涪陵等府治城市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區域輻射力和城市集聚力也有很大增強。三是烏江流域城市布局和城鎮體系的形成演變。分析烏江流域城鎮的興起和演變歷程，在城鎮布局和城鎮體系的演變方面，烏江流域的不同河段其布局和演變規律有所不同，下游因有航運便利，商貿往來相對繁榮，行政建置較早，城市經濟功能有所體現。上游多屬于民族地區，民族聚落較多。中游地理區位優勢明顯，驛站和衛所設置較多，政治軍事功能突出。歷史時期烏江流域城鎮布局和城鎮體系的演變，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關系密切，與中央勢力開拓邊疆的政策相關，與區域交通和人口集聚狀況相關。

3.3 圍繞中心服務大局遵循現代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規律

城市化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主旋律，城市的發展不僅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需，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研究烏江流域城市發展，需要結合現代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的實際，從烏江流域經濟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貴州后發趕超和脫貧攻堅的實際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等多角度進行分析研究。一是城市化加速推進中的烏江流域城鎮現代化?，F代城鎮化和城鎮現代化是20世紀中國城市發展的兩條主線，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發以來，烏江流域經濟社會得到了根本變化，城鎮化和城鎮現代化迅速發展，原有區域性中心城市影響擴大，黔中城市群建設以及成渝城市圈建設加快發展，烏江流域經濟帶規劃實施以及武陵山區扶貧開發力度加大，城鎮正在發展成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城鎮現代化正在推動并引領著區域現代化的快速發展轉型。二是近代烏江流域的社會變遷與城市的轉型發展。鴉片戰爭以后，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出現了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隨著自然經濟的逐步瓦解和商品經濟的逐步興起和發展，烏江流域出現了航運繁忙的景象，形成為著名的烏江鹽油古道和文化走廊。在烏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區，除傳統的土司城、政治中心、軍事據點以外，港口城鎮和商業城鎮得到了發展。城市數量急劇增加，城市規?？焖贁U大，城市功能逐步變化，傳統城鎮開始向近代城鎮轉型演變。三是烏江流域城市變遷的總體特征和現實借鑒。梳理烏江流域城鎮變遷的基本規律和總體特征，分析不同時期城鎮功能的演變軌跡，從區域開發的視角出發，剖析引起城鎮化和城鎮現代化的動力機制，探索當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點以及推動城鎮發展的內生動力和外部因素，尋找大扶貧和大開發背景下通過城鎮發展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新途徑以及流域新型城鎮化和區域現代化的新舉措。

4 結語

城市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城市的發展必然帶動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世界城市興起和發展的歷程表明，河流的開發與城鎮的興起存在著密切的聯系。烏江流域歷史上是貴州最早開發的地區之一，隨著流域內人口的集聚，烏江沿岸各地逐步形成了早期的城鎮。古代烏江航運的開發和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引起了越來越多的人口向河道沿岸聚集，從而逐漸形成了由若干中小城鎮組成的烏江流域城鎮帶。另一方面，城鎮的興起和發展，又必然促進烏江流域的進一步開發。城市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當前，貴州正處于脫貧攻堅的關鍵時期，研究烏江流域城市的發展，從歷史和區域的雙重視角探索區域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對協調推進流域城市現代化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統一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