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徽商衰落和浙商崛起的文化探因*
——兼對“韋伯問題”的回應

沈衛星

（浙江工商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歷史比較研究價值在于，“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過程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保?］131但事實上，相似事情在相同的歷史環境中也會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歷史上，晉商徽商曾縱橫商界四五百年，號稱“天下第一商”，但到了近代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而浙商卻于近代強勢崛起，并于計劃經濟時代如野草扎根頑強滋生，在改革開放時代則如雨后春筍蓬勃發展，成為全國人數最多、分布最廣、實力最強、影響最大的名副其實“天下第一商”。這種“奇異的對聯式”的事實不得不引人深思：其一，如何找到理解晉商徽商衰落而浙商崛起這種現象的鑰匙？顯然，文化是解開這種現象之謎的鑰匙。這已成為主流共識。其二，面對浙江經濟與浙商發展盛況，真正令人思考的是，“1.以浙商為最核心推動力的當代浙江經濟發展之背后的深層文化因素何在？2.這種文化因素是否已經確立了某種經濟發展的正當性以及可能的持續性？”［2］74這個深層文化因素是浙學，于是問題邏輯變成這樣：浙江經濟發展→浙商精神①關于浙商精神，有諸多理解。本文浙商精神是在狹義層面上使用，亦即等義于浙商資本主義精神，但浙商資本主義精神是經濟學意義上用詞，等同于市場經濟意識，文中兩詞因需而用。因為涉及韋伯文化說，所以用“資本主義精神”一詞便于對接和理解。這是須特意指明的?！銓W。這已成學界共識，但系統性地探討浙學傳統對浙商精神涵養的研究鮮少有見，這就是本文要做的工作。這需要我們從韋伯的文化說切入，條分縷析深入剖析。

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邏輯要義

“韋伯問題”追問的是“為何在西方近代發展出了‘合理資本主義’”？換言之，為何類似西方近代的“合理資本主義”沒有在其他文明中出現？這當然是個極具價值發人深省的問題，尤其是對非西方文明更是錐心逼問。有別于英國學者莫里斯·多布與R·H·希爾頓為代表的“內部起源說”和以保羅·斯威齊、沃勒斯坦等人為代表的“貿易根源說”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說”，韋伯提出了“文化說”?！缎陆虃惱砼c資本主義精神》討論的主旨是“試圖研究一般來說最難于把握的問題：一定的宗教思想對經濟精神發展的影響，即對一種經濟體制的精神氣質的影響?！保?］26其邏輯思路是：資本主義興起→資本主義精神→新教倫理。該邏輯思路到底隱含著怎樣的深刻涵義？

第一，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才是真正促使資本主義生產革命興起的力量：“此種情形下最重要的是，在這些場合，引起這場革命的一般并不是投入該行業的新資金流（……），而是新的精神，即資本主義精神?！F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原動力問題不是以資本主義方式使用的資本額從何而來的問題，而首先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凡是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且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它就能生產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作為達到其目的的手段，反過來則不正確?！保?］42

中國早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但類似西方近代的“合理資本主義”為何沒有出現？按照韋伯的文化說，中國文化中缺乏資本主義精神，問題是，何種中國文化？這才是要害，對此容文末回應。此處真正的問題則是：如何理解資本主義精神？

第二，關于“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試圖給出一個定義，但他反對用“屬加種差”的定義方式，因此開篇就說：“最終的定義性的概念不能放在研究的開頭，而必須在研究結尾時得出。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在討論過程中，作為該討論的最重要的結果，找出對我們所理解的資本主義精神的最佳概念闡述，亦即從我們感興越的觀點出發的最佳闡述?！保?］18這是一種“自由主義”定義方式，因此其做法“不是要用抽象的一般公式把握歷史現實，而是要用必然具有獨特個性的各種具體生成的關系體系把握歷史現實?！保?］18最后韋伯得出的觀點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似乎最好理解為合理主義整體發展的一部分，并且似應能夠從合理主義對生活基本問題的原則立場中推演出來?！保?］51

韋伯最終沒有給出一個“屬加種差”一般公式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精神定義，這使得解讀資本主義精神眾說紛紜，但其“合理主義”說具有本體論與方法論雙重涵義：就本體論而言，應該從歷史現實中去把握資本主義精神；就方法論而言，則要從生成關系中理性理解資本主義精神。這是理解“資本主義精神”的關捩所在。其實，對韋伯所冗長論證的資本主義精神，訴諸奧卡姆剃刀原則，結論就是義利觀，也就是要有“合理的財富觀”。這一點其實已經為韋伯所意識但缺乏明確點題：“‘金錢欲’的歷史與人類歷史一樣古老。不過我們將會看到，那些毫無保留地服從金錢欲、把它當作抑制不住的沖動的人，例如那位‘不顧燒焦了帆船，甘愿為賺錢入地獄’的荷蘭船長，絕不能代表那種使獨特的現代資本主義精神變成一種群眾現象的心理態度，而這一點才是事物的關鍵所在?！保?］30明確這一點，對于下文理解浙學關系重大。畢竟，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追求財富，合理資本主義精神的靈魂應該是“合理財富觀”。正是一種正確的價值觀推動了社會的有力發展。在這一層面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回答了核心問題：社會的文化氣質與經濟發展有著怎樣深刻的聯系？

第三，合理財富觀來源為何？令韋伯困惑的是，“中國封建顯宦，古羅馬貴族、或現代農民的貪婪，與誰相比都不遜色。而那不勒斯的馬車夫或船夫，亞細亞操同樣行業的人以及南歐或亞洲各國的手藝人，他們的‘金錢欲’比同樣境遇中的英國人更為強烈，尤其是更為無恥?！保?］29但他們為什么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可見“差別并不在于賺錢沖動的發達程度”［3］30。那差別原因何在？在考察了財富者的身份后，韋伯將其歸因于新教倫理。

“天職”是理解新教倫理的核心概念。韋伯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非常需要對賺錢天職的獻身，它是一種與資本主義制度非常相配的對物質財富的態度”［3］46，吊詭的是，“勿庸證明，把賺錢視為人有義務實現的目的本身，視為一種天職的思想，與任何時代的道德情感都是對立的?！偡巧系鬯鶒偂∣eo place revix potest）是已經被納入教會法規、適用于商人活動并被那個時代（如同福音書中有關利息的記載一樣）認為純正的教義，此外圣·托馬斯（St.Thomas）把營利欲稱為‘卑賤’”［3］47?！澳敲催@種充其量不過得到默許的行為又是如何轉變成本杰明·富蘭克林那種意義上的天職的呢？”［3］49韋伯認為，這種新思想“是宗教改革的一個產物。這可以說是普遍的認識?！薄鞍淹瓿墒浪资挛锏牧x務尊為一個人道德行為所能達到的最高形式，無疑是新穎的。正是這一點，不可避免地使日常的世俗行為具有了宗教意義，并且由此第一次創造出這種意義上的天職概念。于是，這種天職概念為全部新教教派提供了核心教義?！保?］57為了成為上帝“選民”而非“棄民”，教徒用以確定上帝對自己恩寵的方式就是世俗職業的成就，同時用以證明上帝的存在，于是創造財富就成為神圣的“天職”。但創造財富并非為了享受，而是為了榮耀上帝，這又導致禁欲主義產生。結果“一旦限制消費與謀利行為的解放結合起來，不可避免的實際結果顯然是：強迫節省的禁欲導致了資本的積累。在財富消費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夠通過生產性資本投資使財富增加?！保?］165

“天職”對促成“合理財富觀”意義重大：其一，將財富創造升格到“天職”高度，從而使財富觀上升到信仰高度，“正是這種思想為新型企業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道德基礎和支持”［3］49。其二，財富觀的“合理性”內含禁欲主義，這樣才有利于財富的積累?！白詮慕髁x試圖重造塵世并在俗世中實現它的種種理想以來，物質財富獲得了一種歷史上任何階段都未曾有過的、愈來愈大且最終變得不可抗拒的統治人類生活的力量?！保?］175這樣，一種符合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獨特的資產階級經濟倫理就此形成。

二、義利對立——晉商徽商與資本主義精神相斥性的文化根源

自由是市場經濟的靈魂。當近代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來臨時，作為馳騁商界的“天下第一商”——晉商徽商卻在舞臺上消失了。吊詭的是，浙商卻強勢崛起，取而代之成為天下第一商。國際格局、時代環境、政治局勢……，凡此種種，都具有相同性，但為何結局迥異？我們訴諸韋伯的文化說。

業已指出，資本主義精神要義在于其合理財富觀，新教倫理將這種合理財富觀升格到信仰高度——天職觀念。這樣就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除了思想障礙，“只要道德品行白璧無瑕而且在財富的使用上無可指摘，資產階級實業家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追求金錢利益，同時感到這是必須完成的一項義務?！保?］170然而，晉商徽商的價值觀與資本主義精神捍格不入。

晉商弊在“合理”不正。較之徽商，晉商認同自身商人身份，價值觀上奉行“學而優則賈”。雍正二年，大臣劉于義奏稱：“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至中材之下，方使之讀書應試?！庇赫兄辽?，御筆朱批：“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再次者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朕所悉知”（《雍正朱批諭旨》第四十七冊）。問題在于，晉商的財富觀“合理性”不正。晉商經商目的在于光耀門庭，因此一旦經商發達，隨即買田置地、廣建豪宅、賄官勾結，甚至驕奢淫逸，遍布晉中大地的深宅大院即是明證，直至今日山西煤老板還是如出一轍。這跟新教倫理禁欲主義背道而馳，禁欲主義實質上是財富的“合理”使用，即用于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這才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這樣一來，晉商就因財富觀不合理而失卻了發展的“最有力的杠桿”。

徽商弊在“財富觀”不立?；罩轂橹祆渥婕?，徽商深受程朱理學熏染，因而骨子里不認同經商，反而秉持“商而優則仕”人生信條。就連徽州會館中也常掛“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的楹聯，“非詩書不能顯親”“進而為儒，退而為賈”之類言論時常耳聞?；丈掏舨派浬贪l達后，卻告誡兒子要奮發儒業，“吾先世夷編戶久矣，非儒術無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賈豎子為也”［4］474。汪才生自貶為“豎子”，足見其內心之自卑，深刻不認同商人身份。而這卻是徽商普遍心態，“士農工商”，商末觀念深入人心。財富觀的不立，從根子上挖掉了徽商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動力。

晉商徽商缺乏合理財富觀，也就是說，其價值觀與資本主義精神具有相斥性。其原因何在？如果說韋伯將資本主義精神溯源為新教倫理，那么，晉商徽商的價值觀則可溯源為儒家文化。財富觀其實對應的是“利”，合理則對應“義”，因此合理財富觀其實對應的是義利觀，而義利觀恰恰是儒家倫理中的核心問題，朱熹明確說“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①“義利之說”是現實矛盾的理論反映。就統治階級而言，維護政權的穩定持久是其根本目的。工商業流動性挑戰社會穩定性，商人財富積累挑戰政權持久性，這些特點使得工商業為統治者所忌憚，重農抑商就成為必然之選，而其理論形態就表征為義利之辨。當儒家學說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后，義利之辨就成為儒家倫理核心問題。從孔子義理兼顧的公允到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極端，實在是理有所至，勢所必然。（《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四庫叢刊景明嘉靖本）。

義利之辨的復雜性其實已由孔子開啟?？鬃硬⒉环裾J利欲之天性，主張義理兼顧，但更強調“以義制利”，言利必及義，“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倡言“見利思義”“以義統利”“義然后利”。質言之，義利地位上，孔子“義以為上”“以義為質”。這就開啟了義利關系的內在緊張。及至孟子，這種內在緊張得以凸顯，除了“何必曰利”之軒昂，更是理直氣壯提出“舍生取義”之觀念，將孔子的“貴義”思想極端化。倘若說孔孟尚且肯定利欲之存在，待到董仲舒則直接取消了利，“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而到了宋明理學，在義利之辨轉為理欲之辨過程中，利則被命名為“惡”，義利從此勢不兩立?！疤炖泶鎰t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朱子語類》卷十三），程朱因而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禁欲主義主張。只是，程朱理學的禁欲主義禁出個“以理殺人”，而新教倫理的禁欲主義則禁出個“合理主義”。隨著理學的正統化，義利對立思想遺害千年。有見于此，何兆武憤而斥曰：“孔門義利之辨對后世的歷史影響，大體上是壞的不是好的，消極作用大于積極作用。理論上它犯了把概念絕對化的形而上學錯誤，在實踐上則往往流入假道學之一途?！保?］在視營利欲為卑賤的觀念下，晉商徽商怎么可能樹立合理的財富觀？吊詭的是，恰恰徽商供奉存天理滅人欲的朱熹，晉商供奉忠義關公。如果說新教倫理因其宗教改革而給資本主義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儒家的義利對立則從觀念上閹割了資本主義發展精神動力，除非有著跟儒學不同的文化存在。歷史就是這么詭異，恰恰有著另一股文化清流，這就是浙學。①“浙學”一詞具有多義性。相比之下，吳光先生的“浙學”定義較為全面，他認為，“浙學”有狹義、中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浙學”是指發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區的浙東事功之學；中義的“浙學”是指淵源于東漢，形成于兩宋，轉型于明代，發揚光大于清代的浙東經史之學，包括東漢會稽王充的“實事疾妄”之學、兩宋金華之學、永嘉之學、永康之學、四明之學以及明代王陽明心學、劉蕺山慎獨之學和清代以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為代表的浙東經史之學；廣義的“浙學”即“大浙學”,指的是淵源于古越，興盛于宋元明清而延續至當代的浙江學術思想與人文精神傳統。(見吳光的《簡論“浙學”的內涵及其基本精神》，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11期，第149頁。)本文取其“中義說”。因為浙學的存在，從而使得浙商與資本主義精神（市場經濟意識）具有天生的親和性。

三、浙學對浙商市場經濟意識的滋養

一種“合理的財富觀”如何在浙學中得以確立？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從王充“實事疾妄”之學起始，中經事功之學、陽明心學和浙東經史之學，及至晚近開埠實踐，千年一貫滋養著浙學傳統，成為浙商市場經濟意識源源不斷的精神營養。

財富觀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本體，這就要高度肯定“利”的觀念。毋庸置疑，這對傳統義利觀而言無異于一場“反動”。這場反動由王充首開先聲。王充在義利問題上主張“以利行義”，但王充對浙學的真正貢獻不在于此，而是以其“疾虛妄”精神普照社會，成為后世不竭的精神源泉。

學者徐斌將王充思想文化精神內涵概括有四［6］：一是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此為王充思想文化精神中的靈魂。正是在各種爭議中，王充思想一次次地充當了歷史上重大思潮轉折中的啟動點，這種觀點無疑后澤陽明心學。二是大膽沖破價值判斷思維官方思想牢籠，另創事實判斷思維。這種理論思維構成了“南方思想”以及后來浙學的源頭“事實判斷”的思維方式，有宋一代“事功之學”即是果實。三是求索創新的治學風格。侯外廬、趙紀彬等人認為王充思想體系乃“是漢代正宗哲學的反對命題”，在“正宗”思想由神學墮落為讖緯迷信的黑暗期，他用唯物主義的宇宙觀、無神論，批判唯心主義的天人感應說和鬼神迷信，“從而導出了他的偉大的唯物主義體系”［7］261。對于這種創新精神，有學者用“唯實論”加以概括，論其開辟了“實學”學派的先河［8］369。這種求實精神澆灌了后世浙東經史學派。四是“實事疾妄”精神于后世一直發揮著科學啟蒙作用，每臨社會上迷信泛濫、虛妄橫行之際，便會有人拿起王充“實事疾妄”的思想遺產予以反擊，進而宣揚“實學”，普及真知，成為社會進步中理性高揚的重要資源。概言之，王充思想理論最大價值在于為后世浙學乃至整個民族的思維方式，注入了彌足珍貴的懷疑精神、批判精神和證之以實的思想方法。胡適曾說過，中國的思想不經王充這一番破壞的批評，決不能有漢末魏晉的大解放。仿言之，若無王充，則很難想象滋生出浙學這股思想清流。

王充精神滋養出的第一個重要浙學理論成果就是事功主義。作為與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鼎足而立的事功學派，一反傳統儒學觀念，其集大成者葉適基于現實原則的價值判斷，提出“以利和義”觀念，認為“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葻o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十三《漢書三》），因此主張“崇義以養利，隆禮以致力”（《水心別集》卷三《士學上》），“義”成為養“利”的手段。這對理學“以義抑利”無疑是沉重打擊，以致朱熹恨恨道：“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保ā吨熳诱Z類》卷一二三）本著“以利和義”之哲學觀念，葉適公開為富人辯護，大力論證富人對社會的重要作用，認為“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水心別集》卷二《民事下》），政府不但應保護富人，而且還應提高其政治地位，認為商人可以入仕為官。葉適認為晁錯當年提出“入粟拜爵”以提高地主階級政治地位，如今也可“入資拜爵”以提高商人地位，這種反抑商觀點代表了歷史進步思想，對后世影響很大。葉適為富人辯護實質上是肯定財富正當性，這對諱言財富的傳統觀念起著顛覆作用。因為肯定財富，所以葉適批判重本抑末思想，“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習學記言》卷一九《史記·平準書》）。葉適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直接否定和批判封建正統重本抑末者。

令人置疑的是，葉適入仕之前曾受惠理學頗多，一度與朱熹等人交往甚密且十分推崇理學，但何故最終疏遠理學，自創門戶，并展開論戰？其思想淵源當溯及王充“疾虛妄”精神。宋時北方強敵環視，國內官僚地主勢力惡性膨脹，土地兼并，內外交困。革除弊政、發展經濟、富國強民成為迫切任務，而空談心性的理學，除了“平時袖手談心性”，就是“臨危一死報君王”，自然于事無補。另一方面，自宋室南渡后，政治經濟重心南移，杭溫等地經濟飛速發展，商業繁榮，手工業發達，城鄉商品經濟活躍，對外貿易興盛，這自然催生以“經世”為核心哲學思想的功利主義。功利主義的最大效用，是使財富觀得以正名并有了較為完備的理論形態。這對浙東地區產生了深遠影響，并潛移默化為人們文化心理，為浙東商業發展繁榮提供了不竭精神動力，這一點在日后溫商身上有著鮮明體現。

從理論承接上看，事功主義解決的是“財富觀”正名問題，但“合理”問題尚未解決，這個重任就交由陽明心學。當時僵化的理學道統、競爭激烈的科舉選拔，以及日益發達的南方市場經濟，推動了晚明非正統儒學的興起。陽明心學對理學道統起到了顛覆性的解構作用，朱熹認為理在心先，理具有客觀普遍性，可以通過格物致知獲得，坐落到現實中就是樹立了道德標準，而這個道德標準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當理學成為王官學后，無疑就起到了思想禁錮作用。王陽明卻提出“心即理”，“心即理”以其喚起主體覺醒而起到瓦解理學的思想解放作用。在主體的自我覺醒下，追求財富就有了本體依據。財富追求過程也就是一個義利關系合理拿捏過程，對于合理之標準，不再訴諸天理，而是“良知”。如是，“致良知”緩解了財富追求的緊張心理。以“良知”為導向，起而“知行合一”，這使得人們對財富的追求不僅僅停留于思想觀念，而是付諸行動，大膽追求財富，從而坐實了事功主義。如果說事功之學以對立而略顯粗糙形式挑戰理學，那么心學則以精致的理論形態從內部瓦解著理學。

從理論與現實的轉化上看，知行合一會帶來財富增長，這必然導致商人對提高社會地位的要求。浙東史學自覺承擔起這個使命。明朝末年，江南商品經濟繁榮，資本主義工商業萌芽，商業作用越來越重要，商人亟須為自己在“道德的席位上”爭得一席合法的社會地位。順此大勢，黃宗羲舉起了“工商皆本”的思想大旗。將工商業納入社會發展的根本性地位，不但使之具有道德價值的合法性，而且賦予與傳統農業同樣的根本性地位，這樣從“本”的高度上肯定了工商業的價值地位。這一具有質的突破的新思想，起到了瓦解重農抑商、改變工商業“末等”地位傳統思想重要作用，甚至影響了近代洋務運動之后提出的“工商立國”的近代工商觀［9］。

陳來在考察浙學時指出，“無論如何，南宋的事功學、明代的心學、清代的浙東史學是‘浙學最具坐標性質的思想流派’”，即使在“元明清時代朱子學是這一時期全國的主流學術，但在文化發達的浙江朱子學始終沒有成為重點。這似乎說明，浙江學術對以‘理’為中心的形上學建構較為疏離，而趨向注重實踐性格較強的學術。不僅南宋的事功學性格是如此，王陽明心學的實踐性也較強，浙東史學亦然?！保?0］若問何故如此，思想源頭恐怕要溯及王充的“疾虛妄”精神。近兩千年流灌，涵養出特立獨行、獨一無二的浙學脈派。概言之，事功之學、陽明心學及至浙東史學為浙商做了充分的商品經濟理論準備。完全可以想象，因浙學滋養的浙商與因儒學滋養的徽商晉商會是兩種迥然不同的發展結果。一旦地上的巨石搬移，浙商就會如雨后春筍般瘋長。

四、浙商在市場經濟中的杰出表現與反思

專制是壓制商業的巨石，自由是發展商業的靈魂。鴉片戰爭后，封建專制的巨石日漸粉碎，自由氣息日益增長。近代開埠通商給浙商提供了前所未有歷史機遇，久受陽明心學與浙東史學涵養的寧波商人，接觸西方文明后，猶如久旱逢甘霖，對于西方商業活動簡直是如魚得水，很快在歷練中增長才干，并且迅速涌入上海，涌現出了葉澄衷、朱葆三、虞洽卿、包玉剛、邵逸夫、王寬誠、陳廷驊、曹光彪、李惠利等一大批杰出甬商，他們以上海為基地，在各行各業主動出擊，創造了100個左右全國第一，涌現出一批“大王”。如在工業方面，經營有火柴、煤礦、造紙、化工、制藥、紡織、毛紡、橡膠等；商業方面，有五金、顏料、煤炭、水產、銀樓、綢布服裝等；航運方面，從沙船到輪船、油輪等大型船舶；金融方面，有銀行、保險、證券交易、信托投資等；公用事業方面，涉足電影娛樂業、電燈、電話、煤氣、自來水等。各行各業表現非?；钴S，確立了在近代最重要經濟中心上海的霸主地位，書寫了中國工商業史上的百年輝煌。

即使在嚴苛的計劃經濟時代，浙商也是如扎根大地的野草，頑強地尋找生長空間，突出表現在到處存在“八仙過?！笔降氖止に嚭拓浝墒叫≠I賣，四處尋找商機，只待春風吹又生。改革開放伊始，以溫商為代表的浙商簡直如火山爆發，隨之，甬商、臺商、越商、婺商、杭商、衢商、舟商、湖商等浙江商人，也迸發出驚人創造力，活躍在世界各地，終成為人數最多、分布最廣、實力最強、影響最大的名副其實“天下第一商”，譽滿世界。

對于浙商的出色表現，我們不妨回顧本文開頭兩個問題：1、“以浙商為最核心推動力的當代浙江經濟發展之背后的深層文化因素何在？”顯然，這個文化因素就是浙學，“文明的積淀與文化的助推才是成就當代溫州現象的最深刻根源；也只有在浙學傳統的真諦中揭示浙商傳統的本質精神”［2］75。浙學傳統真諦啟自王充“疾虛妄”的實事求是精神，因此孕育出合理財富觀這一浙商傳統本質精神，以此精神創造出浙江經濟繁榮。2、“這種文化因素是否已經確立了某種經濟發展的正當性以及可能的持續性？”答案恐怕是不確定的，因為這種經濟發展的正當性以及可能的持續性在于對“合理財富觀”接受的普遍性、認識的正確性和外在條件的自由度。無疑，在財富觀普遍性確立方面，財富意識已經融進浙商的靈魂；在自由度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為商品經濟發展提供了最大的自由限度；但對“合理”的認識上存在大量誤區，何謂“合理”財富觀？合理并不僅限于禁欲式的財富積累，實質上是對轉型期“勢”的把握，浙商在前幾次把握得很好，如今又面臨第四次工業革命轉型，浙商能否把握得好？畢竟這關乎浙商發展的可持續性，而晉商徽商的結局殷鑒不遠。

對于備受爭議的“韋伯問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儒教與道教》研究結論是，儒家倫理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我們認為，并不能因此得出中國文化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因為儒學并不等于中國文化，除儒學外，還有浙學這股思想清流存在。如果說儒學禁錮了資本主義發展，那浙學則否之。前文分析業已表明，浙學天生與市場經濟意識（資本主義精神）具有內在契合性。在解決“合理財富觀”這個資本主義精神核心問題上，濫觴自王充的疾虛妄，事功主義、陽明心學、浙東史學分別解決了財富觀、合理、本末問題，當晉商徽商在義利問題上打轉時，浙學卻已經清理了這個思想障礙。當然，財富觀等問題解決了，經濟是否就得以發展呢？這是個復雜的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但有個重要社會條件，那就是自由。一旦擺脫專制枷鎖，呼吸到自由空氣，浙商的市場經濟行為就蓬勃發展，甚至可以創造任何人間奇跡。扼要地講，浙學+自由，這就是浙商崛起的奧秘。因此，跟韋伯觀點不同的是，我們認為中國文化可以發展出資本主義，而這個中國文化則指浙學。這就是對“韋伯問題”給出的浙學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