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往事

城隍是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守護城池的神，始于周代，興盛于宋代。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明令各府州縣均設城隍神并每年祭祀，由此形成了民間祭祀城隍爺的習俗。清朝沿襲了明朝禮俗，城隍廟遍及縣級以上的城市。那么，清代的齊齊哈爾有過城隍廟嗎？如果有，是現在的什么地方？城隍又是誰？有什么樣的故事呢？

城隍廟蹤

清代的齊齊哈爾城作為黑龍江將軍、齊齊哈爾副都統鎮守之地，曾經建有城隍廟。有關這些歷史痕跡，如碎片一般散見于史志文獻當中。據西清《黑龍江外記》記載：“齊齊哈爾城中有城隍廟……，在城中西南隅，神最靈?！边@里，西清并沒有說明城隍廟的具體位置。道光年間流戍齊齊哈爾的大學士英和在其著述《卜魁紀略》中也提到“城隍廟在土城內西南隅”。這一方位被民國年間來齊齊哈爾辦報的魏毓蘭在《龍城舊聞》中再次著錄。從“土城內西南隅”這一指向看，城隍廟應在清代齊齊哈爾外城（土城）的西南角。

查閱《齊齊哈爾地名志》，其中有城隍廟胡同的記載，并明確指出此胡同約形成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南起敏德胡同，西止信智胡同，長87米左右。據《龍城舊聞》記載，城隍廟始建于嘉慶十年（1805）。從這一記載我們不難發現，城隍廟始建時間與城隍廟胡同形成時間相矛盾。如果齊齊哈爾城隍廟胡同形成時間確實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那么，城隍廟建筑時間還會更早一些，嘉慶十年（1805）顯然有誤。在齊齊哈爾檔案館1987年編印的《齊齊哈爾檔案史料》中，刊載了劉守君撰寫的《齊齊哈爾名勝古跡史料集》，更是直指城隍廟建筑年代，為乾隆五十七年（1792）廟僅有正殿五間，東西配房各五間。據史料記載，民國年間，城隍廟因歷年風雨浸蝕，坍塌不堪。中心慈善會會長陳福齡募集巨款，重新建筑，于1922（民國十一年）4月開工，是年11月28日落成，殿貌煥然一新，并擴大了規模。當時，城隍廟有正殿五間，東西配房各七間，山門三間，山神及土地廟各一間，東西角門各一座，裝草棚三間，井房一間，粥廠、廚房二間，焚化庫一間，廟后院設立難民棲所，計正草房五間，磚土平房五間、南土平房七間、西磚土平房七間，由中心慈善會管理，產權屬于黑龍江省公署。據《果氏宗譜》記載，1935年至1943年，省城中心慈善會會長果考亭曾經主持齊齊哈爾城隍廟，道號壽祺居士，以救濟社會為己任，開設粥棚，夏發單衣冬發棉，救濟了無數的本地、河南、山東、河北的難民。

民國時代，城隍廟成為黑龍江主要慈善場所。據《齊齊哈爾市志資料》第五輯記載，1922年5月25日，成立于1919年（民國八年）的貧民收養所改為貧民工廠，并制定工廠章程，廠址遷入城隍廟院內。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該廟曾作為佛教活動場所。據1943年（偽滿康德十年）編印的《齊齊哈爾市政概要》記載，當時的城隍廟主祀釋迦牟尼，并祀城隍，只有密空和尚一人傳教。齊齊哈爾解放后的1947年，城隍廟停止了宗教活動。

城隍廟考

2011年10月，筆者采訪了從小一直住在城隍廟附近的老卜奎金同利先生。據他回憶，城隍廟大殿長約20余米，寬約10米，青磚灰瓦，十分壯觀。舊院套為磚墻，北大墻曾經向外擴充，承接了一段土墻，里面是空場，一度蒿草叢生。城隍廟南門外是廣場，不遠處一個有焚化庫，曾經是香客燒紙的地方。上個世紀50年代，城隍廟舊址有盲人編織廠，一些盲人以手工制作柳條筐生計。60年代，又增添了勞保用品廠。據譚彥翹先生回憶，“文革”期間，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曾在城隍廟從事糊火柴盒等工作，進行所謂的勞動改造。據平慶林先生在《卜奎文史資料》第二輯中記載，70年代，城隍廟舊址中，又加入了閥門廠。據采訪附近原住居民介紹，這一時期，里面還曾進入過貝雕廠（制作骨灰盒）。直到80年代，原城隍廟大院統歸冶金局辦學使用，為冶金學院。也就在這一時期，早年的大殿、廂房全然改變了模樣，青磚灰瓦被更多的紅磚房所替代。90年代，此處為民居所包圍。本世紀初，城隍廟地段被南通～開發商連片開發、拆遷，約2008年，建成王仔花苑第二期住宅小區。10月8日上午，筆者在金同利先生的引導下尋找城隍廟舊跡。經金同利參照附近尚存的老房子以及原回民小學舊址反復目測，最終確定：王仔花苑小區25號樓所在位置及樓前綠化帶為城隍廟舊址所在。

一般說來，宋代以后各地供奉的城隍神，大都是曾在本地為官且有功于百姓的清廉名臣，或者是英雄，既有文官，也有武官。去世后被百姓供奉，目的是為保佑一方平安，屬于世俗化的神祗，因此，全國各地城隍廟供奉的城隍大都不同。有的城市如上海，甚至供奉著霍光、秦裕伯、陳化成三位城隍。齊齊哈爾城隍廟從筑建到完全消失，綿延了將近300年，但城隍本人是誰卻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那么，齊齊哈爾城隍廟供奉的城隍是那位名臣或英雄呢？

在西清的筆下，齊齊哈爾城的城隍是“塑像如四十許，人云生時曾鎮斯土，歿而祀之者”（《黑龍江外記》卷二）。從字面分析，西清并不知道齊齊哈爾城城隍是誰，也沒有提出推測性的結論。從面貌看，城隍的原型大概在40多歲的樣子;從履歷看，城隍的原型曾經鎮守過黑龍江齊齊哈爾;從去世后的葬儀看，城隍的原型曾享用過朝臣規格。

按照西清描述的城隍特征，筆者查閱嘉慶十年（1805）以前駐守并逝世于齊齊哈爾城的黑龍江將軍，符合“條件”的共有三位，即楊福、托留、綽勒多。托留，滿洲鑲紅旗人，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任，史志中沒有留下他多少為政記載，官聲也平平，按說不會是城隍。楊福，滿洲正藍旗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在任，聲名卓著。據史料記載，楊福去世的消息傳到京城時，康熙皇帝潸然淚下，親自安排賜祭葬事宜，擬謚號為“襄毅”，并任命楊福之子三官保署理黑龍江將軍。楊福在齊齊哈爾有祠，地點在大悲庵的大殿內，與黑龍江將軍觀明的生祠同在一殿，塑像為“本朝冠服，系黃帶”，可知他的愛新覺羅宗室身份。由此看來，城隍肯定不是楊福。既然前兩者都不可能，只有綽勒多的可能性最大了。

城隍其人

綽勒多（也寫作綽爾多），京都正黃旗人，生年不可考。查《清實錄》，其履歷始于雍正年間。他原是理藩院郎中，雍正九年（1731），被擢升為正黃旗蒙古副都統，雍正十年（1732）在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帶兵。雍正皇帝非常了解其家境狀況，曾經兩次賞賜白銀共計5000兩安頓家眷，以便綽勒多安心為朝廷效力。乾隆四年（1739），綽勒多升任鑲紅旗蒙古都統。乾隆五年（1740），任西安將軍，八年（1743）任涼州將軍;十七年（1752）任安西提督，很快調整為左都督、黑龍江將軍;二十年（1755）任荊州將軍，署理黑龍江將軍;二十一年（1756）八月至二十七年（1762）實授黑龍江將軍。從乾隆十七年（1752）至二十七年（1762）的10年間，綽勒多前前后后三次任職黑龍江將軍，兩次實授，一次署理，在黑龍江將軍中絕無僅有。任內，綽勒多可謂官聲斐然。

據《黑龍江志稿》記載，乾隆二十四年（1759），墨爾根、呼蘭兩地歉收，民食不足。綽勒多將百姓困苦情況奏報朝廷，建議將呼蘭糧倉中的60，000石儲米陸續運往轄區各地支用，得到朝廷批準，黑龍江百姓由此度過了難關。據《黑龍江外記》記載，早年，黑龍江布特哈八旗（今內蒙古莫力達瓦旗及齊齊哈爾東北部各縣）的官員俸祿存在一個特殊現象：滿洲官員全部俸餉，而世襲的達斡爾、鄂溫克官員，初次承襲父輩官職的發給一半俸銀，第三代子孫再次承襲則沒有了俸銀，不是世襲的官員根本就沒有，由此，官員貧窮屢見不鮮，由此造成許多人都不愿意擔任、承襲佐領等職。乾隆二十五年（1760），綽勒多向朝廷奏報了達斡爾、鄂溫克官員們的境遇，呈請朝廷發放俸餉。最終，朝廷議準減半，達斡爾、鄂溫克官員連帶兵丁破天荒地得到了“半餉”的待遇。另外，在綽勒多的奏請下，本年奉命出征的達斡爾、鄂溫克族披甲士兵回到黑龍江后，還被免除了不合理的賠補兵器的攤派，減輕了布特哈八旗百姓負擔。據《清高宗實錄》記載，乾隆年間，盡管呼倫貝爾于雍正年間已經設治，但農業發展非常緩慢。乾隆中葉，呼倫貝爾地區連年干旱，兵丁生計蕭條。乾隆二十五年（1760）九月，清廷擬將俘獲的新疆塔里雅沁100名回族連同家屬共計200余人流放肅州。綽勒多奏請朝廷，改派這些回民前往呼倫貝爾，教導索倫達斡爾人引水灌溉、挖溝種田。朝廷批準了綽勒多的奏請。綽勒多按照設想，親自策劃、部署了回民官員管理、農具耕牛、籽種口糧、住房安置等一系列事宜。百名回族在荒原種田兩年，促進了呼倫貝爾農業發展。

綽勒多任內有所作為的事例還有很多，西清曾經感嘆道：黑龍江歷任將軍之中，惟有果多歡、綽爾多、傅玉“并堪千秋”！乾隆二十七年（1762）八月，綽勒多因染患痰疾（肺結核），逝于齊齊哈爾任上，按履歷推算，當在50歲左右。十月，朝廷賜祭葬如例，謚號質愨。十一月十四日，乾隆親自撰寫了《黑龍江將軍綽勒多御賜碑》碑文，約300余字，稱綽勒多“以忠成性由任，知方有勇”，褒獎有嘉。按照清代的規制，朝廷大員謝世之城要建祠堂祭祀。根據西清關于城隍特征的描述，結合綽勒多功績，筆者以為，齊齊哈爾人感念綽勒多的恩德，在建祠后不久又修建了城隍廟，塑像祭祀，以保佑卜奎城百姓安居樂業。我想，也只有綽勒多才當得起齊齊哈爾城隍吧！

城隍典故

或許有人會問，齊齊哈爾副都統之中難道沒有功勛卓著的英雄名將嗎？回答是否定的，因當時齊齊哈爾副都統與黑龍江將軍同駐一城，施展作為的伸縮度很小。查閱副都統資料，也沒有符合西清所表述有城隍“特征”的人物。

齊齊哈爾城隍廟中供奉的塑像，除城隍外，還有其他神祗。據西清記載，城隍廟共有三尊塑像，城隍在正中，座東為瘟神塑像，主救民眾疫癘。座西為秦叔寶塑像，為番子（捕快）所祭祀，有“祖師秦二爺”之稱。按照當年齊齊哈爾寺廟成規，各寺廟的住僧等皆隸屬于黑龍江將軍衙門戶司。設僧官一人，被稱為“長僧”。持此業者，多是因犯罪而被流放到齊齊哈爾的盜賊或太監。

過去，由于大家都信奉城隍最靈驗，因而齊齊哈爾城隍廟一度香火旺盛，由此也就發生了許多故事。

嘉慶十三年（1808）年七月，齊齊哈爾發生了一起盜馬案，黑龍江將軍衙門的刑司經7個多月的偵破、審理，罪犯嫌疑人大多服罪，只有一個叫吳保兒的首犯“死豬不怕開水燙”，不言不語，拒不交代。黑龍江將軍觀明見久拖不決，于是命時任理刑主事的西清與水師營四品官果德興等審訊。西清暗想，盜賊即然不畏律法，難道還不畏懼神明嗎？于是與果德興商定，審案城隍廟。審案之前，西清在城隍前默默禱告，待到半夜，提審吳保兒。未及天明，案情盡知。西清后來聽說，吳保兒剛入廟的時候，沮喪至極，多次垂頭自語：“這里哪是兒戲的地方”？唯恐得罪了神明，一五一十交代了作案經過。由此，西清曾經書寫“惠從影響”匾額一塊，懸掛于城隍廟殿上，以示昭彰，今早己不存。

齊齊哈爾早年有習俗，客死卜奎城的人，在靈柩還鄉時，要到城隍廟請“鬼票”，遇到關隘、渡口焚燒，否則，魂魄不能通過。嘉慶年間，流人龔光瓚被赦歸回鄉時，就曾經為亡兒龔寶寶請過“鬼票”，這也許只有城隍廟的城隍爺才能發揮這種作用。

據史志記載，康熙年間，黑龍江將軍轄區的另外兩個軍事重鎮黑龍江城（今愛輝鎮）、墨爾根城（今嫩江縣）也曾建有城隍廟。民國年間編印的《墨爾根志》稱墨爾根城隍廟地址在古城東南隅，規模為“正殿三間，山門三間，東西禪房各三間”。黑河市建有古璦琿城旅游區，城內有重建的城隍廟景點。除上述三城外，哈爾濱也建有城隍廟。據《道外區志》記載，道外城隍廟建于1918年（民國七年），遺址在今道外區南十五道街，“金泉浴池”門臉后身即是。2008年4月26日，在哈爾濱市道外區濱江地段棚戶區改造拆遷過程中，市民于太古南十五道街的一院落內發現一塊掩埋的石碑，經專家鑒定，為城隍廟原功德碑。

從以上記述可知，當年，黑龍江的幾個大城市都建有城隍廟，只是一座都沒能保存下來，殊堪可惜。如果有條件的城市能夠重建或新建城隍廟，都不算過分之舉，這也是傳承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只不過，一定要供奉一位受百姓敬仰、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城隍爺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