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財政理論研究主要觀點綜述

縱論財政改革40 載 暢議財政發展新時代——2018 年財政理論和政策研究發展情況

2018年是中國財政改革40周年，也是落實十九大精神，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新時代的開局之年，意義重大、使命重大、責任重大。這一年，既要基本完成財稅體制改革中的重大改革節點和要求，又要為現代財政制度的建設和發展準備好平臺和基礎，這是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關鍵體現，也為財政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提出了新的目標體系和廣闊領域。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財政理論和政策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一系列閃耀著思想光芒、凝聚著理論力量、充盈著實踐自覺的成果得以發表和出版。本文通過以下十一個方面的劃分，力求總結和薈萃一年來的理論創新和政策探索，為中國財政理論和政策研究步入新時代而撰記。

一、總結財政改革40年，找尋中國發展的財政“密碼”

2018年是中國財政改革40 周年，財政部黨組和中國財政學會都要求財政學界以財政改革40 年的經驗總結和財政改革對全面發展的有效支撐為重點，做好理論研究工作。財政理論研究者和科研工作者積極落實決策部署，根據財政的發展規律和改革開放的總體要求，呈現了一批極具理論價值的研究成果。

第一，總結40 年財政改革經驗，服務新時代國家治理工作。馬海濤、汪昊在《中國財政改革40 年的基本經驗與基本規律》中指出，中國財政改革40 年的基本經驗與基本規律的關鍵是堅持中國共產黨不同時期的理論指導，在改革中既吸收國際先進經驗，又不照搬照抄，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劉尚希在《財政改革40年：基于公共風險變化的多維觀察》中強調，服務于國家治理目標的財政改革，應當根據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做出優化調整。在風險社會，經濟風險、社會風險、債務風險和金融風險等公共風險相互交織、疊加放大，若處理不好會引發嚴重的危機。中國的財政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和豐碩成果，主要在于注重既化解各種內生的公共風險，又防止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公共風險。齊守印在《中國財政改革40年：地方的首創性探索與貢獻》中認為，40 年來，中國財政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積累了豐富經驗。這些成就和經驗的取得，不僅得益于正確的思想理論指南和黨中央、國務院、財政部的堅強領導，也應充分肯定地方通過創造性探索在改革思路、重點突破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貢獻。馬洪范在《改革開放40年：加快推進財政制度現代化》中指出，改革開放40 年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財政制度經歷了一系列深刻改革，為推進經濟的市場化、現代化以及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作出了積極貢獻。李成威在《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引中國改革開放40 年的財政改革》中認為，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的財政改革要從“此岸世界”到“彼岸世界”，并無現成的模式可以借鑒，唯有通過實踐來實現，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懊^過河”的改革路徑有一個很重要的做法是先試點后推廣。漸進式改革是要根據客觀實際的變化在一定的條件下逐步釋放改革措施，這是基于馬克思主義量變和質變原理的改革路徑。

第二，突出財政改革的核心作用，支撐和服務其他領域的發展。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政改革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堅實支撐和有力抓手，研究分析財政改革的核心作用，可以有效找尋中國發展的財政“密碼”。劉尚希在《財政改革40年的邏輯是公共風險的變化》中強調，財政之于社會有機體，正如血液之于人體，不可或缺。從歷史來看，它既是改革的對象，也是各項改革的保障，國家治理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任何“破”與“立”，本質上是利益與風險的分配。范金、任琳瑜等在《改革開放40年的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中采用經濟周期的兩階段消費者選擇模型，采用改革開放40年中國年度宏觀經濟數據，研究了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在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差異效應。研究發現：一是差異效應主要源于流動性約束人口比重的變化、初始政府財政狀況、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相互關系、財政支出對居民的收入效應。二是經濟衰退期的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刺激作用要比經濟繁榮期更為有效，預示著中國政府所采取的應對經濟衰退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對擴大內需應有所作為。三是中國厚實的外匯儲備為政府財政政策和居民消費提供了有力的信心支持。鄧菊秋、王禎敏等在《改革開放40年我國財政支農政策的成效、問題與展望》中指出，我國財政支農政策在“多取少予”“多予少取”“只予不取”理念下不斷調整和改革，逐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政策體系。這些政策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促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增加了農民收入，減少了農村貧困人口。但現行財政支農政策也存在缺乏長遠規劃、目標不清晰、投入力度不夠、支出結構不合理、資金使用績效差等問題。

二、創新財政政策手段，完善宏觀調控體系

2018年，我國宏觀調控繼續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強調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的搭配框架，有序應對金融風險波動、實體經濟放緩、資產市場脆弱和中美貿易爭端等壓力，取得了宏觀調控實踐和理論研究的顯著提升。在研究內容上，大致形成了三個主要板塊，即：財政與國家治理、財政與宏觀經濟運行、財政與貨幣政策搭配。主要理論研究成果有：

第一，堅持財政職能定位，做好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萬平在《試論現代財政制度的基本邏輯——基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視角》中認為，現代財政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最重要制度基礎。建設我國現代財政制度，既要立足于中國的現實國情和歷史傳統，堅持中國特色國家治理的本質規定性，又要充分吸收人類文明發展成果，實現歷史理性與實踐理性、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制度合法性與有效性的統一。在實踐中，應立足于新時代新要求，堅持問題導向，樹立大國財政理念，通過務實、理性、漸進、有序的改革促進財政制度與國家治理的持續協調良性互動。劉尚希、李成威等在《財政與國家治理：基于不確定性與風險社會邏輯》中指出，國家治理的本質是公共風險的治理，是通過注入確定性化解國家發展中的不確定性和公共風險，從而實現國家進步、人民和諧。提高公共理性水平是注入確定性的前提，而財政則是提高公共理性水平的基礎，同時財政還發揮著公共風險“蓄水池”、國家治理變革的“發動機”、協調各方關系的總中樞等作用，因而成為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重要支柱。汪厚庭在《國家治理視域下我國現代財政制度的改革思路》中強調，應立足國情、借鑒現代國家財政制度的一些普遍規律，對財政制度中三個方面(即建立公平統一的稅收制度、建立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建立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進行改革。許光建、馬瑞晨在《面向現代國家治理的財政審計改革前景展望》中認為，在審計資源的配置上，應牢固樹立全局思想，打破部門分工限制，在安全的前提下共享信息資源；在審計計劃的安排上，將預算執行審計、經濟責任審計、金融審計、專項資金審計等多重審計結合起來，促進審計效率的提高；在審計工作的管理上，注重上下級審計機關聯動，盡力做到統一方案、統一組織、統一實施、統一處理。馬金華在《近代中國財政預算制度的轉型與國家治理》中透過近代財政預算制度的轉型分析了中國傳統的王權治理體系框架內的君民治國理政思維如何轉換到包括國家管理者和民眾在內政治共同體所有成員的公共事業治理思維。

第二，堅持聚力增效的政策取向，保持國民經濟平穩健康發展。閆坤、張鵬在《中國經濟新時代與世界經濟“調適”》中對2018 年中美之間的經濟形勢進行了預判，認為世界經濟運行進入一個全面“調適”階段。受美國經濟率先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的帶動，發達經濟體總體上進入一個深度“調適”期；在與世界進行同步“調適”的同時，中國還結合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進行著國內發展的“調適”，以適應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轉變。唐聰玲在《論宏觀經濟與財政調控政策》中認為宏觀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而財政調控政策對宏觀經濟發展起到了引領、控制、協調、導向的作用，同時對提高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續性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饒曉輝在《財政政策、訊息沖擊與中國宏觀經濟波動》中指出，訊息沖擊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產生顯著影響，忽視訊息沖擊將低估財政政策的真實效應。這些真實效應既包括總量變化，又包括結構變化。董麗萍、羅倩文等在《財政收支失衡對宏觀經濟沖擊的動態效應檢驗——1952—2007》中強調，相對于稅收政策，財政支出政策在中長期的作用愈加明顯，因此我國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是有益的。

第三，優化政策搭配結構，提升政策協同效應。李艷軍、華民在《中國財政貨幣政策模式與宏觀調控效果——基于央地關系的視角》中強調，大致以1994年為界，中國的財政貨幣政策模式經歷了從“分散化”向“集中化”的轉變，在中國式分權體制下，財政貨幣政策模式的集中化變革有效地改善了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效果、降低了宏觀經濟波動性，未來財政貨幣政策模式應該朝著更加集中化的方向發展。閆坤、張鵬在《中國經濟：政策協同保障“五位平衡”》中指出，2018年，世界經濟在分歧中開啟了新的發展。復蘇中的世界本就層次多樣、矛盾交織，更加加劇了當前形勢的不確定性。在國內戰略的設計上，中國將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國內的經濟發展之中，并實質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劉煜輝、李雪在《危機以來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中認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要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需求，又要有貨幣紀律約束，達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趙大全在《貨幣政策困境與財政政策選擇》中指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制定與配合要緊緊圍繞“高質量發展”，加快實現兩大轉變：一是由“問題導向”轉向“目標導向”。二是由“數量型政策”轉向“功能型政策”。貨幣政策要著力于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發力于金融風險的防范；財政政策要在“補短板”上下功夫，著重解決危及生存與發展的“卡脖子”問題。劉愛文在《消耗性財政信用轉向與內在信用貨幣危機探討》中強調，作為加速資本集中最強有力的杠桿之一，信用在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極大地加劇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然而，作為資本主義公共信用的特殊表現形式，消耗性財政信用極大地改變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形態。李建強、張淑琴等在《貨幣政策、宏觀審慎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基于DSGE 策略博弈分析與福利評價》中發現：經濟周期與金融周期不同步時，宏觀政策調控存在政策工具沖突和疊加隱患；財政部門與中央銀行缺乏協調合作時，行動不一致容易造成納什博弈，政策實施難以獨善其身，“非預期效果”降低社會福利水平；財政政策是宏觀審慎框架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寓禁于征”的庇古稅兼具“事前預防”和“事后救助”功能；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既要豐富“事前預防”工具箱，也要進行“事后救助”機制安排，有償財政救助、懲罰性稅收等措施，能規避道德風險，很大程度上提升宏觀審慎政策效果。

三、優化現行稅制結構，完善現代稅收制度

2018 年，我國稅制改革進一步向縱深推進：增值稅改革在取消13%稅率檔級的情況下，開始有序降低邊際稅率，并對小微企業設置每月3 萬元的免征額；企業所得稅在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和園區啟動研發費用加計75%扣除的試點，且將小微企業稅收優惠的標準由應納稅所得額50 萬元提升到100 萬元；個人所得稅在實現起征點由3500 元提升到5000元的基礎上，將教育、房貸利息、大病支出等納入稅前扣除；水資源稅從價計征，環境保護稅開始實施，關稅平均稅率由9.8%下調到7.5%……一系列的稅制改革保障了國民經濟的平穩有序發展，促進了企業的轉型升級，推進了現代稅收制度的建立與發展。主要研究成果有：

第一，深入分析稅制改革的基本邏輯，全面構建現代稅收制度。李淼焱、孫靜等在《動態稅制改革理論研究綜述》中認為，稅制改革是通過稅制設計和稅制結構的邊際改變來增進社會福利的一項系統工程。改革有效性直接關系到國家財政的穩定性，同時密切聯系一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增進。姚華在《新形勢下的結構性減稅及稅制改革》中從引導國家經濟穩定發展、促進稅制結構優化、實現各方經濟水平提升三個方面，對實施結構性減稅的意義進行解析。馮守東在《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背景下的稅制改革研究》中分析我國現行稅收的功能，對照分析我國現行稅制存在的不足，提出下一步稅制改革的著力點，以及我國新時代稅制改革的戰略思維、戰略重點和戰略舉措。徐進、陳志剛等在《中國稅制改革公平邏輯探析》中指出，從稅收公平的角度看，我國的稅制改革歷經了平均主義—忽視公平調節功能—注重效率兼顧公平—公平與效率并重—更加注重公平的變化。此外，從公平的內涵來看，稅制建設則從注重起點公平逐步轉向注重結果公平和過程公平。為建立更加公平的現代稅收制度，今后我國的稅制改革應在落實稅收法定的基礎上，繼續發揮稅收在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方面的調節作用。

第二，降低增值稅稅負水平，簡化增值稅稅率結構。李旭紅在《國際環境下我國完善增值稅改革的建議》中認為，考慮到我國存在著一定的出口優勢，采用目的地原則對于我國的企業更為有利，因為其可以保障出口企業盡可能以不含稅價格出口。劉怡在《深化增值稅改革 助力實體經濟》中指出，2018年5月1日起，深化增值稅改革舉措開始實施，其中一項政策亮點是對裝備制造等先進制造業、研發等現代服務業符合條件的企業和電網企業在一定時期內未抵扣完的進項稅額予以一次性退還，直擊實體經濟的增值稅“痛點”。楊鄭莉在《增值稅改革政策解析》中將增值稅改革的整體結構、推進路徑和目標效果進行了全面的分析。謝想、吳力佳在《增值稅新政對企業帶來減稅效應的研究》中采用數據分析、對比分析等方法，對增值稅新政改革帶來的減稅效應和存在的問題展開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調整措施。陳俐、王婷婷在《2018年世界增值稅改革發展評述》中認為，2018年世界增值稅改革發展最顯著的特點表現為：增值稅在世界范圍內持續推廣，絕大多數發達國家標準稅率基本保持穩定，調整和完善增值稅優惠政策，實施應對經濟數字化的增值稅改革，強化打擊增值稅欺詐的措施。

第三，以小型微利企業為重點，推進企業所得稅改革。王軍在《新時代下企業所得稅改革的思考——基于人民觀、風險觀和整體觀的認知》中強調，企業所得稅改革應立足新時代實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增強政策的確定性，積極改善和保障民生；堅持新發展理念，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帶來的風險；從稅種、部門、國內外等多個層次強化政策協調與整體配合，推動企業所得稅改革整體推進。樊其國在《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新政歸集解析》中對2018 年以來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連續出臺的一系列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進行了梳理歸集，從十二個方面進行解析，對非專業人員理解和掌握稅收優惠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魏紫、姜朋等在《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經濟效應的實證分析》中得出的研究結果表明，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可以顯著提高企業的凈利潤、固定資產凈收益率以及固定資產投資水平，但是對于企業研發投入的提高并不顯著。李宛妹、馬蔡琛在《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的銜接路徑——基于法人擬制說與法人實在說的考察》中針對我國上市公司個人投資者股利差異化稅收政策的現狀，提出免除重復征稅的路徑選擇建議：首先，將股利免稅制作為過渡性方式，對所有企業的個人投資者股利所得免稅。其次，適時從股利免稅制轉向歸集抵免制，保證個人所得稅收入調節功能的實現。最后，歸集抵免制推行成功后，對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征收企業所得稅。楊海萍在《技術創新企業所得稅優惠立法研究》中指出，我國技術創新企業所得稅優惠的規范性文件存在著立法主體混亂、政策性文件泛濫以及優惠內容不符合適當性原則的問題，并在借鑒發達國家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如下建議：規范立法范圍，加強立法的明晰度；修改立法，拓寬優惠范圍；建立稅式支出制度，完善稅制。

第四，開展綜合與專項扣除研究，建設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郭昌盛在《〈個人所得稅法〉修改的得與失》中回顧了我國歷次個人所得稅修法的進程，并指出本次修法取得的突破和按照現代稅制的要求仍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徐青、袁玲在《新個人所得稅法的實體內容變化及籌劃思路分析》中對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進行了展望、分析和設計。趙學輝在《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效果評析及建議》中指出，我國個人所得稅到目前為止一共改革了三次，但在具體實施層面，這三次改革問題依然層出不窮：它并未將其收入公平分配目的實現，而且其改革并未找到個稅問題所在，很多改革措施均流于表面。張京萍、劉晶晶等在《個人所得稅改革國際發展趨勢研究》中通過分析OECD最新發布的年度報告《稅收政策改革（2018）：OECD成員國及特定伙伴經濟體》，認為近兩年來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國際趨勢主要包括，一些國家持續降低對勞動所得的征稅，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負，加強對資本所得的征稅，增進稅制的包容性，使稅收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社會公平。黃風羽、韓國英等在《中國個人所得稅改革應注重三大關系的協調》中強調，新時代下，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的進一步推動仍然面臨著三大關系的協調，即籌資職能與再分配職能、勞動所得稅負與資本所得稅負、稅收制度與征管體系之間關系的協調問題。

第五，應對中美貿易戰，優化關稅政策體系。蘇鐵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下穩定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的策略——以“關稅吸收”理論為分析框架》中認為，穩定既有的對美出口市場，關鍵是需要破解增加的關稅成本?！瓣P稅吸收”關注的是進口國關稅調整后引起的出口國出口價格變化問題，對此，企業和政府皆可發揮各自應有的緩解作用。丁存振、肖海峰在《加征關稅對中美兩國農產品貿易及農民收入的影響——基于中美兩國相關研究的回顧與啟示》中強調，盡管對于加征關稅對美國農業的影響在測算結果上存在一些差異和分歧，但鑒于中國對美國農產品出口的特殊重要性，美國國內普遍認為加稅對其農業生產、農產品貿易和農戶福利的負面沖擊是巨大的，甚至有可能動搖美國農民對于政府和總統選舉的支持。這一方面表明美國國內對于農產品加征關稅的普遍憂慮,另一方面也從側面反映出中方以農產品作為反制措施是行之有效的。中方應當在堅持現有策略的基礎上，積極開拓渠道，保障國內農產品供應的穩定；加緊對貿易摩擦影響的科學量化評估，力爭把反制措施對國內生產生活的影響降到最低。蘭宜生、徐小鋒在《關稅對中國產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影響機制——基于中介效應的實證研究》中的研究表明，中間產品關稅稅率不僅可以直接對行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還可以通過降低全要素生產率對行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最終產品關稅稅率不僅可以直接對行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還可以通過降低研發投入對行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產生顯著負向影響，這意味著中間產品關稅和最終產品關稅的直接效用和間接效用都是顯著存在的。逄穎在《新形勢下海關關稅治理研究》中認為，逆全球化和大國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擴展了海關關稅治理的空間，一國關稅治理具有涉外性，受多種因素共同影響，已經不是單純的財政問題或經濟問題，而是國家總體治理政策中的一個子策略。

第六，構建環境保護稅制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李惠娟、徐雯雯等在《環境保護稅及其對經濟影響的研究——以江蘇省為例》中的研究表明，環保稅開征加重了企業負擔，短期內對經濟增長有輕微抑制作用。為消除這些不良影響，在環保稅開征過程中可采取包括約束與鼓勵并行、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循序漸進推進征收等措施。周莉在《環境保護稅稅收優惠條款與關聯稅中環境保護類稅收優惠條款的銜接與協調》中認為，環境保護稅稅收優惠條款，是社會資源運用法制化管理的主要參考依據，具有制度性、規范化、基礎性等特征，應結合環境保護稅稅收優惠條款與關聯稅的相關理論，著重對兩者之間的銜接和協調要點進行探究。于佳曦、李新在《我國環境保護稅減排效果的實證研究》中基于我國2005—2015年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建立模型，利用排污費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實證分析排污費的政策效果，并以之作為預測環保稅政策效果的參照。結果表明，征收環境保護稅可以減少單位GDP 二氧化硫、單位GDP 廢水的排放量，但對抑制單位GDP 固體廢物排放方面的政策效果不顯著，建議逐步擴大環保稅的征收范圍，增加稅目，提高稅額，促進企業主動減排。高萍在《環境保護稅實施情況分析及完善建議》中強調，應盡快研究修訂應稅污染物及其當量值、將全部VOCs 納入征稅范圍、將污水處理廠納入環境保護稅監管范圍；在征管層面，應順應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要求，基本目標定位于尋求與我國綜合型環境稅制度相適應、相匹配，并借力信息化管理的現代征管方式。重點考慮以排污許可制度為依托，對實施排污許可制度的環境保護稅納稅人按照其執行報告征收環境保護稅。張伊丹、葛察忠等在《環境保護稅稅額地方差異研究》中指出，各地區稅額制定呈現以下幾個特點，空氣質量較差的地區，稅額較高；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稅額較高；污染物排放量較高和較低的地區，稅額均較高。

第七，完善資源稅從價計征政策，重點推進水資源稅改革建設。王婷婷在《資源稅擴圍的法理邏輯與路徑選擇》中指出，從合理推動中國資源稅擴圍、協調資源稅與其他稅種關系出發，應選擇相對擴圍、循序漸進的思路，率先將水資源、森林資源納入資源稅調整范圍，合理調整、優化資源稅的子稅目設計，推動資源稅與其他稅種的稅目協調，并為資源稅擴圍提供充分的立法支持和征管保障。王萌在《完善資源稅改革的幾點思考》中，對從價計征、資源稅擴圍和清費立稅三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以進一步完善綠色稅收制度，理順資源稅費關系，減輕企業負擔。虞玉成、梁廳等在《我國水資源稅改革現狀分析及對策建議》中指出，水資源稅費改革對促進我國水資源節約保護、抑制地下水超采和不合理用水等具有重要的意義。李慧玲、胡詞敏在《我國水資源稅計征方式研究》中認為，價稅分離是水資源管理方式改革的法理基礎。以稅收主體功能為視角，對水資源稅采用從價計征更多地體現增加財政收入這一非主體的資源稅功能，而從量計征能夠充分實現促進水資源節約利用這一主體功能，比實行從價計征更能實現稅收效率和稅收公平。因此，從量計征是水資源稅計征方式的較好選擇。

第八，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相關經驗，支持我國稅制改革。李超民、劉新利在《美國國際稅制改革及其影響》中認為，美國對跨國企業在海外遞延的巨額盈利實施降低稅率，推動資本回流措施，實現了從全球征稅制向有限轄地征稅制的轉型，美國新國際稅制的模式是參與豁免體制。國際稅制的轉型既會對美國海外資本流動產生影響，也會影響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外資企業的在美投資，尤其是對于在美大銀行業務將產生潛在影響。未來，中美兩國仍需繼續展開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簽訂中美兩國雙邊投資協定將有助于改善中美關系，重塑中美相互投資的格局。毛潤華、羅欣等在《英國房產稅稅制改革研究及對我國的啟示》中對照中國房地產稅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完善我國房產稅制的建議，認為可以按城市房屋均價劃分房產稅起征點，實行多級超額累進征稅，針對多套房和豪宅的擁有者施以重稅，擴大房產稅征收范圍。張永、劉德強等在《日本稅制改革的脈絡及其對中國的啟示》中總結了夏普稅制確立之后的六十年時間里日本稅制改革的兩條基本脈絡。其一是在大多數年份采取了持續性減稅的改革措施，其二是在減稅同時實行了稅制結構的大規模調整?？偨Y了對中國稅制改革的若干啟示：一是在經濟增長時減稅。二是使直接稅和間接稅保持合理的比例。三是為了實現增值稅的稅收中性，適宜采取統一稅率。四是實行稅改的一體化方案。黃燕飛在《美國個人所得稅主要特征及對中國的啟示》中指出，個人所得稅是美國聯邦稅收第一大來源，對美國居民的全部收入征稅，并提供基于多個層次多種形式的納稅項目扣除，此項稅收的遵從和繳納成本主要由納稅人承擔，稅收征管成本較低，具有鮮明的特色。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正從分類征收向綜合征收轉變，可以借鑒美國個人所得稅的立法和征管經驗并避免其扣除項目過多帶來的問題。

四、科學推進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有效實現財政可持續發展

2018年，地方政府債務改革進入到新的階段。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在黨和國家的文件中提出“隱性債務”的概念，2018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防范化解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的意見》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問責辦法>的通知》部署對“隱性債務”的調查統計工作；2018年的預算報告將政府赤字率提升到3%，國債和地方政府的一般性債券都有明顯增長；在地方政府債務結構上，專項債券的新增規模首次超過一般債券的發行規模，地方政府的債務管理和融資模式進入到新的階段；開始于2015 年的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工作勝利完成，存量債務利率由約7.3%下調到約3.6%，每年約節約債務利息近7000億元。與債務改革相協調，政府債務理論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并主要表現在政府債務管理研究、地方債務風險研究和地方政府債務應用研究等三個方面。具體有：

第一，加強政府債務管理，推進財政的可持續發展。黃奇帆在《美國政府債務的演變格局和風險含義——金融危機十周年反思》中指出，美國大概率會采取三種措施來緩和平衡美國政府債務率過高的問題：第一種是美元貶值、通貨膨脹。第二種是通過加息縮表剪羊毛，以鄰為壑轉嫁危機。第三種是以全球經濟老大的實力改變游戲規則，大打貿易戰意圖獲取超額利益彌補、化解債務困境。李敏在《新時期政府債務管理的短板與彌補探究》中就新時期政府債務管理的短板與彌補進行研究，分析了政府債務在經濟體制、財政體制、債務管理和行政管理幾方面的工作短板。張曾蓮、張瀚之在《財政赤字影響政府債務風險的門檻效應研究》中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出發，選取2009—2014年34個國家的政府債務風險數據，利用面板門檻模型，分析財政赤字對政府債務風險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財政赤字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影響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存在門檻值，且在不同區間對政府債務風險起到不同的作用。車樹林在《政府債務對企業杠桿的影響存在擠出效應嗎？——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中構建了一個企業融資行為選擇模型，提出政府債務規模差異影響企業融資決策的理論命題，利用2005—2016年中國782家上市非金融企業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政府債務對企業杠桿的影響。研究發現：在企業市場杠桿率和財務杠桿率兩種口徑之下，政府債務與企業杠桿之間都表現出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政府債務對企業杠桿的影響存在顯著的擠出效應，且進一步研究表明，這種擠出效應主要是由國內政府債務驅動而不是國外政府債務驅動；考慮企業存在異質性融資摩擦的情況下，企業的規模越大，面臨的融資摩擦越小，政府債務對企業杠桿的擠出效應越明顯；采用動態面板方法估計控制內生性以及刪除異常樣本點后，政府債務對企業杠桿的影響存在擠出效應的結論依然穩健。

第二，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形成我國債務風險應對理論框架。俞建璋在《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可持續性研究》中深入分析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既考慮納入預算管理的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又考慮未納入預算管理的地方政府或有債務；在分析當前地方政府負債率現狀的基礎上，建立數理模型，分析地方政府負債率的長期均衡值和未來五年地方政府負債率的演變路徑。韓立巖、丁丁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研究綜述》中指出，地方政府債務的恰當性取決于債務水平與經濟增長的基本關系，實證表明其具有倒U 形關系，而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是根本保障。從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角度看，地方隱性債務的風險暴露是影響中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質量和引發金融系統性風險的重要潛在因素；商業銀行作為地方債市場的主要承銷商和重要投資者也將在地方債市場化的進程中面臨更多的機遇與挑戰。趙麗紅、胡舒揚在《制度變遷與政府債務：我國地方政府債務成因的制度分析》中認為，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生成和擴張的根本原因是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直接原因在于公共服務制度的變遷。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公共服務需求的擴大，地方政府債務將會伴隨市場經濟的全過程，去杠桿不等于徹底消滅債務。劉傳軒在《地方政府債務路在何方》中認為，地方政府債務在推動和促進地方加快發展、提前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過度舉債融資，也給地方政府帶來沉重的債務負擔和巨大的債務風險隱患，當前地方政府債務累積已到了“從惡如崩”的關口，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黨中央確定的“三大攻堅戰”之首，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已上升到維護總體國家安全的高度。朱立新在《我國地方政府債務成因及風險應對》中指出，由于行政管理體制不暢、財稅劃分制度錯位、債務管理不善，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上升速度過快，形成巨大存量；有效控制債務總量，降低債務風險，必須積極推進制度建設、逐步納入預算管理、有效控制債務水平、建立績效評價制度和創新政府融資模式。

第三，提升債務資金使用績效，支持地方經濟良性發展。張吉軍、金榮學等在《高質量發展背景下地方政府債務績效評價體系構建與實證——以湖北省為例》中遵循績效評價的基本流程，以湖北省的數據為基礎，運用層次分析法，建立包含輸入、對象、處理和輸出四個階段的地方政府債務績效評價體系框架，并根據地方政府債務績效評價體系的具體特點，從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四方面構建地方政府債務績效評價體系。實證結果表明，地方政府應更關注輸入階段的經濟性以及處理階段的效果性指標的績效評價，特別是績效目標、債務明確性等具體指標，并根據重要性對不同指標進行賦分，從而更有針對性地構建高質量地方性債務績效評價體系。趙全厚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范中的財政金融協調》中指出，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行為、防范債務風險已成為穩定系統性金融風險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關鍵措施，也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的重要內容。熊琛、金昊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與金融部門風險“雙螺旋”結構——基于非線性DSGE 模型的分析》中研究認為：模型中債務違約與不違約兩種狀態相互轉換，真實違約在長期帶來7.36%的產出損失；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與金融部門風險相互強化，且風險的依存關于不同經濟狀態呈現出非線性特征；傳導機制上，地方政府債務違約風險提高了金融風險并向實體經濟部門傳導，而金融部門風險通過直接的資產負債表渠道和間接的一般均衡效應渠道向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傳導；通過粒子濾波推斷的金融部門風險與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歷史狀態高度相關，進一步的歷史分解表明地方政府債務違約風險能夠解釋5.87%的金融部門風險，而金融部門風險則能夠解釋78.79%的地方政府債務收益率價差；政策分析表明，延長債務期限的政策會通過金融風險渠道放大地方政府債務違約風險的經濟衰退效應。因此，應當盡量減少對超長期地方政府債務的依賴以免強化金融風險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敏感性，且應當推行投資主體多元化以分散積聚在金融部門的風險，弱化風險的傳染。

五、發揮財政職能作用，支持打好三大攻堅戰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2018年，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疏浚淤塞、破除掣肘，成效初顯；精準脫貧，焦點不散、靶心不變，捷報頻傳；污染防治，從源頭防、用鐵腕治，部分地區污染問題得到遏制。以打好三大攻堅戰為目標，財政政策從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金融風險防控和穩定、精準脫貧的創新支持、環境保護投入力度加大等方面著力。相應的，財政理論和政策研究主要以優化財政政策模式、創新財政政策手段、提升財政資金配置效率和提高財政運行效率為重點展開，主要包括：

第一，發揮財政政策的職能作用，系統分析并打好三大攻堅戰。劉昆在《充分發揮財政職能作用 堅決支持打好三大攻堅戰》中強調，財政部門要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講話，明確財政政策支持打好三大攻堅戰的思路和舉措，從而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胡康平在《發揮財政職能作用助力三大攻堅戰》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對湖南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站位高遠，思想深邃，內涵豐富，飽含著黨中央和總書記對湖南發展的高度重視和親切關懷，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湖南工作的具體化。

第二，深入推進宏觀治理，優化政策搭配框架，有效化解重大風險。陳龍在《防控金融風險須加強財政能力建設》中指出，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亟須提升財政的風險防控能力，為此，需要在“有為而能非全能型強政府”的理念下，加強財政能力建設，為金融風險的化解提供支持、緩沖和適度的“剛性兌付”。朱瑞、許世菊《基于新舊動能轉化下的財政金融風險——以山東省為例》中指出，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是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然而，伴隨著新舊動能的轉換,區域性和系統性風險也會逐漸顯現出來，經濟發展的阻力也會進一步加大，因此，重視新舊動能轉換期部分領域中的各類風險防范尤為重要。汪超在《財政應積極防范影子銀行宏觀金融風險》中從政府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中的兩種角色定位出發，考察了財政應當承擔的責任，并對已有的關于影子銀行金融風險防范的財政監管政策進行了梳理。張敏在《從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看財政風險向金融風險的轉化》中指出，從地方政府的角度講，融資平臺具有一定的特殊背景，如果使用融資平臺信用風險向政府轉移的方式，就會對政府的財政收入造成一定的威脅，然后進一步造成政府的金融風險。張杏會在《互聯網金融風險防控財政政策研究》中認為，財政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杠桿，對互聯網金融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可以有效規避互聯網金融行業的風險問題，因此研究財政政策對互聯網金融的風險防控至關重要。

第三，加大財政政策扶貧力度，全面提升精準扶貧效果。儲宇強、韋邦榮、孟范范在《精準脫貧導向下安徽財政支出效率研究——基于皖北8 個國家級貧困縣的實證》中指出，皖北地區財政支出總體效率處于較高水平，但仍存在較大提升空間，規模效率是影響綜合效率變化的重要因素；社會保障、就業支出和醫療衛生支出對皖北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顯著的正向效應。梁艷鴻、覃娟在《精準扶貧與精準脫貧的財政政策研究——以廣西為例》中認為,面對新時期精準扶貧與精準脫貧的艱巨任務，更應該審慎地研究現行扶貧政策，結合當前脫貧攻堅的實際和形勢，構建起可操作性強、高效的財政政策體系，為如期實現全面脫貧提供更有力的支撐和更強勁的動力。李維勤在《完善牧業縣脫貧指標體系 確保財政扶貧資金精準發力》中認為，在牧業縣開展扶貧資金管理使用監督中，由于缺乏與貧困牧業縣區脫貧需求相適應的考評標準體系，使脫貧考核標準在貧困牧業縣區扶貧攻堅工作中無法有效地引導脫貧施策，影響財政扶貧資金精準投放、精準使用。

第四，加大環保支出，完善環保機制，防治環境污染。趙世萍在《創新財政投融資模式 助力大氣污染治理》中指出，我國大氣污染治理的資金投入主要依靠財政撥款。近年來，雖然財政資金投入力度不斷加大，但是，政府資金的有限性決定了在污染治理過程中，要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通過金融市場的政策創新來吸引和激勵市場力量的有效參與。王競達、范慶泉在《完善環保財政支出制度 建立污染防治長效機制》中指出，在財政的大力支持下，我國生態環境保護成效顯著。一方面，能源消費結構不斷優化，單位GDP能耗下降20%以上，重點城市重污染天數減少一半，森林覆蓋面積不斷增加。另一方面，制度建設日益完善，新環保法增加按日連續計罰等執法手段，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相繼頒布。馮雪艷、師磊在《財政分權、產業結構與環境污染》中指出，財政分權加劇本地環境污染，同時具有空間溢出效應，但財政分權可以通過影響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進程而顯著改善本地和相鄰地區的環境狀況，并且收入分權的改善作用更大。鑒于此，正確的政府激勵機制至關重要，應同時包含經濟和環境兩項指標，才能實現“金山銀山”和“綠水青山”的雙贏。馮夢青、于海峰在《財政分權、外商直接投資與大氣環境污染》中強調，以收入分權度衡量的財政分權指標與大氣環境污染物排放正相關，以支出分權度衡量的財政分權指標與大氣環境污染物排放負相關，FDI（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大氣環境質量有顯著的正向效應，實證結果具有穩健性?，F階段應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并完善外商直接投資與生態環境相協調的機制，建立環境治理跨區域財政合作機制，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史丹、吳仲斌在《完善中央財政農村環境污染防治相關專項資金管理的思考》中認為，完善中央財政農村環境污染防治相關專項資金管理，需要劃清支出責任、明確社會和各級政府投入重點，完善分配和支出方式、引導激勵地方政府和社會投入，發揮規劃和項目包作用、加強資金整合工作，加強績效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完善環境稅費制度、減輕財政支出壓力。

六、優化財政支出規模和結構，提升財政資金效率和效益

2018年，我國財政支出的規模達到22.09萬億元，增速達到8.7%。從支出結構來看，支持打好三大攻堅戰、支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實施減稅降費和全面加強民生保障是支出的重點。在財政理論和政策研究上，主要形成了兩個主要方向，即優化財政支出的規模和結構，提升財政資金的效率和效益。具體有：

第一，以財政支出的規模和結構為著力點，分析財政支出的效能。杜爽、陶暢在《我國財政支出政策發揮作用時點的實證分析——基于混頻向量的自回歸模型》中構建的混頻向量自回歸模型實證結果表明，相比于同頻數據模型，前者能夠更早地識別出財政支出政策發揮作用的時間，且對政策影響程度的判斷也更為準確。因而，可使用更高頻率指標“觀測”財政支出政策發揮作用時點，并依據經濟季度數據及時判斷與調整財政支出政策。張繪在《推動東北地區公共財政支出結構調整的思路和舉措》中提出，要通過落實國務院關于劃撥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饘嵤┓桨傅囊?，將中央和地方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金融機構納入劃轉范圍，填補基金收支缺口虧空。陳林在《財政社會保障支出規模對城鄉居民收入再分配影響分析》中從我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規模、結構入手，從不同視角分析了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收入再分配效應。通過加大農村社會保障支出、整合城鄉社會保障制度、提高社會保障層次等，對進一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實現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更加公平有效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具有重要意義。鄒、蔣佳在《廣西財政支出與城鎮化質量空間格局演變分析》中基于2007—2017年廣西縣級以上區域相關數據，從經濟、人口、社會、生態四個方面構建城鎮化質量水平的綜合評價體系，運用熵值法和SYSGMM 分析方法分析了廣西財政支出對廣西各地城鎮化質量空間格局分布演變的影響，進一步提出了提升廣西城鎮化質量水平的建議。魏吉華、蔣金法在《綠色財政支出：理論與實踐——對黨的十九大關于深化綠色發展的思考》中指出，綠色財政支出從發展思想、發展戰略和支出機制方面革新了傳統財政支出原則，并以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生態資本理論、環境價值理論和外部性理論為理論基礎。要建構基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綠色財政支出制度體系，必須合理劃分綠色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創新綠色財政支出方式和改革綠色財政支出管理制度等。

第二，以績效管理為基礎，提升財政資金的效率和效益。盧洪友、曹鴻杰等在《產業結構升級視角下財政支出的環境效應》中強調，財政支出既存在直接的污染效應，也會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加劇污染；第二產業內部結構合理化會導致環境污染加劇，但產業結構高級化有顯著的污染減排效應;財政支出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抑制作用，偏重于扶植第二產業。因而，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優化產業政策和以市場化為主的產業結構升級等措施有利于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于樹一、楊遠旭在《交通運輸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研究》中指出，交通運輸業作為國民經濟中基礎性、先導性、戰略性行業，財政事權較為集中，因此，該領域的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改革亟需提上日程并穩步推進。蘇京春在《財政支出績效評價中的監測環節：定位作用與總框架初探》中指出，財政支出關聯著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關聯著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的獲得感是否穩定可持續，關聯著經濟發展和增長過程中人民的滿意度是否能夠持續提高。王謙、董艷玲在《公共風險約束下中國地方財政支出效率評價與影響因素分析》中指出，2006—2016年全國整體公共風險約束下地方財政支出效率沒有實現DEA 相對完全有效；大部分省份公共風險約束下地方財政支出效率水平有待提高；公共風險約束下地方財政支出效率存在明顯地區差異；城鎮化水平、受教育水平、轉移支付以及政府規模對于提升公共風險約束下地方財政支出效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人口密度及稅收負擔則具有顯著負向影響。李秀君、劉冬冬在《財政支出有效性綜合評價分析——基于DEA 模型及標桿管理理論》中指出，經濟社會發展的復雜性、動態性，以及財政活動的政治、經濟多重內涵，導致財政支出有效性的提高始終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過程。李勝會、宗潔在《經濟發展、社會保障財政支出與居民健康——兼對逆向選擇行為的檢驗》中認為，增加社會保障財政支出和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均有利于促進居民健康，同時，在全國范圍內經濟發展與居民健康水平之間還存在倒U 型關系；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保障財政支出水平對居民健康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城鄉差異和收入差異，即對農村居民的影響要高于對城鎮居民的影響，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明顯大于對高收入群體的影響；醫療保險對居民健康的影響并不顯著，養老保險對居民健康具有促進作用，但是居民參加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與健康水平之間并無顯著的逆向選擇行為。

七、促進股權融資發展，控制債務不合理增長，推進政府融資平臺公司轉型

2018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進入到全面的轉型期，地方政府與融資平臺公司的邊界進一步清晰，資產負債表也要求各自獨立，并著手對形成的隱性債務進行分析和梳理。PPP 項目根據要求進行了相關清理，并完成了項目庫的管理和整頓，項目回購、明股實債等行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對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進行梳理，并對明確下來的債務進行逐筆認定，合理劃分責任，有效管理期限，避免形成總量性和結構性風險。根據上述工作要求，財政理論和政策研究主要著力于四個領域，即：地方政府投融資整體研究、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研究、PPP 研究和政府投資基金研究等。具體有：

第一，以可持續性和效率性為基礎，開展政府投融資的總體研究。張峰、屠立峰等在《新時代城市化發展與地方政府投融資績效研究》中借助SBM-DEA 方法，對全國31 個省市投融資績效作出評估，并提出投入冗余和產出不足的調整路徑及方式。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地方政府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存在投融資過度現象，可適當調整投融資結構，并將增加要素集聚度作為未來城市化發展的著力點。劉超群在《我國地方政府投融資可持續性綜合評價》中認為，我國地方政府投融資在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及公共服務提供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國投融資體制機制、官員晉升制度等相關政策制度不完善，以及政府間財權與事權不匹配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使得部分地方政府投融資行為發生異化，產生了諸如無效投資、變相舉債等行為，嚴重威脅了我國地方政府投融資可持續性。吉富星在《當前地方政府投融資的規范問題》中認為，在財政支出壓力大的形勢下，財政分權、晉升激勵、問責不力、金融操作復雜化等原因共同導致了近年來的違規舉債，加劇了預算軟約束。地方政府投融資及債務只是表象，應深入改革相應的體制機制，建立陽光化、規范化的中長期預算框架，鼓勵投融資創新的同時，防范財政風險。石小峰在《我國地方政府投融資問題的相關研究》中主要從地方政府投融資問題的相關概述入手，對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資水平的措施進行系統地論述，從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第二，堅持市場化運營的基本方向，推進政府融資平臺公司改革。張金良在《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戰略轉型方向探索》中指出，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環境與政策背景也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對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建設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進行投融資平臺建設過程中應當充分結合目前經濟體制機制發展的變化需求。劉雪云在《試論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的財務管理困境與對策》中指出，隨著市場化的發展，投融資機制也在不斷的改革創新，顯示出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在建立時不足的方面，財務風險的堆積也表現出了其不足之處。陳俊、張敏娜在《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的財務轉變》中提煉出平臺公司轉型時必須關注和強化的目標、智力資源、預算、融資、投資五大元素。同時構造了集戰略目標管理、智力整合管理、預算戰略管理、融資戰略管理、投資戰略管理五大維度為一體的平臺公司“財務轉型戰略模型”，并從五大維度入手，進一步從戰略、戰術的角度深入分析平臺公司財務轉型戰略的發展路徑。孫璐在《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轉型路在何方》中指出，在政府與市場的雙重壓力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轉型是大勢所趨，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迫切需通過轉換功能定位，激發內部活力，謀求轉型發展。田寧在《經濟新常態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轉型發展問題及對策分析》中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地方投融資平臺對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當務之急是在全面分析投融資平臺面臨的內外部環境基礎上，正視問題，創新思路，明確方向，完善措施，探索轉型發展新路徑。

第三，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實現股權融資的有效突破和全面發展。張曉玲、王溯在《基于不完全契約理論的PPP 模式中雙方控制權配置研究》中認為，基于不完全契約理論，控制權配置是影響PPP 效率的關鍵；在初始契約中規定項目收益分配比例的假設下，合作雙方的投入可以細分為公益性投入和自利性投入，通過模型分析，可研究在不同的參數條件下，控制權對雙方投入的激勵作用。宋程在《PPP模式在養老機構開發建設中的探索及應用》中從我國養老機構面臨的問題出發，提出了以PPP 模式對養老機構進行開發建設的可行性與必要性，進而探索養老機構的商業模式。汪海鵬、王帥在《PPP 模式在城市空氣污染治理領域的作用研究》中探討了PPP 模式在空氣污染治理領域的作用，以及存在的問題和具體的優化措施。解定駿在《智慧城市項目在PPP模式中的應用》中基于智慧城市建設與PPP模式的相關原理，闡述了采用PPP模式建設智慧城市項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對智慧城市建設項目與PPP模式結合過程中的相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研究，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式。翟熙辰、顧豐穎在《基于PPP 模式加快園區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的思考》中指出，目前我國園區基礎設施在開發建設過程中，所需資金量巨大，而地方政府融資能力較弱，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和困境。PPP 模式是私企和政府圍繞某個項目建立合作關系，彼此發揮自身優勢，促進項目建設，雙方實現利益、風險、責任的共享。

第四，發揮政府投資基金作用，提升股權融資在產業發展中的應用。郭磊、郭田勇在《政府產業投資引導基金對創新企業的影響》中通過對現有的描述不同類型政府產業投資引導基金的文獻進行梳理后發現，既有失敗的政府產業投資引導基金，也有像澳大利亞的創新投資基金這樣成功的政府產業投資引導基金，所以如何設計政府產業投資引導基金的投資過程才能使其更有效是一個迫切而又有意義的研究問題。王娟在《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結存原因及對策分析》中指出，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能夠通過市場長效機制帶動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實體經濟，基于供給側結構改革發展背景下進一步創新的財政資金新的支出方式，有效引導并帶動社會資本出現補短板，發揮出支持創新創業的作用。劉、張斌等在《試論金融去杠桿下政府投資基金變革新趨勢》中認為，隨著2017 年以來金融去杠桿政策的實施，政府投資基金遇到了融資難、進展慢的局面，不少地方政府開始改革政府投資基金的運行機制。馮靜在《改革背景下的政府投資基金：特點、問題與對策》中指出，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動力亟待轉化，產業結構有待提升，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日益聚集的背景下，探索新型政府投融資模式，防控債務風險，強化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已成為當前亟須破解的難題。張恒在《政府投資基金長期股權投資風險防控分析》中從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出發，分析對企業進行長期股權投資面臨的決策風險、運營風險和清算風險，并從投資階段、投資運營管理階段以及投資清算階段對長期股權投資存在的問題進行論述，探討了對企業進行長期股權投資風險的防控對策，包括業務全流程管理、建立全面的風險防范體系、培養優秀的人才隊伍以及建立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四個方面。

第五，發揮政府的信用支持作用，推進國家融資擔?；鸾ㄔO。李賀在《國家融資擔?；饐⒑?重磅舉措破解融資難》中認為，國家融資擔?；鸬某闪⒓斑\作標志著國家支持小微企業、“三農”和實體經濟發展的又一重大政策措施落地，將對破解小微企業、“三農”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起到實質性推動作用。張銳在《國家融資擔?；饘б鹑谛庞镁珳示劢埂分兄赋?，國家融資擔?；鹩谌涨坝韶斦柯摵?0 家機構共同組織發起設立，按照基金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的擔保金額占比不低于80%（其中支持單戶授信500萬元及以下小微企業貸款及個體工商戶、小微企業主經營性貸款的擔保金額占比不低于50%）的要求，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情況將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八、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劃轉國有資本充實社?；?/h3>

2018年，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進入到深水區。隨著“1+N”制度建設的基本完成，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總體框架也基本形成，主要包括國有資本運營和投資公司建設、國有企業產權改革與混合所有制發展、國有企業治理體系與“三項制度”建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劃轉充實社?；鸬人膫€方面。根據財政所涉及的主要領域和范圍，可將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劃轉國有資本充實社?；鹱鳛槔碚撗芯康闹攸c，主要有：

第一，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夏凡在《從競爭中性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中強調，一方面為解決中國經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應考慮以“競爭中性”原則對待國有企業。另一方面應提倡“所有制中立”，反對因企業所有制的不同而設置不同的規則。王潔筠在《基于國企分類視角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思路探討》中認為，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的改革是我國經濟體系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不斷強化國有資產體系管理也是保障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以及保障國家資產安全的重要路徑。許為為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層思考》中指出，在目前我國的改革過程中，已經初步形成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框架，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改革效果。但是，改革過程中仍然存在一系列問題，為了對這些問題進行妥善的處理，必須準確地認識到改革的重要性。薛貴在《新時期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探析》中分析了新時期面臨的主要任務，指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應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依據，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從宏觀上構建基于國有資本財政的國有資產統一管理體系；從中觀上完善國有資本授權管理體系，清晰界定和區分政府的行政職能、國有資本出資人監管職能、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和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的職能、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職能；從微觀上強化國有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根據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分類屬性著重分析國有企業運營模式的完善和運營目標的實現。衣維忠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思考》中，針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思路與路徑展開分析討論。首先分析現階段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然后基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化落實的時代背景，立足產融結合的現實需求提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思路與路徑。

第二，劃轉國有資本充實社?；?，支持養老保險體系可持續發展。樓繼偉在《加快國企充實社?；?適當降低社保費率》中指出，加快央企劃轉充實社?；疬M度，有利于增強國企法人結構，增強社會可持續性，有助于在精算基礎上繼續降低社保費費率，進一步穩定預期。文宗瑜在《推動國有股權充實社?；鹫卟粩嗤晟啤分姓J為，應進一步加大向社?；饎澽D國有股權的政策力度，從中央本級到地方政府，國有股權劃轉應擴展到更多的國有企業及國有控股公司。胡繼曄在《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鸬木売膳c路徑》中指出，在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逐步完善過程中，受多種因素影響，形成了一定的基金缺口。在推動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同時，通過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既可以使全體人民共享國有企業發展成果，增進民生福祉，也是促進改革和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現代際公平的重要舉措。朱聰影在《從國有資本劃轉到社?；鸬慕嵌瓤丛俜峙洹分兄赋?，康德的法哲學及其再分配觀的構建，與我國將國有資本劃轉到社?；鸬闹贫确矫嬗兄嚓P的法理基礎。由于我國社?；鸫嬖跉v史欠賬等其他原因，我國的社?；鹦枰鋵?，但國有資本劃轉社?；鸬恼斝砸约按酥猩婕皺C會平等的問題需要論證。韓秋在《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鹣嚓P問題分析》中認為，隨著我國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與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已經初步建成。由于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斷嚴峻，基本養老保險支出壓力增大，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鸬姆桨笐玫竭M一步的推進和確認。

九、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推進“一帶一路”發展

2018 年，不期而至的中美貿易戰影響了我國的對外貿易，并導致國內經濟運行出現一定程度的波動和壓力。為有效應對中美貿易戰，中國在堅持公平貿易、自由貿易原則的基礎上，對美國的貿易霸凌主義行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耙粠б宦贰痹?018 年也取得了新的成績，第三方產業合作、離岸經濟合作園區和國際運輸大通道的建設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在各項發展實踐取得重大突破的背后，我國財政理論也圍繞著中美貿易戰和“一帶一路”主題取得了重要進展。具體有：

第一，以關稅為重要的手段，在中美經貿關系互動前提下，取得對外開放的新進展。管濤在《盤點第一波關稅措施對中美貿易的影響》中指出，相較于中國，第一批關稅措施對美國貿易差額和美國對華出口的影響更大，而美國國內需求旺盛則是中美貿易失衡擴大的主要原因。倪紅福、龔六堂等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關稅成本效應分析——兼論中美貿易摩擦的價格效應和福利效應》中認為，總體上，現行關稅體系對中國行業的價格影響大于美國。但中美加征關稅，將使美國的價格水平提高幅度大于中國，進而美國居民的福利損失總體上大于中國。彭波在《中美貿易摩擦、關稅保護與貿易對等》中指出，關稅與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并非越低越好；中國的實際關稅水平并不高，真實關稅水平與美國基本上在同一水平，在不同的領域各有高低；在不同國家之間開展貿易，不可能實現關稅對等(reciprocal)，只能根據各自的條件進行選擇。朱海斌在《關稅的消極效應：以中美貿易為例》中認為，關稅大棒被祭起來，往往是因為很多人認為關稅有助于保護本國利益，能夠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但這純粹是一種幻覺。李季、卡瑪拉·達沃在《從“反補貼稅的征收”到“雙重補貼”——從中美貿易案的發展看中國“雙反”問題的演進與特色》中指出，中國不僅屢屢遭受反傾銷與反補貼調查，還受到更為嚴重復雜的“雙重救濟”問題的影響?！半p重救濟”問題經歷了從單一到復雜，從國內到國際的變化，其不僅對正常的貿易活動造成影響，也體現了相關法律體系不完善，監督機制不健全等諸多問題。

第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創新政策運用重點，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發展。張曉丹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政策研究——以遼寧省為例》中指出，隨著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遼寧省的經濟發展戰略必須向低碳經濟轉移，制定相應的支持遼寧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尤為關鍵。通過增加低碳財政投入、激勵市場主體節能減排和制約市場主體高能耗的多層次的財政稅收體系，促進遼寧低碳經濟發展。王桂敏、孫佟在《遼寧裝備制造業融入“一帶一路”倡議的路徑——基于財政政策的視角》中認為，就財政政策而言，在遼寧裝備制造業融入“一帶一路”倡議的進程中，財政政策應注重多種渠道、多種方式為遼寧裝備制造業融入“一帶一路”倡議提供資金融通的支持；為遼寧裝備制造業國際競爭能力的增強提供政策支持；為遼寧裝備制造業的技術研發和轉型升級提供政策支持；為遼寧裝備制造業融入“一帶一路”倡議的風險防范提供政策支持。趙麗霞、閆曉茗在《“一帶一路”建設下財政支出、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波動關系討論：一個分析路徑》中通過討論財政支出、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波動內在傳導與外在沖擊累積效應、外部效應及規模效應，揭示出短期內財政支出對經濟波動內在傳導效應并不顯著，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外在沖擊效應存在明顯的滯后性，財政支出與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正向疊加效應增速較緩;長期來看，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為明顯，即當期財政支出規模越大，其與產業結構變遷的累積聯動效應越顯著，下一期對經濟波動敏感度越強。楊武、李升等在《財政分權影響國際貿易嗎？——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實證檢驗》中，基于1995—201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39個國家雙邊貿易非平衡面板數據，利用貿易引力模型的實證研究結果發現，無論使用普通OLS 模型或是PPML、IV 模型，財政分權對于兩國國際貿易均有顯著促進作用，并且財政支出分權對兩國貿易的影響大于財政收入分權。

十、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完善政府間財政關系

2018年，隨著“營改增”改革的完成和增值稅改革的深化，以稅收制度為著力點的財政體制改革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傮w上，中央和地方的財力分配關系（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作為測算標準）保持在46：54 的水平，比例相對合理；財力總體下沉，縣級財力得到有效保障；政府間財政關系得到了初步的劃分，形成了財政事權的概念，并以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啟動了相關基礎性工作和制度建設。財政理論和政策研究也主要圍繞體制改革和政府間財政關系展開。

第一，堅持平衡規范可持續，推動財政體制動態重構。趙福昌在《財政體制改革的治理邏輯思考》中認為，在體現增長共享的基礎上，深化政府間財政關系改革，需要突出治理理念，科學理解“中央決策、地方執行”的改革前提，區分分權模式下項目劃分和要素劃分的邏輯差異，在以要素法劃分保障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著力強化央地權責內洽改革，調動兩個積極性，各負其責，推進政府間財政治理關系的深化。崔軍、黃健雄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中地方政府財政體制改革的建議》中認為，政府職能的劃分可分為縱向劃分與橫向劃分兩個原則：縱向劃分主要依據外部性、信息復雜性以及激勵相容三個原則來劃分不同層級之間政府的主要職能；橫向劃分主要依據同級政府的機構設置和工作內容兩個標準來劃分同一層級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主要職能。項中新在《生逢改革——財政體制改革中的體會與認識》中指出，站在這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有必要回顧和梳理改革中的成就、經驗和教訓，為我們即將開啟的新的改革探索積累更多的可供借鑒的經驗。就政府間財政關系而言，分稅制改革及其調整完善成效尤為顯著。申學鋒、王子軒在《“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脈絡及文獻述論》中指出，“省直管縣”是我國省以下財政體制的一種探索，其核心內容是“強縣擴權”，壯大縣域經濟。該體制是特定歷史條件的必然選擇，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暴露出體制不暢等問題，與當前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總體取向匹配不夠。閆坤在《創新財政體制機制 助力鄉村振興》中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劉丹、李永友等在《中國財政體制垂直失衡：測度方法與特征分析》中認為，中國的財政體制垂直失衡呈現整體上升趨勢，央地共擔支出及本不應由地方政府承擔的支出的增加是導致財政體制垂直失衡的主要原因，東北和西部地區的財政體制垂直失衡程度較深，應作為未來財政體制改革的重點。

第二，堅持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完善政府間財政關系。崔惠玉、秦文虎在《地方政府主體稅種缺失下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再思考》中認為，在當前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情況下，加之“營改增”后我國地方主體稅種缺失、事權和支出責任下移、城鎮化的推進造成地方支出責任過大，地方債務不斷增長，財政風險不斷累積。在此背景下我們既要遵循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規律，也要考慮我國在地方政府主體稅種缺失的情況下如何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理順政府間財政關系。李風雙、佟亮在《基于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視角下的專項轉移支付制度研究》中指出，合理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科學的專項轉移支付制度是“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前提條件。李楠楠在《從權責背離到權責一致：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的法治路徑》中指出，權責配置的行政化導向以及法律依據的缺失是導致權責背離的內在原因。應當明確，權責一致是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的最優路徑。具體來講，就是明確界定事權與支出責任范圍，建立健全事權法律體系；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加快完善地方稅體系；縮小各級政府財力差距，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等。董敬怡在《當前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存在的問題和建議》中強調，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是理順政府間財政關系的基礎和前提，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針對當前我國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存在的不清晰、不合理、不規范等問題，中央全力推進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朱克俊、余衛民在《省以下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研究——以安徽省為例》中對省以下財政事權的劃分原則和支出責任的保障方法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開展了相關的實踐驗證工作。于樹一、楊遠旭在《交通運輸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研究》中認為，交通運輸業作為國民經濟中基礎性、先導性、戰略性行業，財政事權較為集中，因此，該領域的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改革亟需提上日程并穩步推進，需要從尋求交通運輸領域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的基本理論依據開始，對其歷史沿革、國際經驗和劃分現狀進行全面分析。孫開、王冰在《政府間普通教育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研究——以提供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為視角》中系統梳理了我國普通教育事權劃分的總體格局以及政府間普通教育支出責任劃分的基本結構，分析現階段政府間普通教育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面臨的主要矛盾，研究基礎教育經費省級統籌、加大中央對高等教育經費統籌力度的普通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探索逐步建立“事權法定、上級統籌、超負上移”的共同教育事權劃分模式，提出以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和加強教育支出項目預算管理為支撐條件，優化普通教育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的具體思路。李振國、溫珂等在《中央與地方科技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研究——基于分級制試驗與控制權分配的視角》中在總結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基于分級制試驗視角認識我國科技創新治理中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從控制權的分配和轉移情況，對中央與地方科技事權和支出責任中的問題進行了剖析，指出檢查驗收權的轉移造成了各級政府部門在科技創新試驗中行為的異化，并會打破“由點到面”的試驗鏈條，影響相關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洪小東在《央地政府間環境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中認為，環境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應當遵循經濟邏輯與政治邏輯的辯證統一，并應充分考量環境權的特質以及央地政府政策目標的差異等重要因素。優化環境轉移支付機制、推進環境事權法治化是完善環境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的兩條基本路徑。

十一、完善財政學科體系，創新財政基礎理論

2018 年，中國財政學會舉辦了兩次新時代財政理論創新研討會，有效引領了我國財政理論研究工作，從而推動了我國完善財政學科體系、推動財政基礎理論創新的進程。具體有：

第一，完善財政學科體系，拓展學科領域、探索新的基礎定理和學科規律。傅志華、陳龍在《財政本質的“多重性”與集中體現——兼論財政學的學科屬性》中指出，圍繞公共經濟資源的汲取與配置，在人與物、人與人兩個層面上形成了財政本質的“多重性”，使財政具有了經濟、政治、社會、生態以及文化與倫理道德等多重屬性。在人與物、人與人兩個層面衍生出來的諸多財政關系，體現了國家治理的基本維度和內容，并以利益分配與協調的形式集中體現出來。財政本質“多重性”理論，為新時代推動財政理論創新、解決當前重大財政理論和現實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路。李俊生、姚東昱在《財政學需要什么樣的理論基礎——兼評市場失靈理論的“失靈”》中從思考“財政學需要什么樣的理論基礎”出發，以市場失靈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為線索，分析并發現了英美財政理論的要害在于其理論基礎的脆弱和狹隘；同時設計了“邊—中心”矩陣模型，借助不斷變革的財政改革與發展實踐對市場失靈理論進行檢驗，證明了市場失靈理論作為當代財政科學理論基礎的“失靈”。齊守印在《中國特色財政學部分基礎理論問題辨析》中著眼于科學構建中國特色財政學理論體系，圍繞財政學研究對象、學科屬性和邏輯起點這三個基礎理論問題展開。馬海濤在《新時代中國特色財政學的新邏輯》中首先對財政學發展的新舊邏輯做了梳理，重新解釋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接下來從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在基因、扎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稅改革實踐、吸收人類科學優秀成果等角度說明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財政學。白彥鋒、賈思宇在《全球財經治理體系變革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學的構建》中指出，當前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學，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直面國內外財政改革面臨的新問題、新情況。面對特朗普稅改和貿易摩擦、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稅收籌劃、企業俘獲財政等現實和理論問題，財政學必須與時俱進。只有這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學才能增強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煥發勃勃生機，才能成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王雍君在《智識財政學：回應公共生活敘事與改革挑戰》中認為，對當代公共生活精準敘事和綿密財政改革的雙重訴求，共同呼喚著財政學的智識性建構。將研究對象界定為集體物品，以依次涵蓋集體物品、財政場域、財政安排和財政政策的標準概念框架重構研究體系，可望作為最適當的系統性回應。崔潮在《財政學三大流派與國家治理財政學建構》中指出，按照財政主體歸類，財政學理論可分為三大流派：國家財政學、市場財政學和社會財政學。國家財政學是趕超過程中國家的財政學理論，以德國歷史學派財政學和我國國家分配論為代表，強調國家作用，重視歷史分析，為我國“全能財政”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支持。市場財政學是世界主流財政學，強調市場作用，以市場失靈界定財政范圍，以其為藍本提煉的公共財政論推進了我國從“全能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轉型。社會財政學對財政主體持多元主義觀點，通過結構和過程分析，探討財政決策規律，以布坎南的公共選擇學派為代表。整合吸納上述三大流派觀點，特別是將公共選擇理論中國化，立足國家主體性理論再創新，構建國家治理財政學，具有重要現實意義。雷根強、劉曄在《基于服務國家治理現實需求的財政學科屬性研究——兼談對財政學一級學科設置的建議》中從國家治理含義及其三維體系出發，討論財政內在所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三重屬性，進而分別從服務于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改革的現實需求層面論述財政的基礎和支柱作用。

第二，深入開展稅收理論研究，推進稅制建設和稅收征管。楊志清在《我國國際稅收理論與實踐的回顧與展望》中認為，國際稅收問題是國際經濟貿易活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同時，也是我國對外開放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姜孟亞在《稅收之債理論及其在我國的實踐》中認為，從理論上講，稅收法律關系應該能夠構成債務關系，因此作為一門學問，稅法應該以“稅收債務”為中心來加以體系化。從保證國家收入的角度來說，稅收債務關系說和稅收權力關系說并沒有實質性的分歧。但是在民主、法治發展與納稅人權利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稅收債務關系說無疑更具有進步的意義。葉金育在《稅收構成要件理論的反思與再造》中指出，稅收構成要件不僅具有構成要件的普適性能，而且保有稅法學科的獨特秉性。這一復合性特質使其內生稅收法定、法益保障和稅際識別三大本體機能。然而，稅收構成要件基本概念、范疇與合理的邏輯結構缺失等體系缺陷致使其本體機能不斷弱化，已然偏離了稅收構成理論預設的軌道，使其指引稅收法治建設的工具價值大打折扣。以可稅性階層與應稅性階層為體系驅動，以定性構成要件與定量構成要件為階層分解，以定性要素系統與定量要素系統為具體展開，以可稅阻卻事由與應稅阻卻事由為體系補足的階層稅收構成理論，應當作為稅法體系建造與實務推進的基石理論和基準范式。陳少克、程大燕在《地方稅收可持續性：理論界定及分析框架構建》中基于相關文獻的分析，從本源型可持續性角度界定地方稅收收入可持續性的分析框架，即從產業結構與稅收的協調性、稅源的流動性、稅制體系的完整性及其變化，中央和地方稅收關系等角度界定分析框架以探析影響地方稅收收入可持續性的制度原因。祝錫萍、高炎等在《基于稅收鏈理論的投融資行為稅負均衡點研究》中分析了投融資行為所表現的稅收鏈效應，論述了投融資行為稅負均衡點的含義及其計量模型，從宏觀層面測算日常投融資行為的稅負均衡點，指出政府應當合理運用稅收和利率兩大經濟杠桿，保持稅收政策和利率政策的相互協調。楊盛軍在《論稅收正義的理論類型及其反思》中指出，在稅收正義的相關理論中，主要有能力說、權利說與公共利益說三種類型。能力說強調了稅收行為的可能性，權利說突出了個人權利的重要性，公共利益說突出了稅收的目的性。但三者均沒有從整體上界定國家、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邏輯辯證關系，以致割裂了個人權利、國家權力與公共利益之間的聯系。完整的稅收正義必須以個人權利為前提，以公共利益為目的，在保護并尊重個人權利的前提下，通過國家權力的合理行使實現公共利益。楊志勇在《人工智能、稅收政策與稅收理論》中認為，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促進了公共服務的改善、傳統產業的升級以及獨立的人工智能行業的發展。近年來，中國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很快，但基礎理論較為薄弱，人才儲備仍然不足。稅收政策對人工智能發展的支持應是全方位的。稅收政策應根據實際情況選擇，要避免因此破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發揮。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會逐步要求重塑稅收制度，甚至對公共服務融資方式提出新要求，相應地，也會要求稅收理論的創新。劉奇超、羅翔丹在《經濟數字化的稅收規則：理論發展、立法實踐與路徑前瞻》中強調，經濟數字化稅收規則的制定是當前國際稅收領域研究的重點與難點問題。從理論研究看，修訂聯結度規則、建立新的利潤歸屬規則、衡量數據與用戶參與度的價值、設計臨時性征稅方案的理念是國內外關注的重點話題。從立法實踐看，各國主要采用了常設機構修訂/替代規則、預提所得稅、流轉稅和針對大型企業特殊稅制的四類應對數字經濟問題的課稅方案。從政策發展看，短期方案的設計應堅持OECD 提出的六項基本原則，長期方案或修改現行聯結度規則和利潤歸屬規則。王敏、袁嬌等在《“互聯網+”背景下稅收征管模式研究：一個理論分析框架》中指出，在構建稅收征管模式一般理論的基礎上，具體研究“互聯網+”背景下最適稅收征管模式的選擇及其關鍵支撐的理論分析框架，從而實現理論有效性到應用可行性的有效銜接及轉化。劉小龍在《電子商務稅收實務和理論研究動態》中認為，國際上已經有許多電子商務征稅模式，日后的電商發展中全面征稅也是必然的趨勢。從理論角度分析，電子商務稅收仍缺少實務分析和定量分析，日后可運用調查問卷、數據測算以及案例分析等途徑，基于電商發展中的各類稅收問題進行探討。

（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供稿，張 鵬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