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框架下的博物館
——回到托尼·本尼特的博物館思想

王思渝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北京 100871

如果以一種廣義的視角來視之，對于當代博物館學研究來說，在有大量的學者以博物館自身的實踐、技術、業務等“怎么做”問題為導向而不斷尋求突破的同時，也有大量的學者致力于將博物館置身于更大范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中，以博物館為窗口或為鏡子，關心圍繞著博物館而彌散開的種種互動關系。例如，近年來常見的“新博物館學”或“批判博物館研究”等聲音均是其中的代表?？v觀此類研究，權力問題歷來是其中的核心；而在這當中，不同的學者又有著不同的理論傾向，他們對于權力的本質、權力的來源以及權力在博物館身上的作用機制等問題均有著不同的闡釋。放在今天的整個博物館世界來看，這批學者和相關著述應當被視為當代西方博物館研究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其中，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所做出的工作不容忽視。本尼特自身最具聲名的研究多集中在廣義的文化研究領域，因此在該領域內，已有大量學者對托尼·本尼特從不同側面做出過介紹；而對于多數博物館學研究者而言，托尼·本尼特最具知名度的研究作品依然是其1995年出版的《博物館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Museum），但若就此僅將托尼·本尼特及其作品簡單理解為一種博物館史實層面的貢獻，不免不夠全面，仍有遺憾。尤其是近年來，西方學術界呼吁彌合批判研究與實踐研究的呼聲愈重；在此背景下，重新去重視以托尼·本尼特為代表的這一批學者的研究工作將更助于搭建同樣以博物館為話題、但有著不同研究趣旨的不同學術傾向之間的橋梁。

有基于此，本文的目標便在于，回到托尼·本尼特關于博物館問題的相關著述當中，將托尼·本尼特及其博物館相關討論重新置于更廣闊的思想背景中，尤其關注他如何借助對博物館的經驗主義研究從而游走在各個西方理論派系之間。借此，一方面以期得以全面理解本尼特所描述的權力框架下的博物館圖景，另一方面也將以此為起點，簡要對其博物館思想及權力問題未來的發展做出評述。

一、思想背景

關于托尼·本尼特在西方學術界的總體地位，徐小霞將其評價為“當代文化研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本尼特早年主要從文學理論的角度出發，集中在“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審美理論方面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傾向”方面；而隨其本人在20世紀80年代移居澳大利亞之后，開始在文化研究領域著力更深，而在當中，博物館成為了其重要的經驗研究的對象和工具[1]。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存在著側重點的轉移，但是托尼·本尼特身上所帶有的思想傳統依然是一以貫之的。這首先還是發端于英國文化研究的傳統。段吉方曾把20世紀以來的英國文化研究概括為四個維度，分別是英國文學學科的職業化訓練、對精英主義的批判性超越、對工人階級與大眾文化經驗的關注以及與馬克思、阿爾都塞等文化理論思想的呼應[2]。在下文對本尼特的討論當中，我們將看到，這些維度在本尼特的身上都能找到不同程度的映照。其次，包括本尼特在文學理論領域內所作的貢獻與其后期的文化研究工作也不必被視為一種斷層。例如，他對于“何為文學”等問題的理解本身便是放諸在一個建構的過程當中去闡釋的，尤其關注當文學文本進入到閱讀流通領域之后所伴隨的意識形態斗爭和話語實踐[3]；而這種思路在其后續的博物館和文化研究當中還將持續反復看到。

此外，對于本尼特自身而言，有兩位對當代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界依然影響深遠的重要人物也被本尼特承認為了自己博物館思想的重要來源，即安東尼奧·葛蘭西和米歇爾·?？?。

安東尼奧·葛蘭西出生于意大利，常被視為20世紀以來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尤其是他對于文化霸權（Culture Hegemony，又常譯“文化領導權”）的討論成為了本尼特后期工作的基石之一。阿蘭·斯威伍德曾經對葛蘭西式的整個文化概念做出過一個整體性的評價。他提到，在葛蘭西的理論框架中，“文化、政治和革命是一個整體的概念”[4]。在葛蘭西看來，文化不僅是一種經濟基礎的機械反映，也不是一種靜態的權力；他使用“霸權”一詞實則已經暗示了其間所涉及到的不同的階層和集團在爭取其統治地位時所產生的彼此斗爭關系。

這尤其通過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的行為來實現。在葛蘭西的眼中，“（知識分子）的形成是同所有社會集團相聯系的”，這伴隨著一個“同化和征服”的過程[5]。如果說，本尼特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葛蘭西的這類論調之后所使用的主要例證便是博物館的話，那么葛蘭西自身所舉出的最佳證據便是學校和各類教育機構。以此為基礎，在葛蘭西的理論體系當中，這種文化權力觀的覆蓋面是極廣的。他強調“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這樣一組相對的概念；而這種“霸權”職能不僅指涉的是國家或政府，統治集團在社會過程當中也可以繼續實現其“霸權”職能，知識分子作為了這類統治集團的“代理人”，以此為基礎形成“人民大眾所給予的‘自發的’首肯”，從而得以形成一個完整的結構[6]。

總體來說，葛蘭西的觀點為文化或一系列在社會領域內表達文化的機構與權力之間的聯系搭建起了一條重要的橋梁。這種權力觀在社會當中具備廣泛的滲透力，這一點也是本尼特的博物館思想中所繼承的重要內容；只不過，葛蘭西的權力觀總體上依然是“自上”的，與馬克思主義式的意識形態理論是密切呼應的，因此本尼特也同時意識到，葛蘭西的論調在解釋“微觀政治”、以博物館為例的各類實際代理人（如館長、設計團隊、各式委員會等）、包括布爾迪厄等人所看重的社會區隔等問題時依然存在著乏力[7]。對這種乏力的不滿足使得本尼特在后期對博物館的具體討論之時更多引入?？碌乃枷?。

米歇爾·?？率侵两裨诙鄠€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依然影響深遠的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他的學術思想涉略廣博，喬治·瑞澤爾在編寫《后現代社會理論》（Postmodern Social Theory）一書時特意將?？碌睦碚摲譃榍昂髢善?。他認為，?？虑捌谥卦谔岢觥爸R考古學”，以一種特定歷史時期特定權力話語權的框架去分析不同時期的知識的產生，以及在“權力譜系”（Genealogy of Power）中論述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后期則以性和性別的討論為主要貢獻[8]。這也代表了今天學術界對?？碌囊环N普遍的理解。

在這當中，?？掳l展起來了一套成熟的權力觀，這種觀點也對本尼特關于博物館性質的看法影響頗深。

例如，在?？驴磥?，知識的形成與其被看作是種理所應當的過程，不如更應被理解是特定時期內權力制度牽連的產物。借此論調，?？逻M一步討論了一個社會是如何在一種權力關系下界定哪些內容是需要被排除出去的、哪些是要受限的以及哪些是合適的，人們在這個權力無處不在的社會又是如何約束自我行為的[9]。

再如，?？聫娬{“規訓”這一概念。他將視角瞄準了17-18世紀以來隱藏在軍隊、修道院、學校、工廠等機構中的一系列“紀律”“馴順”式現象，并把他的這種研究思路解釋為一種權力的“微觀物理學”的思路[10]。?？略趯Α耙幱枴睓C構進一步展開分析之時，尤其關心一種“分配藝術”，即，在建筑學意義上如何通過一種空間的分配來配合一種馴化技術。

與瑞澤爾的思路相類似，如果一定要給?？碌乃枷胱鲆粋€分期的話，大多數研究者會強調，正是從《性史》開始，?？聦⒆约旱臋嗔Φ挠^點更旗幟鮮明地推向了一個微觀的層面?！缎允贰返囊饬x在于，?？略噲D向人們揭示，即便是性這樣看似極為隱蔽的話題，它實則宣告的也是在權力下對身體的一種支配[11]。實際上，?？碌倪@種權力觀在上文關于知識權力和“規訓”的討論當中已能有所體現。而且，正如莫偉民所總結的，?？碌臋嗔τ^“既非單純的政治權力理論，也非權力決定論”，主體在這個過程中享有自由，這構成了權力存在的前提；但也正在這些自由的主體關系之間，權力無處不在的被生成出來，植根于社會網絡當中[12]。

二、博物館與權力思想

在思想背景的基礎上，本文的問題還是要回到本尼特是如何描述其自身的權力觀下的博物館世界的。

關于托尼·本尼特對博物館問題具體的討論在徐小霞、段吉方、李艷豐[13]等學者的研究中已有較為詳細的譯述。在他們的討論中，權力問題均是與本尼特所關注的文化政策、治理術等概念相綁定的；但是，在部分問題上，這些研究也仍有分歧。例如，在本尼特的理解當中，不同理論流派的權力究竟為何意；借用博物館，本尼特所想要表達的權力觀究竟為何，等等。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系列問題，重新回到本尼特的文本當中，以博物館為突破口重新反思本尼特在各大理論流派之間或借鑒或批評的游走狀態，是必要的。

在本尼特的文化研究藍圖當中，博物館是其在方法論上重要的經驗研究的對象。具體來說，本尼特的這項工作主要建立在他關于博物館史的討論之上，尤其是1995年出版的《博物館的誕生》自然可以被視為其代表作之一。從史實層面，可以把本尼特的討論看作是主要集中在18-19世紀以歐洲為中心的公共博物館的形成過程；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別于簡單以線性時間軸為邏輯的史實梳理，該書的理論性大于其史實性。本尼特對于博物館史的討論并不局限在究竟哪座博物館才能被稱為完整意義上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館”等這類史實界定性的問題之上?！恫┪镳^的誕生》全書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以“歷史與理論”為題，第二和第三部分更從標題上便表達出明確的理論話題指向，分別為“管治與政治”“有關進步的技術”。

從本尼特將重心轉移到對博物館史的討論開始，他便旗幟鮮明地打出了葛蘭西和?？碌钠焯?；但是實際上，在《博物館的誕生》中，本尼特呼應的第一個理論思想、也是該書的討論起點始于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概念。本尼特承認了哈貝馬斯等人在提出“公共領域”時對社會階層等問題做出的劃分，這也是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所做出的重要貢獻。繼而，本尼特也承認了博物館在特定時期、一定程度上確可以被視為一種“公共領域”的產物；但是，通過將公共博物館的形成置于18世紀西方整個資本主義公共概念的背景之下，本尼特更為強調，一方面，博物館身上帶有著一種政府性工具的色彩，充當著區分資產階級和其它大眾階層的角色；另一方面，博物館又通過其開放政策，試圖拉攏各個社會階層，使其它大眾階層“學習成為文明人”。這種看似矛盾的二元結構也引出了本尼特在各個理論流派當中游走的核心話題，即，“博物館既不是一種簡單的社會同化機制，也不是一種差異化機構，它的社會功能一直介于這二者的沖突性拉力之間”[14]。有鑒于此，他并不建議將博物館完全看作是哈貝馬斯式的“公共領域”的一部分。因為，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需要建立在對國家和政府權威的批判之上；但是本尼特認為，“從19世紀中期以來，（博物館）的公共性很大程度上恰是市民和政府意義上的”[15]。

由此實則可以看出，本尼特還是吸收了一定程度的葛蘭西式的傾向，博物館帶有了文化霸權爭奪的色彩。葛蘭西的理論框架在本尼特看來，恰“能夠給文化和意識形態力量所發揮的作用以應有的重視，也能夠對不具有階級性的行動者所發揮的作用給予應有的重視”[16]。

但是，依然回到上述對于這種沖突性拉力的認識，這也構成了本尼特與傳統的葛蘭西式的討論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他提到，如果按照葛蘭西式的提法，“政治社會”實行強迫和控制，“市民社會”通過文化和道德系統來創造出文化霸權從而為現有社會秩序尋找合理性，那么博物館將毫無疑問的整體屬于“市民社會”的一部分。對此提法，本尼特認為只能說“看似是”[17]。本尼特依然承認“葛蘭西式的視角對于將博物館與資產階級民主政體的關系理論化來說是必不可少的”[18]；但與此同時，對博物館“獨特的政治關系領域”的重視使得本尼特在余后的討論中轉向了?？?。

借助?？?，本尼特想要探討一種新的社會管理和規范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市民依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力，以一種“遠距離治理”為目標，個體會在這當中自主自愿的自我規范[19]。這種?？率降乃枷雽崉t意味著，權力是在社會微觀中滲透和生成的，“自下”的自主和“自上”的控制同時存在。這應用到本尼特對博物館的討論當中便具體表現為其對博物館歷史上由私向公的轉換過程的關注、對博物館作為一種表征（Representation）空間的特性的關注、對博物館觀眾在進入這樣一種公共語境之后所自主受到的“規訓”的關注。

其中，最為典型的思想便是本尼特所提出的“展示性復合體”（Exhibitionary Complex）的概念。他認為，“借助對物品進行劃分從而賦予其表征意義，包含著‘展示性復合體’的機構將一個封閉、私人領域內的物品逐漸地轉向更為開放、公共的場域，他們由此變為了向全社會題寫和傳播權力信息的工具”。博物館這類的展示性機構可以類比于?？碌摹氨O獄群島”（Carceral Archipelago）的概念。如果說，?？碌墓ぷ魇钦宫F了監獄、收容所這一類的機構如何在社會中樹立起一種“壞”的標準；那么，本尼特則是把博物館看作是在社會中樹立起一種“好”的典范。這二者剛好建立起一種社會“規訓”和“治理”之間的對應關系，“展示性復合體的形成為在道德和文化上約束工薪階層提供了一個新的工具。博物館和博覽會，通過展示技術和修辭以及在19世紀早期的展覽形式中所形成的教育性的關系，將工薪階層和中產階層融入到了同一個語境中。而前者則被一套適合的、應景的行為形式所約束，從而凸顯后者的影響力”[20]。

對這個問題更為具體的解釋還建立在本尼特對觀眾看展這一看似簡單的行為的理解之上。在本尼特看來，觀眾看展實際上充滿了從邊沁到?？率降摹翱础迸c“被看”的邏輯。主體在看展覽的過程中也實現著自我監控，博物館實則傳遞出了一種對觀眾自我行為的規范，形成了“不斷傳達、自我監測、自我規范、秩序化的公眾”[21]。

在此基礎上，本尼特關于博物館的討論當中還有一部分內容值得被單獨予以關注，即，對于整個現代性（Modernity）問題的反思。

這首先表現為本尼特對18世紀以來借由博物館所傳達出來的“進步”（Progress）、“文明”（Civilization）等概念及其背后的進化論思想的討論。此時，本尼特自身的人類學背景的影響開始不斷顯現出來。如果說整個20世紀晚期以來的人類學早已徹底走向了一種對進化論的全面批判，那么本尼特的工作首先是與對廣泛存在在藝術、考古、人類學等多領域內的“原始”“發展”等概念的批判相呼應，并且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引申到對于博物館展覽敘事和觀眾行為的觀察。

本尼特認為，在18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博物館敘事邏輯當中，“文明”往往被看作是一種歷史鏈條的高潮，“每個類型的博物館都像是一個悠久歷史當中的一個章節，每一章都有一個結束，同時又預示著下一章的開始。觀眾的行為就像閱讀一本偵探小說一樣走向一個終結性的結尾”[22]。博物館為觀眾設定的一條線性參觀路線與一種進化論式的發展路徑相輔相伴。本尼特尤其以Pitt Rivers的早期博物館思想為例。在一所博物館建筑內，文物按照舊石器、新石器、銅器、鐵器再到中世紀及其后的時代序列來加以安排，這樣即便是“最不受指導的學生也能從中認清物品所處的歷史地位，從而尋找到自我起源的連續性路徑”[23]。

這種對進化論的討論一直延續到了本尼特今天對整個全球化的看法。在本尼特看來，全球化不應被局限為20世紀后期以來的概念，從博物館誕生之初，博物館主事者對自我中心以外的“他者”的好奇開始便已開始讓博物館擔負著一種類似于全球化的使命。而從那時起，時至今日，全球化使得博物館不斷面臨著要如何處理“差異化”（Differentiate）問題。而在早期的進化論思想當中，所謂的“進化”的概念自身便將無可避免的需要處理自身與一系列“他者”文化的差異關系；只不過，尤其是進入戰后階段以后，博物館所面臨的環境有所轉變，它需要在一種去殖民化、文化平權、復合性的公共領域和后殖民化浪潮當中重塑其與“差異化”的關系。在這當中，“多元文化”成為了博物館最為重要的一種策略。但是，本尼特借用Ghassan Hage的“動物園式的多元文化”這一概念指出，機械的對“他者”的收藏的增加并沒能逃離種族中心、民族國家控制權等問題的前提限制，殖民主義式的“奇異的他者”到了后殖民主義時代搖身一變成為了這種多元文化式的展覽，但其背后的核心邏輯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同時，在本尼特的討論當中，決定文化政策走向的權力主體一直是其重點關注的對象，因此本尼特在此階段的焦慮也在于，當博物館將全部的精力用于應對這種“世界主義”之時，是否能有效彌合民族國家內部自身的階級差異所帶來的一系列矛盾。這也同樣是屬于一種文化邏輯下的“差異化”的問題[24]。

實際上，在本尼特更為新近的工作當中，他開始更為直接的表達其關于現代性本質的看法。他開始與拉圖爾和約翰·勞等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相呼應，從而指出，博物館與其它實驗室式的機構相類似，它們通過對“人”與“非人”的區分，通過對物重新進行收藏、管理、排序并賦予其意義，從而建構起了一種現代性[25]。這也構成了本尼特為何要稱博物館為“現代性的機器”的原因，“物性”是在一種網絡體系當中相當于其它“行動者”而建立起來的一種理性特質[26]。

值得強調的是，上述對于現代性的討論看似遠離了從葛蘭西到?？率降慕浀淅碚?；但是，其間所包含的權力思想實則與本尼特既往的工作是一以貫之的。如果說“展示性復合體”概念的提出及其關于早期博物館史的討論是為本尼特在葛蘭西和?？轮g尋找到了重要的理論橋梁；那么，在這種從葛蘭西到?？率降臋嗔τ^下，博物館是如何具體運作的、如何體現出這層權力關系的，上述關于現代性的討論便是答案之一。

尤其是，如果將本尼特對文化政策問題的整體關注引入到本文的討論當中，將更有助于我們理解本尼特權力思想的一致性。

關于文化政策的問題，曾經一度在文化研究的傳統當中是一種單純批判的對象；但是，本尼特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一現狀。吉姆·麥克蓋根在其自身的工作中實際上是進一步發展了本尼特的既有成果[27]，并且在此之前他更高度強調了本尼特這一做法的意義。在他看來，本尼特的工作尤其與視文化為文本，從而只關心“意指程序和對意義的爭奪”的傳統文化研究相不同；本尼特提出將文化政策引入文化研究當中，并大范圍的依靠?？率降奈⒂^權力理念，從而將文化研究推往了實用主義轉向[28]。在本尼特自身的表述中，這首先意味著對“文化”概念的再反思。他試圖將“文化看作一系列通過歷史特定的制度形成的治理關系”，這種治理與?？碌闹卫硇g相呼應，“被看作和說明為獨特層面的社會管理”；如此一來，所謂的文化政治不會僅僅再是文化研究的一種起點或終點，而是“處于特別的文化技術當中”需要被重新反思的話題[29]。而本文上述所描述的種種對博物館發展史的解讀、對博物館與現代性關系的理解便成為了本尼特證明這套文化技術和治理關系確實存在的最重要例證。

三、余論：以托尼·本尼特為起點

綜上所述，托尼·本尼特關于權力框架下的博物館的討論為我們今天重新去看待博物館的身份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路。Rodney Harrison曾經站在整個文化遺產和博物館研究的話語轉向的立場對本尼特的工作做出過積極的評價[30]；Clive Gray等學者也在本尼特的基礎之上但又有別于本尼特的既有思路而對博物館政治性的問題做出了更多的發揮[31]；徐堅在構建自己從收藏史到思想史的研究意圖時也特意以本尼特的博物館史研究作為先例，強調“將割裂后孤立的收藏史重新潛入到社會文化之中”[32]。我們需要看到的是，本尼特所描述的博物館圖景一方面雖然看似不能覆蓋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博物館世界的全部，在理論框架下本尼特對具體案例所作的挑選的痕跡是明顯的；但是另一方面越是站在關注圍繞著博物館所存在的種種政治、經濟和社會互動的研究立場上，本尼特所秉持的實用主義立場、游走于各大理論流派之間的權力觀點是不容被忽視的。

因此，本尼特所做的工作更應該被視為一種開始，而遠非結束。

首先，本尼特在其自身所秉持的實用主義式的文化研究框架下，所作出的最重要努力之一便是引入對文化政策的討論。但是，本尼特的文化政策的討論依然更大程度上是“第三方”式的，缺乏對政策本身的生產過程更為細致的關注。博物館所處的政策環境、具體的博物館官方政策、從官方科層體系內部到非官方力量圍繞博物館政策所引發的權力博弈等問題仍有待討論。

其次，本尼特所高度看重的微觀權力的思想實際上仍有可進一步發揮的空間。尤其是當本尼特也已看到了在博物館實際政策制定時所存在其后的多元的“代理人”身份的存在之時，這些權力主體自身的價值立場和相互關系有時并不至于上升到經典的文化政策的層面，但是對于博物館最終所呈現之面貌卻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這也意味著，當我們試圖以博物館最終所呈現之面貌來反推其背后的廣泛的權力問題之時，這種更為細微層面的權力因素是需要研究者更為謹慎去對待的。這方面的討論也將有希望成為彌合批判研究和實踐研究彼此之間縫隙的突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