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應用大數據治理外流販毒的思考

張 濤 王明媚

(云南警官學院，云南·昆明 650223)

“外流販毒”一般是對某一戶籍的人到外籍地實施跨區域的走私、販賣、運輸毒品犯罪，并形成一定規模的通俗叫法。我國外流販毒問題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在此時期外流販毒表現的形式主要是部分外省籍人員到云南邊境一線從事運輸、販賣毒品的活動。隨著我國毒情形勢的變化，外流販毒涉及區域不斷擴大，形式復雜多樣，成為我國毒品蔓延的重要因素，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由于外流販毒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現實背景，涉及歷史、經濟、教育、文化、民族、法律等多個方面，雖經多年的反復治理，仍屢打不絕。

新時期，運用新思維、新方法來提高治理外流販毒成效是毒品治理工作的一個重要課題。大數據具有容量大、速度快、價值大、成本低、實時性強的特點，為解決我國外流販毒治理中的難點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路徑。

一、應用大數據治理外流販毒的意義

(一)理論研究意義

從1999年國家禁毒委對毒品問題嚴重地區進行禁毒重點整治以來，外流販毒一直是禁毒重點整治內容之一。外流販毒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社會問題，治理難度大，經過多年的整治，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國外流販毒形勢依然嚴峻。黨中央、國務院非常重視毒品治理工作，2014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禁毒工作的意見》(中發〔2014〕6號)提出完善突出毒品問題重點整治工作機制。黨的十九大以來，黨中央對新時代禁毒工作做出了部署。要求加強黨的領導，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完善治理體系，壓實工作責任，廣泛發動群眾，走中國特色的毒品問題治理之路，堅決打贏新時代禁毒人民戰爭。

鑒于我國目前外流販毒的復雜形勢和治理工作中面臨的困難，應用大數據治理外流販毒是中央加強禁毒工作系列決策部署的體現，是完善我國毒品治理體系的有益探索。

(二)實踐應用意義

改進和創新犯罪治理的方式是未來社會治理發展的一個趨勢，就犯罪防治研究的領域而言，未來大數據應用將日益深化。近年來，我國十分重視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和發展，2015年，國務院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2016年12月，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指出，要加強大數據在重點行業領域的深入應用，要發揮大數據在維護社會安全穩定中的巨大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提出新時期要“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制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大數據帶來社會治理和犯罪防控的深刻轉型，應用大數據治理外流販毒是禁毒實踐工作的必然需求和時代發展的必然選擇。大數據為解決我國外流販毒治理中的難點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路徑，對提高外流販毒治理成效，預防外流販毒的產生，完善毒品治理體系具有較好的實踐應用意義。

二、大數據在犯罪治理中的應用情況

(一)國外應用情況

1980年美國學者阿爾文·托夫勒最早提出大數據的概念，1988年托尼·卡斯于在美國《科學》雜志上發表了有關“大數據”處理軟件的文章，首次提出“大數據”一詞。1990年以來，歐美等國家開始使用CompStat 、Coplink等數據庫軟件，整合系統分析技術，從過去儲存的各種數據庫分析犯罪行為模式、犯罪熱點等問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警察利用數據分析犯罪趨勢，之后大數據在歐美發達國家廣泛應用于犯罪預防、犯罪情報分析、破案偵查等方面。美國的Predpol犯罪預測系統 、紐約市警察局的“實時打擊犯罪中心”、新加坡的RAHS系統等，都成為了警務大數據在犯罪預防與偵查上的先驅計劃。2012年由美國政府開啟“大數據研究與發展計劃”將大數據上升為國家戰略，被視為進入大數據時代最具指標性事件。2012年聯合國發布大數據報告，掀起全球研究和應用熱潮，防控犯罪的實踐探索也相應地在全球拉開帷幕，例如美國警察局與第三方組織——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合作，成功的將大數據運用于犯罪防控中。2013年，舍恩伯格和庫克耶的《大數據時代》一書進一步將 “大數據”概念擴散至生活、工作和思維方式，這也成為大數據驅動社會治理的理論基礎。目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大數據犯罪治理應用研究開展較早，取得了相關成效，研究工作處于世界領先水平。

(二)國內應用情況

我國在2015 年 9月召開的全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工作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將大數據運用于犯罪防控工作，我國在大數據用于犯罪領域及禁毒工作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效，主要包括在以下方面：

1.犯罪預防

單勇從把握大數據與小數據、理論與數據、相關與因果、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關系出發解讀犯罪大數據，提出犯罪的精準防控范疇。李熙認為大數據背景下，執法機構使用數據分析和建模技術來應對和預防犯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劉可道提出要發揮大數據技術更大的作用，讓公眾也能夠適時充分利用大數據加強犯罪被害預防。趙玉梅提出將大數據模式引入現代犯罪防控機制中，將實現風險防控從事后控制向事前預防的轉變，突出數據化犯罪情景模式的識別預測作用，降低犯罪率。

2.破案偵查

楊婷認為偵查人員應當從根本上轉變偵查理念，建設綜合的數據應用平臺，確保數據資源的互通共享，明確犯罪信息收集、犯罪信息分析、犯罪信息驗證以及犯罪趨勢預測4個相互關聯的運行機制。

3.禁毒領域

陳雅對大數據在涉毒案件偵破中的應用問題展開研究，通過結合實際偵破案例，分析大數據技術在案件偵破中的作用和應用方式。王銳園提出構建“大數據+禁毒”的工作方法與模式，把大數據思維貫穿禁毒工作始終，以此解決禁毒實踐中的難題，為禁毒工作提供科學有效的指引。同國外發達國家相比，由于我國大數據技術總體還處于起步階段，應用大數據治理治理犯罪包括毒品犯罪也還處于研究和應用階段。

三、外流販毒現狀及難以治理的原因

(一)外流販毒基本情況

近幾年，我國外流販毒作為一種特殊的毒品犯罪形式，犯罪率一直呈現出高發態勢。我國外流販毒流出地主要是四川、廣西、貴州、重慶、云南、安徽、湖北、湖南等省。流入地主要集中在我國經濟較為發達的浙江、江蘇、上海、廣東、福建，邊境地區的云南及西部地區新疆等地。

據國家禁毒委公布的數據，在2015年中，20%的外流販毒人員販運近90%的毒品。2017年我國共抓獲外流販毒人員3萬余名。[注]國家禁毒委. 2017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

(二)外流販毒難以治理的原因

雖然我國外流販毒治理持續多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也取得了成效，由于各種原因，依靠目前傳統的治理方法和思維難以發現和管控外流販毒人員，無法準確把握外流販毒的發展態勢，很難有效根除外流販毒，往往是打擊一批，又來一批。外流販毒難以治理的原因主要表現在：

1.客觀方面

一是我國外流人口基數大，流動人員構成復雜，活動區域大。部分外出人員長期人戶分離，常年在外，與家人失去聯系，戶籍地公安機關難以掌握其動態。有的涉毒高危人員外出不登記或謊報外出原因，基層不掌握其行蹤。有的外出人員流動性大，經常變換打工地點，脫離監管。例如筆者調查的某外流販毒嚴重的地區，2017年在冊吸毒人10591人，外出務工3880人，人戶分離、下落不明783人，外嫁遷出1444人。二是販毒活動隱蔽性強，方式錯綜復雜，偵破難度大。三是外流販毒網絡化、家族化、團伙化、專業化趨勢明顯。四是隨著互聯網的快速興起，外流販毒犯罪分子往往隱藏在幕后，通過互聯網遙控涉毒活動。

2.主觀方面

一是沒有形成治理的合力。由于禁毒工作的辦事機構設在公安機關，造成了部分單位、部門、基層組織認為治理外流販毒主要是公安機關的職責，自己只是做好配合工作的錯誤認識，治理的職能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二是流出地與流入地協同治理機制難以形成。部分流入地的工作積極性不高，覺得打擊外流販毒與自己無關，與流出地協作流于形式，造成有的地區公安機關之間情報交流和偵查協作渠道不暢，對販毒人員管控不到位。此外在一些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廠礦企業密集，務工人員眾多，當地對流動人口管理不力，給外流販毒人員留下可乘之機。

三是責任意識不夠，措施落實不到位。治理外流販毒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主要是少數地方單位以及領導干部對外流販毒治理任務認識不到位，各地推進工作不平衡，部分領導責任意識不強，對外流販毒整治工作重視程度不夠。此外，有的地方存在“為摘帽而整治”、“為整治而整治”的思想，短期高壓集中力量整治，一旦治理行動結束，各項任務指標的完成后，就會出現緊一陣、松一陣的現象，強化基礎工作、完善長效機制建設等長遠謀劃和落實不夠，導致一些地區在集中整治后的保障、措施、力度減弱，外流人數出現反彈。

四、利用大數據治理外流販毒的技術條件已經具備

當前，我國的人口資源、社會活躍程度在全球名列前茅，與之伴生的大數據資源豐富，奠定了我國改善社會治理的雄厚基礎。在“國家大數據戰略”提出以來，各地各部門全面準確的理解國家大數據戰略的內涵與意義，充分調動社會資源，加快信息化建設的步伐，各省都先后公布了大數據規劃，完成構建國家大數據體系的各項任務。公安部已建成了范圍涵蓋全國的人口基本信息資源庫、違法犯罪人員信息資源庫等，各省、市公安機關還自行投入建設了覆蓋主要公安業務的計算機應用系統。大數據技術讓我們能夠更好地收集、儲存、處理、分析與運用這些數據，在幫助公安機關開展犯罪防控、治安管理等方面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目前，隨著大數據在犯罪治理、治安防控等各個領域的成功應用，我們積累了經驗，培養了一批專門應用人才，與此同時，大數據技術正在逐漸走向成熟。2018年5月16日，國家禁毒大數據云南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該中心全面匯集整合各類數據資源，數據日增量達170億多條，全面提升禁毒工作能力和水平。[注]王萬春.云南禁毒步入互聯網+，澎湃新聞網，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20159可以預見，隨著大數據在禁毒工作及其他領域的價值被充分挖掘出來，我國應用大數據治理外流販毒的技術條件已經具備。

五、利用大數據治理外流販毒的優勢

利用大數據技術優勢，可以及時分析出外流販毒的線索和區域及外流販毒的發展態勢，有效預防外流販毒的產生，進而實現對外流販毒的全面管控。大數據治理外流販毒的優勢有：

(一)能夠更好地整合多種數據資源

經過多年的信息化發展，民政、司法、衛生、人社、殘聯等部門已經有了較好的基礎建設，建成相關的人口管理系統，相關的職能部門人口信息是對全面掌握社會人員信息的輔助和補充。以公安機關為主導，整合民政、計生、人社、衛生等各個政府部門登記的流動人口數據，形成統一的數據庫，實行全面管理，提高發現和預防外流販毒的能力。

(二)有效發現外流販毒活動的軌跡

伴隨著計算機、互聯網、社交媒體、智能手機、物聯網、傳感器的相繼發展與出現，百度、谷歌、微信、微博、監視器等等正記錄下大量的數據，我們擁有了越來越多的數據。大量的數據是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軌跡，這些行為軌跡對于外流販毒的防控價值巨大。運用大數據技術，在海量信息中關聯比對、尋找線索，可以快速鎖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實身份，完整刻畫出其行動軌跡。

(三)能夠有效增強外流販毒防控主動性

傳統外流販毒的偵查都是犯罪活動發生后，由果溯因實施偵查，主動性不夠。而大數據的出現，無疑可以為公安機關增強外流販毒防控的主動性開辟出一條新的路徑。

(四)能夠合理優化各種警務資源

傳統的流動人口管理是由公安機關獨立登記，流動人口的外流販毒數據、情報、趨勢難以預測和發現。而如今，利用大數據可以在原有流動人口信息基礎數據庫的基礎上，整合本地公安內部資源，并與異地公安機關之間進行信息交互，情報共享，案件協作，改變傳統的工作模式，流出地流入地實時掌握涉毒重點人員動態軌跡，解決了外流販毒人員身份識別難的問題。

六、應用大數據治理外流販毒的思考

(一)樹立大數據思維模式

在大數據時代，外流販毒的治理應該由打擊轉向預防，由基于經驗治理轉向數據治理。大數據運用于外流販毒治理與防控工作，是一項工作模式的變革，這種工作模式的變革需要從思維方式的改變開始的，因此樹立科學的大數據思維方式是外流販毒防控中真正落實大數據運用的前提條件。這就要求我們樹立大數據的工作思維，樹立大數據的運用理念，提高大數據的研究應用能力，只有這樣才能為大數據的運用和發展提供合理的支持。

(二)整合各種數據資源，加強數據收集工作

大數據運用于外流販毒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所涉及的數據可能涉及各個地區、各個行業、各個領域。大數據運用于外流販毒是以收集涉及人、地、物、事、組織等全面數據為前提條件的，單靠某個公安機關或者公安機關的某個部門是難以實現大數據在外流販毒治理中的運用。為確保用于外流販毒防控的數據的全面性，除了結合公安機關已有的數據資源外，還需要整合政府數據包括民政、社保等、企業數據、個人數據、網絡數據等各種數據資源，實現數據開放共享，消除信息孤島和壁壘，提高外流販毒的治理防控水平。

(三)保證數據精準性與落地查實，加強對數據的整合分析和實戰運用

大數據在治理外流販毒中的作用和優勢是毋庸置疑的，但大數據作為一種工具，并不意味著就完美無瑕 ，數據雖然蘊藏了巨大的潛能，但要加強對海量數據的分析整理，建立實戰運用模塊研究，以充分發揮大數據的實戰作用。大數據治理外流販毒面臨著“線上”與“線下”兩個場域，不僅要運用互聯網、云技術、信息技術、系統技術等技術，還要同時結合傳統群防群治傳統工作方式，統籌推進，形成線上線下交互的發展趨勢 ，確保數據的落地查實，從而推動大數據外流販毒治理合力的形成 。

(四)總結經驗，優化算法

大數據在外流販毒治理中的應用處于探索階段，會面臨許多需要解決的現實難題。外流販毒數據維度大、敏感性強、獲取困難，在應用中需要根據存在的問題，需要不斷改進數據分析方法，提高對涉及外流販毒相關的數據分析、數據挖掘、信息研判的處理效率及外流販毒人員身份的識別率。

(五)培養大數據應用復合型人才

大數據運用于治理外流販毒需要應用許多領域的知識，包括計算機科學、統計學、偵查學、犯罪學、法學等，對相關人員的綜合素質要求高。就目前我國大數據應用人才來看，主要是一些從事計算機技術的相關人員，他們掌握大數據知識與理論，但是偵查學、犯罪學、法學、社會學知識欠缺，難以適應有關大數據理論設計到外流販毒犯罪防控的具體操作?？傊?，目前我國大數據人才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還不能滿足外流販毒治理工作的現實需要，因此培養復合型的大數據人才是當務之急。

大數據畢竟是近幾年來出現的新鮮事物，特別是對大數據在外流販毒治理的研究處于探索階段，加之這一課題本身相對復雜，為此，需要結合大數據理論和當前外流販毒治理的現實需要，創新思維模式和工作方式，實現大數據理論與當前我國外流販毒治理實踐的深度結合，提升我國的外流販毒治理水平，推動我國的外流販毒治理工作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