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士奇《文淵閣書目》與明代政府藏書目之編纂

溫慶新（揚州大學文學院）

明代編纂了數量眾多的政府藏書目，如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張萱《內閣藏書目錄》、錢溥《秘閣書目》、黃佐《南雍志經籍志》、徐圖《行人司重刻書目》、劉若愚《內板經書紀略》等。在這些政府藏書目中，不僅有官方主持編撰，亦有私人編錄；不僅有內府藏書目錄，亦有地方儒學藏書目，可謂多類型、多樣化。其中，《文淵閣書目》因卷數繁多、內容豐富，對了解明代前期的政府藏書情形與彼時的文治走向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治目錄學史者一般以之為明代政府藏書目的開山之作，對其后的政府藏書目編纂有著深遠影響，故此書向為學者所重視，已有不少論著專門探討。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將此書目納入明代目錄學史之中，考察其不守“四部之法”及對后世目錄學著述的影響等方面。然而，對《文淵閣書目》的評價與不守“四部之法”的緣由，學界認識分歧頗大，仍有深入討論之必要。

1 政府藏書目與《文淵閣書目》的編纂方式

今存《文淵閣書目》卷首曾載楊士奇著《文淵閣書目題本》一文，云：“為書籍查，事照本朝御制及古今經史子集之書，自永樂十九年（1421），南京取回來，一向于左順門北廊收貯，未有完整書目。近奉圣旨，移貯于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完一本，總名《文淵閣書目》。合請用廣運之寶鈐識，仍藏于文淵閣，永遠備照，庶無遺失，未敢擅便”。［1］2知此書目僅系明初文淵閣藏書的一部登記書目，與“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類的目錄學著述有所區別，故錢大昕稱之為“內閣之簿賬”。［2］

據史載，明太祖朱元璋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攻克南京時，即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3］10后命征虜大將軍徐達將元大都（北京）的藏書運回南京。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詔征求遺書，建“大本堂”收貯。［3］27“大本堂”原系為太子、諸王讀書而設的宮廷藏書之處，來源多自元大都帶回的宋、金、元三朝舊藏與民間購求（如杭州等處）而得。洪武十年（1377），再下征書令，至建文帝、明成祖，朝廷仍苛意搜求。永樂元年（1403），朱棣命解縉等編《永樂大典》時因感于文淵閣藏書殘缺不全而命禮部尚書鄭旸收羅民間藏書，［4］2243并言于解縉曰：“置書不難，須常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窮也？”［3］116爾后將收羅之書悉數藏于南京。永樂十九年（1421），明朝遷都北京，南京藏書北遷，命陳循等人收貯于“左順門北廊”，［4］2243并持續增補。［5］正如清人朱彝尊《文淵閣書目跋》所言:“文淵閣藏書，乃合宋、金、元所儲而匯于一。加以明永樂間南都所運百柜，正統編定目錄”。［6］至此，明初的政府藏書多達兩萬余部、上百萬卷?？梢?，彼時的政府藏書不僅來源多，且歷時較長、經手者眾。而明初的政府藏書機構主要是內府機構，如大本堂、華蓋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等，尤以文淵閣為重。如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一“訪求遺書”條，言：“祖宗以來，藏書在文淵閣”。［7］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十二“文淵閣”條，亦稱：“文淵閣系中秘藏書之所”。［8］100這些機構與帝王、群臣的聯系緊密，往往成為帝王與群臣議論政事、宴會讀書的場所，上引“大本堂”即是明證。明太祖朱元璋就常御臨于此，批閱典籍、談經論史。而明初對于這些藏書的管理是:洪武三年（1370）三月，置秘書監，設令、丞、直長等官職，掌管內府書籍；洪武十三年（1380）七月，取消秘書監，由翰林院掌管文淵閣藏書，直至明末。這種參與機構多頭、管理權力漸被削弱的管理模式，導致明代文淵閣藏書的管理較為混亂，致使文淵閣數量繁多的藏書入庫收貯時，往往缺乏整理與編校。［1］2

面對這種來源多方、數量繁眾、版本有別、存佚復雜、管理混亂、價值不一的藏書情況，楊士奇奉命清理文淵閣藏書并編目。楊士奇采取將文淵閣藏書櫥柜編號對所藏之書進行清理著錄，即依據文淵閣藏書櫥的“千字文”編號順序，對文淵閣藏書如實地逐一著錄；爾后以此為編目的主要依據，其根本目的是為便于查詢，而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點楊士奇在《文淵閣書目題本》中已明言之，所謂“永遠備照”即證。以“千字文”序列政府檔案之法，早于宋仁宗慶歷年間就已存在，學名“千文架閣法”。這種方法簡短易記、使用簡單，廣泛用于彼時的“官府文書”“地籍”“交易憑證”“貢舉試卷”“度牒印造”等方面的檔案管理。元、明、清時期進行政府檔案儲存時，多沿用之。［9］《文淵閣書目》以“櫥柜”“字號”為著錄順序，不僅是對文淵閣藏書情形的如實記錄，且說明該書目具有一定程度的檔案意義，即“賬簿”特征。而這種做法導致楊士奇無法逐一判斷文淵閣所藏之書的書籍形態并加以考訂，也無承繼“四部之法”的必要，這是明代“賬簿式”書目的共同之處?？梢哉f，《文淵閣書目》因彼時文淵閣所藏之書的復雜情形，故而難以置于“四部之法”中予以有效考察，由是楊士奇不得已變換著錄方式。學者多未注意此中緣由，以清代四庫館臣為代表的批評，即：“士奇等承詔編錄，不能考訂撰次，勒為成書，而徒草率以塞責。較劉向之編《七略》、荀勖之敘《中經》，誠為有愧”。［1］1而楊士奇對藏書逐一清點并加以著錄進而編目的編纂方式，其實并不是嚴格意義的部類劃分，僅僅是文淵閣所藏之書的檔案編排。今人所編各類目錄學史著述往往將此納入不守“四部之法”的范圍內考察，恐有本末倒置之嫌。

2 明初文治教化與《文淵閣書目》的書籍著錄順序

文淵閣圖書收貯時的位置放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廷對某一或某類書籍的基本定位與價值判斷，這也是明代政府藏書目所共有的特征。故而，判斷明代政府藏書目所錄某一或某類書籍的價值，應首先分析此類書籍的收貯位置，而不應僅僅著眼于此類書籍的書籍形態。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時，依據文淵閣藏書的“千字文”編號順序對收貯圖書逐一進行著錄，代表了《文淵閣書目》所錄之書背后的政府行為及蘊含的文治意義。何況《文淵閣書目題本》曾謂“為書籍查事照本朝御制及古今經史子集之書”，這里的“事照本朝御制”，除了明初幾朝皇帝征詔、清查文淵閣藏書情形等相關政令外，怕另與明初的統治政策與現實需求有千絲萬縷的關聯。這是因為只有了解“本朝御制”的內涵及奉命編纂之目的、流程，并有效實踐，楊士奇等才能迅速、正確地推進藏書目的編纂。

據《文淵閣書目》所載，共分五十櫥柜二十字號收貯圖書。

天字五櫥，收藏“國朝”之書；地字四櫥，收易、書、詩、春秋、周禮、儀禮、禮記等書；玄字一櫥，收禮書、樂書、諸經總類等書；黃字三櫥，收四書、性理（附奏議）、經濟等書；宇字六櫥，收史部等書；宙字二櫥，收史附、史雜等書；洪字一櫥，收子部等書；荒字一櫥，收子雜、雜附等書；日字三櫥，收文集等書；月字二櫥，收詩詞等書；盈字六櫥，收類書等書；昃字一櫥，收韻書、姓氏等書；辰字二櫥，收法帖、畫譜等書；宿字一櫥，收政書、刑書、兵法、算法等書；列字二櫥，收陰陽、醫書、農圃等書；張字一櫥，收道書等；寒字二櫥，收佛書等；來字一櫥，收古今志（附雜志）等書；署字三櫥，收舊志等；往字三櫥，收新志等。

其中，“天”字號首列“國朝”，收御制、敕撰、政書、實錄等書；“地”“玄”“黃”三櫥，收貯六經、性理、經濟等書。這種將與明代朝廷有關的書籍置于儒家經典之前的尊崇本朝的做法，首開明代藏書目先河。后之《寶文堂書目》以“御制”為首，《內閣藏書目錄》《菉竹堂書目》以“圣制”為首，《秘閣書目》以“本朝”為首等做法，即承此余緒。

而《文淵閣書目》首列“國朝”、次列六經性理之因，罕見學者析之。戴長江《楊士奇與〈文淵閣書目〉》一文將楊士奇“首創國朝類目”“打破四部分類法”的主要原因歸于楊士奇的為官經歷、與當時閹黨的斗爭，［10］忽略了該書目的編纂與文淵閣藏書時的收貯位置、明初的文治教化有關等事實?，F結合明初的文治教化背景試作闡析如下。

據載，明初曾編纂、刊刻大量以帝王或中央政府名義頒發給各省地方、諸王、中外群臣、國子監及全國州縣學生、庶民百姓等的“制書”，這些書籍又稱“本朝書”“頒降書”“國朝頒降官書”。明人梁橋《皇明圣制策要》一書中曾列《歷朝制書》48部，清初傅維麟編《明書·經籍志》亦列有《制書》167部。這些“制書”或系帝王“御制”“御注”，或為明代群臣奉敕編修而以帝王或中央政府名義頒布。在明代歷朝所編纂的各類“制書”中，以明太祖朱元璋時期的70余種為最。［11］據《皇明圣制策要》等載，朱元璋時頒布的“制書”主要有《昭鑒錄》《永鑒錄》《紀非錄》等（以上賜諸王以警示）、《辨奸錄》等（賜太子）、《稽制錄》《稽古定制》等（以上訓功臣戒侈）、《臣戒錄》《武臣敕諭》等（以上戒群臣）、《御制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等（以上頒天下以制民心）、《大明律》《大明令》《大明官制》《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等（以上言明代律令、禮制）、《御制道德經》《御制詩集》《御注洪范》《御制文集》等（以上賜國子監及全國州縣學生）。明成祖朱棣時，曾命胡廣等撰修頒布《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并御制《孝順事實》、《圣學心法》（賜太子）、《務本之訓》（訓太孫）。后黃淮等又奉敕纂《歷代名臣奏議》賜皇太子、皇太孫及群臣。［12］據此，明代前期頒布的“制書”，其訓誡對象涵蓋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尤其是針對統治階級內部成員，且大多由內府、司禮監、禮部、國子監等政府機構刊行，后允許各府、藩王府乃至書坊翻刻，但須嚴肅待之，不得隨意更改（參見葉德輝《明時官刻書只準翻刻不準另刻》）。［13］應該說，明人對“制書”是十分尊重的。如萬歷年間的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一“御制文集”條言:“本朝唯太祖高皇帝、宣宗章皇帝，御集裒刻，尊藏禁中。竊謂亦宜特設一閣，以奉云漢之章。令詞臣久待次者充之，以寓后圣憲章遺意，亦圣朝盛舉也。至若累朝列圣，俱留神翰墨，以至世宗之制禮樂，更祀典，其時高文大冊，布在人間，即下而詩余小技，……亦可多方蒐輯，各成一集。建閣備官，以待文學近臣寓直其中。庶乎禮樂明備之朝，無缺典之恨耳”。［7］3知時人尊崇目的是為知“后圣憲章遺意”及促使“禮樂明備”。據此，則可想見楊士奇對文淵閣首貯“制書”進行著錄時的虔誠心態。

明洪武六年（1373）成《祖訓錄》，朱元璋曾序言：“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抽繹六年，始克成編，后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茍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14］朱棣于《圣學心法·序》中說得更為直接：“朕常欲立言以訓子孫，顧所聞者不越乎六經圣賢之道，舍是則無以為教，尚何舍哉！故于幾務之隙，采古圣賢嘉言，編為是書”。［15］4從朱元璋“垂訓子孫”以“永保天祿”到朱棣“凡人積金玉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窮也”“訓子孫，顧所聞者不越乎六經圣賢之道，舍是則無以為教”，這些記載清楚表明明初“制書”的編刊有著直接、現實的政治需求——明初統治者希冀以書籍彰顯明朝政權的合理性，尋求以“道統”維護“政統”之舉，以此一方面禁錮庶民思想、另一方面訓誡統治階級內部成員，從而達到鉗制異端思想以維護政權之目的。因此，明代初期從御制“文集”、政書、實錄到敕撰六經、性理等不同書籍的編纂，從“制書”的編纂到刊行，其根本目的是為延續政權。由于此類“制書”是以帝王或中央政府名義頒發，且事關政權人心，故在文淵閣的收貯位置必居首位，突出強調。楊士奇“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時，勢必只能遵照文淵閣的收貯位置加以著錄，故而《文淵閣書目》首列“國朝”。這從該書目之“天”字號第一櫥書目“國朝”依次收錄《皇明祖訓》（2部）、《祖訓錄》（3部）、《祖訓條章》（3部）、《大明寶訓》（1部）、《皇明寶訓》（2部）、《大明宗譜》（2部）、《大明譜系》（1部）、《大明帝妃》（1部）等書及其排序，即可知曉文淵閣藏書首先強調明朝建立之本、次及明朝帝王譜系的做法，與朱元璋、朱棣的說法相和，可見楊士奇對文淵閣收貯之書著錄時的嚴謹。雖說楊士奇打破“四部之法”的原因或與正統時期的政治環境有一定關聯（即宦官專權、君臣不交等情形），然將此部分歸結為楊士奇與司禮監王振的矛盾，非本質之言。

朱棣所言治國之本“不越乎六經圣賢之道，舍是則無以為教”，表明明初的帝王較為重視修身治國方面的書籍，故文淵閣藏書在收貯“國朝”后緊接收貯六經、四書、性理（附奏議）、經濟等書。據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十二“文淵閣”條所言：“永樂中，（朱棣）命儒臣集宋儒‘五經’、‘四書’傳注纂修之。其諸儒論說于傳注互發足其所未備者，分注其下；不合者不取?！吨芄佟贰秲x禮》不課士置科不列。書成，賜名《四書五經大全》。書諸儒語錄足羽翼圣經者，匯為一編，賜名《性理大全書》”。［8］102知此類書籍編纂目的是希冀“羽翼圣經”以維護統治。故而，文淵閣收貯的“性理”圖書，主要是歷代修身與宋代理學諸書，如《先圣大訓》（3部）、《孔子家語》（2部）、《程氏遺書》（2部）等；“經濟”主要收貯歷代名臣奏議，如《唐太宗帝范》（5部）、《魏鄭公諫錄》（1部）等。此類書籍多與修身治國有關。值得注意的是，在歷代帝王中，朱棣最稱許唐太宗，《圣學心法·序》曾言：“若唐文皇帝，倡義靖難，定天下于一，躬懷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極。其思患也，不可謂不周；其慮后也，不可謂不遠。作《帝范》十二篇以訓其子，曰飭躬闡政之道在其中。詳其所言，雖未底于精一執中之蘊，要皆切實著明，使其子孫能守之亦可保為治，終無閨門藩鎮之禍”。［15］2-3則文淵閣所藏 5部《唐太宗帝范》清楚表明文淵閣的藏書與明代前期幾任帝王的文治教化思想緊密相關，目的亦為維護政權。后解縉、陳循等人奉命搜訪并貯于文淵閣之書，很大程度上當系與此相關的書籍。

可見，文淵閣收貯圖書的位置是以尊“國朝”與維護政權統治作用大小的原則進行放置的。楊士奇以虔誠心態對文淵閣藏書進行客觀著錄，表明《文淵閣書目》所分“國朝”“六經”等并非首先基于目錄學視域下的部類劃分而言，它只是對文淵閣藏書進行詳細的檔案記錄。文淵閣所藏之書及收貯位置、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二者皆是明初文治教化的具體體現?？梢哉f，《文淵閣書目》著錄書籍時重點突出所錄之書的文化價值與社會功用。至于《文淵閣書目》緊接“黃”字號的自“宇”“宙”“洪”“荒”至“寒”“來”“署”“往”等字號所錄之書，僅是對彼時文淵閣藏書的進一步細致著錄。

3 明代政府藏書目的編纂方式與分類特征概述

據上所述，《文淵閣書目》是一部以明初文淵閣所藏之書為著錄對象，對文淵閣藏書情形進行細致地“賬簿式”著錄（類似檔案記載）的政府藏書目。楊士奇所謂“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是對文淵閣藏書收貯位置與順序的記錄，并以之為該書目著錄順序的依據，而非以文淵閣所藏之書的書籍形態為基準。此書目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等字號進行排序，是為便于對文淵閣藏書的查閱，并非目錄學視域下的部類劃分。故《文淵閣書目》不可避免地要恪守文淵閣以“國朝”為尊與維護政權統治作用為搜訪、收貯圖書的原則，是對明初鉗制異端維護政權統治等思想的直接反映。

其實，明代所編的政府藏書目，不論奉敕編纂抑或是私人著錄，大多只是對編纂之時的內府藏書的直接著錄，并刪繁剔重。上引楊士奇所謂“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永遠備照，庶無遺失”即證。如，張萱等撰《內閣藏書目錄》末葉“題記”所謂“奉中堂諭校理編纂輯”，［16］錢溥撰《秘閣書目》“自序”所謂“自進入東閣為史官，日閱中秘書凡五十余大廚，因錄其目，藏以待考。近兒子山自京授職回，又錄未收書目，芟其重復，并為一集”。［17］這種編纂方式雖或含有編纂者適當歸并、進一步加工的成分，然必致此類書目的著錄內容與該書目編纂之時的政府藏書情形、文治教化背景緊密相關。如《內閣藏書目錄》以“圣制”為首，《秘閣書目》以“本朝”為首，《明太學經籍志》首“中紅櫥”亦列有《大明會典》《歷代名臣奏議》等“制書”，［18］這種以“制書”為先的做法就是對明代政府藏書以“國朝”為尊與維護政權統治作用大小為收貯圖書原則的有效保留，也就使得此類政府藏書目大多存在不守“四部之法”的現象。

這種以“國朝”“圣制”“本朝”為先的著錄方式，深受時人認可。如，徐圖等撰《行人司重刻書目》卷首“序”言：“經史家傳而戶誦之，至國朝典章無論，其他即會典律令，未必家藏有之也。即欲熟典故而通國體”。該書卷首“敘分部”亦言：“有典有則，昭代鴻編；安上諧民，遵法罔愆；便宜時變，條奏翩翩；諫行言聽，仰止先賢。敘典部第一，凡諸典故諸奏疏入焉”。［19］最終落腳點是為“熟典故而通國體”。又如，祁承爜《庚申整書略例》批評《江東藏書目》《玩易樓藏書目錄》時，云：“雖各出新裁，別立義例。然而王制之書，不能當史之一”。［20］意即強調應單列“王制之書”以突出書籍的政教意義。從明代政府藏書目的編纂情形與時人的評價兩方面看，明代政府藏書目以政教作用大小為編纂的指導思想，則可無疑。此類政府藏書目雖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流，但與《漢書·藝文志》從“時君世主”的統治需要出發、以政教作用大小評論各家學說的做法相類。［21］故就明代政府藏書目與歷代史志目錄相較而言，二者在編纂指導與最終意圖等方面，并無本質之別。至于此類政府藏書目將“國朝”（或名之“圣制”“本朝”）、六經、性理、經濟、史附、史雜、子雜、詩詞、陰陽、醫書等類目平行并列的做法，難免存在邏輯不嚴、歸類不精、著錄不正等問題，與“四部之法”相比也顯冗雜，對此，學界已有諸多討論，然大可不必苛責。畢竟，此類政府藏書目編纂時的指導思想與首要意圖，主要是通過對該書目編纂之時政府藏書的清理、檔案記載以維護政權統治，這種做法已深植于彼時政府藏書目編纂者的思想中，使其自覺為之?！胺铍贰本幾雱t從政治行政約束力方面，進一步敦促編纂者嚴肅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