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會議后河南省委在楊虎城部軍運工作研究

蔣沫沫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河南 鄭州 450000)

楊虎城曾說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之后，國民黨日益走向反動，我把國家民族的希望和我們部隊的前途寄托在共產黨身上，因此有了在皖北的合作?！盵1]他提到的合作始于1927年楊虎城部駐河南、皖北時，河南省委在中共中央領導下開展對楊虎城部的軍運工作，一段時期內工作成績斐然，發動被稱作“皖北地區土地革命第一槍”的“四九起義”。學術界有關楊虎城與四九起義的研究成果極為豐富，但有關河南省委在楊部的軍運工作研究較少，軍運工作在土地革命初期是黨在軍隊中最根本的工作，是發動武裝起義的重要前提。本文試通過對河南省委領導在楊部所做軍運工作的內容及影響進行考證和分析，以期給予此階段內工作應得之歷史評價。

一、河南省委在楊虎城部軍運工作策略的轉變

河南省委在1927年9月中旬在開封召開省委擴大會議，貫徹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制定在楊虎城部開展軍運工作的計劃，組織皖北特委，策動四九起義，為鄂豫皖邊界地區的土地革命戰爭揭開序幕。受八七會議精神的影響，河南省委對楊部的工作路線逐步清晰。1927年7月26日河南省委重建后，在制定工作方針時認為“河南軍委仍可存在，但應縮小，因為當時軍事的工作并沒有從前那樣擴大了?！闭f明在“八七會議”精神到達河南之前，省委還未形成武裝暴動的思想。

1927年9月，接到八七會議決議后，河南省委在擴大會議上提出主要工作是：“從各地的暴動，匯合而為總的暴動”，[2]省委決定挑選、重用能干的黨員，分頭到各軍隊中去活動。自此，省委開始重視軍閥武裝力量，醞釀開展軍運工作的策略。同年冬，高桂滋十九軍實行“清黨”，軍內部分黨員轉移到楊虎城部，河南省委認為楊虎城主觀上更接近共產黨，“楊比較其他小軍閥是革命點?！?，認為可以借助楊的軍事力量組織武裝暴動，但在工作方法上需注意“對楊的關系不僅以朋友感情而結合，須注意政治上結合”，在軍隊的軍運工作也需深入到下層軍隊，靈活運用政治策略，為策動軍事起義做好人員方面的準備。

二、河南省委在楊虎城部軍運工作的內容

s(一)成立軍事學校：1927年，馮玉祥派遣南漢宸到皖北做楊虎城的工作，南漢宸第一次前往太和，并在“回去后除向馮講明楊軍在太和修整外，并把楊的想法報告給河南省委?！敝?，楊虎城考慮到改造軍隊需要，在黨軍特委書記魏野疇的建議下，請從蘇聯歸來的南漢宸成立十軍政治軍事學校。南向河南省委請示后，河南省委派南漢宸同志赴太和，切實調查實際狀況，整理楊軍中黨的組織，向他們解釋本當八七會議以后的新政策?！澳菚r，決定改造部隊的步驟是先訓練干部。于是從全軍的連排長中，選擇年輕而無特殊嗜好的進步的四百余人，成立了干部學校。以我為校長，準備訓練四至六個月?！秉h員“武勉之為馮欽哉師之旅長，劉子華充干校教官，昌紹先、高敬宣、謝祥蔭都充干校隊長?！?/p>

軍校成立后，部隊的政治空氣很濃，南漢宸、魏野疇親自講課，自編教材，課程設置分兩個方面，一是軍事訓練，二是政治教育，講八七會議精神，講革命知識，講社會知識，計劃每期訓練六個月。但好景不長，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派來韓振聲來到楊虎城部，目的有二：一是拉攏楊虎城，二是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督促進行清黨。不久孫蔚如便將十軍中黨員“禮送”出境，學校自此即被停辦。雖然學校僅維持幾個月，但在南漢宸、魏野疇等人的努力下，軍事學校以共產黨員為骨干，三個大隊隊長均是共產黨員，仍為黨培養一批軍事骨干，為發動武裝起義奠定了基礎。

(二)批準楊虎城與謝葆珍結婚：1927年冬，楊虎城率軍進駐太和后，對南漢宸和魏野疇提出，讓宣傳隊的黨員謝葆珍同志協助他讀書學習，言談間有請求批準結婚的意思。南漢宸在請示河南省委后，由軍特委研究決定，于1928年一月批準謝葆珍與楊虎城結婚。韓振聲到達楊部“清黨”時，河南省委“決定讓楊以聽韓振聲意見為由，與韓一同離開太和，”并讓謝葆珍同志隨楊赴南京，爭取楊虎城與黨的繼續合作。事實證明，楊虎城將軍在西安事變時仍然選擇與中國共產黨合作，主要是收到了因為謝葆珍同志的影響，謝葆珍同志為黨的革命勝利做出犧牲和貢獻。

(三)成立皖北特委：河南省委響應中共中央號召，在1927年11月22日的《河南省委關于楊軍工作決議案》中提到建立皖北特別委員會(簡稱特委)：“楊軍中需組織特別委員會指揮之”，“特委受省委直接指揮”。皖北特委成立后，機關設在阜陽、太和，地處豫皖邊區，與安徽臨委所在地蕪湖距離遠、交通不便，“因為交通便利，受河南省委的領導”。此外，因“皖北特委給中央的報告必須通過河南省委轉送中央”，省委能夠根據中央的指示及時地調整對于皖北特委的領導路線。甚至在皖北特委失去與中央聯系的一段時間內，河南省委仍堅持對皖北地區工作發出指示。在皖北與中央恢復聯系后，中央對皖北特委的指示仍需通過河南省委轉達。因此，河南省委不僅承擔特委與中央雙方報告的傳遞工作，還需根據中央指示對楊部的工作發出指示。

皖北地區軍閥割據，工作不易開展，河南省委遵循中央指示，在楊虎城部開展工作時，注重培養黨的軍事干部，為黨吸收革命力量，在豫東、皖北各縣成立了黨的領導機關。但在革命屢遭鎮壓的白色恐怖背景下，皖北特委的組織機構不得不進行過三次調整：1927年秋，第一屆皖北特委成立，組織代號“石久亭”，書記曾曉淵任十九軍政治部主任。根據黨的指示，在1927年11月，特委召開高、楊、王、肖四軍中黨的負責人在太和的聯席會議，提出堅持北伐的主張。高部清黨后，河南省委指示曾曉淵、程宗浩等人離開太和，剩余部分隱蔽在高部教導團。

1927年冬，第二屆皖北特委成立，河南省委派南漢宸帶武勉云、劉子華、高敬軒及東路軍總司令部參謀昌紹先、謝祥蔭到太和組織皖北特委，指定南漢宸為特委書記，組織部長魏野疇任十軍政治部主任，征得楊虎城許可，在楊軍建立各級政治工作機構的同時秘密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各級政治工作機構的領導者均為黨員，在師和軍校分別建立了黨總支，旅、團建立黨支部，營、連建立黨小組，黨組織負責人由各政治工作機構領導兼任。楊虎城離開部隊后，南漢宸等離開軍隊，分開到皖北各地發動暴動。

1928年初，第三屆皖北特委(又稱“皖北臨時特委”)成立，書記魏野疇。[3]1928年2月9日，魏野疇在太和召開緊急擴大會議，會后“派人告河南省委宣告成立特委，請其注意并轉知中央?！碧匚v阜陽城，直接領導各縣。特委書記魏野疇指導整頓黨組織后，“阜陽以下有亳州、壽縣、太和等特分委。特分委直接領導各縣委，皖北十余縣都有了縣委的組織(阜陽、潁上、壽州、鳳臺、亳州、蒙城、渦陽、太和、霍邱、六安等縣。)”，“從1927年底一百余黨員發展到1928年3月二千余黨員(青年團員，軍隊中及土匪中的黨員還在外)[4]，組織機構覆蓋各縣，黨員人數增加迅速。魏野疇整頓中共阜陽縣臨時縣委，并組織皖北特委常委，將委員派往各地：魏野疇親赴十九軍指揮工作，昌紹先到十九軍教導團做軍運工作，胡英初做工運工作，劉貫一負責為特委《工作通訊》寫宣傳稿、寫標語，李烈飛負責農運工作，蔣聽松等到亳縣、豫東鹿邑工作。在軍隊中做軍運工作，在農村廣泛宣傳，大力發展農民協會，建立赤衛隊，為武裝暴動及建立蘇維埃政府打下基礎。

特委書記魏野疇親筆給中共中央寫《關于皖北政治經濟及黨之組織經過、現在策略》報告，交由特委交通員陳云樵通過河南省委轉報給中央。根據中央指示，特委于提出加強軍事訓練，為武裝暴動準備必要條件。

(四)發動四九起義：皖北特委原定于五月底起義，但四月八日皖北特委突然獲悉代理軍委書記宋樹勛叛變，特委當即決定提前暴動，并通知各軍各縣黨組織立即發動起義。1928年4月9日，在皖北特委領導下，起義爆發了。10日上午，北部起義部隊與農民赤衛隊在行流集會師，軍民會合形成革命革命大軍，召開三萬人的皖北工農兵起義大會，成立安徽省第一個紅色政權——皖北蘇維埃政府，組成皖北工農紅軍，大會還通過《臨時土地法》、《臨時工會法》和《農民協會組織綱領》三個文件。第貧苦農民紛紛報名參加工農紅軍，革命形勢空前高漲。

十一日上午，高桂滋部留守司令王守義糾集所屬騎兵和地方民團，包圍行流集地區，紅軍戰士和赤衛隊員激烈奮戰、奮起反抗，但因地處平原地區，難以進行掩護、迂回，且因與敵人火力懸殊，工農紅軍總指揮昌紹先等八十位同志犧牲，副指揮杜聿德等同志被俘后英勇就義。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是一次貫徹黨的八七會議精神的英勇行動，為黨鍛煉和培養了干部，起義脫險的部分同志仍然堅持在皖北地區和全國各地繼續堅持革命斗爭，一些同志后來成為革命骨干，繼續為黨做出貢獻。它鼓舞和動員了廣大革命人民，這是一次用革命武裝進行反抗的英勇行動，也是黨在皖北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的第一槍，它推動了北方地區的土地革命斗爭，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河南省委在楊虎城部的軍運工作的貢獻和意義

八七會議后，河南省委在楊虎城部開展軍運工作的路線是基本成功的，為黨在皖北地區積攢群眾力量、取得革命勝利做出貢獻。四九起義的失敗，并不意味著黨的工作策略及實踐是錯誤的。軍運工作需要借用軍閥勢力的武裝力量，在很大的程度上，工作的成敗取決于政治、經濟、軍事等各項因素的綜合影響，單純依靠軍閥、國民黨的軍隊力量，不建立自己的革命根據地，是注定無法取得革命勝利的。雖然這時候河南省委的力量還很弱小，并沒有形成有體系的軍運思想，但仍堅持以軍運工作為手段，形成黨的軍事工作的組成部分，配合黨發動和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多次武裝起義，集中體現了黨在這一時期在軍事斗爭方面的努力，是黨在軍運工作方面富有成果的一次嘗試。

四九起義是在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的直接領導下，運用楊虎城部的軍事力量，進行的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軍事行動，為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進行的一次極具深意的嘗試，反映了河南省委在軍事運動工作上取得的獨特成就。為黨改造舊式軍隊，獨立領導武裝力量，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經驗和教訓。河南省委所取得經驗和教訓，對于后來領導革命戰爭，有著重要的意義，為河南省委后來建立和發展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