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環境·歷史符號·記憶場域
——論林莽對“白洋淀”的三重書寫

吳 昊

(廊坊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北 廊坊 065000)

林莽生于1949年，可謂是新中國的同齡人。就他的人生經歷而言，他又是新中國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的參與者與見證者。林莽的青年時期，“文革”的浩劫席卷了整個中國內地，他也無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林莽在其20歲時趕上了當時的插隊熱潮，在白洋淀度過了六年的時間。他自插隊時就把“白洋淀”作為其重要的寫作資源之一，而在其離開白洋淀之后的四十余年中，作為回憶的“白洋淀”也時常出現在他的詩歌和散文中，足見“白洋淀”對林莽的重要性。在后來的相關論述中，林莽也被視為“白洋淀詩歌群落”的代表性詩人之一。從林莽的作品來看，至少存在三重意義上的“白洋淀”：地理的、歷史的、個人記憶的。從地理位置和人員組成的情況來看，“白洋淀詩歌群落”的“根”在北京，“白洋淀詩歌群落”與北京的文化氛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而林莽區別于其他“白洋淀詩歌群落”成員的是，他似乎對白洋淀的自然和文化有更深的感情，以至于他在離開白洋淀后，還在詩歌與散文中一再書寫作為地理位置的“白洋淀”。此外，“白洋淀詩歌群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特殊年代的社會環境(“文革”“插隊熱”)造成的結果，因此“白洋淀”又不單純是中國地圖上的一個點，而是1960-1970年代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來說，林莽對“白洋淀”的書寫，也是對歷史的一種見證。然而，林莽的寫作并不完全是歷史社會的產物，詩歌藝術本體以及個人生命情感的抒發也是他關注的重點。所以“白洋淀”對林莽來說又是一個具有個人化意味的記憶場域，它基于白洋淀的自然人文環境，但又超越了具體的地址；與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有重合之處，但又有距離。

一、“京畿重地”與“華北水鄉”

白洋淀地處河北省保定市安新縣境內，離北京僅有150多公里的路程，可謂是“京畿重地”。此外，白洋淀由大大小小一百多個湖泊組成，風景秀麗，水產豐富，又有“華北水鄉”之稱。孫犁的《荷花淀》、徐光耀的《小兵張嘎》，以及袁靜、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等現當代文學作品皆取材于此。這樣的地理位置與人文氛圍使得白洋淀在“文革”時期，成為北京一些知識青年“插隊”的理想去處。比如林莽便于1969年，與朋友自行聯系去白洋淀插隊。據林莽與其他經歷者的回憶來看，在當時“自行聯系去白洋淀”這一“插隊”的方式，是許多在“文革”中受到沖擊的北京干部子女與知識分子子女的選擇。因為沒有帶隊干部集中管理，所以知青們的生活就相對自由：“白洋淀的北京知青相對于其他地區的知青少了許多羈絆，再加上與北京相距較近，信息方便，它的特殊自然環境也吸引了一批批來自全國各地的插隊知青?！鞍籽蟮碓姼枞郝洹辈皇且粋€孤島上的小群體，它是一個同北京及全國有著廣泛聯系的開放的體系?！盵1]后來成為知名詩人的芒克、多多，都是從北京到白洋淀插隊的知青。正因為白洋淀與北京有這樣緊密的聯系，許多研究者便把“白洋淀詩歌群落”的“根”指認為北京。一方面，許多知青出生于干部、知識分子家庭，天然地具有接觸到大量書籍的優勢，所以他們在到達白洋淀之前便閱讀了許多在當時被稱為“內部參考資料”的書籍，如“黃皮書”和“灰皮書”系列。另一方面，當時一些圖書館不幸被紅衛兵“砸爛”，部分書籍流到民間，尋求知識的青年便如獲珍寶，如饑似渴地閱讀。的確，閱讀書籍使當時還是初中生、高中生的知青們逐漸形成了敏銳的文學感覺與自主思考的能力，比如林莽便在到達白洋淀之前用兩年的時間閱讀了許多中外古典文學名著，為以后的創作打下了基礎。

除了知青大量閱讀書籍之外，“白洋淀詩歌群落”的形成還受到1960-1970年代北京的各種地下沙龍的影響。據楊健考察，北京1960年代較早的地下沙龍有郭世英為首的“X小組”、張郎郎等人參與的“太陽縱隊”，以及趙一凡的沙龍。而活躍于1972-1973年的徐浩淵的沙龍則直接成為“白洋淀詩歌群落”的產床，岳重(根子)、栗世征(多多)都是這個沙龍的主要參與者[2]。不過，北京的沙龍文化對“白洋淀詩歌群落”的影響不僅是貢獻了一批知名詩人，更為重要的是它的自由參與、自由討論的文化氛圍。前文已提到，白洋淀“京畿重地”的地理位置使其更為迅速地接收到來自北京的文化訊息，其“華北水鄉”的水上交通優勢也方便了在不同村莊插隊的知青聚在一起交流。知青們在離開北京之前便有一定的知識儲備，在白洋淀，他們的讀書與討論活動得以繼續?！鞍籽蟮碓娙恕弊畛醯囊恍┰姼枳髌?，便是在閱讀與交流的背景下催生的，根子與多多、多多與芒克之間在寫作方面的相互影響可以作為一個較好的例子[注]詳情可參考多多《1970-1978：被埋葬的中國詩人》一文。。

與根子、多多、芒克相比，林莽與“白洋淀詩歌群落”的關系似乎還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或許是因為他與多多、芒克接觸較少，僅和江河關系較密切，后來與《今天》距離也較遠的緣故[3]294。實際上林莽開始創作的時間(1969年)要早于根子、多多、芒克開始創作的時間，但他早期的創作風格與根子等人有明顯不同——“情調基本上還是浪漫主義，還有郭小川、賀敬之、聞捷這些人的東西穿插在里面”[3]290-291，楊健也指出林莽1974年之前詩歌的風格“接近普希金、泰戈爾和20世紀50年代的抒情朗誦詩”[4]244。就具體作品來看，林莽早期詩歌的浪漫主義與抒情性主要體現在把對白洋淀自然景象的描繪與自我的心聲流露融合在一起。林莽的第一首詩《深秋》(1969.11)就寫出了他剛抵達白洋淀不久時看到的自然景色：

深秋臨冬的湖水，

清徹而寒冷。

淡云深高的天空，

時而傳來孤雁的哀鳴。

隨風搖曳的枯葦，

低奏著凄涼的樂章。

大雁孤獨的叫聲，

像挽歌一樣凄楚而哀痛。

那哀鳴而疾逝的身影，

掠過碧藍的天空。

一切都如往的平靜，

留下的只是幾聲嘶啞的哀鳴。

深秋的湖水，

已深沉得碧澄。

深秋里的人啊，

何時穿透這冥思的夢境。

“深秋”“湖水”“天空”“孤雁”“枯葦”這些意象的組合是秋季白洋淀的典型景觀，但這些普通的自然意象在初到白洋淀、思念親人的詩人眼中，則顯得更加蕭瑟，悲秋之情油然而生?；蛟S正因為有著沉重的心事，1969-1974年期間，林莽筆下出現最多的是秋冬季節的白洋淀：“一片淡黃的樹葉/飄進我敞開的玻璃窗/秋雁從碧空中飛去了/白云卻淡淡地浮于/暗紅色的山坡上”(《暮秋時節》，1969.10-12)，“寧靜的天空，再次/臨于秋日的田野/不停的歲月/已流走了歡快的瞬間/拋我在荒漠的異鄉”(《明凈的湖水》，1970.9)，“淡漠、恬靜、死肅/這就是初冬黃昏的格調”(《自然的啟示》，1970.12)。不過詩人在悲秋之際，也沒有放棄希望，他在白洋淀秋天的成熟、冬天的寒冷中發現了勞動的喜悅以及對未來的希望，于是又有了《沐浴在晚霞的紫紅里》(1970.1)、《凌花》(1972.1)、《第五個金秋——給白洋淀知青小農場》(1973.10)等詩。在《第五個金秋——給白洋淀知青小農場》一詩中，林莽寫到了秋天的白洋淀所包含的“希望的種子”：“這兒不是無冬的南方/這兒不是西伯利亞的深礦/種子在地上集聚著力量/朋友/不要拋棄你熱情的幻想”。這些詩句充盈著詩人的樂觀情緒。

不僅是林莽，其他一些“白洋淀詩歌群落”的詩人也在自己的初期創作中寫到“白洋淀”，比如根子著名的長詩《白洋淀》。這首詩雖然題為《白洋淀》，但詩中所出現的景象卻與白洋淀本身沒有太大關系，而是用現代主義的手法書寫了“我”的受難過程。類似的手法與情緒也出現在宋海泉《海盜船謠》(1973)里，根子和宋海泉身處白洋淀，卻在想象“大?！?，想象自己在海難中死去或與大海搏斗。至于多多，他從一開始寫作就超越了白洋淀具體自然環境的限制，如《當人民從干酪上站起》(1972)、《蜜周》(1972)等詩。而芒克的早期創作則與林莽有部分類似，即脫胎于白洋淀當地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如《致漁家兄弟》(1971)、《凍土地》(1973)、《秋天》(1973)等。芒克在《獻詩：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1973)中寫到“白洋淀”：“偉大的土地呵，你引起了我的激情！”在另一首《十月的獻詩》(1974)中芒克也寫到“白洋淀”：“別忘了/歡樂的時候/讓所有的漁船也在一起碰杯”。由此可見，芒克對白洋淀具有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在其離開白洋淀之后仍長久留存，他曾不止一次回到白洋淀“探親”。

林莽在離開白洋淀之后也沒有忘懷白洋淀的風土人情和自己在白洋淀的生活，1994年，他與《詩探索》編輯部一起組織并參與了“白洋淀詩歌群落”尋訪活動。創作方面，林莽于2015年專門出版了一本《林莽詩畫：1969-1975白洋淀時期作品集》，書中不僅包括他白洋淀時期的詩歌與繪畫，還收錄了其離開之后寫的有關白洋淀的詩歌與散文作品，如《魚鷹》(1983)、《湖邊晚歸》(1984)、《水鄉記事》(1985)、《水鄉札記(風情篇)》(1997)、《心靈的風——重返白洋淀北何莊》(2010)等。這些作品都寫到了當年白洋淀的水鄉風景，并抒發了懷念白洋淀的感情。在《水鄉記事》《心靈的風》等詩中，林莽甚至稱白洋淀為“故鄉”，包含親切之情[注]林莽出生于河北徐水，與白洋淀同屬于如今的保定市，但林莽很早就離開了徐水，到北京上學。。但懷念之情并不能消弭歷史的沉重，林莽之所以在1969年來到白洋淀“插隊”，是與中國1960-1970年代所發生的歷史事件分不開的。林莽對“白洋淀”的書寫也沒有逃離當時的社會背景，他在許多詩作中表達了對歷史的反思。

二、歷史的見證與反思

1975年元旦，即將從白洋淀“病退”回北京的林莽望著窗外白茫茫的飄雪，寫下了一首沉重的詩《悼一九七四年》，詩中寫到：

正是你說的那個時辰

正是這個被青年人所理解的時代

烈士死去年長久遠

孩子，根本沒有見過揩拭父母鮮血的繃帶

父輩們也在憂傷中掩住了抽搐的臉

繁霜染白了祖國的發際

衰老的思維吹響嗚咽的號角

重新召集起長長的歷史行列

給“奇數”的天才們戴上光榮的勛章

別了，一九七四，連同沒有實現的計劃

別了，你這個重新編寫歷史的年代

1974年究竟發生了什么，讓林莽如此沉重地“悼念”呢？林莽為什么說1974年是一個“重新編寫歷史的年代”呢？這就要回顧整個1960-1970年代的中國文學史。從1966年到1976年，中國一直處于“文化大革命”的籠罩之下。尤其是在1974-1976年，江青集團更是推出了一批運用政治權力邏輯構置的文學作品，在這樣的情況下，“知青文學”出現了分化[4]258。不僅如此，1974年秋天，在“批林批孔”運動進行的同時，姚文元下令對“地下文學”進行全國范圍的大清查，《少女之心》《第二次握手》《九級浪》等“地下文學”都在查禁之列，趙一凡、徐浩淵等人組織的“地下沙龍”在政治壓力下逐漸解體，許多“地下文學”的寫作者也匆匆地燒毀了自己的一些作品，其中就包括林莽[4]283。因此，1974年對林莽來說是沉重的，所以林莽才在詩中寫到：“在那些沉重的夜晚/我覺得一切都喪失了生趣/連憎恨也軟弱無力/歷史像一塊僵硬的表情肌/只給嘴角引來慘淡的一笑/奴隸從斗獸場抬出過自己血肉模糊的身軀/黑色的淚水，痛苦將力不能支/人民將苦難寫在心靈的創傷里”。

實際上，林莽與其他知識青年到白洋淀“插隊”這一行為，本身就是中國當代史中不可忽視的一環。自1950年代開始，國家就開始鼓勵農村知識青年回鄉務農，而到了60年代，尤其是“文革”爆發之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便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口號鼓動下成為席卷全國的熱潮，“插隊”就是“上山下鄉”的一種形式。林莽等知識青年到白洋淀，一方面是對“文革”中鋪天蓋地的政治斗爭的“躲避”，另一方面也是社會潮流的推動，類似于一種“主動的放逐”?！鞍籽蟮怼本痛顺蔀榱艘粋€歷史的符號，“白洋淀詩歌群落”也就可以視為特殊時代的歷史見證。

作為華北水鄉，白洋淀雖然風景優美，但“文革”時期的白洋淀并非物質與精神的樂土，林莽等知青來到白洋淀所感到的不僅是生活方面的困頓，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孤獨，“白洋淀詩歌群落”的誕生，在一定程度上就出自知青們內心的抵御孤獨的需要，林莽也不例外[3]290。隨著時間的推移與一系列“文革”事件的發生，林莽在白洋淀的寫作也從單純的抒情，轉向思考“文革”的成因、思考中國的歷史。不過，這時的林莽恐怕還沒有對“歷史”有較為深入、成熟的思考，他所感受到的僅是“歷史”的沉重與荒誕，以及對“歷史”的不信任感。他在訪談錄中說到：“‘文革’后期，大家都比較成熟了，‘文革’到底哪天能結束?中國會走向哪兒?寫《二十六個音節的回響》的時候，我其實隱藏著這種東西。雖然那個幽靈在世界上沒人相信了，但這種東西一直存在，一直籠罩這個世界。例如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這些東西你絲毫不想參加，但它時時在影響著你。所以，當時我灰心喪氣，中國也就從一個陰影走向另一個陰影?！盵3]293林莽在這段話中提到的《二十六個音節的回響》，原名《紀念碑》，因林莽友人江河有同名作，故改名。這首詩于1974年夏季開始寫作，在冬季完成，正好是前文所述江青集團集中清查“地下文學”的時期。林莽在這首詩中不僅是慨嘆自己被“放逐”到白洋淀的命運(青春載著壓迫和忍耐/走那條被靈魂所厭棄的路/痛苦與孤獨終于登上了憤恨的山峰)，更主要的是表達了對“歷史”的懷疑：

……

D

手撰寫著遠古的歷史

大腦永遠在發問

荒謬從哪里誕生，丑惡又如何開始

人類的心靈中，從什么時候起

就反鎖了偷火的巨人

……

Q

時代的編年史上

一度人們拜信于古色巨大的書房的主人

當輾轉歷史的波濤洶涌時

成百萬沒有盾牌的士兵

流著蒼白的血

R

我沉痛地看著，懷著世紀末的悲哀

迷信的牛車，從這樣的國度

又進入了新的同樣的道路

在血一般的晚霞中，在青春的亡靈書上

我們用利刃鐫刻下記憶的碑文

林莽曾在訪談中提到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許多知青，在“文革”剛開始的時候可能也是積極的參與者，但后來隨著形勢發展，一下“被拋到歷史外邊去了”，憤世嫉俗之情油然而生，也開始反思、沉淪[3]290。實際上，“被拋到歷史外邊去”不代表林莽在內的知青被歷史遺忘，而是從迷信偶像的偽“歷史”中解脫出來、清醒地直視真實歷史的過程。林莽等知青雖然是偽“歷史”的受害者，卻是真實歷史的見證者。

不過在70年代，林莽仍然身處于“文革”的漩渦中，還沒有更加深入地反思歷史，只是認為歷史是“沉痛”的、一再重復的。而在事過境遷多年之后，林莽再來審視“文革”，審視在白洋淀“插隊”的這段歷史，他的認識就產生了變化。于1996年夏至1998年秋完成的長詩《記憶》，就是林莽在“文革”爆發三十年后回顧當年“插隊”經歷的心靈史詩。這首長詩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寫“文革”爆發給自己帶來的劫難與痛苦；第二部分寫自己被“放逐”到白洋淀后的心路歷程——從消沉到控訴；第三部分則從白洋淀“易水送別”的歷史典故寫到自身的歷史際遇，并更深入一步，意識到自己是“歷史”的受害者，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歷史”，即經歷過那場災難的人有必要意識到“他們的痛苦無疑也是我們的痛苦/他們的苦難無疑也是我們的苦難”“我們能否剝光歷史的偽裝/我們能否舍棄心靈的衣裳/當我們的記憶繞過了重重障礙/璀璨的光芒才會將我們的生命照亮/我們將心中的一切沉入歷史/我們將靈魂的風釋放在更寬闊的原野上”。包括林莽在內的知青們之所以被“放逐”到白洋淀，是“文革”這一歷史劫難的后果，但林莽等人最后還是離開了白洋淀回到北京，這一結果本身還是要比許多消逝于“文革”的人幸運得多。林莽的《記憶》長詩的重要之處就在于寫到每個經歷過“文革”這段歷史的人，都對歷史負有責任，歷史不僅影響了每個人的命運，還把人與人之間的命運交織在一起。

的確，無論是“文革”，還是“上山下鄉”，都是發生于中國1960-1970年代的重要歷史事件，這兩段歷史相互交錯，彼此影響，改變了許多中國人的命運?！鞍籽蟮怼本褪沁@兩段歷史的交匯點之一，它不再是地圖上的具體一點，而成為了一個歷史符號。包括林莽在內的“白洋淀詩人”見證了這種歷史的交匯，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在之后的寫作中頻繁地提及這段歷史，進而成為歷史的記錄者。然而，詩人畢竟不是歷史學家，林莽等詩人在文學作品中所寫下的“白洋淀歷史”恐怕與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多少有些距離，即便是訪談錄、回憶錄這樣的口述史，個人的經歷與思維不同，所塑造的“歷史”也會有所區別。從這個角度來說，林莽在詩歌中的歷史書寫，更接近于一種個人記憶對歷史的還原與重構，它受到歷史事實的深刻影響，屬于“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但又是基于個人生命體驗的、具有文學藝術色彩的文學記憶場域。

三、詩歌記憶場域的形成

閱讀林莽近五十年的詩歌作品，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特點：比起春天、夏天，林莽似乎更愿意寫秋天、冬天，即便是寫夏天，也是夏末(如《夏末十四行》系列)。這種寫作特點可以追溯到林莽最初寫作的時候，他在白洋淀最早寫下的一批作品中就隨處可見“秋天”“冬天”的意象，比如《深秋》(1969.11)、《暮秋時節》(1969.10-12)、《自然的啟示》(1970.12)、《凌花》(1972.1)、《第五個金秋》(1973.10)、《二十六個音節的回想》(1974夏-冬)、《悼一九七四年》(1975年元旦)等。無論是從寫作時間還是詩歌內容來看，“秋”“冬”都占有重要位置。如果說“春”“夏”象征著時間的開始，“秋”“冬”無疑意味著時間的終結。因此，就時間層面來說，林莽對“秋”“冬”的頻繁書寫是一種沉思式的、回顧式的書寫，他站在時光的盡頭回顧過去，這就牽涉到林莽詩歌中的一個尤為重要的主題：記憶。

對“記憶”主題的書寫貫穿于林莽詩歌創作的全過程，他的“記憶”書寫主要涉及這幾個方面：對往事的懷戀、對“故鄉”的思念、對親人的懷念。前文已提到，林莽曾在多首詩作中把白洋淀視為自己的故鄉，如在《心靈的風——重返白洋淀北河莊》(2010.5)中，林莽寫到：

我的淚水是不知不覺中流出的

不是痛苦 是的 絕不是痛苦

你們曾給予我的

那些無形的饋贈

淀水般流淌在我的心中

……

我回來了 故鄉

帶著歉意 悔恨和祝福

帶著往事 淚水和真情

再次回到了你的懷抱

哈布瓦赫認為：“過去不是被保留下來的，而是在現在的基礎上被重新建構的?！盵5]因此，時隔三十六年，當林莽再次踏上當年“插隊”的土地，再次看到白洋淀熱情的老鄉和熟悉的水鄉風景時，眼前出現的一切使林莽腦海中的往事碎片重新拼接起來，但他所感到的并不是痛苦，而是親切，記憶中的苦澀被時間稀釋為對白洋淀這片土地的祝福。在《水鄉記事》(1985.4)中，林莽也寫到“水鄉記憶”：

對于記憶，你是一片光

風掀動葉子，薄翅一張一合

那聲音遙遠

在白天有夢翔過水鄉的村落

白色和灰色的墻上，陽光明亮

“記憶”在這首詩中被定格為白洋淀某個下午的三點鐘，陽光溫暖，蘆葦已經被收割完了，淀子進入了“深秋后的開闊”，腳下的落葉很軟。這樣美好的秋日水鄉風景，離詩人已經很遠了，但在某個瞬間，它還是從詩人心底慢慢浮出，躍現于詩句之中。這種溫暖的水鄉記憶，在《月光下的鄉村少女》(1986.2)、《清晨的大風》(1999.5)、《夏末十四行·村莊》(2001.8)等詩中都有體現，那些白洋淀生活中再尋常不過的場景與細節，經過歲月的沉淀，在林莽的詩中被重新塑造，成為美好的記憶詩篇。

雖然林莽上述作品中的“水鄉記憶”充滿溫情，但前文所提到的長詩《記憶》中所體現的白洋淀記憶卻沒有那么美好。從《記憶》的第二部分的四個小標題“寒冷凍僵了鳥翅”“切斷蘆葦的薄冰”“淚水的湖”“那不止是青春喪失的年份”便可以看出，“白洋淀”并不總是溫暖的象征，還是林莽心中充滿傷痛與酸楚的一部分。面對沉重的記憶，林莽寫到：

那是一個灰色的年份，湖水在一片大霧中。詩人說：“在我當時的眼里就好似一個整日操勞的農婦，她總是郁郁寡歡和一臉苦相兒，她總是被經常從湖面上刮來的大風吹得披頭散發的?！盵注]詩人芒克在他的長篇小說《野事》的開頭這樣描寫那個時代的白洋淀?！置堑?，那紛亂的長發中夾雜著枯草與落葉般枯干的面容。

……

是誰說青春無悔，是誰說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我看見這片廣袤的土地，它依舊冒著貧窮的炊煙，它依然沉重得抬不起頭來。我乞求、我感傷、我悲憤、我渴望。而我清醒地知道，這是那些年的記憶，沉入了我們的生命，鑄就了我們的靈魂。

林莽引用芒克小說《野事》中的相關句子，描述了“灰色年份”的白洋淀?！鞍籽蟮怼币蛞姿蛣e的古事而顯得蒼涼，又因“我們”的經歷成為“英雄”失意的地方。而在《當我唱起〈小路〉》(2009.11)中，“白洋淀”也承載著“七十年代”的“荒蕪與絕望”：“晨霧籠罩著蘆葦/水鄉的風是微涼的/一個聲音在輕輕地哼唱/波瀾不驚 但內心凄冷/伴著七十年代的荒蕪與絕望/在遠離了親人和家鄉的地方”。由此可見，林莽對白洋淀有兩種不同情感的書寫，體現了其“白洋淀記憶”的復雜性：當林莽把個人的人生際遇與整個1960-1970年代的歷史視為一體的時候，個人記憶便與集體記憶混合起來，個人的記憶也因歷史而變得沉重，“白洋淀”意味著受難與悲涼；而他拋開具體的歷史事實，從個人生命的角度來回顧白洋淀生活的時候，他便會回憶起那些溫暖的日常細節，以及老鄉們的淳樸相待，往事的溫情便浮上心頭。這兩種記憶交替出現在林莽離開白洋淀后的作品中，構成了林莽個人化的“記憶場域”。它們看似矛盾，卻是一個人在時過境遷后的真實感受，也體現了個人記憶場域這種“小歷史”與集體的“大歷史”之間的重疊與疏離。正如哈布瓦赫所認為的那樣，記憶具有社會性，個人記憶屬于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但每個個體記憶又都是一個對集體記憶的“遠眺點”，這個遠眺點隨著個人在集體中的位置而變化，進而呈現出不同的個體記憶[6]。

林莽對“白洋淀記憶場域”的書寫基于其真切的生命歷程和生活經驗，也與其對詩歌藝術的重新思考有關。林莽曾提到：“1984年也是我詩歌寫作自我調整后的新起點，自上世紀80年代初，我經歷了幾年的對詩歌本體的思考，開始努力擺脫以往以社會生活為主體的那種韻味，更多地貼近心靈，更多地貼近生命的感知與領悟，尋找語言藝術的真諦，讓詩歌作品更具現代藝術之美?！盵7]“擺脫以往以社會生活為主體的那種韻味”不等于擺脫歷史，林莽的“白洋淀記憶場域”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大歷史”的嚴肅與沉重。但正如前文所述，林莽自覺地把“大歷史”視為個人生命經歷的一部分，將其置于與日常生活記憶同等重要的地位，只不過他在1984年之后更加注重詩歌語言與個人生命的結合，注重詩歌的藝術本質。

無論是對“白洋淀”的記憶書寫，還是對其他往事記憶的書寫，林莽都本著一種誠懇、真摯、明亮和透徹的態度，把個人生命體驗與內心感情的真實流露擺在重要位置。在這個層面上，林莽對“記憶場域”的書寫可以與張曙光(1956-)的作品進行比較。張曙光也是一位把“記憶”作為詩歌作品主題的詩人，并且他與林莽的記憶有重合之處：他們都寫出了“文革”這一“大歷史”下個人心靈的“小歷史”。但因為年齡的差異，張曙光所寫的是其童年、少年的經歷(如《1965年》《1966年初在電影院里》)，而林莽所寫的是其青年時期在白洋淀插隊的往事。張曙光的記憶總伴隨著哈爾濱冬季的大雪，林莽的記憶中是白洋淀的水鄉風情。雖然有時間和地點的差異，但他們的記憶都是“慢”的，以一種緩慢而悠長的調子來書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張曙光與林莽都是“守舊”的詩人，他們作品中的“記憶場域”是“面向過去”的書寫。但“守舊”“面向過去”并不是要在現實層面上返回過去(事實上，“過去”充滿冷酷的歷史事實)，也不是在精神世界里完全依賴或寄望于過去的安撫，而是通過個人化的記憶使時間的碎片與現實碰撞，從而在一個個被記憶和現實雙重塑造的碎片中找到自身存在的真實感[8]，在高速前進的時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作為“京畿重地”與“華北水鄉”，白洋淀在自然和人文地理位置方面自有其優勢，從而使包括林莽在內的“白洋淀詩歌群落”的知青詩人們在劫難的年代有了一個暫時的去處，白洋淀的自然景觀也成為林莽最初詩歌創作的靈感來源。但白洋淀對于林莽而言不僅是地圖上的一個點，因為“文革”，林莽來到白洋淀“插隊”實屬無奈，而他在白洋淀也感受到了歷史的沉重，并進而對歷史進行反思，”白洋淀“成為了林莽心中的一個歷史符號，林莽的個人經歷也成為1960-1970年代歷史中的一環。不過林莽在書寫“大歷史”與個人“小歷史”關系的同時，也注意到個人“小歷史”的相對獨立性，他筆下的“小歷史”也包含了對白洋淀日常生活的溫情回憶，因此林莽作品中的“白洋淀記憶場域”具有二重性，記憶場域又進一步與歷史、地理相勾連，形成了林莽筆下“白洋淀”的三重意義。林莽對“白洋淀”的書寫不僅為一代人找回了屬于他們的集體記憶，也是通過審視過去，使自己在流變的社會歷史中找到一個相對穩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