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鹽時代的大幕漸漸拉上

攝影是一個與時間既同謀又對抗的工作。攝影師以自己的職業生命在時間長河里奔跑，為世界留下不可磨滅的影像。2018年跟過去的每一年一樣，一些偉大的攝影師永遠合上了他們的鏡頭蓋，他們的心跳如同相機的快門，不再咔嚓作響。20世紀銀鹽影像時代名聲顯赫的這幾位外國攝影師在過去的一年相繼告別了他們熱愛的事業和他們鏡頭下的這個世界：阿巴斯（Abbas Attar）、大衛·道格拉斯·鄧肯（David Douglas Duncan）、大衛·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阿拉·古勒（Ara Güler）、讓·摩爾（Jean Mohr）。他們在各自有限的人生中，帶著小型相機和成包成包的膠卷，或勇敢地跨越世界各種復雜的宗教、社會角落，或持久地聚焦在自己的土地上，以影像見證現實，以影像表達態度，以影像參與歷史的建構。

伊朗裔法國攝影師阿巴斯·阿塔爾（1944-2018.4.25），享年 74 歲。阿巴斯是馬格南圖片社的棟梁，他記錄了20世紀下半葉世界范圍內，特別是伊朗革命期間的宗教、社會劇變。2015年，阿巴斯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說我是個歷史學家?！?/p>

2018年去世的國際攝影師中，最讓人意外的是阿巴斯。在今天動蕩的社會中，伊斯蘭世界是一個復雜的點。阿巴斯恰恰是一位伊斯蘭世界的解讀者和發聲人。他的離去，使我們過早失去了一座可以進行深度溝通的偉大橋梁。正如阿巴斯自己所言：“我退休的時刻，就是我去世之時?！彼?0年的攝影職業生涯為74歲的生命畫了句號。

出生于伊朗的阿巴斯，作為攝影記者，記錄了世界南北各種發生沖突的地區。1978年到1982年，阿巴斯重歸故鄉，拍攝伊朗革命。1994年，出版了名為《真主偉大：穿越激進伊斯蘭之旅》（Allah O Akbar： A Journey Through Militant Islam）的攝影集，記錄了自己在29個伊斯蘭國家的旅程。2002年，阿巴斯出版《伊朗日記1971-2002》，用圖像和文字以一種個人日記的形式向讀者展現了伊朗革命30年的歷史面貌。阿巴斯的黑白影像強烈有力，他多次強調自己的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主題，都是把宗教當做一種文化而非信仰去研究與拍攝：“我感興趣的是宗教在政治、社會、經濟，甚至心理方面的影響?！?/p>

美國攝影師、作家大衛·道格拉斯·鄧肯（1916-2018.6.7），享年102歲。大衛·鄧肯是一位題材涉及廣泛，攝影作品產量豐富的攝影作者。對這位跨世紀的老人來說，“杰出的戰地攝影師”的光環是縈繞他頭上不可磨滅的桂冠。大衛·鄧肯拍攝了二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其中最為著名的是1951年至1956年的朝鮮戰爭。他的鏡頭粗糲、直接：污頭垢臉、目光呆滯的軍人特寫，戰爭場面的殘酷與慘烈，朝鮮難民在戰火中的生死掙扎。朝鮮戰爭結束后，大衛·鄧肯集結了這些戰爭照片，出版了《這是戰爭！》（This is War?。┮粫?，并將收入捐給在戰爭中喪生的美國軍人家屬。1967年，大衛·鄧肯獲得卡帕攝影獎。

1996年，大衛·鄧肯將自己所有的檔案贈送給了美國德克薩斯州大學哈里·蘭塞姆（Harry Ransom）中心。該機構20多年來整理研究大衛·鄧肯的影像與檔案，成果斐然。進入研究中心的官網www.hre. utexas.edu，大家可以看到大衛·鄧肯十幾組攝影主題，和他出版的很多影像書籍。最令人稱道的是，大衛·鄧肯自1956年以來作為畢加索的私人攝影師，拍攝了畢加索與家人的生活。他也熱情地以彩色語言進行攝影創作。如此看來，他遠不只是一位標簽式的戰地記者。

南非著名攝影師大衛·戈德布拉特（1931-2018.6.25），享年87歲。其一生的攝影作品歷史性地展現了上世紀60年代至今的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真實面貌以及種族沖突結束后南非政治社會空間的面貌。他是一位創建南非歷史影像檔案的偉大觀察家?！拔沂且粋€獨立的觀察者，相機是我的工具，照片是我的言論?！备甑虏祭厝缡钦f。

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戈德布拉特的鏡頭始終關注南非種族隔離的殘酷社會生活和長期種族沖突中人的生命狀態。他被評論界認為是“在一個不人道的社會景觀中發現人的攝影師”。在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瓦解之后，他的攝影不僅沒有停止，而是進一步深入，從黑白走向彩色，深刻地觀察和思考南非后種族隔離時代的生活和人的復雜性。他出版了多部攝影書，如《在礦上》（On the Mines）、《夸恩德貝勒的遷徙者》（The Transported of KwaNdebele）等。

大衛·戈德布拉特在世界攝影的舞臺上獲得過很多殊榮。1998年，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大衛·戈德布拉特個展《種族隔離，反映在簡單對象的目錄中》（Apartheid， Reflected in an Inventory of Simple Objects），展出了40 張黑白作品。2009年，大衛·戈德布拉特以記錄約翰內斯堡的拍攝項目“TJ”獲得法國卡蒂埃-布列松獎；2013年獲得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CP）康奈爾·卡帕終身成就獎。

土耳其攝影家阿拉·古勒（1928-2018.10.17），享年90歲。他被譽為“伊斯坦布爾之眼”，土耳其的“視覺編年史家”。他曾說過：“我的攝影作品最重要的元素便是人的存在，提供有關人的記憶，特別是他們的生活及遭遇?！?/p>

阿拉·古勒在中國還不被廣大攝影界了解，但作為馬格南圖片社的成員，他的攝影成就享譽世界，其作品被法國國家圖書館、紐約喬治·伊斯曼博物館、科隆路德維希博物館等國際博物館收藏。2018年8月，阿拉·古勒90歲生日之際，以他名字命名的阿拉·古勒博物館在伊斯坦布爾設立。

20世紀60年代，阿拉·古勒作為報道攝影師在非洲、亞洲等地執行拍攝任務。1970年代，他采訪拍攝了大量藝術家和政治名人，但是他一生聚焦的攝影主題，則屬于自己的土地，他出生的城市—現代化進程中古老而宏大的伊斯坦布爾市。阿拉·古勒自稱“視覺歷史學家”，40年來，他以深沉的黑白影調，帶著一個民族的文化鄉愁，記錄了伊斯坦布爾市的日常生活，社會各個階層與角落。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中的大量圖片就出自于阿拉·古勒，他盛贊：“阿拉·古勒最偉大的成就，是為上百萬的人保存了這個城市豐富而詩意的視覺記憶?！?/p>

瑞士攝影師讓·摩爾（1925-2018.11.3），享年93歲。這是一位聚焦戰爭的人道主義攝影師，他與英國文化學者約翰·伯格（John Berger）合作，激發著后者撰寫出獨到而深刻的攝影觀看理論。

讓·摩爾說得很清楚：“我不是一個戰地記者?！彼苍S確實是一位不那么“標準”的戰地攝影師。他追隨父親的事業，一生都與國際紅十字會、世界衛生組織等人道主義機構合作，做人權救援工作。20世紀50年代起，讓·摩爾從人道主義救助工作走向人道主義攝影報道，他拍攝巴勒斯坦、贊比亞、塞浦路斯等世界各個角落的難民營和戰爭難民，記錄流離失所的人的處境與精神面貌。讓·摩爾擅長肖像，在長期深入的難民主題中，他展現難民的痛苦、尊嚴與情感。直到90歲，讓·摩爾仍堅持拍攝。他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人道主義攝影師。

讓·摩爾在視覺文化領域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他的攝影作品激發了英國著名的文化學者、藝術評論家約翰·伯格去觀察攝影，研究照片的意味和攝影的本質。1968年，讓·摩爾與約翰·伯格兩人合作出版了獨樹一幟的攝影圖書《另一種講述的方式：一個可能的攝影理論》。讓·摩爾拍攝英國農民的現實生活，并配備敘事性的拍攝文字闡述。約翰·伯格則從對這些照片的解讀入手，發散性地研究“觀看”的意義與價值，研究照片為觀看提供的可能性，進行攝影理論的闡述與表達。兩位作者的影像、文字交互，呈現攝影理論與實踐的互為動機與結果，成為文化史上的一處經典之筆。

（朱炯為北京電影學院副教授、攝影文化研究者、藝術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