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載道
——唐宋科舉士人參與政治的投名狀

郭樹偉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河南 鄭州 450002)

韓愈是唐宋以降中國文化史上的巨人,蘇東坡稱贊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之語遂為定評。毫無疑問,中唐時期的韓愈在維護儒家思想作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方面表現出了卓越的見識,而他的文學創作也成為表達此種思想的有力工具,其文學創作和他的思想見解都在封建社會后半期影響深遠。這是因為以韓愈為代表的中唐古文作家群體提出了符合時代需求的“文以載道”的社會命題,而“文以載道”是科舉貴族士人在皇權面前的集體投名狀,是科舉貴族取代門閥貴族之際的政治承諾,是古代中國社會特定的歷史階段具有特定歷史的、文化的、社會學的多重意義的文學現象。

一、唐宋科舉制度背景下士人階層的遞變

古代中國歷史上文學成就可以和韓愈相匹敵的有多人,如司馬遷、曹植、李白、杜甫等人,在思想成就上比韓愈有成就的人也很多,如董仲舒、慧能、王陽明等人,但是為什么韓愈如此引人關注呢?這就值得認真思考。陳寅恪在《論韓愈》一文提道:“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后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于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于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后轉舊為新關鍵之人物也。其地位價值若是重要,而千年以來論退之者似尚未能窺其蘊奧!”[1]而韓愈之所以偉大，與科舉制度的興起有著密切關系。

隋唐之際，隨著科舉的興起,“士族長期徙居城市后,與鄉村宗族同舟共濟的關系已經基本消失。而鄉村的宗族因精英的不斷流失,也已經無法發揮太多的社會政治影響”[2]，從而撕裂了官僚與鄉村社會的密切聯系,出現了“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 于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 士族亂而庶人僭”(《新唐書》卷四十六)的現象?？傊?隨著均田制的崩潰,唐朝國家直接控制民眾的社會結構開始解體,沒有政治地位的紳士集團——庶族地主開始形成, 新興的五代和宋朝政權由職業軍人和文吏構成, 由此形成的政權集團缺乏鄉村社會的根基，其權力來源更加依靠皇室授權，科舉制度成為國家選擇官僚、君主加強專制的工具,發揮了消解世族集團的政治勢力,而國家通過科舉人士組成的官僚集團加強了對民眾直接控制的功能,且這一趨勢隨著歷史的變遷一直得以強化。從唐到宋,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與完備,一個新興的科舉士人階層迅速崛起,并在政治舞臺上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形成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北宋時期,科舉規?？涨皵U張,每次科舉考試錄取的人數從原來的數十人擴展到數百上千人,從錄取人數來源方面看錄取社會基礎也急劇擴大,科舉制度進而成為基本國策。如淳化三年(992)三月辛丑,宋太宗謂宰相曰:“天下至廣,借群材共治之。今歲登第者,又千余人,皆朕所選擇。此等但能自檢,清美得替而歸,則馴致亨衢,未易測也?！?《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十三)當時人柳開亦指出:“至于今上,凡八試天下士,獲僅五千人,上自中書門下為宰相,下至縣邑為簿尉,其間臺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見奇能異行,各競為文武中俊臣,皆上之所取貢舉人也?！盵3]從唐到宋,通過科舉,士人愈加受到優待。據統計與推算,唐代 290 年間共取進士6646人,明經約為進士的 2至 3 倍,若按 2.5 倍推算,約為16 600人,二者共約2.32 萬人,平均每年錄取進士、明經約 80 人。宋代 320 年間的貢舉登科人數,正奏名進士約43 000人,正奏名諸科約17 000人,二者共約 6 萬人;特奏名進士、諸科約 5 萬人。進士、明經、諸科等正、特奏名總共約11 萬人,平均每年取士360 多人,為唐代的 4.5 倍,科舉出身者在高級官員中更加占據優勢?？婆e取士改變了中國古代官僚隊伍的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僚隊伍的素質,尤其在高級官員中,科舉出身者所占的比例,逐漸增加,以至占據優勢。

印刷術的發明也助推了科舉制度向前發展?？婆e制度產生于隋代,但隋代的科舉僅僅是“分科舉人”,并未與學校教育直接掛鉤。到了唐代,一個很大的進步就是考試與學校教育相結合。由于科舉與學校教育的結合,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學擁有數量龐大的官學生,唐太宗時中央官學有學生3620人,玄宗時全國州縣官學生達67 000多人,而作為基礎教育以及官學補充的私學數量自應大大超過此數?？婆e制是分科舉人,選拔人才的方式基本固定,考試科目基本固定,學習內容也基本固定,特別是與經學有關的考試內容也基本固定。換言之,過去是個性化學習,而現在變成制式化學習。除了普通考試之外,還有不少?？瓶荚?如醫學、律學、書學、算學等?？荚嚳颇考榷?學生學習的內容也就基本確定了,由此帶來的一個巨大變化就是全國同一科舉考試科目下學習的內容是基本相同的,教材也大同小異,這樣也有利于國家在教材的選擇、文選的編訂方面貫徹自己的主流意識形態。因此,因科舉而產生了對文獻的大規模、批量化的復制需求。設若社會上的圖書仍然像宋代以前保存在個別的權貴之家、國家書庫,那些寒門士子接觸不到這些文化資源而想仕進,其困難程度不言而喻。顯然,印刷術的發明是科舉制度的重要物質基礎之一。

二、韓愈的“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

中唐安史之亂之后, 地方藩鎮割據, 中樞統治者信佛佞道, 更加重了社會的動蕩不安,中央政權日漸式微。韓愈出于政治責任感,以弘揚儒學的學術視角, 貶斥佛、道, 又以知識分子憂患意識, 探究中唐以后存在的諸多社會問題, 以儒家入世進取的政治態度表達了其治國安民的思想。韓柳古文運動的首要任務是要改革文體, 試圖借此來復興道統, 恢復散文宣揚正統思想的功能, 以挽救由于安史之亂后的唐王朝國家意識形態的紊亂。古文學家認為, 社會衰落的根本原因, 是人們違背了儒家傳統的社會規范而導致禮義喪失, 道德水準下降, 因此，需要再次樹立起儒學權威, 以重新整頓社會秩序。他們從文學的社會功能角度提出了為教化而復興“古文”的主張。所以, 古文運動開始就不是一種單純的文學運動。韓愈提倡古文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復興道統, 恢復儒家所提倡的政治倫理秩序, 其現實意義是使唐代中央集權得到維持, 封建王朝得以復興, 社會得以保持安定。 也就是說,是經世致用的儒家思想促成韓愈進行文體文風改革。由此,他提出文以載道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韓愈認為要繼承古人之道, 恢復“道統”,明白易曉的古文是最佳工具,是載道之器, 也就是說，古文在宣傳儒家思想方面, 它的重要性是其他文體所無法替代的。韓愈古文思想的核心是文道關系,提倡以寫作古文來發明圣人之道。注重文章的政治文化價值是儒家一貫的追求,但在韓愈之前,論者對“文道”關系的闡述,往往著眼于對文章“教化”功能的提倡。蘇東坡的“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出自《潮州韓文公廟碑》。北宋元祐五年(1090),潮州人在城南為韓愈建新廟。元祐七年(1092),蘇東坡應潮州知州王滌之請而撰寫了這篇碑文。這句從文、道兩個角度高度評價韓愈的話,成為千古名句。宋人黃震說:“《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為此,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三蘇文范》卷十五)為什么“非東坡不能為此”?因為蘇東坡的這篇文章,雖說多少有一般碑傳文字褒揚過甚之嫌,但也充分肯定了韓愈振興儒學之功,盛贊他“文起八代之衰”,歌頌他在潮州的政績,概括他坎坷不平的一生,敘述潮州百姓對他的愛戴和懷念。文章氣勢磅礴,風格雄渾。為什么“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宋人洪邁說:“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其勢……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后眾說盡廢?！盵4]其實歷代稱揚韓愈的人遠不只洪邁所舉四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韓愈之后的文人學士,沒有能繞得開他的。因為,韓愈不僅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后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還是那個世風、文風日下時代的“救世”者,他不僅要振興文道,還要振興世道。

首先來談談“道濟天下之溺”。秦漢以來,在中國古代史上相當長時間,儒家都是封建統治階級所倡導的主流意識形態。漢代的“獨尊儒術”,宋元明清的“程朱理學”,這一點是學界認可的。但是唐代則基本上是儒釋道三家并立的狀態。在官方背景下,以孔穎達為代表的學者修訂了《五經正義》。這說明儒家學說仍然是官方意識形態的主流。 然而,實際情況并不如此,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皇帝執政階段,儒道佛三家有各自的信仰群體。武則天信奉佛教，是否真心信佛這個不得而知,但是她尊崇佛教以對抗李唐尊崇的道教,從而削弱李氏的影響目的達到了。武則天早年被迫削發為尼,而當她準備篡位登基的時候,便開始大力利用佛教。武則天自稱“佛弟子”和女菩薩,因此,武則天要當皇帝還必須有佛的旨意,在這種情況下,《大云經》便應運而生?！杜f唐書》記載:“載初元年……有沙門十人偽撰《大云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舊唐書》卷六)《資治通鑒》對這件事也有記載:“夏,四月,癸卯,制:以釋教開苦命之階(胡注:謂《大云經》也),升于道教之上?！薄疤焓谠?十月,壬申,敕兩京、諸州,各置大云寺一區,藏《大云經》。使僧升高座講解?！盵5]唐玄宗信奉道教，造成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紊亂。但開元年間,國家達到極度繁榮的階段。杜甫的《憶昔》寫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盵6]達到了儒家治理的較高境界。當然,唐玄宗作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先秦時期道家描述治理的狀態也成為他建設新的意識形態的理論來源。據《登科記考》記載:他在國家選拔考試中開了“道舉科”。獨孤及(725-777),唐朝散文家,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這大概是歷史上唯一的人,因為其后再沒有開設過。當然,唐代其他諸帝情況各異,儒道釋各有信仰群體卻是實際情況。蘇東坡所謂的“道溺”,也就是說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紊亂,統治階級信奉各種學說各有理由,或為治國,或為長生,而普通的民眾信奉佛教是要“救苦救難”。宋代以后也有個別的皇帝信奉道教,但只是個人行為,而唐代卻是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建設的一種選擇。

再來談談“文起八代之衰”。蘇東坡認為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實非虛譽之辭。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運動,主張用散句單行的形式寫作散文,逐漸代替了此前的駢文,以卓越的理論和創作實踐持續千百年,為古典散文的藝術生命注入新鮮血液。蘇東坡文章評價之準確在于從文、道關系的高度充分肯定韓愈,韓愈功績之高在于從文、道的根本角度出發,力求振興文風、世風。而文、道關系,是中國古代哲學、文學乃至藝術的一個基本命題?！鞍舜敝傅氖菛|漢、魏、晉、宋、齊、梁、陳、隋,這幾個朝代正是駢文由形成到鼎盛的時代;“衰”是針對八代中的駢文而言的。一個“衰”字,表達了唐宋古文家對駢文的貶斥和不滿。從駢文的發展看,這一描述雖不乏主觀色彩,但還是很準確的。因為兩晉以后,駢文風氣大盛,不分內容場合,幾乎無文不駢、無語不偶,走向了形式主義歧途;內容上大多風花雪月,兒女情長,無病呻吟,趨于墮落。到唐代中葉,韓愈、柳宗元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主張用散句單行的形式寫作散文,使這種散文逐漸代替了此前的駢文,并持續千百年。在這場運動中,韓愈功不可沒,并且以卓越的理論和創作實踐,為古典散文的藝術生命注入新鮮血液,為散文的發展開辟了一條康莊大道。

三、“文以載道”是唐宋科舉士人晉身國家權力中樞的政治承諾

韓愈之前, 唐代就有蕭穎士、獨孤及、李華、梁肅、柳冕等人開始嘗試古文創作, 他們一邊把散文的價值限定在倫理教化和服務于政治的范圍, 一邊進行古文創作, 但他們大多將注意力放在理論闡述上, 大講復興古文的重要性。蕭穎士的《贈韋司業書》是自剖心志的文字,其中他寫道:“丈夫生遇升平時,自為文儒士,縱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視聽,致俗雍熙,遺名竹帛,尚應優游道術,以名教為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沮勸之益,此其道也?！?《全唐文》卷三二三)而獨孤及在《唐故殿中侍御史贈考功郎中蕭府君文章集錄序》中,也倡言文章宏道、垂之不朽的卓越意義,所謂“足志者言,足言者文。情動于中,而形于聲,文之微也;粲于歌頌,暢于事業,文之著也。君子修其詞,立其誠,生以比興宏道,歿以述作垂裕,此之謂不朽”(《全唐文》卷三八八)。這表明下層寒族參與政治的思考,門閥士族日以退出歷史舞臺也是一種必然的事件。普通士人不是不需要在治國層面上實踐天理,而是在齊家層面也能像在治國層面上一樣實踐天理,因此普通士人也能通過齊家而治國。在這種理論之下,士人即使科舉失敗,紳士階層即使沒有條件從事科舉,只要他們信奉儒學的觀念,在鄉村社會中自覺地根據儒學理想來維護社會秩序、宣揚儒家文化, 就等于是在維護國家的秩序,實踐著與治國同等價值的行為。而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官僚,如果他信奉儒學的思想,那么他治國的目標也就是構建鄉村宗法秩序在內的整個社會的合理秩序。由于齊家與治國的意義是等同的, 因此為政權服務的官僚理應在鄉村社會重建根基, 發展自身的宗族力量,而自覺維護儒學秩序的紳士集團也理應被視為國家的精英并獲得出仕的機會。于是,通過儒學,鄉村社會的紳士集團和國家官僚集團整合成一個政治共同體。

唐代古文的真正復興始于韓愈?！杜f唐書·韓愈傳》稱:“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 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 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 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銳意鉆仰, 欲自振于一代?！?《舊唐書》卷一六四)中唐以后,古文作家群體逐漸取得政治上的話語權,以古文創作為手段在政治上有所建樹。唐《科名記》所記更詳,說:“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員結、胡諒、崔群、邢冊、裴光輔等人,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雋偉杰之士,號‘龍虎榜’?！盵7]對于此榜進士之評價,作為當事人之一的韓愈曾說:“其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全唐文》卷五五三)《唐會要》曰:“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余人?！?《舊唐書》卷八十九)《舊唐書陸贄傳》、權德輿《陸宣公〈翰苑集〉序》俱稱之為“得人”。在時人的眼中,“得人”所指的主要是其政治影響,“龍虎榜”成員中相當一部分人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王涯、崔群、李絳都任職宰相,馮宿做到東川節度使,許季同、張孟容、韓愈、庾承宣、邢冊、李觀皆為京官。而“龍虎榜”的出現對中唐文學的發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一次考試在很大意義上是古文作家群體取得政治上的話語權,繼而也為他們的“載道”思想打開了路徑。

科舉制度的歷史使命就是否定士族制度,科舉制度建立的本身就是對門閥士族制度用人取士方式的否定,這可以認為是科舉制度對門閥制度從物質層面的否定,即科舉制度對門閥制度的第一次否定。但在初唐和盛唐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科舉的內容仍然是以門閥士族審美風尚為主的駢體詩賦制作。直到中唐時期,古文作家積極參與科舉銓選,把古文創作引進科舉考試,完成了科舉考試內容從駢體文賦到散體文的置換。古文成為科舉文體，其實質是科舉制度對門閥士族制度審美風尚的否定,即第二次否定,這也是唐代古文運動到宋代重新得到呼應的深層文化內涵。駢體文講究用典、音韻和辭藻,對科舉選拔本身更具有操作的客觀性和公平性。故而古文必須創造出新的形式才能徹底地掃除駢體文在操作層面的優勢和影響。到了宋代,唐宋八大家為文法式逐漸成熟,“蘇文生,吃菜羹;蘇文熟,秀才足”(《老學庵筆記》卷八)。之后八股文的寫作體式日益完善,這其實是古文在成為科舉文體之際技術層面的自我完善,古文才算是徹底擊敗駢體文成為科舉文體?？婆e的文體經歷了一個從舊的形式主義——駢體文到新的形式主義——“唐宋八大家文”的過程?！疤扑伟舜蠹摇钡姆Q謂出自明代茅坤編選的《唐宋八大家文鈔》,其選本盛行于明中葉及有清一代?！疤扑伟舜蠹摇边x本被經典化，是在宋、元以來散文選本和散文批評理論的基礎上逐步演進而成的。南宋呂祖謙編選的《古文關鍵》已見“八家”端倪,元代陳繹曾《古文譜》中的古文理論促進了“唐宋八大家”選本的產生?！疤扑伟舜蠹摇蔽恼碌木庍x過程,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文學觀念,“八大家”逐漸被經典化的過程是一個科舉制度日益完善的過程,是科舉貴族徹底取代門閥世族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文以載道”恰恰是伴隨著門閥貴族的式微和科舉貴族的勃興而來的,這就是唐宋士人關于“文以載道”提出的社會場景和文化場景。

隋唐雖然有科舉制度的存在,但是,能夠通過科舉入仕的畢竟是少數人，實際上是科舉和世襲共存的一個歷史時期;而宋代則不一樣了,有人統計過,大批的寒門士子通過考試進入貴族階層。這就需要大家規范一下貴族內部的秩序,“文以載道”成為大家的共識。通俗地說,過去門閥貴族是富二代管理祖輩的基業。宋代以后的科舉士子則是國家管理的“職業經紀人”,既然你要作為職業經紀人,就必須進行從業資格認證。當然,韓愈的文章既有“文以載道”的內容,又取得很好的藝術形式,那么韓愈的文章則是唐代以后科舉士子從業認證的“科舉文選”。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則都堅持了這樣一種行文規范,建立了這樣一種美學規范,直到清末的桐城派文學創作,其間并沒有較大的改弦更張,這就說明韓愈的文章經歷了歷史的考驗,成為唐宋以后科舉士子的敲門磚、投名狀。你要入仕,就必須學習八大家的文章,而八大家中韓愈則是第一家。對于士人來說,研究李白是審美,而研究韓文則關系自己生存衣食,誠然這也是后人研究韓愈的資料遠遠多于其他文學家的真實原因。也就是在這一角度,韓愈在封建社會的后半期近乎優入圣域,在文化史上占一席之地。當然,皇權階層統治者對科舉制度更是欣然接受。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舉考試結束后,站在午門城樓上看著新進的進士們魚貫進入朝堂,高興地對左右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8]。這句話充分表達了坐定天下的皇帝對于人才的態度,那就是要將人才都納入體制中來,為我所用,控制人才?！短妻浴肪硪辉?“進士科始于隋大業中,盛于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 不由進士者, 終不為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溆欣纤烙谖膱稣? 亦無所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宋太祖開寶六年 (973), 創立了殿試制度, 使科舉取士變為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這就說明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之內,科舉制度具有歷史的進步性。

四、結語

“文以載道”無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還是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都是一個重要的命題?？v觀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歷史,可以說,“文”“道”關系密不可分,相互為用。這其中既有社會政治和文學創作的關系問題的討論,也關涉文學自身的內容和形式問題的思考,更有歷代作者和評論家對這個問題理解的因時、因地、因事的闡釋和使用?！拔囊暂d道”是科舉貴族士人在皇權面前的集體投名狀,是科舉貴族取代門閥貴族的政治承諾,是古代中國社會特定的歷史階段具有特定歷史的、文化的、社會學的多重意義的文學現象。在歷史的關鍵節點上,以韓愈為代表的中唐士人發起古文運動回應了這一時代問題并給出答案,韓愈也借此成為文化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