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譯著《植物學》的出版及影響

張 翮

(1.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安徽 合肥 230026；2.蚌埠醫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中國古代的植物學主要包含于農學和醫藥學之中，現代意義的植物學同其他自然科學學科一樣，是從西方引進后逐步形成的。1858年（清咸豐八年），上海的墨海書館出版了蘇格蘭傳教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英格蘭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與晚清學者李善蘭（1811—1882）合作編譯的《植物學》，這是中國介紹西方近代植物學的第一部書籍，被視為西方近代植物學傳入中國的標志，在中國近代植物學的發展史上具有啟蒙意義?！吨参飳W》出版后不久便傳入日本，對日本近代植物學的發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 《植物學》的出版

1.1 《植物學》的版本

關于《植物學》的版本，汪子春認為：“就筆者目前所知，《植物學》在國內還只有上海墨海書館于1858年出版的一種?！盵1]時至今日，也未見到有人提出《植物學》在國內存在第二種不同的版本。但是，關于《植物學》出版時間的標注，卻常見到3種不同的做法，除了1858年，還有1857 和1859年兩種標法。查閱《近代漢譯西學書目提要（明末至1919）》可發現《植物學》確實存在這3個年份的版本。1857年版的出版者不詳，1858年版的出版者為益智書會，1859年版出版者是墨海書館。1858年，益智書會還未成立，不可能在此年份出版《植物學》。查閱徐維則的《增版東西學書錄》發現其收錄的《植物學》標注的是“益智書會本”。是否真的存在一個與墨海書館版本不同的益智書會版本的《植物學》呢？在傅蘭雅的《益智書會書目》里，可以找到答案。該書目中《植物學》條目上標了星號，表示“僅為益智書會選用或推薦，而非益智書會編輯出版者”，且傅蘭雅如此記述：“這是已故的韋廉臣博士最早的譯本之一，著名的作者李善蘭協助。但現存復本很少，由于原印版破舊蟲蛀，加之本非學校用書，因此最好有新的譯本取代它?！盵2]由此可知，并不存在真正的“益智書會版本”，而應是益智書會利用墨海書館的原印版印刷了一些《植物學》，在書上加了益智書會的標記。這里還可注意到一個信息，即直到傅蘭雅寫作此書目的1894年，近40年前的《植物學》原印版還存在，只是“破舊蟲蛀”，不宜再用。1857年版的標注應該是把開雕時間當成了出版時間，因為扉頁上印有“咸豐丁巳季秋墨海書館開雕”的字樣。至于1859年的說法，如美國學者萊特等人的記述[3]，則很可能是來源于偉烈亞力早在1867年提供的錯誤信息[4]。

1.2 《植物學》的出版經費

《植物學》的出版經費問題，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墨海書館的書籍出版，幾乎全部要靠資助。宗教類書籍由圣經公會、圣教書會等宗教組織資助，其他類書籍的出版資助更加困難。偉烈亞力和李善蘭合譯的《代數學》《代微積拾級》《續幾何原本》以及艾約瑟和李善蘭合譯的《重學》等書，因為沒有資金，譯完后都沒有馬上付印?！洞鷶祵W》和《代微積拾級》是靠友人資助600 元才得以出版，《續幾何原本》和《重學》則先后由韓應陛和錢鼎卿出資才得以付印，偉烈亞力和李善蘭合譯的《談天》也得到了朋友的300 元資助[5]。與此背景形成強烈反差，《植物學》的出版似乎并沒有尋求私人資助，而且出版過程也很順利：譯完就刻板，短短幾個月后就出版。這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個細節很值得注意：《植物學》是李善蘭自己題寫的書名，并且是自己作序。這似乎暗示著《植物學》的出版沒有獲得私人的資助，因為凡是私人資助出版的書，基本都會留下印記，要么題名要么作序，不大可能“給了錢就完事”。有沒有可能《植物學》的出版資助者自愿放棄權利呢？這種情況當然無法完全排除，但可能性很小。還有一個問題難以解釋：為什么《植物學》出版進度如此快，幾乎不用等時間？按理說，《植物學》里講述的理論大多屬于植物學基礎理論，能直接應用于生產生活的并不多，不大可能像醫書那樣由于實用性強而大受歡迎，因此不會由于需求量大而加快出版。如何解釋這連串的反?，F象呢？這很可能與《植物學》中含有大量的自然神學內容有關。當時的英國，自然神學的影響力雖已有所衰退，但仍占據著思想的陣地。傳教士們利用自然神學傳教，會比單純利用科學傳教在邏輯上更加直接。再者，與純宗教書籍相比，科學書籍融入自然神學內容后的效果會更加理想。純宗教書籍容易遭人排斥，傳教效果反而會打折扣，況且當時已有大量的純宗教書籍。而如能在講述自然科學的書籍中融入一定劑量的自然神學，不但不易被排斥，還可以“潤物細無聲”地隱性傳教，這也與傳教士們來華的初衷高度契合。照此分析，將其列為“半宗教”書籍，給予一定的出版資助，也是順理成章。如果以上分析正確，那就不難解釋為什么李善蘭在《植物學》序言會有如此之多的自然神學“宣講”了，如“察植物之精美微妙，則可見上帝之聰明睿智”等，類似的語句在其同時期翻譯的《代微積拾級》《重學》《談天》等科學譯著的序言里是完全沒有出現的。

2 《植物學》的影響

2.1 晚清學者對《植物學》的評價

許多書籍在論及《植物學》在晚清的傳播和影響時，都會引用梁啟超在《讀西學書法》中的說法“動植物學，推起本源，可以考種類蕃變之跡。究其致用，可以為農學畜牧之資，乃格致中最切近有用者也?！吨参飳W》、《植物圖說》皆其精”，以此作為《植物學》受晚清學界重視的論據。其實，梁啟超此言未必可信，甚至連他本人是否讀過《植物學》也要畫一個問號?！吨参飳W》和《植物圖說》并不是一種性質的書籍，前者可視作系統的理論著作，而后者只是教學掛圖的翻譯，兩者內容的系統性和深度均難以相提并論。因此，將之放在一起，稱“皆其精”，很讓人懷疑其對兩者的內容究竟了解多少。再者，從他對某些書籍的評價至少可以看出他未認真讀過這些書。比如他對《重學》的評價：“李壬叔所譯《重學》甚精。然聞西人原書，本分三編。其前編極淺，以教孩孺。其后編極深，一切重學致用之理在焉。李譯者僅其中編耳?！碧热羲J真讀過《重學》，不可能相信這種傳言，因為“重學致用之理”就在書中，哪還會存在所謂包含“一切重學致用之理”的“后編”呢？

熊月之在談及《植物學》在晚清時期的影響時表示，“《植物學》問世以后，頗受學術界好評。時人認為這是了解西方植物學的最好入門書?！盵6]這種看法未免失之籠統。發現晚清學者對《植物學》的評價較少，且褒貶不一，據現有相關史料難以支撐“頗受學術界好評”的觀點。

孫維新在《泰西格致之學與近刻翻譯諸書詳略得失何者為要論》中這樣評價《植物學》：“所論植物生長之理，詳明確切，洞入細微。自習見以至罕見，皆考而明之，予以知造化之妙，有非人意所及者矣?！盵7]可以看出他對《植物學》持肯定態度，最后一句話還反映出他可能受到了書中自然神學內容的影響。

1890年5月，傅蘭雅在新教傳教士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及其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時采用的譯書原則時，提到了《植物學》，但未做明確評價。但他的《植物須知》和《植物圖說》大量采用了《植物學》的中文術語，應該可以表明他是持肯定態度的。

徐維則出版于1902年《增版東西學書錄》收錄了《植物學》，但評價似乎不高，認為該書“于形性土宜利用之道猶未具，其言用功立冊、記表格之式，學者所宜仿效，惟置器刈取圖繪無專法以便講授，是大缺事?！睂Ω堤m雅的《植物圖說》的評價為“為講求植物學之初基，以之教習童蒙最為相宜，葉氏《植物學歌略》憑此書而作，欲詳考干體部類、土宜形性者宜與《西藥大成》參看?！迸c梁啟超不同，此書對艾約瑟的《植物學啟蒙》的評價最高，認為“書中皆言植物學公理，其體貼之精為他書所不及。后附植物學程課之式，極可取法?！庇纱丝梢钥闯銎涓鼮橥瞥纭吨参飳W啟蒙》，而對《植物學》則貶大于褒。

徐氏的對《植物學》的批評，其實并非原創。葉瀚在1897年的自刊本《初學讀書要略》中曾談到：“動植物學，西人謂之萬生學，亦一大宗。中國于此二學無專門大宗之書。學者先讀《植物圖說》、《植物學》、《西學啟蒙》中之《植物學啟蒙》三種，已可知大概品類體干分別之法矣。然不過開宗明義，于分門別類之法條目猶未詳備，至論形性土宜利用之道，則猶遠也。但《植物學》與《植物學啟蒙》均講及用功立冊記表格之式，學生切宜遵用，可以仿刻一簿，遇便考求。惟置器、刈取、圖繪又無專法便初學習授，是大缺也?！辈浑y看出，徐氏借鑒了他對《植物學》的評價。

2.2 《植物學》在晚清中國的影響

據已掌握的史料來看，《植物學》在晚清的直接影響似乎很有限，低于同期墨海書館出版的多部科學譯著?！澳^所出的幾種主要譯著，在清末大都一再翻刻，流傳極廣”[8]，而《植物學》顯然未能如此。

黃慶澄的《中西普通書目表》由上海算學報館1898年刻印出版，在《植物學》書名旁邊加了一句話：“日本植物學甚精，惜未譯?！边@個標注表明了他對《植物學》不重視的態度，甚至可能沒有讀過。趙惟熙出版于1901年的《西學書目答問》中收錄有艾約瑟的《植物學啟蒙》和傅蘭雅的《植物圖說》，卻未見《植物學》。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其在當時的知名度可能不如另外兩者。

還有一些事實也可反映出《植物學》在晚清的影響力很有限，如其在當時影響力較大的科學報刊“讀編互動”欄目中的受關注度。如《格致匯編》的“互相問答”欄目幾乎找不到涉及植物學的內容，即使偶有涉及，所引用語句“各植物中之炭質，得之空氣”[6]也并非出自《植物學》，而《格致新報》的“答問”欄目明確提到的西書中也沒有《植物學》。

當然，《植物學》也并非出版后不久就銷聲匿跡，而是至少在晚清社會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它曾被益智書會選為教材[2]，后被新譯的《植物圖說》等代替。再如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鐘觀光（1868—1940）曾通讀過《植物學》[9]。但總體來說，作為中國第一部介紹近代西方植物學的書籍，《植物學》在當時似乎并沒有引起應有的反響，以至于長期在中國生活的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也叫不出它的書名，只稱其是一本“植物學方面的書”，或許這可以解釋為《植物學》介紹的與中國傳統植物學明顯不同的全新知識對中國學者來說超前了。而日本則由于早就做好了相應的“準備”，對《植物學》的吸納顯得更為積極主動且富有成效[10]。

或許換個角度，把問題置于時代大背景下思考，能看得更加清楚。熊月之認為，“從廣義上說，晚清所輸入的西方科學，絕大多數屬于啟蒙范疇”，“真正形成規模、影響深遠的，是20世紀初清政府實行新政、推行新的學制以后，涵蓋各種學科、包括不同層次、遍布城市鄉村和沿海內地的新式教科書”[6]，這種看法代表了學界的主流觀點。由此可知，影響力不夠大，從某種意上說上說，是晚清科學譯著的“通病”，只有少數作品如《談天》《重學》等可算作例外，但實際影響也未必能配得上它們受到的贊譽?！?902年，清政府頒行新的學制，各地學校紛紛采用新式教科書，有相當一部分，尤其是自然科學課程，直接采用益智書會所編的教科書”，傅蘭雅編譯于19世紀末的《植物須知》就在其列[6]，而當時影響更大的則是各種從日文編譯的教科書。由于出版年代較早等方面的原因，晚清早期的科學譯著，最多只是用作教會學校的教科書，不可能像新式教科書那樣更加廣泛地影響普通民眾。即便譯著本身質量再高，受制于時代條件也只能如此，可謂“生不逢時”。

“生不逢時”的原因來自多方面的，思想層面的因素不可忽視。受晚清實用思想的影響，植物學這類與富國強兵關系不大的學科，必然難以受到重視，《植物學》這樣偏重“非實用”理論的書籍被人忽視也就成了理所應當。洋務運動時期，生物學沒有受到重視，官辦的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和京師同文館等翻譯機構都沒有翻譯專門的生物學譯著。這主要是因為生物學與當時“求強求富”的目標關系不大而被忽視。[11]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譯了不少醫藥學書籍，如《西藥大成》《儒門醫學》《內科理法》《臨陣傷科捷要》《西藥大成中西名目表》等，也譯了不少農學書籍，如《意大利蠶書》《農學初級》《種葡萄法》《農務土質論》《農學全書》等，但卻找不到一本純正的植物學書籍。李善蘭曾在《重學》序里感慨：“嗚呼！今歐羅巴各國日益強盛，為中國邊患，推原其故，制器精出，推原制器之精，算學明也。曾李二公，有見于此，亟以此付梓，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異日人人習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國，令震懾，奉朝貢，則是書之刻，其功豈淺尠哉？”[12]這里可以明顯看出偏重實用的思想傾向。其實，這種傾向在《植物學》中并非沒有體現，卷一開篇第一句話“植物之為用大矣哉”[13]就道出了“學以致用”的核心目的。盡管如此，植物學的學科性質還是決定了其不能成為晚清中國所急需的“實用學科”?！白g書的目的在于致用，尤注重工藝、礦冶、兵政，以及醫藥、農業?！苯现圃炀址g館最重視工藝類書籍的翻譯出版，而“工藝必本格致”，格致之中，最受重視的為算學、天文學、化學等。[14]顯然，植物學等學科在當時是被邊緣化的，這是《植物學》未能在晚清時期充分發揮影響的重要原因。

2.3 《植物學》在近代日本的影響

《植物學》雖未在晚清產生顯著影響，卻出人意料地影響了日本近代植物學的發展，“在日本植物學界該書被視為近代植物學史上的重要文獻?！盵15]

19世紀中葉以前，日本的西學知識主要來自荷蘭，因此稱“蘭學”。由于荷蘭文譯出的文字往往晦澀難懂，許多日本學者更愿意通過閱讀更易理解的漢文書籍了解西學，因此在幕府末期至明治初年，日本朝野人士曾通過各種途徑收集漢譯西書。如1862年（日本文久二年）訪華的千歲丸上的藩士們曾從上海購回不少漢譯西書。據高杉晉作《游清五錄》記載，他當時在上海就買到了《數學啟蒙》《代數學》等中文科學譯著。推測《植物學》可能也是同期傳入日本的[15]。日本洋學家柳河春三著于19世紀60年代初的《橫濱繁昌記》中，有“舶來書籍”一節，其中列舉了《數學啟蒙》《代數學》《代微積拾級》《全體新論》《西醫略論》等晚清來華傳教士的中文譯著，并稱“本人尚未多所目睹，姑錄耳聞以備看客之參考耳?！笨梢钥闯?，當時這些中文科學譯著在追求新知的日本人群中已頗具影響力[16]。

在《植物學》傳入之前，日本已有了介紹西方近代植物學的譯著。日本學者宇田川榕庵（1797—1845）的《植學啟原》（1835）涉及植物的分類學、形態學、解剖學、生理學，被認為是日本最早的近代植物學著作[15]?！吨参飳W》傳入后不久，1867年在日本出現了3 種翻刻本，分別為下毛足利求道館本、京都出云寺文次郎出版的版本，東京川越松次郎出版的版本[17]。更值得一提的是，據八耳俊文整理的《19世紀漢譯西洋書及和刻本藏書地目錄》記載，《植物學》在1875年（日本明治八年）同時出版了3種日譯版，分別為阿部為任的《植物學譯解》、阿部弘國的《植物學和解》、田原陶猗的《植物學抄譯》[18]。這在晚清階段傳入日本的中文科學譯著中是不多見的。此外，還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圖書館數據庫中發現了題為《植物學拾遺》的稿本，內容為《植物學》中出現的動植物名稱。其中絕大多數為植物名稱，按在《植物學》中出現的順序依次列出，共計140 種左右。這些名稱用漢文（部分帶日語注音）、拉丁文、英文、荷蘭文表示，后三者分別稱為“羅甸名”“英名”“蘭名”，全文僅8頁，為何人所著尚未知曉，但可從側面反映出《植物學》在日本的影響力。

《植物學》在日本普及西方近代植物學知識、厘定名詞術語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李善蘭等人創譯的“植物學”一詞，傳入日本后廣受認可，逐漸取代了“植學”等舊譯法，成為公認的術語?！凹毎币辉~，“傳入日本后成為植物學、解剖學的術語，并由此衍生出了‘細菌’?！盵19《]植物學》中創譯的許多植物科名，也被日本植物學者接受，在翻譯西方植物學著作時使用[1]。特別要指出，《植物學》將“ovule”譯為“卵”，卻在傳入日本后被誤譯為“胚珠”[20]，再返回中國，以致“胚珠”成為今天公認的譯法。

總而言之，《植物學》在日本植物學近代化的歷程中造成了重要影響，而這些影響所產生的一系列后果，在20世紀初從日本轉引西學的浪潮中，又反過來深刻影響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