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時代觀的三重維度

（中國社會科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2488）

馬克思時代觀是馬克思以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思維審視時代判斷依據和發展邏輯、分析時代迫切問題和文明時代特有矛盾、闡明資本積累驅使下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自我崩潰和階級斗爭推動下無產階級時代必然到來的特定理論，既體現了馬克思對所處時代的深入思考，又體現了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

一、哲學維度：歷史唯物主義是把握時代的根本準則

恩格斯曾講過，“這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于馬克思”。[1]（P30）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起源就是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2]（P647）然而，由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對抽象的人的崇拜這個費爾巴哈新宗教的核心，則是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已開始的工作。[3]（P295）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大略地說明了全部近代史；在《新萊茵報》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解釋當時發生的政治事件，在《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從一定經濟狀況出發說明一段現代歷史。[3]（P532）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歷史唯物主義又成為了馬克思理解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歷史的鑰匙。[4]（P469）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原理作了精辟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意識決定存在，而是社會存在決定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4]（P591-592）

馬克思并未命名自己的偉大發現。很多情況下，馬克思從事著開創性工作，恩格斯則對這些工作進行梳理和發展。在起先的《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德國農民戰爭〉1870 年第二版序言》《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反杜林論》等著述中，恩格斯稱這一發現為唯物主義歷史觀或唯物史觀，直到在《1890 年8 月5 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開始將之命名為歷史唯物主義，并在隨后的《1890 年9 月21—22 日致約瑟夫·布洛赫》《1890 年10 月27 日致康拉德·施米特》《1893年7 月14 日致弗蘭茨·梅林》《1894 年1 月25 日致瓦·博爾吉烏斯》等信中，進一步闡釋了對它的認識。一是豐富了經濟基礎的科學內涵。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即為生產關系的總和，而生產關系“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5]（P994）它們必然涉及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故而，恩格斯談到，“我們視之為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系，是指一定社會的人們生產生活資料和彼此交換產品（在有分工的條件下）的方式。因此，這里包括生產和運輸的全部技術……此外，在經濟關系中還包括這些關系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和事實上由過去沿襲下來的先前各經濟發展階段的殘余（這些殘余往往只是由于傳統或惰性才繼續保存著），當然還包括圍繞著這一社會形式的外部環境”。[2]（P667）二是批判了將歷史唯物主義歪曲為“經濟決定論”的觀點?！叭绻腥嗽谶@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后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的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斗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2]（P591）同時，“一種歷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2]（P659）譬如，國家權力對于經濟發展的反作用、法典對經濟關系的非忠實反映以及“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2]（P599）三是提出了歷史合力論?！皻v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2]（P592）在相互交錯的力量創造歷史的過程中，偶然性與必然性相互交織在一起，但是“通過各種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的必然性”。[2]（P669）

歷史唯物主義是把握時代的根本準則，也就是說，“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1]（P284）從時代的判斷依據來看，“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6]（P210）“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這里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4]（P592）歷史上劃時代的一切階段的特征都表現在各自生產資料的進步和已達到的狀況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程度由固定資本的發展程度來指示，史前時代又可劃分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7]（P418）從時代的發展邏輯來看，“生產的一切時代有某些共同標志，共同規定……其中有些屬于一切時代，另一些是幾個時代共有的。有些規定是最新時代和最古時代共有的”。[8]（P26）由此可知，以生產為坐標的時代，除具備本身的特殊性外，還具備時代比較的抽象共性，譬如，生產工具與生產技術存在于所有時代，但是，促成時代發展的恰恰是有別于共性的特殊性，是在物質生產方式方面體現時代先進性的特殊性。同時，某一特定時代都有其經濟界限，即該時代包含獨有的、適應一定物質生產狀況的社會關系，它們是“由物質生產過程中的革命和進化造成的社會關系的根本改造”，[9]（P283）是必將消失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時代局限性。

二、方法維度：確定和分析時代的迫切問題

馬克思談到，“一個時代的迫切問題，有著和任何在內容上有根據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共同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澜缡繁旧?，除了用新問題來回答和解決老問題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因此，每個時代的謎語是容易找到的。這些謎語都是該時代的迫切問題……”。[10]（P203）也就是說，確定時代的迫切問題是困難的，因為確定的問題不一定是時代的迫切問題；確定時代的迫切問題又是容易的，因為問題的確定以能否解決世界史老問題進而推動時代發展為依據。那么，真正的時代問題是什么？“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10]（P203）這一格言、呼聲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革命的、公開的時代矛盾。1847 年10 月，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的道德化》中，通過科學闡明當時時代的真正問題從而批判了卡爾·海因岑對共產主義的非難。海因岑的主要邏輯是，當時時代的主要問題不是共產主義者認為的社會問題而是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問題。正是德國君主制權力統治著社會財產、維系著財產關系的不公平，所以，他才鼓動通過農民暴動來建立主要由美國聯邦制度為模板的德意志共和國，成功后，以國家法令形式解決包括財產關系在內的全部經濟矛盾。海因岑的最反動之處就在于將德國革命終結于資產階級屬性，“他的政黨就是‘人們的黨’，所謂人們就是指那些以‘人類’目的為幌子、為‘資產階級’利益沖鋒陷陣”。[11]（P348）為此，他必須首先將時代的主要問題終結于德國君主制的禍害以作為他自圓其說的出發點。但事實卻是，“德國的君主專制發生較晚、維持較久，這只能以德國資產階級的畸形發展來解釋”，“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動角色只是表明在舊社會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會，這種新社會必然也感到政治外殼（舊社會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須撐破”。[11]（P340-341）具體來講，以純粹中世紀關系為基礎的傳統工商業、與宗法關系相適應的新興民族工業部門、衰落的市民自由城市、失敗的農民以及世界市場的從屬地位等社會經濟現實使德國資產階級深深地依附于王室并造成了君主制這一適應于德國面貌的政治形式；伴隨曾經的社會經濟現實的發展，君主制愈發成為阻礙工商業發展和苛捐民眾的桎梏，愈發成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共同革除對象。然而，“德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尚未形成階級之前就同無產階級處于對抗地位”，[11]（P346）工人階級盡管應當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但它顯然只是消滅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一個必需過渡；出現太晚的德國資產階級反抗君主專制的斗爭活動并不能否定一切先進國家中早已存在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斗爭事實，即被少數幾個德國資產者資助的海因岑一直竭力抹殺的真正的時代問題。在搞明白這個時代之謎的前提下，財產問題就好理解了，它不過是大工業、世界市場和自由競爭聯合作用下的資產階級時代中的工人階級的切身問題，是不公平的生產和交換關系中的階級沖突產物。海因岑主張的其他方面也是時代問題下的謬論，“他不是使自己適應德國的發展進程，而是十分任性地要求德國的發展進程適應他自己”。[12]（P659）

分析時代問題還必須進行時代比較，即“要了解一個限定的歷史時期，必須跳出它的局限，把它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較”。[13]（P287）恩格斯在傅立葉和摩爾根的啟發下，科學比較分析了所謂的“文明時代”的滅亡問題。傅立葉將目前為止的社會歷史分為蒙昧、野蠻、宗法和文明四個階段，“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它的上升時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時期”。[14]（P532）上升是指該階段展現的物質和精神產品將逐步達到該階段物質生產方式因內部相適應和諧而支持的最大產能，意味著該階段蓬勃的時代景象或代替低級階段的合理性；下降是指該階段體現的物質和精神產品將逐步落到該階段物質生產方式因內部相矛盾沖突而導致的最小產能甚或負產能，意味著該階段衰敗的時代景象或讓位高級階段的必然性。是故，傅立葉認為的與資產階級社會劃等號的文明時代不可能是人類無限完善化能力的時代，這個較之野蠻時代在生產上有巨大進步、在罪惡上復雜虛偽的文明時代必然要被更加發達更為高級的時代所取代。正因如此，恩格斯講道，“傅立葉把人類將來會走向滅亡的思想引入歷史研究”，[14]（P532）即資產階級文明時代人類的政治鎖鏈和經濟桎梏終將走向滅亡。1884 年上半年，恩格斯在實現馬克思遺愿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利用并補充摩爾根對人類史前史的研究成果，對由分工、交換、商品生產三個基本要素構成的文明時代的特征邏輯作了歷史唯物主義對比分析。從天然產物這一基本生產資料的利用對比上看，“蒙昧時代是以獲取現成的天然產物為主的時期；人工產品主要是用做獲取天然產物的輔助工具。野蠻時代是學會畜牧和農耕的時期，是學會靠人的活動來增加天然物生產的方法的時期。文明時代是學會對天然產物進一步加工的時期，是真正的工業和藝術的時期”。[3]（P38）從文明時代較之其它時代特有的生產與占有不一致性來看，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的生產和消費在本質上是共同的生產和直接分配產品，產品及其生產過程由生產者本身支配，生產和占有是一致的。文明時代的生產和交換則是由盲目的自發的商品經濟規律所支配的，產品及其生產過程支配生產者本身，因此，積聚財富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而這又必然導致生產和占有相分離以及個人占有的絕對優勢，這一事態的最終惡果就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奴隸制、農奴制和雇傭勞動制便是文明時代的三大奴役形式?！白詮奈拿鲿r代開始以來所經過的時間，只是人類已經經歷過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3]（P198）就像奴隸制、農奴制先后消亡的邏輯一樣，雇傭勞動制盡管背后有更發達的科學、更繁榮的藝術、更豐富的產品和更巧妙的統治技巧，但它生產的每一進步所產生的后果和它們的都一樣，即都是被壓迫的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它最終也必將被自我消亡的經濟和階級因素所埋葬。

三、價值維度：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是歷史必然

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是資產階級時代?！吧a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4]（P34）之所以呈現如此時代表征是因為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財富的私人積累、雇傭勞動條件下的資本的形成和增殖）[4]（P43）運行著自我崩潰的邏輯必然。具體講來，資產階級通過暴力、法令、經濟欺詐等方式剝奪直接生產者的土地、生活資料和勞動工具，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并使勞動者逐漸淪為除自身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無產者。資本的本性在于增殖，資本積累的本質就是剩余價值的資本化。資本家不斷進行資本集中和資本集聚，不斷革新技術和優勝劣汰，不斷提高勞動社會化程度和資本有機構成，一方面創造了巨大的生產規模和膨脹的資產階級財富，另一方面導致了大量的相對過剩人口和嚴重的無產階級貧困。因為“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終原因，總是群眾的貧窮和他們的消費受到限制”，[5]（P548）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發展著的、與人口相比驚人巨大的生產力，以及雖然不是與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資本價值（不僅是它的物質實體）的增加，同這個驚人巨大的生產力為之服務的、與財富的增長相比變得越來越狹小的基礎相矛盾，同這個不斷膨脹的資本的價值增殖的條件相矛盾。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5]（P296）危機的實質是生產相對過剩。工人作為充斥在市場上的商品的真正生產者卻缺乏這些商品，他們甚至缺乏像人一樣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安皇秦敻簧a得太多了。而是資本主義的、對立的形式上的財富，周期地生產得太多了”。[5]（P287）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絕癥。危機的規律是，“生產一定要經過繁榮、衰退、危機、停滯、新的繁榮等等周而復始的更替”，[11]（P109）“經過持續幾年的若干波動以后，在商業周期的一個時期中繁榮的最高點所達到的生產水平就成為下一個時期的起點”。[15]（P556）故而，“危機永遠只是現有矛盾的暫時的暴力的解決，永遠只是使已經破壞的平衡得到瞬間恢復的暴力的爆發”，[5]（P277）“‘如果現在的國民經濟組織及其法的基礎，土地的私有制和資本等等被看做是基本上不應變化的制度’，那就沒有……任何辦法‘來消除……原因’，從而消除‘這個禍害本身’”。[16]（P425）由上可知，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必然導致資本增殖映襯下的無產階級貧困和資產階級所有制自我否定邏輯中的周期性危機?！吧a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6]（P874）因此，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就在于動蕩、不安定、變動之下孕育的自我毀滅種子。

“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些互相斗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14]（P544）資產階級時代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直接對立的時代，這一對立決定于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生產已經成為社會的活動；而交換以及和它相伴隨的占有，仍舊是個體的活動，單個人的活動：社會的產品被個別資本家占有”。[14]（P565）無產階級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是先進生產力的物質承擔者，是社會產品的直接創造者，但卻被資產階級戴上了徹底的鎖鏈、遭受著普遍的不公正，成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為造成的貧民，不是在社會的重擔下機械地壓出來的而是由于社會的急劇解體、特別是由于中間等級的解體而產生的群眾”。[12]（P17）他們被剝奪了所有生產資料，只配零星出賣自身勞動來獲得生活資料，加之機器、分工、競爭和危機的影響，他們愈發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完全喪失了作為人的本質的存在。無產階級自誕生之時便開始了對資產階級的反抗。起先，工人通過毀壞機器、商品、廠房的方式同直接剝削他們的單個資產者作斗爭；后來，伴隨無產階級力量的日益增長以及無產階級生活狀況的一致惡化，工人開始成立工聯等反資產者同盟，并利用發達的交通工具將地方性的斗爭匯合成全國性的階級斗爭?！肮と说亩窢幨俏ㄒ粋ゴ蟮?、唯一站在時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戰士軟弱無力而是不斷加強他們的力量的斗爭”，[2]（P470）因為這一斗爭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是符合時代生產力發展方向的、是直擊資本主義死穴的獨立運動。盡管資本主義尚有巨大的調試改善空間，無產階級解放的物質暴力條件甚至組織、政黨、理論和時機等方面尚未具備，也就是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進行時代對決的臨界點仍是歷史曲折發展中的必然接近；但是無產階級本身存在的秘密就是通過否定私有制來使這個世界制度實際解體，[12]（P17）進一步講，無產階級必將運用奪得的公權力使生產資料擺脫其資本屬性而實現其社會性質，進而消滅所有階級和政治權威，最終實現人的最高本質。馬克思對無產階級這一歷史使命的任何進展都是滿懷革命鼓勵的。1854 年3 月，他在給曼徹斯特工人議會的信中明確指出，“這樣一個議會的召開本身就標志著世界歷史上的一個新時代”，即“大不列顛的工人階級最先具有足夠能力并且最先負有使命來領導最終必然使勞動得到徹底解放的偉大運動”，為此，“它應當把這些生產財富的力量從壟斷組織的無恥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使它們受生產者共同監督”。[17]（P13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