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國內外學者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問題研究略述

盧曉娜

(1.武漢大學 歷史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2.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歷史系，加州 伯克利 94131)

一、導言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尼采所預言的“怪異戰爭、騷動和爆炸的年代”[1]仿佛真的來到了。1918年的11月11日上午11時整，在法國瓦滋河畔貢比涅小城外的一節火車廂里，協約國與德國簽署?；饏f定，標志著一戰結束。盡管戰爭的導火索是奧匈皇儲遇刺，但若無深層原因，這一地區性沖突絕不會演變為一場將世界67%的人口都卷入其中的空前浩劫。

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百年之際，對此次戰爭起源問題進行探索很有必要。這場戰爭并未像時人所期望的那樣成為“止戰之戰”，恰恰相反，它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20世紀30年戰爭”的提法一直為學界所認可。誠如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所說，我們必須明白“在和平的時代，在資產階級文明、財富日漸增長時代，西方帝國是如何在其體內孕育出戰爭、革命和危機的胚胎，最終葬送了自己”[2]。這樣，我們便能在當代看似和平實則暗流洶涌的局勢中撥開迷霧看清去路，不至再次墜入戰爭深淵，也不至再次為這個胚胎所毀滅。

二、策源地國家的對外政策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否是由某一參戰國的既定擴張政策所引發,該問題直接關系到戰爭責任,自戰爭結束起便始終是國內外學者們爭論的焦點。對該問題研究最多的當屬德、法兩國，英國學者K.J.F.克里格認為這是由于兩國有類似的歷史敏感性，而其他大國則不具備這樣的歷史敏感性。戰后奧匈帝國不復存在，現代奧地利對自己的過去毫無責任感；英國從未觸及戰責問題且對自己在戰爭中所扮演的可愧角色并不自知[3]?？死锔竦倪@一論斷今天看來并不符合史實，戰后對戰爭文獻進行整理的不僅僅只有德、法兩國，英國和奧地利亦是。奧地利也并非對自己的過去毫無責任感，奧地利學者理查德·戈斯博士受命編纂政府文獻的同時，也出版了自己關于戰爭起源的著作《維也納內閣及世界大戰的爆發》，認為罪責就在于奧匈帝國[4]。英國也自1926年起出版了11卷本的《關于1898—1914年戰爭起源的英國文件》，共計收錄8 559份文件[5]。百年來，被認為因實施對外擴張政策或對外政策不妥而引發戰爭的國家有德國、奧地利、英國和俄國,其中德國和奧地利背負的抨擊最多。

關于戰責的討論此處不做深入分析。在戰責議題之外，更為深層的問題是：策源地國家的對外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主導、決定它的因素是國內環境還是國際環境？學界對該問題的研究呈二元結構，即倡導以國內因素為主導的“單元論”及主張國際因素為主導的“體系論”。

持“國內因素主導論”的學者以費舍爾學派及比勒費爾德學派的學者們為代表[注]關于費舍爾學派和“國內因素主導論”的主要觀點及著作，可參考盧曉娜，柴彬《70年來歐洲國家關于納粹德國起源問題研究回顧》，《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2卷第5期。。這兩派學者前者以西德左翼歷史學家弗里茨·費舍爾為代表，后者以西德社會歷史學家韋勒·約根·科特卡、萊因哈特·勒克為代表。兩派學者觀點雖各有側重，但均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即“現代化進程的失衡”是德國制定侵略性、擴張性對外政策的根本原因。在這兩派學者看來，19世紀以降，德國的統一與經濟飛躍都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威權實現的。因此，德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工業與經濟的現代化，但社會及民眾價值觀卻仍裹足不前，未取得相應的進步，政權仍為保守精英和容克貴族所掌握。他們頭腦狹隘且好大喜功，試圖維護固有政治格局，防止社會民主黨得勢；同時希望犧牲英、法、俄，來為德國鋪平霸權之路[6-10]。

西德保守歷史學家格哈特·里特爾則堅持與此完全對立的“國際因素主導”論。在里特爾看來，1914年德國基本目標是維持奧匈帝國的大國地位，故德國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F在看來，德國似乎的確沒有必要去維護奧匈帝國；但當時，多數德國人視奧匈為兄弟國家，無法接受巴爾干地區落入俄國勢力范圍，認為那會對德國造成莫大威脅。德國最終支持奧匈報復塞爾維亞并非是為了發動蓄謀的侵略戰爭，而是對當時危機重重的國際局勢做出的特殊反應[11-12]。

持“國際因素主導論”的還有一部分法國學者。巴黎大學教授皮埃爾·勒努萬認為對外政策的主導因素是國際因素。早在1934年，勒努萬就在《歐洲危機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提出了“深邃的作用力”概念。他將此作用歸結為諸如地理條件、人口數量、經濟實力等的物質力量，以及諸如民族身份認同、民族主義、和平主義的“靈魂力量”或“集體精神力量”。勒努萬著重強調了這些作用力對國際關系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勒努萬正式提出超越國內歷史范疇，從國際關系史視域來研究一戰起源的觀點。他認為，外交家、使館及政府間的關系史太過局限，國家與民族之間的關系史才值得研究。勒努萬的觀點是法國歷史學界的正統方法論，對法國歷史學界影響深遠。德國美因茲歐洲歷史研究所教授海因茨·杜克哈特曾這樣寫道：“法國從未出現忽視國際關系的重要性……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下列事實密切相關的，即所謂的勒努萬學派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向年鑒學派的假設和啟發開放，比其他國家更早地開始探究隱藏在政治決策，包括對外政治決策的后面、并在很大程度上對這些決策起決定作用的地理學、人口統計學、經濟學和心態等深層力量了?！盵13]海因茨認為，法國歷史研究之所以具有前瞻宏闊的視野，正是拜此所賜。

國內學者對策源地國家對外政策說的研究成果雖不若西方豐碩，但亦值得肯定。嚴復是近代中國研究一戰起源問題的第一人。嚴復關于一戰的論述多見于《居仁日覽》及其與熊純如的通信中。據學者歐陽哲生考證，現存《居仁日覽》中第一篇《泰晤士今戰史——歐戰緣起》及第二篇《日耳曼開戰兵略》，即是嚴復對一戰起源的分析。嚴復從西方文明發展的角度進行分析，將大戰爆發歸結為諸參戰國整體價值觀的極端化引發的尚武爭強精神[14]。

當代國內學者則多將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結合起來分析。學者倪樂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再考》中將軍事沖突、外交斡旋、經濟糾紛及爆炸性事件等因素視為“歷史大海表面的波峰浪谷”，而“工業革命及科技發明，近代殖民主義、民主主義政治制度,民族主義浪潮,國際關系中強權法則,追求強大的心理目標”則是“大海深處那巨大的暗流”。前者對歷史發展起推波助瀾作用，而后者則是“醞釀一切重大歷史事件，從而改變歷史航向的真正原因”[15]。

三、地緣政治及歐洲均勢說

用地緣政治及歐洲均勢理論來解釋一戰起源已屬于國際關系學范疇。持地緣政治理論的學者認為是地緣政治的利益沖突引發了戰爭。戰爭各方在戰后的安排也是本著利益再分配的原則：即戰敗國付出一定代價，戰勝國以實力為后盾采取種種限制戰敗國的措施，如此形成新的地緣政治格局和利益結構。持均勢理論的學者間也存在分歧，有學者認為是諸強國維持均勢引起了戰爭，也有學者認為是均勢格局崩潰引起了戰爭。

歐美學者多將地緣政治及歐洲均勢作為彼此獨立的理論來考量，甚至有地緣政治說及歐洲均勢說的對立。與此相反，國內學者并未對二者進行明確區分。邏輯上，地緣政治及歐洲均勢其實并不矛盾，正是歐洲特殊的地緣政治決定了為各國所共識的均勢理念。歐洲大陸，法、俄、德爭霸斗爭由來已久；英國孤懸海外，雖然英國從未停止過對歐洲大陸事務的干預，但獨特的地理位置也使其面臨被歐洲大陸諸強國包圍的危險。這樣的地理環境及政治生態直接影響了歐洲人的外交思維，因此，均勢策略為各國普遍接受。但為還原學術研究史的真實面貌，下文仍按學者的原本觀點進行分類論述。

持地緣政治說的學者代表是英國新馬克思主義學派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舨妓辊U姆認為一戰很大程度上是一場“無心之戰”。1914年，和平仍是歐洲生活的正常及預期狀態，即便是到了箭在弦上的7月，“采取致命行動的政治家們也未曾意識到他們正一步步走向世界大戰”[2]。在其扛鼎之作“年代四部曲”之《帝國的年代：1875—1914》中，霍布斯鮑姆明確寫道：“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的命題并不是揪出‘侵略國’的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事實上根源于一種急劇惡化的國際形勢，各國政府對之已無力回天”[2]。他認為，戰爭爆發有以下因素：首先是兩大軍事集團的形成。其次是“時人不自覺地普遍接受了這樣一個觀點，即政治權力理應伴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而不斷膨脹”[2]。再次是“各強國的對外政策受其國內政治形勢影響，不斷趨向危險化”[2]。

國內用地緣政治解釋一戰起源的學者是時殷弘先生。時殷弘先生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分明源于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初年新興大國的急劇崛起和國際力量結構之急劇變更”。而造成這一歐洲格局變化的，正是“經濟技術變遷和歐洲內外重大的地緣政治變動”[16]。

持均勢說的不僅僅是學者，亦有政客。早在一戰剛剛結束時，美國總統威爾遜便借“十四點原則”向歐洲人宣告，沖突并非由地緣政治引起，而是均勢和不道德做法，如軍事同盟造成的。戰后德國背負的戰爭罪名最沉重，為擺脫這種境地德國學者擴大了關于戰爭原因的討論，一些學者將七月危機置于1871年以來大國關系的背景中分析，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戰爭并不是由德國擴張引起，而是由歐洲國家體系整體崩潰或均勢格局瓦解所導致?？梢娺@些學者雖然也持均勢說，但立場同威爾遜截然相反。

國內持均勢論的學者是光仁洪。他認為“基于均勢結構變化而導致的這二十年國際關系的復雜、劇烈變化使得旗壘分明，帝國主義對峙的兩大軍事陣營最后完成了，戰神的軍刀聲在巴爾干半島上已由遠而近，第一次世界大戰已在指顧之間”[17]。此外，學者劉靖華在《20世紀的國際政治邏輯》中寫道：“經濟競爭、古典的均勢邏輯、民族主義思想是在歐洲引起戰火的真正原因”[18]。在所提及的三種因素中，劉靖華認為尤以均勢邏輯這一19世紀最典型的國際政治邏輯最為主要。在20世紀初，沒有力量均勢的政治安排就不能有效地解決歐洲安全問題，而力量均衡邏輯又隱藏著沖突和戰爭的動因。一言以蔽之，一戰是19世紀國際政治邏輯，即均勢邏輯的結果。

四、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說

以耶魯大學教授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學派學者從帝國主義理論出發，將戰爭起源歸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沃勒斯坦在專著《現代世界體系III》[19]中多次提及世界體系中的結構性危機。在《世界體系中的結構性危機：自此我們將去向何方？》*此文源于沃勒斯坦2010年12月在芝加哥大學“歷史地理解危機”(Understanding the Crisis Historically)學術會議上的演講《全球危機：重新思考經濟及社會》(Global Crisis: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一文中，沃勒斯坦認為，第一，所有體系都像生命體一樣，有興亡代謝，它的發展遵循著周期性節律和世俗趨勢。當其內部平衡難以維持，體系就會陷入結構性危機。人們或在危機帶來的混亂中重組秩序，或是建立穩定的新體系。第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存在兩種循環關系，即生產活動領域的康德拉季耶夫長波(Kon-

dratieff Long Waves)及地緣政治領域中的霸權更迭?？档吕疽蜷L波理論最初由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于20世紀20年代初提出。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巨額的資本積累只有仰仗準壟斷才能實現。準壟斷并非堅不可摧，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會自我破產，為競爭所取代。這一循環過程的周期平均會持續五十至六十年。五百年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一直在循環著。同時，康德拉季耶夫認為，經濟的周期性發展同國際關系密切相關，生產擴張使得資本急于尋找新的市場及原料，由此將造成國際關系緊張。沃勒斯坦接受了該觀點，他認為，在資本主義體系下，戰爭爆發的頻率與長波密切相關，大規模戰爭傾向于在生產上升間段之前爆發。至于霸權更迭，沃勒斯坦認為，處于世界體系中的單個國家雖然理論上是主權國家，事實上卻受到體系的高度限制。一些國家可以依托強大國力抵御外部侵擾，但這并不能使其獲得完整的主權。強國可以在較短時間內獲得地緣政治中的準壟斷地位并建立霸權，繼而借助經濟手段將本國旨意強加于整個體系之上。但這并非易事，現代史五百年，只有三個國家獲得了霸權：17世紀中葉的荷蘭、19世紀中葉的大不列顛和20世紀中葉的美國。真正的霸權也是自我破產的，它僅能維持二十五年。隨著其他國家國力和地位的提高，霸權格局最終會被打破。第三，結構性危機階段最顯著的特征是混亂?；靵y造成局勢動蕩，充滿不確定性，這極大影響了政客的行為，將他們推向極端，繼而使國家和世界陷入政治僵局。但不論是哪一種體系，當其正常運轉時，即便是規模宏大的社會震蕩也會受限于體系內部趨向平衡的力量而不能產生很大影響。但當體系已經失序，細微的變動亦能產生強大能量，使體系土崩瓦解。偶然的突發性事件本身威力固然有限，但由于彼時資本主義體系已然失衡故其仍可產生毀滅性后果。這便可以解釋薩拉熱窩事件為何會由一場地區性危機演變成世界大戰。

在這一方面，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雖然立足點相同，但側重點卻不同。國內學者普遍將馬克思主義學說與地緣政治理論相結合，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為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勢力范圍和爭奪世界霸權引起的[20]。倪樂雄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再思考》中寫道：“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以世界大戰的沖突方式出現在20世紀，這是人們不曾預料到的……”，并在后文從“工業革命及科技發明、近代殖民主義、民主主義政治制度、民族主義浪潮、國際關系中強權法則、追求強大的心理目標”[15]等方面來分析一戰爆發原因，這些具體因素皆是根源于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

用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來解釋一戰起源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戰爭深層原因，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但近年也有西方學者對之提出批評，認為其將原本復雜的國家行為簡單化、程式化。因此一些新馬克思主義學派和現實主義學派的很多學者認為一戰爆發并非是策源地國家蓄謀已久的主觀行為，而是“無心之戰”。但“無心之戰”論早已受到費舍爾學說的挑戰，且其本質上又同周期性節律和世俗趨勢所決定的危機發生的必然性產生矛盾。

五、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說

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概念，用以解釋人類歷史進程的動力。20世紀初，蘇聯政治家列夫·托洛茨基將之用于分析思考俄羅斯帝國經濟與文明發展的可能性及沙皇統治的未來前景。最初，托洛茨基僅用此理論來解釋16世紀以降資本主義生產世界性擴張中的典型進化模式。20世紀30年代，托洛茨基將不均衡與綜合發展理論普遍化，用以解釋整個人類歷史、生物進化歷程，甚至是個體性格的形成。

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可以簡單闡釋為：不同國家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彼此獨立，其發展方式相異且不均衡。換言之，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及國情。與此同時，國家之間并非完全孤立隔絕，彼此依賴的國際社會是存在的。在國際社會中，國與國之間通過文化滲透、經濟貿易、政治關系、超溢效果等方式互相施加作用。這種相互作用力產生了五點影響：第一，不同國家的異質文化可彼此借鑒、融合。次發達國家可吸收高階發展國家的經驗、技術；反之，高階國家亦可受到次發達國家文化或積極或消極的影響。第二，在一國內，人類發展不同階段的文化習俗、機制、傳統、生活方式能以一種獨特方式并列存在、互相融合。第三，所謂社會線性發展其實并不成立。一些國家耗時百年才能完成現代化，而有些國家則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實現飛躍式發展，省略之前的發展歷程。第四，一個國家可以通過貿易合作、財政補貼、資源贈予幫助他國發展社會經濟，也可以通過資本或技術壟斷、切斷貿易航路來封鎖他國。一國對另一國的控制并不意味著受控國完全喪失了發展機會，而是它很大程度上要遵循施控國的意愿及需求發展。第五，世界發展的整體潮流與趨勢亦存在于個體國家中。就個體國家而言，共性的世界發展大勢會同當地具體發展特性相結合。正是在地域特性作用下，世界大勢在不同地區有或強或弱的不同影響。因此，一個國家可能在某些方面發展飛速超然于他國，而在其他方面卻落后甚遠。更重要的是，這種區域特性也會使不同國家對同一國際事件做出截然不同的反應。

牛津大學學者亞歷山大·阿涅瓦斯在《1914年的世界歷史局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不均衡”與“綜合”性起源》一文中便基于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對一戰起源進行了全新闡釋。在分析各參戰國戰前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時，阿涅瓦斯又將每個國家的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置于19世紀長時段(1789—1914)的歷史大背景下進行審視，思考這些國家分別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戰爭[21]。誠如阿涅瓦斯本人所言，這是在全球史視域下研究一戰的初次嘗試，既有宏觀的國際背景，又有具象的國別分析，意義非凡。但遺憾的是，國內尚未有學者借助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來分析一戰起源。

六、幾點思考

百年來，國內外學者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的研究極為豐富，但亦存在兩點問題。首先，國內外學者對一戰起源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政治、經濟領域。很多學者雖已認識到文化因素在影響國際關系中的重要作用，但長期以來文化因素在一戰研究中并未得到重視，而以實力和國家利益分析為基礎的現實主義理論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文化、信仰、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常常被當成非理性因素，不受主流學者的重視。正因為如此，歷史學和國際關系學常常被視為冷冰冰的學科。但如果從文化角度來研究歷史，歷史學自有同生命體一樣鮮活的顏色和溫暖的體溫。其次，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國內外學術界在一戰研究中呈現出一種不平衡狀態，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造成這一西方中心傾向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資料的限制。由于資料難以獲得，國內學者對西方已開放的檔案不能充分加以利用，極大限制了研究突破。第二，思維模式的固化。歐美國家關于一戰的歷史敘事過于偏重傳授自我的文化及知識，卻忽視了非西方的文化和知識，故其研究絕少涉及卷入戰爭的非歐美國家。與之相對應的是，國內學者也尚未充分意識到一戰對中國的重要性。一戰絕不僅僅是“歐戰”，它對近代中國有著極為重大、深刻的影響。誠如徐國琦先生所說，一戰期間“國人在思想、學術上兼收并蓄，求同存異，放眼世界，在政治上大膽探索，不具一格，在外交上大膽進取，靈活多變，書寫了不僅是中國甚至是世界外交上的壯麗篇章。同時也正式宣告中國人徹底走出‘天朝大國’天下唯我獨尊的封閉心態，以窮則變，變則通的認識角逐世界，尋找一個新的國家認同及形象”[22]。要克服目前一戰起源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更全面地展現一戰起源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需要重視檔案的整理工作，提高檔案的利用程度，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及文獻翻譯工作，鼓勵國際合作研究，建立跨國學術網和研究共同體。國內學者也應嘗試著突破樊籬，以全新的視角來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問題。

1914年8月4日，英德開戰的那一晚，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伯爵面對倫敦白廳漸次滅去的燈火，嘆道：“整個歐洲的光明正在寂滅，我們有生之年是無法看到它重新亮起了”[23]。大戰進行的1914—1918年間，同盟國與協約國雙方共有6 500多萬人參戰，1 000多萬人失去生命，2 000多萬人受傷。在這冷冰冰的數字后，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戰爭絕非僅僅是國家、集團及大人物之間的較量，更是每一個時人的經歷與感受。一戰硝煙已永遠消散在歷史的風中，就連親歷者也已成為歷史本身。 在經歷了20世紀徹底的黑暗之后，人類最終秉持著理性精神擁抱了光明。2018年11月11日黃昏，英國在倫敦塔及護城河邊點燃一萬支火炬，紀念在戰爭中失去生命的士兵與平民，此次活動被命名為“超越深影，塔樓的記憶”。聯想百年前格雷的哀嘆，燃燈之舉極富深意，令人動容。寂滅的燈火再次點亮，唯愿從此永不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