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心與私意之間：《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影印始末考略

【摘要】本文在介紹商務印書館四次動議影印《四庫全書》均告失敗以及日本侵華、故宮文物南遷雙重背景下，分析《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影印的真正緣起和具體經過，介紹《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的版本特征;深入解剖了參與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各方的真實動機與心態，總結了《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問世后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關鍵詞】文淵閣 《四庫全書》 蔣復璁 江瀚

《四庫全書》是清乾隆年間修纂的一部大型叢書，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始修纂，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首部修成，歷時恰好十年。因部頭太大，《四庫全書》未付雕版，僅抄成七部，分藏于北京故宮文淵閣、沈陽故宮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此“北四閣”之謂;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此“南三閣”之謂。雖然《四庫全書》問世二百余年來，迭經兵燹水火，僅余三部半，但“四庫學”卻日益壯大，研究者眾，關于《四庫全書》修纂、亡毀、遷移史事，學界前輩論述已多，不復贅言。

筆者在整理曾擔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的江瀚先生資料時，無意中窺見民國間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以下簡稱《珍本初集》）報紙聲明一通，順藤摸瓜，發現背后竟有一樁復雜曲折的學界公案，故訴諸筆端，以饗學林。

一、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的背景

1933—1935年，商務印書館以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為底本，影印出版《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并非一次偶然的舉動，而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促成的一次大型珍貴古籍影印活動。

（一）五次動議影印《四庫全書》均告破產

晚清至民國年間，政局動蕩，兵燹水火不斷，給我國傳統文獻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這其中就包括《永樂大典》散佚和《四庫全書》遭毀。為了搶救國家文獻、傳承民族文化，通過影印使珍本秘籍化身千百、以廣流傳的做法，被當時學術界、出版界廣泛認可。在這種背景下，影印《四庫全書》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商務印書館分別于1917年、1919—1920年、1924年、1925年四次動議影印《四庫全書》，均因種種原因，未能實現。具體過程，張志強張志強：《民國時期影印〈四庫全書〉的曲折歷程》，《面壁齋研書錄》，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278頁。張元濟：《張元濟日記》，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152—156頁。、林夕林夕：《十年和廿年——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始末》，《讀書》1993年第6期。兩位學者已有較為完整、準確的論述，茲不再重復。

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務印書館的幾次影印動議中，1919年這一次是因徐世昌就任北洋政府大總統，為求“稽古右文”之美名，徐世昌準備影印《四庫全書》。當時，徐世昌任命朱啟鈐為內務總長，負責與商務印書館聯系，督理印行《四庫全書》。朱啟鈐與商務印書館商定，擬以京師圖書館所藏文津閣《四庫全書》為底本，按原書大小，影印100部。但張元濟與商務同仁進行詳細核算后，認為“依照原式影印，成書一百部，需費兩百萬，款巨難籌，價昂難銷。而本國紙張又供不應求，非二三十年不能卒事”《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緣起》，《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樣本附預約簡章》，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1頁。。因此，張元濟提出按原書大小和式樣影印不現實，建議采用“縮印”“選印”的辦法，“擇其未曾刊行、或久已失板者”影印。雖然這一計劃未被采納，但卻是最早一次明確提出選印、縮印《四庫全書》的建議，為日后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提供了基本思路。

1928年秋，楊宇霆邀請版本目錄學者倫明到沈陽，商議籌印文溯閣本《四庫全書》及續修四庫計劃，并由倫氏擬稿張學良、楊宇霆、翟文選三人兩次聯合署名通電全國，且以英、德文對外通告。不久主張影印一事的楊宇霆被殺，此事由張學良繼續督辦。但是這第五次影印《四庫全書》的提議也在南京國民政府和東北地方政府的互相爭執中落空林夕：《十年和廿年——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始末》，《讀書》1993年第6期。。

在上述五次影印《四庫全書》的動議中，前四次均有商務印書館積極參與?？梢哉f，經歷十余年的反復，能夠主持影印出版《四庫全書》，已經成了商務印書館的一項夙愿。

（二）故宮博物院文物南遷

1931年9月18日，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不到半年時間，東北三省全境淪陷。1932年春，故宮博物院因感時局緊張，已將文淵閣《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及摛藻堂所藏《四庫薈要》集中裝箱運往延禧宮庫房存儲。1933年初，日本派軍進攻熱河、古北口長城一線，企圖進占冀東地區，華北時局緊張。國民政府決定甄選北平的珍貴文物，裝箱南運，以策安全。1933年1—5月間，故宮博物院奉命將所藏文物裝為5608箱另加64包，分五批南遷。文淵閣《四庫全書》是第一批南遷的故宮文物，與《古今圖書集成》共裝成568箱，于1月起運，3月5日抵達上海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檔案匯編·工作報告（1928—1949）》，故宮出版社2015年版，第390—469頁。。

而這次南遷，也為商務印書館實現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二、《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的影印緣起、過程及成果

（一）影印緣起

1934年，商務印書館為了推廣發行《珍本初集》，專門印制了《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樣本附預約簡章》一冊，其中首篇就是《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緣起》一文。按照商務印書館的官方說法，此次影印是教育部委托商務印書館的。但是，筆者在翻閱、梳理相關資料后認為，關于《珍本初集》影印的真正緣起，卻并非盡如《緣起》一文所言。在《珍本初集》影印過程中，真正起到推動和主導作用的，實際是時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的蔣復璁。

蔣復璁（1898—1990），字美如，號慰堂，浙江海寧人。曾任國立京師圖書館中文編目組組長、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隨國民黨入臺后，繼續擔任臺灣“中央圖書館”館長長達三十余年。1965年，轉任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1974年當選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1919年，蔣復璁經其叔父蔣百里介紹，進入由梁啟超任館長的松坡圖書館，從此踏入圖書館界。1926年，梁啟超任國立京師圖書館館長，蔣復璁亦隨之進入該館，并擔任中文圖書編目組組長達四年之久。1929年1月，中華圖書館協會在南京召開，蔣氏在這次會議上認識了時任中山大學副校長、浙江省民政廳長的朱家驊，并受到朱家驊的器重，力邀蔣氏到中山大學任圖書館館長。但是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要求教授才能擔任，蔣復璁并不具備教授資格，于是又轉托由考試院回到北京大學任代理校長的陳大齊，到北大教書一年，拿到了教授資格。1930年夏，蔣氏到杭州拜見朱家驊，此時朱家驊告訴蔣氏正在籌備浙江省立圖書館，正需要一位館長，但是需要送到國外兩年。朱家驊同時還介紹蔣復璁認識了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陳布雷，推薦蔣氏到德國留學。1932年11月，蔣氏從德國留學歸國，到杭州準備履職，但是此時浙江圖書館已于一年前落成，并聘請了陳訓慈擔任館長。蔣氏只好再次找到朱家驊，此前朱家驊已于1931年調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1932年10月兼任交通部長、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見面后，朱家驊以“中美庚款辦了一個北平圖書館，中英庚款的錢要來辦一個中央圖書館”蔣復璁口述，黃克武編纂：《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47頁。為由，將蔣氏留在了南京。

關于在南京成立中央圖書館，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5月15日，國民政府大學院召開全國教育會議，決議籌設“國立中央圖書館”，由大學院計劃進行。1929年1月28日，中華圖書館協會在南京召開第一次年會，決議呈請教育部依據全國教育會議的決議案，從速辦理，以應需要。

1933年1月20日，教育部委任蔣復璁為中央圖書館籌備委員，經行政院第九十五次會議決議：由交通部每月撥助籌備費二千元。4月8日，教育部簽發第3029號令，派蔣復璁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4月21日，租用南京沙塘園七號新蓋民房為籌備處辦公用房。

中央圖書館籌備處雖然正式成立了，但是南京建館的基礎并不好。作為立足首都的國家圖書館，一方面缺乏足夠的善本收藏，另一方面因正值政府疲于戰爭、國庫經費緊張的時期，所以政府拿不出足夠的經費用于中央圖書館的圖書采購工作。正是基于這一點，頭腦聰明的蔣復璁向朱家驊提出影印《四庫全書》用于中央圖書館向各國開展圖書國際交換的主張，得到朱家驊的大力支持。這才是此次影印《珍本初集》的真正緣起。

（二）影印過程

關于《珍本初集》有多位學者在相關研究中有所提及，但是關于此事詳細具體的過程，尚未見明確的梳理。其實，商務印書館所撰《影印緣起》一文，粗略記載了此次影印過程的重要節點：

二十二年，熱河告警，北平震動，文淵全書即隨古物難移，于是教育部復有選印《四庫珍本》及委托敝館影印之議，其四月十一日呈請行政院核文曰：“查《四庫全書》中已有單行印本者甚多。茲為節省經費，易于實現起見，擬將其中向未付印或已絕版之珍本約八九百種先行付印……”

四月二十九日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蔣復璁呈覆教育部文曰：“……查此書曾于民國十四年兩次由前教育部與上海商務印書館商議印刷，訂有合同，雖以故中止，而計劃具在。且該館印行之《四部叢刊》，曾有多種，乃影印《四庫》底本，字畫清楚，樣式合宜，卓有經驗。上年該館雖遭亂受損，但機器資力及復興之猛，尤為國內各書業之冠。故復璁特往上海與該館多次接洽……”

六月十七日教育部委托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與敝館簽訂“影印《四庫全書》未刊珍本合同”，規定：“將文淵閣《四庫》未刊珍本縮小成小六開本”，限用江南毛邊紙，印成一千五百部，每部九萬葉，分訂千五百冊，并限二年內將書出齊。訂約后兩月教育部函聘專家十五人，編訂《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目錄，選書二百三十一種，較原約增二萬余葉，分裝約二千冊。十余年來中外所期待，敝館所經營者，至此始得實現?！队坝∷膸烊珪浔境跫壠稹?，《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樣本附預約簡章》，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3—4頁。

從這段文字可知，其實由蔣復璁所主導的籌備中央圖書館和推動影印出版《珍本初集》，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即1933年4月由蔣復璁呈請教育部批準，6月由教育部委托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與商務印書館正式簽訂合同。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影印出版的合同已經簽訂，但是此事進展并不順利，甚至連具體開展方案都未確定。

隨著選印《四庫全書》的消息傳開，學術界圍繞到底是全印還是選印、選印的標準是什么、對于尚存底本且底本優于庫本的書是否需要抽換等問題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辯論。迫于社會公眾壓力，1933年8月10日，張元濟在《申報》發表了《張元濟對影印〈四庫全書〉之意見》一文，該文前面的按語部分介紹了相關背景，即“教育部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未刊珍本委托商務印書館印行流通”，并闡明自己支持選印的觀點。

1933年9月出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七卷第五號刊發了《景印四庫全書未刊本擬目》，向社會公布了《景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教育部為平衡各方意見，專門成立了“《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目錄委員會”，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被聘為委員。10月，教育部召集該委員會討論，最終確定了選印書目，計經部61種，史部19種，子部34種，集部117種，總計231種，并將該叢書正式命名為《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在國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下，相較于歷史上其他幾次影印《四庫全書》的動議，這次影印活動算是順利實現了。1933年10月8日，故宮博物院臨時監察委員會會同商務印書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開始開箱檢提應印圖書，另箱封存;同年11月17日，開始逐日提交商務印書館開始影印，至1935年分四次出齊蔣復璁：《珍帚齋文集》卷二下，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801頁。。

（三）影印成果及其版本特征

這次影印活動，最直接的成果有二：一是《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共收入231種，印成1960冊，印刷1500部;二是為了保存、再現《四庫全書》原貌，按照原書尺寸影印了經史子集各一種，精裝一函六冊，印刷五百部。

《珍本初集》與當時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的《四部叢刊》開本一致，書衣為土黃色紙質，四眼線裝，書之開本為小六開，即書長20厘米、寬13.2厘米左右。

就其版本特征而言，大致有三：一是該叢書每種書第一冊扉頁均印有一豎排四行的長方形牌記說明：“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托影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二是牌記說明之下，有“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之章”朱文方印一枚，據筆者檢視數十種《珍本初集》原書，發現此印均系印章原鈐而成;三是每種書卷端“文淵閣寶”朱文大方印均套紅印刷（偶有遺漏者為墨色印刷），但卷末“乾隆御覽之寶”則未套紅。

三、參與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各方動機

從《珍本初集》的牌記說明，我們可以了解到與此次影印直接相關的有國民政府教育部、以蔣復璁為首的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商務印書館和故宮博物院四方力量。因這四方參與此事的動機不同，故表現出的態度亦迥異?，F分述如下。

（一）國民政府教育部的態度

1934年1月商務印書館發表的《影印緣起》說此次影印是“教育部委托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與該館簽訂出版合同的，1933年袁同禮先生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發表《景印四庫全書罕傳本擬目》時也說“政府近有景印《四庫全書》罕傳本之舉”。上海社會科學院李志茗在《張元濟與〈四庫全書〉影印出版》一文中也認為“1933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為選印《四庫全書》一事與商務印書館合作”李志茗：《張元濟與〈四庫全書〉影印出版》，上海圖書館編：《張元濟與中華古籍保護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08—119頁。。而從《珍本初集》扉頁的牌記說明來看，也是如此。甚至連親自參與此事的蔣復璁在1935年《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季刊》第七卷第三期第四期合刊上發表的《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之經過及現在進行概況》一文“選印四庫全書”一節中也說：“本處承教育部令委辦理影印事宜;惟以事關闡揚文化，未敢草率從事，故諸凡與上海商務印書館合同之簽訂等，均秉承部意辦理?！笔Y復璁：《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之經過及現在進行概況》，《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34年8月第10卷第1期，第7—9頁。這樣看來，不管是從文獻記載，還是從《珍本初集》實物來看，國民政府教育部都是這次影印活動的主導者。

親自推動《珍本初集》影印一事變成現實的蔣復璁，自然以此為畢生的驕傲。數十年后，他在口述回憶錄中談及此事，卻道出了另一番真相：

我向朱家驊先生建議影印《四庫全書》用以交換，得到支持。此書曾籌印四次未成，一方面有人要敲商務印書館的竹杠，還有一些人則是想出風頭，使此事多所阻礙。當時有位趙萬里先生（1905—1980），是王國維（1887—1927）的學生，王國維是我的同鄉，他死后，我介紹趙先生到北平工作，趙先生和我很要好。我把印《四庫全書》的事告訴了他，他說你不要把這件事告訴袁先生，袁先生做事很快，你告訴他此事，你還沒回南京他事情就辦好了，我聽了他的話沒有把這件事告訴袁（沒想到后來趙先生卻幫助袁同禮來反對我）。自北平考察回來之后，我將情形報告朱先生，朱先生立刻報請行政院通過影印《四庫全書》。

后來我到上海找商務印書館，交涉好了，再將消息登于報上。袁同禮看到后十分不高興，因為他要出這個風頭，覺得讓我辦成這件事很沒面子，乃在北平找了許多人來反對此事，使我騎虎難下，而南方中央大學的一批人就幫助我，結果南北雙方打起筆墨官司。這時政府發表王世杰（1891—1981）為教育部長，王先生很支持我，他告訴我：“不要說話，所有的話由教育部來講，而實際上由你來作文章”。后來教育部回答他們的信都是我寫的，這些信現在還保存在中央圖書館。蔣復璁口述，黃克武編纂：《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53—54頁。

通過蔣復璁這番講述，我們可以了解到，影印《四庫全書》一事最初并非教育部主動發起，而是蔣復璁提出的主張。在后續過程中，教育部僅僅是蔣復璁憑借自身跟前任教育部長朱家驊和現任教育部長王世杰的私人關系，公器私用，為這次影印活動尋找的一把保護傘。從這一角度來說，教育部在這件事情上并非出于秉公辦事的態度，而是完全淪為了蔣復璁實現個人想法的工具。

（二）蔣復璁為首的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

從蔣復璁自己的口述和公開發表的文章，我們可以看出，他之所以積極推動影印《四庫全書》，目的在于解決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初期經費緊張、購書經費不足的問題。比如，他在回憶錄中說：

（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要擴充藏書，經費方面卻面臨困難?；I備處除了初期開辦費四萬八千元以外，每月僅有交通部補貼中央圖書館二千元（因朱先生是交通部長兼教育部長），后來政府增加預算，每月才達到四千元。

……

向各國交換圖書要有交換的憑藉，我向朱家驊先生建議影印《四庫全書》用以交換，得到支持。蔣復璁口述，黃克武編纂：《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51—52頁。

在《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之經過及現在進行概況》一文中，他又說：

當此外國書價昂貴之秋，本處經費有限，殊難盡量采購;為顧及經費與搜羅國外重要典籍計，采訪方針，首重交換，適奉部令接辦國學書局，即以其存書與英美德法等國學術機關，函商交換，大多已有成議，如德國學術協進社及其他學術國際團體，最近贈與書籍，已收藏不少?，F除將國學書局原存書版，陸續印刷成書，以便與國外學術團體作友誼之交換外，他若選印四庫全書珍本，以商務印書館承印一千五百部中，所贈十分之一，提存一百部備作交換外國有價值圖書之需，業已分函外國各重要學術機關，請予交換。蔣復璁：《珍帚齋文集》卷二下，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799—800頁。

從這兩段文字，毫無避諱地道出了蔣復璁之所以推動影印《四庫》的直接目的是將之用于國際交換，為新成立的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努力爭取資源。如果事實僅止于此，那么提議影印《四庫全書》尚屬公務范疇。

（三）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是此次影印活動的實際承擔者。如前所述，自1917年以來，該館曾四次動議影印《四庫全書》，均以各種陰錯陽差的原因告吹，所以對于該館而言，能夠抓住機會，實現十余年的出版夙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這次影印活動中，該館的表現可謂中規中矩，其公開表達的態度，也就是通過《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緣起》一文，所闡述的“典章文物，盡在圖書，其存與亡，民族安危所系;守先待后，匹夫匹婦亦與有責，此敝館被難之余，所為不揣綿薄，必欲形成斯巨制也?！薄队坝∷膸烊珪浔境跫壠稹?，《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樣本附預約簡章》，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1—4頁。

據李志茗考證，張元濟本人對這次選印《四庫全書》其實“甚于無意”，故一直力求置身事外，與教育部簽訂合同等事均交與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云五辦理。但在社會輿論關于如何選印展開討論，眾說紛紜、爭執不下時，他又毫不猶豫地站出來，力挺教育部主張，這是他在《申報》發表《張元濟對與影印〈四庫全書〉之意見》的目的所在。

（四）故宮博物院

在所有參與此次影印《四庫》的各方中，有一方是我們不能忽略的，也是與其他各方態度最為不同的，那就是故宮博物院。從目前看到的文獻來看，最早代表故宮博物院發聲的，是時任故宮維持會會長的江瀚先生。

江瀚（1857—1935）字叔海，號石翁、石翁山民，室名石翁山房、慎所立齋，亦稱慎立齋，福建長汀人。曾任重慶東川書院山長，長沙校經堂主持，江蘇高等學堂監督兼總教習，江蘇兩級師范學堂監督，京師大學堂師范館監督兼教務提調，京師圖書館館長，大總統府政事堂禮制館總纂、總統府顧問，山西大學毛詩教授等職。1926年任故宮博物院維持會會長，1930年3月16日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

1933年8月9日，上?！稌r事新報》報道了關于影印《四庫全書》的一條消息，“中央圖書館事前未得該館之同意，現已改訂與商務之合同，呈院備案”，并附有江瀚就影印《四庫全書》一事發表的談話：

文淵閣四庫全書，向歸本院保管，春間隨第一批古物運至滬上，當古物滯留浦口之時，教育部曾呈行政院將此書撥交中央圖書館保管。后以關系過大，未能實現。旋即由中央圖書館以影印名義，將此書版權歸諸該館。事前未與本院接洽，遽與商務印書館訂立合同，并由教育部提出行政院會議照案通過。是此影印動機，已不純潔，而非單簡的學術問題也。本館為國家文化機關，影印本館保管之書自當由本院主辦。但為遷就事實，力圖補救起見，除保留所有權外，其他事項，均可讓步。商洽結果，乃將中央圖書館與商務簽訂之合同，修改數條，提交本院理事會決議通過?，F已由本院與教育部會銜送呈行政院備案，一俟目錄經本院審查后，即可開始照相。江瀚：《故宮圖書館長江瀚談影印四庫全書經過》，《時事新報》，1933年8月9日，第4版。

從江瀚談話的字面上看，在這次影印《四庫全書》之前，教育部曾呈請行政院，欲圖將本屬于故宮博物院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撥交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但是，關于劃撥《四庫全書》一事，到底是不是教育部的本意？由于缺乏文獻資料，我們無法確證。

但是，既然影印《四庫全書》是蔣復璁主動提出并竭力促成的，那么劃撥侵占本屬于故宮博物院《四庫全書》的提議，也極有可能是他提出的建議。因為，蔣復璁在受命籌建中央圖書館之初，就曾抱怨“有限的藏書并不能使中央圖書館名實相符”，他說：

中央圖書館的創建，不像北平圖書館基礎扎實，北平圖書館有京師圖書館作為背景，又收藏了一套熱河行宮所藏的文津閣《四庫全書》。中央圖書館可以說是白手起家，尤其是善本書的收藏可以說更是缺乏?；I備之初，即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左右，我奉教育部之命派赴北平，將清朝學部及北洋政府舊教育部的所有檔案及圖書搬到南京，檔案運交至教育部，四萬多冊圖書就由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收藏，前清金陵官書局的藏書及所雕的版片亦列于其中，其中可稱為珍本的只有一部明初內府刻本《仁孝皇后勸善書》。蔣復璁口述，黃克武編纂：《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51頁。

從這段文字，我們能感覺出蔣復璁對于北平圖書館擁有原藏于避暑山莊文津閣的《四庫全書》很是羨慕。而北平圖書館的前身京師圖書館自成立以來，一直承擔著現代意義上國家圖書館的職能。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在南京另建中央圖書館之時，恰逢故宮博物院文物南遷，蔣復璁作為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出于尋覓一套有足夠分量的古籍，使新成立的中央圖書館能夠名實相符的考慮，提出劃撥故宮博物院《四庫全書》歸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所有的想法，是極有可能的。

江瀚意識到了事情的蹊蹺，所以才指責教育部未經故宮博物院同意，就委托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與商務印書館簽訂出版合同一事動機不純。為了防止節外生枝，作為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的江瀚，不得不無奈地表示，除了文淵閣《四庫全書》的所有權不可變更，“其他事項，均可讓步”。此事最終經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議通過，認可了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與商務印書館的合作。

但是，為了保證《四庫全書》的安全，防止出現意外情況，故宮博物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要求商務印書館用于影印拍照的攝影室，必須在故宮博物院于上海的第一庫房外空地上建設;二是要求中央圖書館派員駐滬，辦理交付攝影拍照手續;三是故宮圖書館委員會專門派出館員李益華、梁廷煒到上海全程跟蹤商務印書館的拍照事宜，直至影印工作完成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檔案匯編·工作報告（1928—1949）》，故宮出版社2015年版，第412—477頁。。

遺憾的是，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在十余年之后，還是離開了故宮，被帶到了臺灣仍由蔣復璁任館長的“中央圖書館”，導致閣書分離。這其中的原因，應該與20世紀30年代教育部想劃撥《四庫全書》不成，退而求其次影印《珍本初集》之間不無關系。

四、《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的影響

商務印書館數次提議影印《四庫全書》，一路坎坷阻逆，張元濟曾經形象地比喻此事極像“三藏取經”，直至《珍本初集》的印成，終于實現了“白馬馱歸”。作為首次成功影印《四庫全書》，雖是選印，但是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歡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在當時戰火四起的環境下，選印《四庫全書》中的珍罕秘本，確實起到了讓這些珍貴古籍化身千百的現實作用，降低了中華文化遭受戰爭所破壞的可能性。迄今，在國內許多大中型圖書館的古籍庫房中，仍然能夠看到這套《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的身影，甚至有些圖書館已經將其視為自己的特藏、專藏。

其次，以蔣復璁為首的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得到一百五十部《珍本初集》，用于開展國際交換，短時間內為中央圖書館充實館藏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再次，《珍本初集》雖為選印，但畢竟開啟了影印《四庫全書》的源頭。1949年文淵閣《四庫全書》被遷往臺灣后，為滿足學界需要，臺灣商務印書館于1969年重印了《珍本初集》，并于1971—1982年逐年繼續選印《四庫全書》中的罕傳珍本11輯，加上《珍本初集》所收，共影印出版1878種、15976冊，占《四庫全書》的一半左右。后來，商務印書館意識到選印珍本的做法不可持續，于是自1983年起，著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并于1986年3月全部出齊，從而首次實現了《四庫全書》的全書影印。

最后，故宮博物院早在1928年就擬定有分初編、二編、三編選印《宛委別藏》中未刊珍本的計劃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檔案匯編·工作報告（1928—1949）》，故宮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頁。。影印《珍本初集》雖然不是出于故宮博物院本意，但是通過此事，故宮博物院也意識到了在戰爭期間，選印珍本秘籍，使之化身千百，是特殊時期保護珍貴古籍、闡揚中華文化的有效舉措。因此，故宮博物院在同意商務印書館影印《珍本初集》的同時，也將選印《宛委別藏》的計劃于1934年2月正式付諸實施，并明確按日與《四庫全書珍本》同時提交商務印書館照相影印，同年12月完成了44種、247冊圖書的全部拍照工作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檔案匯編·工作報告（1928—1949）》，故宮出版社2015年版，第413頁。。

從外在形式上來看，《選印宛委別藏》叢書與《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完全一致，《宛委別藏》標志性的各書卷端“嘉慶御覽之寶”也作套紅處理。所不同者，書前扉頁牌記說明文字為“故宮博物院委托商務印書館景印”，并加上該書原書尺寸。牌記說明下方，同樣鈐有印章一枚，文曰“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版權章”。從《選印宛委別藏》叢書的上述特征，可以看出其受《珍本初集》影響之明顯。

五、結 論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大致可以看出：1933—1935年，由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委托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與商務印書館簽訂合同影印的《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是在特定的環境下，由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蔣復璁懷著極其復雜的心態促成的一次印書活動，這種復雜心態既包含從公心出發，為剛剛成立的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爭取寶貴資源的一面，也包含從私意出發，試圖借助行政力量強行調取本屬于故宮博物院文淵閣《四庫全書》的想法。但是從客觀角度來說，這次影印活動促成了《四庫全書》選印理想的實現，同時在該書影印的影響下，促成了選印《宛委別藏》未刊珍本的實現。這兩套叢書影印出版的成果，不僅為當時乃至以后學術研究提供文獻資料，也對傳承保護這些古籍珍本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作者馬學良，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