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鄉村治理的新路徑選擇

俞秀玲

摘要：當前，我國正處于發展變革的關鍵時期，現代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當代鄉村治理出現困境。新鄉賢文化的重塑是當代鄉村治理的新路徑選擇，是通過重建鄉村治理的有效機制、加強新鄉賢對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建構禮法結合的多元協商合作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以及完善新鄉賢鄉村治理的權威保障和重塑鄉村靈魂文化等層面來實現的。新鄉賢文化的重塑對實現鄉村治理、建設社會主義美麗新鄉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價值。

關鍵詞：鄉村治理;困境;新鄉賢文化;新路徑

中圖分類號：C912.82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1-862X（2019）06-0022-006

縱貫中國式鄉村治理的鄉賢文化是具有鮮明特色的榜樣文化，這一文化在古典社會的鄉村治理中發揮了重要的引導作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指出：“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碑斍?，我國正處于發展變革的關鍵時期，現代化進程的卷入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使農村大量優秀人才流入城市，鄉村治理問題接踵而至：究竟何人承擔農村建設，鄉賢何在？我們所倡導的“鄉賢回鄉”以及鄉賢文化的弘揚意義何在，通過何種途徑才能讓鄉賢“回鄉”？這些問題亟待解決?！皩崿F鄉村振興、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是人才即保證勞動力的內源性供給，促進人才的內留外引”[1]，新鄉賢文化的重塑，無論對于當今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美麗新鄉村、實現鄉村治理的現代化和法制化，還是培育和踐行鄉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價值。

一、現代鄉村治理現狀及困境

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步伐的加快，傳統與現代不斷交織碰撞，鄉村治理在現代化進程中舉步維艱，原有的禮制秩序已被破壞，但是有效且被人們推崇的法治秩序并未順利建成;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給和自下而上的“聚變”反應，使鄉村建設日益進入兩難困境：鄉村固有的農業社會結構正在悄然改變，原有的傳統鄉村文化（主要以鄉紳文化來展現）也不斷遭遇沖擊?？梢哉f，鄉紳文化的傳承及鄉村治理進入敏感瓶頸期;鄉村傳統的宗法制度和依托行政力量的鄉村治理根基已被大大削弱，鄉村的傳統原村治模式已不能完全適應現代化進程及其發展需要;農村中擁有土地、資金等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不再像古典社會的傳統士紳，具有使得鄉村社會井然有序的影響力。故而，這些群體難以成為現代鄉村治理的中堅領導力量。鄉村大量的青壯年在金錢、利益的驅使下（當然也是為了改善自身生活水平）涌入城市尋找發展機會，有的甚至常年在外務工。同時，鄉村中的知識精英通過求學、經商等方式外流。農村“空心化”成為一種趨勢，鄉村出現了大量的“空巢村”“空心村”，鄉民與土地分離，鄉村治理出現了勞動力不足及公共事務管理所需要的治理和智力支持上的薄弱。這直接導致了鄉村原有活力的漸趨喪失，其內生基礎逐漸弱化。

鄉村在歷史上所形成的親緣、地緣和血緣關系以及民風習俗等傳統是鄉村得以維系和發展的基本紐帶?，F代鄉村治理，究其本質而言，是由政府與鄉村基層的自治組織及鄉民共同合作，并在鄉民廣泛參與的基礎上，以其自治為主來共同構建穩定的鄉村生態環境，維護村落公共利益，推動鄉村可持續發展。[2]83然而，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思維“裹挾”而來，人們更趨于工具理性，拜金主義的影響接踵而至。在這種經濟環境下，廣大村民亦受其影響，鄉村治理的動機和目的已趨向多元而不再單純，鄉村治理遭遇凝聚力危機、誠信危機，部分鄉村甚至出現前所未有的道德信仰缺失危機，耕讀傳家的優秀文化傳統出現中斷和失傳之勢。鄉村治理遭遇改革發展重創，轉型期的中國面臨鄉村治理主體的弱化危機以及治理環境的復雜化、多元化等現實困境。

數千年的傳統鄉村治理經驗為當代鄉村的治理現代化提供了重塑鄉村新秩序的深厚根基和有效土壤，而傳統鄉村治理中的鄉賢文化就是亟待挖掘和傳承的優秀文化要素。發掘鄉賢文化，重塑新鄉賢文化，推動新鄉賢治理鄉村的管理模式是符合當下鄉村政治、經濟背景的有效路徑選擇。

二、鄉村治理的新路徑選擇：新鄉賢文化的重塑

自古以來，鄉賢文化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它是一種土生土長、植根鄉村生態環境的文化積淀。這一積淀包括古今本鄉本土民間仁人賢才所創造和遺留的風土人情、民俗遺風及相關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規范，同時，也涵括本鄉本土衍生并扎根、傳承的道德文化，而其形成則源于鄉村鄉賢、鄉紳本身作用的發揮。斗轉星移，今日之鄉村已發生了巨大的變遷，舊鄉賢群體已逐漸消失。然而，不管如何變化，不變的是歷史上的鄉賢群體曾經給鄉村帶來的深遠影響。重塑和弘揚鄉村新鄉賢文化、發揮新鄉賢的鄉村治理作用，必將成為當前和今后推進鄉村發展的關鍵性文化因素，它是我們加強鄉村治理的重要文化載體，更是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新農村的“重要抓手”，它與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構建美麗生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主旨一脈相承。

“鄉賢”是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最早出現于東漢時期，是朝廷對有崇高威望且人品才學兼優，為鄉村治理做出一定貢獻的賢達、賢德之人，在其去世以后予以表彰的榮譽稱號。隨后，“鄉賢”泛指在民間被當地民眾尊重且具有品行、才能、聲望的人。唐朝的劉知幾在《史通·雜述》中就有“郡書赤矜其鄉賢，美其邦族”之說。到明朝，鄉賢祠開始在各地廣泛出現，進入鄉賢祠的，是那些既受地方民眾支持和愛戴，又有德政和治理業績，同時最大限度地體現地方民眾意志的人物。清朝時期，各地不僅建有鄉賢祠以供奉賢德鄉賢，同時還將其列入地方志以作備錄。也就是說，在古代，一個鄉邑中人，如果其品學被地方推崇，那么他去世以后就會被提請祀于其鄉，且入鄉賢祠，受春秋致祭。這樣的一些賢德之人便被稱為鄉賢。在古典社會的郡書、方志中也會將德行高尚、聲名聞達之士列入其中。（1）由此可見，鄉賢不外乎兩種：多年駐守故土，以高尚的品德、端正的言行和始終如一的善行善舉而贏得鄉人的欽服和崇敬，從而德高望重;外出為官至離退還鄉，或奮斗創業衣錦榮歸，以自身的經歷和業績證明其能力出類拔萃。也就是說，鄉賢泛指以鄉村為基本單位的區域內的那些聲望高、信譽好，且有作為的賢德賢才之人，這些人或年長，或賢德，或功績卓著，或衣錦還鄉，他們在德行與才學方面卓絕突出，由與其相應的規范和文化塑造出其卓絕的人格，且以自己的切身踐履展現人人應該遵循的行為規范，并必然成為地方秩序的積極維護者和建構者。他們自身就是將規范與文化融為一體的身教者，也是建構秩序的執行者。故而，鄉賢的行為模式遵循的是“活”的政治學生活邏輯，而非“死”的政治學體制邏輯，任何單方面的朝廷、官方政令抑或官員的主觀意志都無法決定其存亡，任何外部權力的強壓都不能替代鄉賢之存在。（2）鄉賢都有一個鮮明特點：自身所展現出來的身先士卒而服務鄉土鄉親的神圣責任感和擔當、奉獻精神。

今天，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在基本文化內核不變的前提下，鄉賢的內涵和范圍也隨之日趨擴大、深化。從廣義的范疇來看，新鄉賢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鄉賢，更多的是指從鄉村走出去、受過更高教育、擁有更多社會資源的成功人士、社會精英，他們或以學問文章，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在鄉村享有聲譽，由此形成了“見賢思齊、崇德向善、奮發有為、造福桑梓”的賢文化，即新鄉賢文化。[3]新鄉賢上利國家，下益鄉民，在地方社會，確切地說，在鄉村社會發揮組織鄉村公共事務、維護鄉村社會穩定并教化鄉里的模范作用，能夠并且愿意為反哺鄉村貢獻力量。這些群體是鄉村中脫穎而出的“中國好人”、道德模范標兵、優秀基層干部以及“最美鄉村教師”等。也就是說，新鄉賢植根并立足鄉土社會，以其士大夫的文化精神影響鄉村，他們是當今鄉村新鄉賢的主體力量，是現代鄉村最寶貴的資源，將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美麗生態鄉村、踐行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揮重要的模范帶頭作用。

鄉賢文化積淀了我國千百年來治理鄉村社會的豐富經驗和智慧，因而，挖掘和傳承鄉賢文化、重塑新鄉賢文化亟待施行。新鄉賢文化是扎根中國鄉村的母土文化，是地域性的精神文化標記，同時也是連接故土、維系鄉情的基本精神紐帶，它是我們探尋文化血脈、張揚文化傳統的精神原動力，而這一原動力的直接執行者就是新鄉賢?！丁笆濉币巹澗V要》中如此解釋：“鄉賢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在鄉村的一種表現形式，具有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誠信友善等特點。借助傳統的‘鄉賢文化形式，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以鄉情為紐帶，以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的嘉言懿行為示范引領，推進新鄉賢文化建設，有利于延續農耕文明、培育新型農民、涵育文明鄉風、促進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華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毙锣l賢文化的重塑，對今天治理鄉土社會仍然具有獨特而卓絕的基層管理作用和人文道德價值，它不僅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引領者，同時還將成為實現和確?，F代社會治理在鄉村基層有效落實的新路徑選擇和治理良方。

那么，如何重塑新鄉賢文化，以發揮其連接故土、維系鄉情并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固有的精神原動力？

第一， 重建鄉村治理的有效機制，加強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新模式。當今社會是法治社會，要吸引人才回鄉，國家應出臺必要的配套措施，提供良好的基礎條件和政策支撐，以確保人才引進、歸鄉反哺。這不僅能夠保障新鄉賢的基本權利，也能明確新鄉賢所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同時，喚起新鄉賢回歸鄉村、扎根鄉村、奉獻鄉村的鄉土情感和愿望，提高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傳播新鄉賢文化的積極性。因此，需要從政治制度上建立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組織機制，以承認和確保新鄉賢在鄉村發揮作用的合法性，鼓勵有意愿的優秀新鄉賢參加鄉村“兩委”的換屆選舉，掛職鎮長助理、村長助理等職，吸收新鄉賢進入基層體制，參與基層政治。在經濟上，確保土地產權明晰化，出臺幫扶資金及相關的配套制度，解決新鄉賢最現實的經濟、生存問題，鼓勵城市精英，如城市退休人員、高校優秀大學畢業生以及在外學成的本鄉“游子”等向鄉村社會流動。在文化上要積極轉變思維，從文化輿論上糾正大學生畢業“回鄉村工作丟人現眼”的陳舊觀念，鼓勵學子回歸本土服務。同時，在鄉村積極拓展和成立鄉村夜大等成人教育機構，積極發揮所引進新鄉賢的主力軍作用，鼓勵有初高中水平的鄉民閑暇進入成人教育機構學習，以提高人文素質和修養，做新時代有文化、有人文素養的現代化鄉民。在醫療衛生方面，盡力改善鄉村的醫療衛生條件，切實解決新鄉賢返鄉后的醫療條件落后之憂。建立新鄉賢檔案資料庫，在逢年過節時走訪、慰問新鄉賢，給予新鄉賢高度重視和關愛，鼓勵他們積極加入鄉村建設和治理中。創立新鄉賢慈善基金會、新鄉賢參事會等各類新鄉賢組織，為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提供“人才資料庫存”等。

第二，重建鄉村統籌管理模式，吸納新鄉賢進入基層黨組織。鄉村基層黨組織是鄉村社會治理的主體機構，是黨一切工作和戰斗力的原生基礎，是我國鄉村建設各類工作的領導核心，起著促進鄉村社區穩定和發展的戰斗堡壘作用。黨組織由優秀的個體黨員干部組成，而黨員干部的能力強弱直接決定該黨組織本身的綜合素質水平。所以，應該充分重視農村黨員干部隊伍的建設工作，吸收有文化遠識的新鄉賢加入鄉村基層黨支部，發揮其積極作用，確保鄉村基層黨組織的旺盛活力和先進性。鄉村基層黨員隊伍直接決定了該黨組織的引導能力，也決定了有遠見卓識的新鄉賢是否能夠順利發揮引領作用，在鄉村開展工作。然而，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鄉村其他自治組織以及鄉民個體等為了追求自身利益，對鄉村公共事務的參與逐漸缺乏積極性。所以，應該加強對新鄉賢的組織、教育管理，努力把政治覺悟高、熱忱為鄉民服務的新鄉賢培養、發展成黨員，推選優秀大學生村官等進入鄉鎮領導班子;在條件具備的新鄉賢組織中成立黨支部，使黨支部與鄉賢組織的關系由“被動引導”向“主動領導”轉化，從而使新鄉賢成為鄉村治理中帶頭致富和創業發展的模范、主力軍;以鄉民為主體，制定定期監督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評價機制，評估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實際效果并及時予以改進，以進一步發揮新鄉賢的榜樣引領作用，激發鄉民積極參與鄉村治理的熱情。

第三，建構禮法結合的多元協商合作制度，發揮新鄉賢的模范引領作用。自古以來，禮法合治就是我國傳統鄉村治理的基本途徑和原則。當前，鄉村治理應該遵循協商、合作的禮法原則，發揮新鄉賢的模范、引領作用，強化各主體之間的協同治理理念，發動鄉民積極參與鄉村治理的各項組織活動。歷史上，鄉規民約就是一種良好的鄉村治理模式，它已經深深地植根于鄉土倫理。鄉約、族規和家訓等，都由當地的鄉賢參與、制定并帶頭遵守，內容包括家庭中的孝悌修身、主次尊卑、婚姻祭祀等，進而推及和睦鄉鄰、規避詞訟、調解糾紛、嚴懲盜賊、保護環境等。陜西藍田的《呂氏鄉約》就是很成功的例子，它對鄉民修身、立業、齊家、交友等方面進行了規范，典型地體現了德治、禮治、法治三元結合的立體鄉村治理模式。（3）鄉規民約所具有的契約性、自律性，凝聚了廣大鄉民的共識，鄉民樂于接受。當前，中國鄉村作為熟人社會的狀態還沒有根本改變，“禮”依然是調節鄉村社會秩序、人際關系、鄰里關系的基本準則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單憑傳統的道德力量和個人的內心信念，很難打造一個和諧的鄉村社會。因此，禮治與法治是鄉村治理中必不可少的兩翼，“法情相攜，德法相彰”這一鄉村基層治理模式的搭建，是治理鄉村的有效蹊徑，是公共治理規劃與傳統禮俗結合的最佳平衡點。這一平衡點立足既有的鄉規民約，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結合鄉村社會新的實際情況，圍繞社會公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和鄰里關系以及民風民俗等各方面的基本要求，制定或不斷修改完善鄉規民約，真正發揮鄉約的教育、引導、約束和懲戒等社會規范作用。新鄉賢作為被吸納進來的群體，他們是鄉村干部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強化法治意識，增強依法、依規治村的能力，積極參與村級事務管理，做到以德為先、以法為據，加大對鄉民的普法力度，以增強普法工作的實效，提高鄉民依法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信心和能力，促進法治精神與鄉規民約的融合，以提升鄉規民約的含金量及執行過程中的嚴肅性、長效性。

第四，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推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道德倫理觀念在現代社會的重要體現。在黨的十八大以后，黨中央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給予了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農村踐行得如何，直接影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新鄉賢文化是深入鄉村、踐行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載體。在古典社會，鄉賢在農村社會道德層面上是無可指摘之群體;今天，作為21 世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鄉賢，他們不僅品德高尚，具有崇高的責任使命感，同時，更應該在言談舉止方面充分踐行和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人們的價值觀、義利觀等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更易受到利益的驅使。新鄉賢是鄉村社會核心價值觀的主要代表，這個群體素質的提升，將對他人產生“正能量”。為了規避風險，提升新鄉賢對社會主流價值觀的領會和理解，應對社會不良思想、不良風氣的侵蝕，對新鄉賢應定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理論思想的培訓和學習，并定期考核，這一活動應定期化、理論化、組織化、系統化;建立新鄉賢文化展示窗口，以專欄、板報、標語或者小冊子等形式宣傳報道新鄉賢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領悟，引領廣大鄉民見賢思齊、崇德向善，以確保新鄉賢在相互學習中保持自身的純潔性與先進性，并通過自身文化素養把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領悟傳播、滲透到廣大鄉民中。培育和弘揚新鄉賢文化，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在要求和重要體現，它對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第五，完善鄉村服務導向，保障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F代鄉村治理必須以廣大鄉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著眼點，提供公共服務，以維護鄉村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這是基層政府獲得信任和權威的來源，也是加強基層政府建設的主要方向。因此，新鄉賢文化必須服從和服務鄉村基層民眾的需求。鄉村基層政府應該不斷提升服務民眾的水準，深入推進城鄉公共資源和基本公共服務之間的均衡化配置，實現資金、技術、人才等城鄉生產要素的平等交換，從而把保障和改善鄉村民生作為服務鄉民的優先方向，暢通民眾利益訴求渠道，切實保障民眾利益。鑒于此，鄉村基層組織可以成立新鄉賢資政智囊團，聘請新鄉賢擔任主要骨干成員，如咨詢顧問等，并經常聽取新鄉賢關于鄉村重大事務管理、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建議;創建由新鄉賢為主組建的理事會或民間調解組織等，發揮理事會等的示范作用，激發鄉民主體意識，調動鄉民參與熱情，推動鄉民自治進程，提升鄉村基層政府民主化水平和服務能力，從而實現鄉村的有效治理，提升基層政府的被認同度，促進村級重大事項決策的制度化、公開化、具體化;成立以新鄉賢為主導的鄉村基層監督委員會，切實發揮監督委員會的職能作用，進一步完善鄉村監督制度;充分利用網絡新媒體，營造輿論攻勢。當前，網絡覆蓋面日益擴大，信息傳播更是速度驚人，鄉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的同時，也產生了對知識的渴望，人們接受新鮮事物的速度越來越快。鑒于當下鄉村的這些特點，應該抓住機遇，利用網絡媒體的優勢，占領輿論制高點，傳播新鄉賢關于鄉村建設和發展的文化理念。

第六，重塑鄉村靈魂文化，增強新鄉賢文化引領力。良好的鄉村治理是服務最廣大鄉民的善治，針對當前鄉村空心化、村落文化式微、道德滑坡等萎靡趨勢，必須把重塑人本親善的鄉村文化環境作為鄉村治理的靈魂。于此，有必要找尋、搶救、保護好各地歷代鄉賢的文獻、文物等，如歷史上鄉賢傳留下來的祠廟、故居、碑志等。這些物質遺存是鄉賢事跡的物質載體，也是其曾經生活和思想的見證，它們承載著以往鄉賢的人文道德和精神力量?？梢砸劳泄枢l故居，依托當地既往鄉賢文化遺跡，設立鄉賢堂、鄉賢紀念館、鄉賢故居，或開設鄉賢名人坊，或重建鄉賢祠，或編寫鄉賢教材，或創作鄉賢之歌等。通過多種有效的文化形式，保護、挖掘、收集、出版鄉賢文化書籍、鄉賢的物質遺存或宣傳鄉賢的扶危濟困等優秀品德和事跡，定期開展以鄉賢為主題的活動和講座，建設鄉賢文化廣場，對身邊的好人好事進行宣傳，評比鄉村好鄰居、鄉村文明家庭等先進典型，甚至在地方建筑、文化景觀中融入鄉賢文化元素，宣傳“好家風”“好鄉風”，從而敦厚民心民風，鼓勵真、善、美的價值觀，讓文明禮德文化蔚然成風。這些舉措是對鄉村青少年或鄉民進行道德文化教育的最直接方式，也是鄉村靈魂文化重塑、新鄉賢文化引領力增強的有效蹊徑。

三、新鄉賢文化重塑的當代價值

新鄉賢文化的重塑，不僅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社會的培育和踐行有重要意義，同時更有利于鄉村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鄉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鄉村精神文化風貌的改變，從而加快鄉村治理的現代化進程。

新鄉賢文化的重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社會的培育和踐行具有重要意義。新鄉賢文化不僅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思想內涵。新鄉賢以其良好的道德修養與崇高的使命感，在言行上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時更對鄉村的經濟、文化、生活產生正面的引領作用：新鄉賢文化是強化政府和民眾之間關系的“黏合劑”，它通過在鄉村推行社會主流價值觀來維系鄉村社會秩序、增強鄉村凝聚力。正確的價值觀指引著人們的價值選擇，鄉民追求什么以及怎樣去追求，都需要新鄉賢的榜樣作用和新鄉賢文化發揮的正確導向作用，以引導鄉民明辨是非、善惡;新鄉賢德高望重，其道德品行是鄉民規范和調節自身行為的價值尺度，由此，在新鄉賢的道德引領和教化下，鄉民的日常行為得以規范化，新鄉賢文化起到了規范協調作用。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社會植根和滲透的中堅力量，毫無疑問，重塑的新鄉賢文化會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扎根廣大鄉村的推手。

新鄉賢文化的重塑有利于鄉村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一直有著濃厚的重賢、尚賢的良好風尚，盡管當前鄉村建設出現諸多危機，然而，新鄉賢文化的重塑為鄉村建設提供了新的希望和蹊徑。新鄉賢依托自己的品行才學、鄉土威望以及高屋建瓴的見識，履行凝族聚群、尊祖繼統的職責，他們不僅是當下廣大鄉村社會優良道德傳統和淳厚家風的引領者和表率，同時還是鄉民和鄉村族群行為的監督者、執行者。新鄉賢對鄉村基層組織和事務的積極參與，在很大程度上不僅承擔了慈善、教化、糾紛解決以及監督等社會功能，還參與鄉村社會的共同治理。他們能夠通過自身的影響力開展各種形式的教育活動，幫助鄉民解讀“三農”政策，了解國家關于農業發展的新政策，從而接受農業發展的新思想、新觀念，走上農業現代化道路，促進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新鄉賢文化的重塑有利于促進鄉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加快推進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青壯年農業人口涌入城市務工，由于自身文化素質的限制以及戶籍等問題的影響，他們在城市的競爭中往往處于劣勢。然而，隨著國家關于農村土地政策的改革和傾向，更多有知識、有見地、有經濟頭腦和管理經驗的群體回歸農村，他們成為新鄉賢的主要組成部分，并把自身的主要精力投注于鄉村建設。他們或投資興建鄉村農業加工廠，或成立鄉村農業大學，或創辦養殖場等，在他們獲得一定收益的同時，也間接地解決了許多鄉村家庭的經濟負擔問題，由此吸引更多的城市青壯勞動力重新回流鄉村就業，既關照到土地耕種和農業增收，又有額外的勞動就業收入。

新鄉賢文化的重塑有利于帶動鄉村精神文化風貌的改變。鄉村治理現代化是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中國鄉村的廣大精英大量涌向城市時，鄉村治理的主體和手段呈現多元化趨勢，破解鄉村困局以整頓鄉村“空心化”等局面，最好的途徑就是充分利用鄉賢文化這一資源，重塑新鄉賢文化。新鄉賢大多膽識、能力突出，懷有濃重的鄉土情結，他們身上投射出的道德文化力量可以教化鄉民、反哺桑梓、澤被鄉里，實現鄉村精神文化風貌的改變。

四、結 語

從新鄉賢文化的角度尋求鄉村治理的有效路徑和范式，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課題。不管是立足歷史，抑或現實，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來看，現代新鄉賢文化的重塑，對鄉土社會的重建、繁榮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價值。

注釋：

（1）有些學者著眼于表述現代社會的鄉賢，認為今日鄉賢分傳統鄉賢和新鄉賢：傳統鄉賢即本鄉本土有知識、有德行、有才能、有聲望之人，年少遠走高飛，老大榮歸故里，或雖身在外卻鄉情難卻;新鄉賢即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先進典型，成長于鄉土、奉獻鄉里，在鄉民鄰里間威望高、口碑好，其力量同樣不容忽視。

（2）我國古代的鄉賢同時是鄉紳，但并不是所有的鄉紳都是鄉賢。鄉紳中有劣紳，代表特定的社會階層;鄉賢則側重對個人的尊稱，以德行、人品著稱。

（3）《呂氏鄉約》是我國迄今最早的一部鄉規民約，由北宋陜西藍田四呂草擬并在藍田地區實行?！八{田四呂”是指活躍于北宋時期的呂大忠、呂大防、呂大鈞、呂大臨兄弟四人。兄弟四人中，呂大防官至宰相，主持元祐政壇八年;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則先后從學于張載、二程，與關學、洛學都有密切的學術關系，呂大防對張載的幫助亦甚大?？梢哉f，關學的領袖和思想支柱是張載，關學的政治經濟支柱則是藍田諸呂?！八{田四呂”著述豐富，在經學、史學、金石學、地理學、文學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學術成就，部分著作還有開創之功，對當時以及后世的文化傳承及學術研究都有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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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吳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