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

“重寫文學史”是1980年代一股重要的文學思潮，最重要的代表是1985年陳平原、錢理群、黃子平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理論和陳思和、王曉明1988年在《上海文論》雜志上主持的專欄，他們提出以嶄新的價值體系和審美標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已有定評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作出質疑的探尋和多元的闡釋。這股思潮與1980年代諸多社會文化思潮擁有共同的價值指向，通過現代化立場重寫文學史，以應對時代變革帶來的文化更新任務。事實上，“重寫文學史”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在不同時代一直在發生的重新修史行為。因為，我們始終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文學史”：一是紛繁復雜、豐富縱深的文學發展歷程本身，一是由史家基于一定的史觀立場、史述范式和書寫方法呈現出來的文學史著。人們往往相信存在著一個如實記錄文學發展全貌的“文學史”，這也是人們信任文學史權威性的心理前提，可是人們所能看到的只是史著形態的文學史，新歷史主義甚至據此認為歷史只是作為一種文學敘事存在。必須承認，歷史具有某種程度的“敘事性”，這意味著史家在努力靠近真實的過程中依然不可能免于受到主流時代思潮、教育體制、知識范型以至個人知識立場、修養趣味等因素或隱或現的滲透。隨著時代文化轉型，人們往往會發現上一時代的史述并不能真切回應現時代的文化立場、關切和焦慮。如此，“重寫文學史”就必然是一個不斷發生的文學事件。

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為例，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其事實上已經經歷了多次重寫。黃修己先生指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存在著“進化論的闡釋體系”“階級論的闡釋體系”“啟蒙論的闡釋體系”等不同闡釋體系。李楊則以“中國新文學大系”、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和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思潮為對象，指出了文學史書寫范式從進化論范式到新民主主義論范式到現代化史論范式的轉變。到了1990年代，洪子誠撰寫《中國當代文學史》時，則自覺地與階級論的闡釋體系及啟蒙論的闡釋體系對話，從而建構了一種以建構論為方法、以啟蒙論為價值立場的嶄新文學史型構。洪子誠的文學史在獲得巨大肯定和聲譽的同時，也受到了來自更新文學史書寫范式的挑戰：其一是李楊、蔡翔、賀桂梅等人的新左文學史范式，其一則是王德威《新編哈佛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后現代星座圖文學史范式。這意味著沒有任何一個重寫的結果會永遠權威下去，永恒的可能是“重寫”本身。

本期邀請鄭潤良、鄭煥釗二位評論家從不同角度對此話題貢獻高論。鄭煥釗的文章關注“重寫文學史”的海外經驗，深入細致地展示了從夏志清、李歐梵到王德威、唐小兵的海外文學史研究理路，并對其進行深入淺出、切中肯綮的評述。鄭煥釗目光如炬地透視了海外文學史研究的思想理論資源：“海外‘重寫文學史具有鮮明的文化研究的色彩”，其研究“力圖在大文化自身的演變邏輯中，在多元復雜的關系中來重建文學自身的生長關系。在政治、社會、歷史、文化、個體與文學的多維關系中，來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的動態模式，揭露中國現代文學生成的復雜機制。這正是其往往能夠熔爐各種西方理論于文化研究的視域之內，對一元化敘史模式進行質疑與解構，極大地釋放歷史敘事的豐富空間，并因而深具解構色彩的根本原因”。鄭文還指出海外華人學者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寫“與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身份意識具有重要的關聯”，并辯證地指出“作為凝結世界各地華人的中華文化主體性，其內在的開放、多元的特質，與作為民族國家核心價值建構的中國文化主體性，兩者有統一性，也有不同的內涵和功能，我們要在這一辯證性中深入地研究、辯證地分析和準確地評價海外華人學者的理論貢獻與陷阱迷誤”。鄭潤良文章則剖析1990年代新的“重寫文學史”實踐中的史述觀念。對區別于“進化論闡釋體系”“新民主主義闡釋體系”和“啟蒙論闡釋體系”的新左文學史話語的構成、內涵和背景進行深入剖析，并特別推舉南帆所主張的“關系主義文學史觀”：“關系主義文學史觀著眼于文學史的結構、因素、關系，強調文學史的本土結構的特殊性”，“關系主義文學史觀力圖修復當代文學史及相關的當代歷史的復雜紋理，目的在于為我們理解中國現代性的復雜脈絡或者說中國經驗的復雜性提供一份更為可靠的證詞”。

面對不斷發生的“重寫文學史”實踐，或許未來的當代文學史將不再命名為“當代文學史”，已發生變化的文學情境和歷史訴求也要求構造當代文學新的史述?；蛟S我們不是去確認哪種“重寫”是最好的重寫，而是思考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其一，面對“歷史本質”的異代建構，重寫者該以什么樣的學術立場和方法去捍衛“當代性”的中立性？其二，如果說文學史研究傾向于客觀化、學術化的話，那么書寫主體的價值立場該在何種程度上被容留。其三，面對急劇變化的時代和知識轉型，文學史寫作主體該以何種學術狀態和修為去轉化時代的挑戰和營養。這或許是“重寫”和“文學史”對我們提出的持久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