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進士人名刊誤——以明代湖北籍進士為例

宋傳銀（江漢大學人文學院）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以下簡稱《索引》）是研究者們經常使用的一本工具書，它主要依據清代李周望所編《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明洪武至崇禎各科附》（以下簡稱《題名碑錄》）、《進士題名碑》的拓片、《登科錄》及各省方志校訂編制而成。由于《索引》涉及人數眾多，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有學者陸續指出存在人名訛誤、一人誤為兩人、漏載等諸多錯誤。①這些研究有的以朝代為限，有的以地域為界，或者著重研究某一年（如洪武十八年乙丑科），但還沒有學者專門研究湖北省的，《索引》中有關湖北籍進士的錯訛沒有得到全面糾正。本文擬對其中明代湖北籍進士人名錯誤作初步探討，并分析致誤原因，以期為后續研究提供參考。

一、人名錯誤

1、 楊得禮/洪武十八年（1385）乙丑科［1］1672

明代俞憲《皇明進士登科考》（以下簡稱《登科考》）作“楊德禮”。［2］14雍正《應城縣志》卷九《人物上·宦業》作“德禮”［3］36（卷六 《選舉·進士》仍作“得禮”）?！短娓呋实蹖嶄洝肪硪话侔耸涊d：“（洪武二十年正月）癸酉，命工部主事楊德禮往高郵督有司修筑并湖堤岸”。［4］據此，當以“德禮”為是。楊得禮《題名碑錄》不載，為《索引》編者據康熙《湖廣通志》補闕。［1］1672《索引》錯誤源于康熙《湖廣通志》。

2、 鄧淮 /建文二年 （1400） 庚辰科 ［1］597

“淮”應為“槐”?！兜强瓶肌肪矶?］34、民國《湖北通志》卷一百二十四《人物志二·選舉表二》［6］11、乾隆《蒲圻縣志》卷七《科貢志》［7］3均作“槐”。乾隆《蒲圻縣志》卷十一［8］3《人物志·才猷》記載“鄧槐字大材”，因此“淮”無疑應作“槐”。其錯誤源于《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以下簡稱《題名碑錄》）。［9］71

3、 陳茂 /天順八年 （1464） 甲申科 ［1］2142

“陳”應為“陜”?！短祉槹四赀M士登科錄》［10］294、《登科考》卷七［11］18、同治 《公安縣志》卷五《選舉》［12］4、民國《湖北通志》卷一百二十五《人物志三·選舉表三》［13］13均作“陜”。明代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十五《異姓》記載：“天順甲申科有進士茂，登第時憲宗新即位，怪其姓罕見，問之首揆李賢，對云：‘此字音陜，然而韻書未之見也’”。［14］404同治《公安縣志》卷六《人物志》稱：“初姓，上問閣臣，以陜對。上命即用陜字。茂家遂有天朝賜姓額”。［15］48這說明陜茂本姓，中進士時英宗不認識這個偏僻字，就命他改姓同音的陜。其錯誤源于《題名碑錄》。［9］293

4、 徐紹九/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科［1］963

“九”應為“先”，形近而訛。書后附錄“歷科進士題名錄”不誤。［1］2479《成化二十三年登科錄》［10］605、《登科考》 卷八［16］67、《題名碑錄》［9］675、乾隆 《黃州府志》卷九《選舉志》［17］6均作“先”。

5、 劉思腎/弘治九年（1496）丙辰科［1］2034

“腎”應為“賢”，形近而訛。書后附錄“歷科進士題名錄”不誤。［1］2486《弘治九年進士登科錄》［18］1903、《登科考》 卷九［19］21、《題名碑錄》［9］468均作“賢”。

6、 邵廷瓊/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1］622

“瓊”應為“璦”?！端饕返腻e誤源自《題名碑錄》。［9］520《弘治十八年進士登科錄》［18］2488、《登科考》卷九［19］48、同治 《襄陽縣志》 卷六 《人物·選舉》［20］48均作“廷璦”。

7、 金洪恩/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1］2283

“金”應為“余”?！端饕返腻e誤源自《題名碑錄》。［9］517《弘治十八年進士登科錄》［18］2464、《登科考》卷九［19］47、乾隆 《黃州府志》 卷九 《選舉志》［17］7、光緒《黃岡縣志》卷七《選舉》［21］231均作“余洪恩”。

8、 曹汴/嘉靖二十年（1541）辛丑科［1］1845

“汴”應為“忭”。書后附錄“歷科進士題名錄”不誤。［1］2525《嘉靖二十年進士登科錄》［22］729、《登科考》卷十一［23］62、《題名碑錄》［9］734、乾隆 《江陵縣志》 卷四十五《選舉》［24］15均作“忭”。其錯誤源自《題名碑錄》。［9］734

9、 劉景昭/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科［1］2036

“昭”應為“韶”。書后附錄“歷科進士題名錄”不誤。［1］2531《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登科錄》［18］5399、《登科考》 卷十一［23］75、《題名碑錄》［9］763、同治 《崇陽縣志》卷七 《選舉》［25］4均作“韶”。

10 、何起鳳 /萬歷二年 （1574） 甲戌科 ［1］682

“起鳳”疑誤，應為“鳳起”?！端饕返腻e誤源自 《題名碑錄》。［9］944《萬歷二年進士登科錄》［26］499、《皇明貢舉考》卷八［27］522、光緒 《蘄水縣志》卷七《選舉》［28］15、萬歷 《湖廣總志》卷三十七 《選舉表二》［29］230均作“鳳起”。

何中進士后即任福建汀州府武平縣令，乾隆《汀州府志》卷十七《職官二》中有記載。［30］18民國《武平縣志》卷三《祠廟》中記載武平縣修有“何侯祠”，并載有朱安期撰寫的《何侯祠記》?！队洝分蟹Q：“侯諱鳳起，號近洙，甲戌進士，楚之蘄水人，任滿遷廣德州守”。［31］8乾隆《汀州府志》卷十三《祠祀》記載武平縣有“何侯祠”“祀縣令何鳳起”。［32］12萬歷九年（1581年）何升任安徽廣德知州，康熙《廣德州志》卷十一《職官》有記載。［33］17

張廷玉《明史》中沒有記載何的信息，《明實錄》中有兩處記載，均記為“何起鳳”。一是《明神宗實錄》卷四百一十六“（萬歷三十三年十二月丙午）命刑部員外何起鳳赍湔除敕往南京”。［34］7821二是《明穆宗實錄》卷二十一“（隆慶二年六月）禮科都給事何起鳳奏陜西西安府縣地震經月，壓傷人民甚眾，乞賜賑恤”。［35］5743

萬歷《湖廣總志》成書于萬歷六年（1578），與何鳳起中進士的時間相當近，萬歷二年（1574）甲戌科是萬歷《湖廣總志》所記甲科進士的最后一科，亦即最新的一科，相比其他文獻，其記載應該更為可信?！逗魏铎粲洝返淖髡咧彀财跒楦＝〞x江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進士，曾任貴州參議，與何鳳起為同時代人，所撰《何侯祠記》的可信度較高。何鳳起因任地方官有惠政，而為當地百姓所銘記，并修祠紀念，其名字當不會出錯。因此，何之名字當以“鳳起”為是。

11 、周邦基/萬歷四十一年（1613）癸丑科［1］2224

“基”疑誤，當為“燝”?！额}名碑錄》作“邦基”。［9］1169民國《麻城縣志前編》卷八上《選舉志一·科貢表上》作邦璟。［36］22周為萬歷二十二年甲午科舉人，榜名為邦基，之后“改名邦璟”。［36］20康熙《湖廣通志》卷十九 《選舉一》作“邦燝”。［37］75《崇禎長編》卷六十：“（崇禎五年六月）庚辰，升周邦燝為太常寺卿”。［38］3436據此，其進士榜名當作“周邦燝”。

二、一人誤為兩人

1、 劉真 （均州）；［1］2016 劉貞 （襄陽）［1］1981/洪武十八年（1385）乙丑科

《題名碑錄》所載為劉真（均州），［7］41《登科考》所載為劉貞（均州），［5］16劉貞（襄陽）為《索引》編者據康熙《湖廣通志》補。民國《湖北通志》卷一百二十四《人物志二·選舉表二》：“劉真，均州人，永嘉縣丞。舊志‘真’作‘貞’，襄陽人?！犊h志》同，《均州志》未載”。［6］2-3同治《襄陽縣志》卷六《人物·選舉》記載與此相同。［20］37光緒《續輯均州志》卷十《選舉·進士》將其他均州籍進士都作了記載，［39］1卻沒有記載劉真與劉貞。

《題名碑錄》有進士題名碑等文獻作依據，《登科考》是迄今為止最完整可靠的登科名錄，［40］兩書記載劉貞的籍貫為均州應該可信?？滴酢逗V通志》記載劉貞為襄陽人的依據并不清楚。同治《襄陽縣志》有關劉貞的記載顯系抄錄康熙《湖廣通志》，這是方志的一貫做法。據此，康熙《湖廣通志》與同治《襄陽縣志》記載劉貞為襄陽人的證據不足。

至于為何“貞”又作“真”，可能是兩字形體相近而造成的訛誤?！柏憽弊值姆斌w“貞”與“真”字的繁體“眞”形體非常相近，有可能誤寫。

綜上，劉真與劉貞應為同一人，籍貫為均州。龔延明校定的洪武十八年（1385）乙丑科進士名單中作劉貞，無劉真，未標明籍貫。［40］

2、 陳德騄；［1］2108陳得騄 ［1］2110/嘉靖三十二年 （1533）癸丑科

《索引》除在該科載有陳德騄（湖廣應城，三甲248名）外，還在第2110頁載有陳得騄（河南應城人，三甲256名）。書后附錄“歷科進士題名錄”中只有一位陳德騄，［1］2539且作注釋稱“《湖廣通志》作‘得騄’”。這樣陳德騄與陳得騄重出。另外，其籍貫“河南應城”有誤，應為“湖廣應城”。同時，《索引》中第2108頁所載名次有誤?！都尉溉赀M士登科錄》所載該科三甲248名為山西平陽府臨汾縣的徐節，三甲256名為湖廣德安府應城縣的陳德騄。因此，《索引》第2108頁的陳德騄（湖廣應城，三甲248名）應刪除，補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的徐節。另將第2110頁的陳得騄改為陳德騄，籍貫改為湖廣應城。

3、 張汝濟；［1］466司汝霖 ［1］620/隆慶二年 （1568） 戊辰科

《索引》載有張汝濟，并作注釋“據《湖廣通志》補闕”?？滴酢逗V通志》卷十九《選舉·歷朝進士》中載有張汝濟的信息：“張汝濟，江陵人，主事，官至都御史”。［37］63但《隆慶二年進士登科錄》《題名碑錄》中均沒有記載張汝濟。問題在于張汝濟就是該科三甲第153名的司汝霖。司汝霖在《隆慶二年進士登科錄》《題名碑錄》［9］905中均有記載?！端饕纷髡咭蜉p信康熙《湖廣通志》的記載，將張汝濟與司汝霖誤為兩人，并將張汝濟補錄出來。

清代盛子鄴《類姓登科考》中記載：“張汝濟，榜姓司，名汝霖，湖廣江陵縣人，三甲，右副都御史”。［41］516明代袁宗道《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傅野司公汝濟墓志銘》稱：“公姓張氏，始從養父司月泉公姓，諱汝霖，后復其本姓，改諱汝濟，字澤民，傅野其別號也。世為山東汶上人，自五世祖浩禮賈開河里，浩禮生勝，勝生珊，珊生林，林生公，為仲子。林性軒豁，好結客，而吾郡司月泉公鏜部運開河，與游甚歡。時月泉公年四十矣，尚無子，而公甫四歲無母，遂請于公父，攜歸子之，公以是為吾郡人”。［42］143明代談遷《棗林雜俎》也有類似記載：“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江陵司汝霖，本汶上張林子，數歲失母。江陵司鏜，督運過汶上，與林善，乞為子。年二十二登隆慶戊辰進士，歷文選郎中、太常卿，鏜再受封。后復姓，改名汝濟，卒年五十三”。［43］585《明神宗實錄》卷二百一十六記載了司汝霖改姓改名之事：“（萬歷十七年十月癸卯）太常寺少卿司汝霖請復張姓，更名汝濟”。［44］4039可見其榜名應為“司汝霖”，后改名為“張汝濟”，兩人為同一人。

4、 楊逢時［1］1684/萬歷二十年（1592）壬辰科

《索引》中收錄有兩位楊逢時，一是萬歷二十年（1592）壬辰科，戶籍為湖廣荊州府遠安守御千戶所軍籍，湖廣江陵人；一是萬歷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戶籍為湖廣江陵。前者在《萬歷二十年壬辰科進士履歷便覽》有記載，戶籍作湖廣江陵。在《題名碑錄》中也有記載，［9］1042且與《索引》相同。后者在《萬歷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進士履歷便覽》中沒有記載。萬歷二十六年戊戌科《題名碑錄》末尾稱:“是科碑刻二甲五十七名。查登科錄，則潘陽春下尚有四人：……楊逢時，湖廣荊州府江陵縣軍籍。共六十一名，未知孰是，并存之以俟考”。［9］841《索引》作者便依據這一段話，將楊逢時錄出，定名次為二甲61名。實際上，這兩個楊逢時為一人，既已見載于萬歷二十年（1592）壬辰科，不可能又出現在萬歷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光緒《江陵縣志》卷四十五《選舉·科第表》記載為萬歷二十年進士，［45］24民國《湖北通志》萬歷二十六年（1598）進士不見記載，因此萬歷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楊逢時為重出，應刪除。

三、漏載

1、 楊德（安陸州）等14人/洪武十八年（1385）乙丑科

該科進士名錄較為特殊。因該科榜眼練子寧、探花黃子澄為建文帝削藩出謀劃策，“靖難之役”后，明成祖殺掉練、黃二人，下令仆倒該年進士題名碑。因該年題名碑被毀，《題名碑錄》中所收該年進士僅293名，李望周據地方志補21名，尚缺158名?！端饕纷髡哂謸胤街狙a108名，尚缺50名?！额}名碑錄》所錄湖北籍進士為8人，他們是王瓛（蘄州）、趙勉（夷陵）、張義（孝感）、劉儁（江陵）、吳應?。ò碴懼荩?、劉仲廉（武昌）、劉真（均州）、張安世（蘄州）?！端饕纷髡邠逗V通志》補錄的4人為樊士信（應城）、楊得禮（應城）、劉文貴（孝感）、劉貞（襄陽）。即《索引》中共載該年湖北籍進士12人。

《登科考》所載湖北籍進士共25名，除上述兩書所載12人中的10人外（無劉真［均州］、劉貞［襄陽］），另載15人:楊德（安陸州）、舒允成（江夏）、高振（沔陽州）、李性善（沔陽州）、吳中（隨州）、劉貞（均州）、李善（安陸州）、何魯（京山）、萬質（沔陽州）、張晃（江夏）、彭壽（江夏）、李義（沔陽州）、易聰（安陸州）、李謙（江陵）、胡汝楫（沔陽州）。上述15人中，除劉貞外，其余14人為《索引》所漏載。

2、 鄭杰（荊門州）/永樂四年（1406）丙戌科

《索引》無載?！兜强瓶肌罚?］16、乾隆 《荊門州志》卷二十 《選舉》［46］5均載鄭杰。

3、 張季彥（漢陽）/萬歷三十二年（1604）甲戌科

《索引》正文漏載，書后附錄“歷科進士題名錄”［1］2584有載?！额}名碑錄》［9］1112、《續輯漢陽縣志》 卷十六《選舉志》［47］17、嘉慶《漢陽縣志》卷十九《選舉》［48］23、民國《湖北通志》卷一百二十六《人物志四·選舉表四》［49］25均有記載。

四、結語

綜上，《索引》的人名錯誤主要包括兩大類。一是用來編制《索引》的原始文獻有誤（主要是清代李望周所編《題名碑錄》），《索引》編者雖然利用其他資料進行了考訂，但囿于條件的限制，所做考訂非常有限，還遠遠沒有達到完善的程度，導致原始文獻中的錯誤被沿襲下來。二是由于編者疏忽，導致新的錯誤出現。即用來編制《索引》的原始文獻無誤，而《索引》出現新的錯誤。如在《索引》中將進士名字寫錯、在正文中漏掉進士姓名（文后附錄中卻有）、在補錄進士時補錄不完備、將一人誤為兩人等。

目前，相關的學術研究中存在著對文獻資料重應用、輕考訂的現象，甚至有學者直接利用《索引》的資料，進行進士數量統計，并以此為依據，作進一步的學術研究，［50］可以想見，其研究結論一定存在問題?？加單墨I，糾正文獻資料的錯誤，本身是一項有意義的學術研究工作，同時也能讓相關的學術研究扎根于科學的文獻資料基礎之上，這正是本文研究的意義所在。

［注釋］

① 研究著作如江慶柏《清朝進士題名錄》；研究論文如郭培貴《〈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糾誤一則》、毛曉陽《量化統計與文獻考據：以〈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進士籍貫刊誤的考察》、牛明鐸《〈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訂補八則》、周小英等《〈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校補——以明代江西進士為例》、王曉慶《〈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湖南進士人名刊誤》；論文集如陳文新等主編的《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第八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