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王羲之“墨池”“形成”及“傳播”的解構

關健赟

（南京師范大學 社會發展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4）

一、問題的緣起

王羲之是我國東晉時期著名的書法家，后人稱之為“書圣”，其作品被譽為“飄若浮云，矯若驚龍”[1]2093。而關于王羲之的很多傳說也伴隨著他書法上的成就流傳至今，墨池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相傳王羲之習字刻苦，以至于洗筆染黑池水，形成墨池?，F在較為有名的有兩處墨池：一處位于今天浙江省紹興市的戒珠寺，另一處位于今天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被稱為“洗墨池”，現在都已經被開發成為旅游景點。除了位于江西撫州、浙江紹興的這兩處王羲之墨池之外，我們還能從地方志中發現位于宋時赤城（今浙江臺州）、剡縣（今浙江嵊州）等地的王羲之墨池。（嘉定）《赤城志》有“華頂峰在縣東北八十里，蓋天臺第八重最高處……有葛元丹井、王羲之墨池”①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的記載，（嘉定）《剡縣志》有“金庭觀有右軍書樓墨池，舊有羲之像”②高似孫：（嘉定）《剡縣錄》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的記載。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系列問題：王羲之墨池是否存在？現存史料中所見的王羲之墨池究竟孰真孰假？……這些問題驅使著我們回到王羲之身上去尋找答案。

二、《臨川記》中王羲之“墨池”的考辨

《晉書·王羲之傳》是研究王羲之最重要的原始史料之一，但在《晉書·王羲之傳》中我們并沒有發現關于王羲之墨池存在的直接證據，但王羲之曾在與別人的書信往來中提到了所謂的“墨池”，“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2]2100。張芝是東漢獻帝時人，《三國志》中對張芝有“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后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2]621的記載，王羲之對其有“我書比鐘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1]2100的評價。

王羲之“墨池”首見于劉宋時人荀伯子的《臨川記》（《臨川記》今已佚），所引之史料來自《太平寰宇記》中），其中有“王羲之嘗為臨川內史，置宅于郡東高坡，名曰新城，傍臨回溪，特據曾阜，其地爽塏，山川如畫，今舊井及墨池猶存”①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一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的記載。王羲之任臨川內史的記載散見于《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引《晉中興書》《晉書·王述傳》《上明帝論書表》等文獻中，我們可以確信王羲之的確曾任臨川內史②本文有關王羲之任臨川內史的問題，參用了畢庶春《王臨川考》一文，見《丹東師專學報》1997年第2期，第37頁。。相較于這則史料的準確性（記述了什么），其“形成邏輯”（為什么要記述）或許更為重要，因為這種“形成邏輯”將會不斷地影響王羲之“墨池”的出現。

從這則史料的記述者而言，荀伯子有“出補臨川內史”[3]1628的經歷，其撰寫的《臨川記》當有所據。荀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3]1627體現了其知識背景，而“助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的經歷，也能夠反映其史才。但當我們審視其敘述動機時，荀伯子“常自矜蔭籍之美”且將瑯玡王氏與潁川荀氏共稱為“天下膏粱”的觀念，又使得我們在利用《臨川記》中關于王羲之的記載時必須持有審慎的態度。首先，荀伯子出生于晉孝武帝年間，至臨川任內史更是在劉宋時期，距離王羲之咸和年間出任臨川內史已經過去了至少半個世紀，他對于王羲之臨川故宅的了解是建立在自己的實地考察以及當地人指認的基礎上的。與此同時，對于瑯玡王氏門第的認可、對于王羲之書法家身份的熟稔以及王羲之對于張芝墨池習字的推崇，均可能促使荀伯子將王羲之“故宅”中的池子認為是墨池。結合當時高門大族對于文化話語權的壟斷，我們甚至可以認為荀伯子對瑯玡王氏門第的認可可能超過了他對于作為書法家的王羲之的認可。荀伯子的史才又促使他將這種理解作為臨川當地的一處名人古跡記錄下來。由于史料缺乏，王羲之臨川宅中墨池的存在與否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僅就墨池為何會存在于史料之中展開分析。

史料的缺乏使得我們探究的方向從“墨池是不是存在”轉向“人們為什么要相信墨池的存在”上。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史學認為：“人不能運用理性認識自己的世界，不能找到歷史的真相，歷史根本不是過去的事情，而是寫下來供人閱讀的歷史話語?！蟋F代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將歷史文學化?！盵4]雖然我無法認同后現代史學對“制約著和規定著歷史敘述的邊界的一個曾經存在的過去”[5]的取消，但我認為其將史料當作一種敘述的角度，繞過史料而探究其文本形成的機理的思路確有可取之處。結合荀伯子在《臨川記》中關于王羲之墨池的“敘述”，我們似乎能夠得出王羲之墨池的“形成邏輯”：一是民間通過對于名人形跡的指認、回憶及流傳，將其事發展、異化；二是士人通過代表上層社會的書面語言，將此事引入士人的認知。這兩種傳播途徑相互影響，名人軼事在流傳過程中變化，而這種變化在被士人確認后最終進入了上層社會的話語體系。

三、王羲之“墨池”的傳播

唐人更加推崇王羲之，這從唐太宗李世民對王羲之的推崇中就可見一斑，唐太宗在《晉書·王羲之傳》后親自寫了論贊，發出“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1]2108的感慨，并從書學的“法度”層面概括了王羲之的藝術特點[6]，贊揚了他的藝術成就。這種做法既反映了唐人對于王羲之的推崇，又進一步擴大了王羲之在唐代士人中的影響力。故唐人詩文中多有王羲之墨池之事。李白《殷十一贈栗岡硯》詩云：“殷侯三玄士，贈我栗岡硯。灑染中山毫，光映吳門練。天寒水不凍，日用心不倦。攜此臨墨池，還如對君面?！盵7]1421關于其中的用典“中山毫”，清人王琦的注引用了王羲之《筆經》“諸郡毫，唯中山兔肥而毫長，可用練熟絹也”[7]1421，故李白詩中“墨池”可認為是指王羲之墨池。王維在《謝御書集賢院額表》中也提到了王羲之墨池之事，有“仲將虛為白首，羲之狂在墨池”[8]之言。唐劉言史《右軍墨池》詩云：“永嘉人事盡歸空，逸少遺居蔓草中。至今池水涵余墨，猶共諸泉色不同?！盵9]直接吟詠王羲之墨池，其中對于“遺居”“池水”的“指認”以及“涵余墨”的附會心態與荀伯子的《臨川記》“指認—附會”的形成邏輯是類似的?？梢娭撂拼?，王羲之墨池事顯然已經成為了士人文學創作時所用的典故了，換句話說，“王羲之”與“墨池”的結合至遲發生在唐代。

宋人曾鞏《墨池記》中亦有王羲之“墨池習字”一事，“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地洼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雹僭枺骸对S類稿》卷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曾鞏自云據劉宋人荀伯子《臨川記》之說，“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雹谕?。但曾鞏同時也對此說、此池產生了懷疑，“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于楹間以揭之”③同①。，并感嘆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雹芡?。其中提到的州學教授王盛通過“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于楹間”⑤同①。以及請曾鞏作《墨池記》的方式光大州學，以取得鼓勵臨川當地學風的效果，同時也以王羲之為例闡述勤奮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從這些做法中洞見一些深層次的歷史轉折。

從唐到宋，隨著社會結構從貴族社會轉向平民社會，當時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于印刷術的普遍使用，文化傳播日益迅速，書院與州縣學的設立與合流，使知識傳播漸漸及于民眾……社會上的很多人都可以很方便地得到過去很難得的書籍，就連婦女、牧童、樵夫都可以閱讀經典、引用古人言語”[10]。這就使得平民知識分子一方面接受民間的傳說并將其書面材料相互印證，另一方面又希望通過這種比附的方式將儒家的社會理想與道德觀念向下層傳播，最后通過創作詩文、編寫地方志的方式將這些“故事”（此處“故事”既是“故舊之事”，又是“小說家言”，可謂“亦史亦文”）訴諸筆端。這就使上文所謂墨池事跡出現的“指認—附會”模式出現了新的變化，這種“亦史亦文，古為今用”的新模式，也就可以解釋當時各地地方志中大量出現王羲之墨池的現象。這種模式的內在原因很可能是士人希望通過追溯當地發生過的名人形跡，達到教化群眾、移風易俗的效果。這與宋儒追求的“一道德以同俗”[11]的社會理想有著直接的關系，這一行為可以被看作是唐宋之間“文明從城市到農村的擴張，道德與理性的生活秩序從上層向下層的滲透，社會規則從外在到內在的被認同，逐漸建構起來一套生活習俗”[12]的一個縮影。同時科舉制對于九品中正制的替代，也將民間對士人的勤奮要求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四、志書中的“墨池”的傳播與擴散

宋代各地開始大規模地編修地方志，各地方志紛紛出現了關于當地墨池的記載。同時，各類詩歌中亦出現不同地點的墨池。其中出現關于王羲之墨池的記載就有赤城、剡縣、會稽等多地。（嘉定）《赤城志》載：“華頂峰在縣東北八十里，蓋天臺第八重最高處……有葛元丹井、王羲之墨池?！雹訇愱惹洌海味ǎ冻喑侵尽肪矶?，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嘉定）《剡縣錄》載：“金庭觀有右軍書樓墨池，舊有羲之像?！雹诟咚茖O：（嘉定）《剡縣錄》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而（嘉泰）《會稽志》中就同時出現了多處所謂的“王羲之墨池”，“金庭觀在（嵊）縣東南七十二里，今觀之東廡右軍肖像又有墨池鵝池”③施宿：（嘉泰）《會稽志》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王右軍墨池在（山陰）縣西南二十五里蘭亭橋東，《華鎮記》云聞右軍上已日修褉處在天章寺，有墨鵝池皆遺跡，池不甚深廣，引溪為源”④施宿：（嘉泰）《會稽志》卷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右軍墨池在（嵊）縣南十五里……瑯邪王羲之家于此山，其書樓墨池舊制猶在”⑤同④。。由于王羲之曾任會稽內史，長期居于會稽，故會稽地其“遺跡”為最多。

同時，宋代編纂的全國性地理志書因為廣泛采集資料但又未對所得材料進行仔細考辨，也出現了墨池“遍地開花”的特點。除了以上提到的會稽、臨川等地外，《輿地紀勝》中又出現了南康軍龍安縣（今江西撫州）的王羲之墨池，“王右軍墨池在歸宗，晉王羲之宅也，故墨池至今尚存”⑥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二十五，《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对S九域志》中也出現了位于同下州南康軍的王羲之墨池，“古跡……右軍墨池”⑦王存：《元豐九域志》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如果說“墨池”和“王羲之”的結合至遲發生在唐代，那么“墨池”、王羲之、具體地點這三者的結合發生在宋代。更有趣的是，在各地的墨池記載中，除了關于王羲之的墨池，更出現了屬于鐘繇（“同下州興國軍……古跡……鐘繇墨池”⑧同⑦。）、張旭（“上鼎州武陵郡團練……古跡……張旭墨池”⑨同⑦。）、懷素（“永州……懷素堂在州東五里，相傳唐僧懷素嘗于此草書，有墨池筆冢在其側”⑩祝穆：《方輿勝覽》卷二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等著名書法家的墨池記錄。

從這些墨池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即使王羲之有臨池習字染黑池水一事，也不可能為官一地便染黑一處池水，即使王羲之有這種習慣，其他著名書法家也不可能人人有這種習慣，這些記載存在很明顯的訛誤。那么這種以訛傳訛、妄加附會的背后，存在著怎樣的歷史心態呢？

首先，部分地方志在編纂過程中存在著一些由來已久的問題，編纂者多有頌揚鄉里、夸大其事、考證不精、其言荒誕的情況。洪亮吉曾經指出：“方志往往報附往昔名賢，以為桑梓生色?！?洪亮吉：《嘉慶涇縣志》卷一，清嘉慶刻本，鳳凰出版社2010年版。其采用的方法通常為“借人材于異地，奢景物于一方”?同④。，最終導致“訛以傳訛，復中復誤”。紀昀對這種現象提出了批評，他在（嘉慶）《安陽縣志序》中說：“相沿之通弊，則莫大于夸飾，莫濫于攀附。一夸飾，而古跡人物輾轉附會；一攀附，而瑣屑之事跡、庸沓之詩文相連而登?！盵13]這種虛夸編志的風氣是王羲之“墨池”傳播的土壤。

其次，各地的王羲之“墨池”雖不能反映歷史的真實，卻可以反映一種觀念上的真實。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前代成名的書法家能夠取得較高的藝術成就，一定是與他們的不懈努力有關系的，而“墨池”也就成為象征著書法家汗水的一個文化符號了，所以人們才會不斷地將“墨池”與前代成名的書法家結合，“制造”一個個墨池遺跡。而從這種對于勤奮的推崇中，我們也能明顯地嗅到門閥社會向科舉社會轉變的氣息。

五、明清時期印刷品中的“墨池”

進入明清時期，各地地方志和全國性地理志書依然保留了很多關于王羲之墨池的記述，《明一統志》記曰：“墨池在天章寺，即羲之墨池，遺跡不甚深廣，又嵊縣金庭觀亦有墨池?！雹倮钯t：《明一統志》卷四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肚逡唤y志》記云：“墨池在山陰縣西南二十五里，即王右軍墨池遺跡?！雹谀抡冒ⅲ骸洞笄逡唤y志》卷二百九十四，《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與此同時，時人對于前人詩歌、散文的大量整理并結集出版，前代有“王羲之墨池”內容的作品也得以進一步擴大其影響，從而成為了知識界的一個“定論”。前文所述曾鞏之《墨池記》在南宋時期已被理學名臣真德秀編入《續文章正宗》③真德秀：《續文章正宗》卷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真德秀所編之《文章正宗》《續文章正宗》被當時舉子作為應舉“輔導書”，故取得較大影響，且明清時期仍有刊刻[14]。明時又被編入何鏜所編之《古今游名山記》④何鏜：《古今游名山記》卷十一，《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晚明時期“唐宋派”反對前后七子的文學主張，以復古為創新，茅坤編有《唐宋八大家文鈔》，此選本亦有《墨池記》⑤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以《唐宋八大家文鈔》為代表的選集在當時迅速取得了巨大的影響，在崇禎、順治、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多次刊刻[15]，在民間出版業高度發達的背景下，“王羲之墨池”的存在被進一步確認。明、清時期的文人在注解詩詞中的“墨池”時，多引用唐、宋文人的觀點，甚至以之為定論。如明人顏文選在注唐人駱賓王的《上兗州啟》時，解釋詩中“翰池”一詞云：“翰池墨池也，張芝臨池學書水盡黑，人呼為墨池，在今河南府陜州又興國州有鐘繇墨池，溫州有王羲之墨池，常徳府沅江縣西烏龍寺內有諸葛亮墨池?！雹揞佄倪x注：《駱丞集》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原本來自各地方志的材料，經由注疏、著述等形式，不加考辨地進入印刷品中，進而進入人們的知識世界，則再次擴大了關于王羲之墨池的影響范圍。

六、今天的王羲之墨池及結語

如今，由于地方文化宣傳以及旅游開發需要，各地紛紛“修復”或者“再造”當地的墨池。如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2006年在當地“墨池”旁修起了仿古式建筑，同時搞起了古玩產業開發[16]。無獨有偶，浙江嵊縣（今嵊州市）在1982年重修了戒珠寺，并把墨池作為一個重要的景點[17]。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修復”與“再造”是建立在查閱當地歷史文獻的基礎上的，同時地方政府也給予了這些墨池以級別不等的“文物保護單位”稱號。這一系列的工作不禁使我們想起了“墨池”的形成、傳播邏輯，換言之，“墨池”的形成與傳播并沒有走到盡頭，我們依然是這方墨池傳播史的見證者。

顧頡剛先生自1924年以來發表了以《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為代表的一系列關于孟姜女故事生成、傳播、流變的研究成果。顧先生廣泛使用先秦諸子、正史、民歌、敦煌文獻等材料，描摹出“孟姜女”從戰國前《左傳》中的“不受郊吊”的“杞梁之妻”[18]3變為西漢以前的“悲歌哀哭”式人物，進而在西漢后期從“悲歌”發展到“崩城”[18]9，再在唐朝擁有了哭倒長城的能力[18]16的全過程，這期間顧先生舉出“齊國歌唱的風氣”[18]5、樂府詩的影響、唐代爭戰徭役不息[18]18等因素來解釋這種變化。在顧頡剛先生眼中，孟姜女故事的流變是我們觀察中國歷史的一面鏡子。同樣，無論是當代人對于墨池“歷史資源”的運用，還是古人所謂“附會”“指認”“興學”的內在動機，實際上都能反映出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知識的傳播方式以及這些傳播方式背后所蘊含的知識分子心態。我認為這比單純考證某處的墨池是否為真更有意義。在漫長的歷史中，文人墨客筆下的“王羲之墨池”被漸漸磨去了“史”的標簽，且慢慢披上了“文”的外衣，更多地被賦予了文化和民俗的意義。乍一看，這一過程是對歷史的“模糊”甚至“創作”，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何嘗不是在創造一段新的“墨池傳播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