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檢索與利用課教材基礎理論的回顧與展望

袁 斌，周曉政，王正興（．南京圖書館；．南京醫科大學圖書館；．淮海工學院圖書館）

1 引言

基礎理論是指一門學科中起基礎性作用并具有穩定性、根本性、普遍性特點的理論原理，它揭示了本學科領域內的基本規律，是組成學科結構的基石，基礎理論主要由基本概念、范疇、判斷與推理組成。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的基礎理論主要包括信息、知識、情報、智能、智慧和文獻等概念、范疇、判斷與推理。這些概念、范疇、判斷與推理是人類在長期獲取信息和利用信息的歷史進程中產生、形成和變化的。本文通過對國內近60年出版發行的文獻檢索與利用課教材基礎理論的梳理，回顧了文獻檢索與利用課基礎理論的發展歷程，期望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文獻檢索與利用課教材基礎理論的發展方向。

2 文獻檢索與利用課教材基礎理論的梳理

2.1 調研方法

調研基于讀秀學術搜索平臺，選擇中文圖書專業檢索方式，檢索式為（T=文獻|T=信息|T=情報|T=知識）*（T=檢索|T=查找）和T=信息素養|T=信息素質，檢索范圍為1959年至2018年2月國內出版的文獻檢索教材，分別檢索到相關圖書2,785種、162種。以南京圖書館和書店為輔，補充瀏覽近一年出版的教材。

2.2 調研結果

通過數據檢索，從年代、代表著作、所涉及的基礎知識或理論三方面形成文獻檢索課教材基礎理論調研結果（見下表）。

3 文獻檢索與利用課教材基礎理論回顧

3.1 文獻理論

調研發現，1965-1974年的檢索工具指導用書是在20世紀50-60年代文獻檢索工具書目的基礎上，增加了檢索工具的概念、種類、檢索方法、途徑和步驟等內容。1976-1981年，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和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情報學教研室編撰的文獻檢索教材分別從文獻、文獻檢索的概念、意義與作用，情報檢索、情報工作和科技文獻鏈等方面闡述課程學習的意義和作用。1984年，教育部印發的《關于在高等學校開設<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課程內容包括:① 文獻、文獻檢索的知識；② 主要檢索工具的內容、結構及查找方法；③ 主要參考工具書的內容、作用及使用方法；④ 在上述內容上，適當增加閱讀方法與技巧、文獻整理與綜述、情報分析研究以及論文寫作方法等內容。［1］至此，基本形成以文獻為研究對象、以文獻工作和文獻檢索工具使用為主要內容的教材基礎理論。

表1 文獻檢索課教材基礎理論調研結果

3.2 信息、知識和情報相互轉化的情報理論

1981年，肖自力認為人類通過信息的接受、存儲、加工、組合、輸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信息是物質存在的方式和運動的規律與特點；知識是人類通過信息對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思維方式與運動規律特點的認識和掌握，是人類大腦重新組合的信息系統；情報是思考和行動所需的知識；信息、知識、情報三者是包含關系，三者均可記錄、存儲、編碼、傳遞，并在特定條件下相互轉化。［2］于爾壬等主編的《科技文獻檢索與利用》和葛玉龍等主編的《科技文獻檢索》都采用了信息、知識、情報的概念及其概念之間是包含關系的理論闡述。為了闡明信息、知識與情報之間的轉化關系，許多教材還吸納了英國情報學家布魯克斯知識結構方程，即K（S）+ΔI=K［S+ΔS］。［3］1992年，國家教委下發 《文獻檢索課教學基本要求》的通知（高教司〔1992〕44號）（以下簡稱《基本要求》），與1984年的《意見》相比，課程內容增加了情報、知識、信息的概念以及情報與情報意識對科學活動和個人知識增殖的作用作為課程的基礎理論和基本知識的要求。［4］自此，許多教材采用了信息、知識、情報的概念及其關系的情報理論或其變異版信息、知識、情報、文獻的概念及其關系的理論框架。即知識是對信息進行加工、吸收、提取、評價的結果，系統化的信息成為知識，知識記錄下來成為文獻，文獻經傳遞并加以應用成為情報，情報體現了人運用知識的能力。

3.3 認知鏈中的知識理論

由于“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在情報概念對應方面的不一致性，［5-8］一些教材在基礎理論闡述中遮蔽了“情報”一詞，如，張厚生主編的《信息檢索》和柯平主編的《信息素養與信息檢索概論（第2版）》均采用信息、知識和文獻的概念框架。張厚生從認知鏈視角指出，將信息轉化為知識，再將知識轉化為智慧，是一種動態的過程。［9］柯平認為，信息是知識和智慧的來源，信息、知識和文獻是智慧的基礎。［10］郭吉安主編的《大學知識檢索教程》介紹了波普爾、波蘭尼和鐘義信等流派的知識論；［11］穆安民主編的《科技文獻檢索實用教程（第4版）》介紹了梁戰平從認知角度提出的“信息鏈”，即由事實－數據－信息－知識－情報五個鏈環組成。［12,13］周曉政主編的《醫藥信息檢索與利用》采用鐘義信的知識論作為基礎理論，應用“信息－知識－智能轉換與統一理論”作為方法論統領全書的知識點與實踐。［14］

4 文獻檢索與利用課教材基礎理論的宏觀架構

通過對1959-2018年文獻檢索與利用課教材基礎理論的梳理與回顧，筆者對困擾教材基礎理論建設中的問題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對文獻檢索與利用課教材宏觀架構有了更好的期許和展望。

4.1 文獻檢索與利用課教材基礎理論的作用和邏輯要素

以往的文獻檢索與利用課教材基礎理論呈現零碎的知識聯系，即“常說文獻、大說信息、泛說知識、稀言智慧、不言智能”，沒有認清信息、知識和智能三者之間的關系。教材中的內容普遍缺少理論性提升，沒有找到一種讓讀者感到迫切需要的信息轉換機制。

有些教師認為，文獻檢索與利用課是一門工具課、方法課，學時有限，不宜講太多的基礎理論，重點應放在文獻檢索與利用的方法上。［15］從社會發展看，用戶需求的多樣化、知識化是泛在知識環境產生的根本動因。在此環境下，課程的任務已不是僅講授檢索技巧，而是使信息管理、信息分析、知識發現和知識創新成為用戶最為關注和需要的部分。［16］以前的研究更多地關注了“事實—數據—信息”，而對“知識—智能（情報）”關注不夠，未能滿足社會需要。［17］筆者認為，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程如沒有與其學科相適應的基礎理論，且一直停留在工具課的層面上，在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形勢下，終將成為一門“淪陷”的學科。

科學嚴謹的基礎理論體系都要具備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三個要素，邏輯體系遵循邏輯規則展開，逐個層次構筑。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是什么？從《意見》和《基本要求》兩個文件可以看出，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的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獨立研究能力。自學能力即自學者主動獲取知識的能力，包括檢索選擇資料的能力，閱讀觀察能力，記憶分析、歸納概括的能力；［18］獨立研究能力是指個人具有獨立掌握有關客觀實際的歷史、現狀和發展趨勢，并能夠從大量第一手材料中獲得某些規律性的認識，用以指導客觀實踐的能力。［19］圖書館作為知識的寶庫，知識應該成為課程的邏輯起點，問題解決的智能成為課程的邏輯終點，認識論信息轉變為智能的實踐就是邏輯中介。［20,21］

文獻檢索與利用課基礎理論的邏輯起點構筑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探索過程，從關注工具到關注文獻再到以知識為邏輯起點，這種嬗變是自身學科邏輯起點的更高層次的回歸。課程的基礎理論教材只有確立邏輯起點，明確信息、知識和智能三者之間的關系，認清信息轉換的機制，才能授人以漁，而不是授人以魚。

4.2 知行的機制觀

21世紀以來，網絡技術、超媒體技術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飛速發展，促使文獻單元向以信息單元、知識單元為基礎的組織方式改變，手工分類、主題標引、著者標引轉為機器的主題詞、自由詞抽取，標引發展到全文標引乃至超文本檢索，文獻檢索發展到信息檢索、知識檢索。［22］由于泛在知識環境的知識泛在、全球知識網絡互聯和智能化等特點，［23］如何在海量信息中迅速獲得解決問題的知識與策略，就成為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的核心內容。知識論認為，信息是知識的原材料，知識是信息加工的產物，信息的核心價值在于被提煉為知識；知識是智能生成的基礎，智能是在一定條件下知識激活的結果，知識的根本效用在于被激活為智能。［24］即人們在給定問題、問題約束（領域知識）、問題求解目標的前提下，獲得問題—環境—目標的信息；根據這些信息獲得相關知識（實現認知），在目標引導下生成策略；把策略轉化成行為去求解問題，并通過學習優化策略最終達到預定的目標，“信息－知識－智能轉換”就是知行的機制觀。［25］

就文獻檢索與利用而言，所謂“給定”，是指一組已經明確的問題的描述，即問題的初始狀態。所謂“目標”，是指關于構成問題結論的明確描述，問題要求的答案或目標狀態。在問題的初始狀態，用戶借助于經過鑒別、篩選、存貯、整序的信息系統迅速獲得相關認識論信息，經過知識組織（形態性知識、效用性知識、內容性知識的集約化）、知識建構（布魯克斯知識結構方程的實現）、知識關聯（內容性知識關聯化、效用性知識的匹配化），知識網絡環境下通過智力共融、眾創協作促進知識激活為行動策略，［26］并通過學習優化策略最終達到預定的目標狀態。鐘義信提出，“信息—知識—智能的轉換與統一理論”是信息科學理論的核心和靈魂，這一成果將通過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不斷發展壯大。［25］

4.3 認知鏈中檢索與利用的關系

自1984年按照《意見》開設文獻檢索與利用課以來，業界對于“利用”的理解一直未能統一。有觀點認為，“利用”是指對檢索出的結果或者各類型文獻的特點予以利用，這是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的本分；至于利用文獻撰寫文章與創新是另一回事。另有觀點認為，檢索的后續任務就是利用。課程要發展，就要突破科技文獻檢索的內容范圍，若只講“檢索”，不講“利用”，這門課就必然缺乏生命力。［15］就課程培養的兩個能力目標而言，“信息鏈”符合人的認知規律，“事實—數據—信息—知識—情報—智慧—創新”的認知創造鏈將繼續發展。［27］馬費成認為，從信息鏈上理解和定位情報學，是情報學突破以文獻為基礎的學科固有范式的一條學科發展的基本范式。［28］

情報學是研究情報信息的獲取、加工、存儲、檢索和傳遞的學科，情報學學科術語表現出“剪不斷，理還亂”的現實特點。［29］圍繞非圖書情報專業學生培養自學和獨立研究能力的目標要求，檢索與利用從本質上是一項認知行動，其目的是尋求信息處理能力與人的知識創新能力的最佳結合。筆者認為，“信息—知識—智能轉換與統一理論”是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程的基礎理論及方法論，信息知識的獲取是手段，知識的運用和知識發展是最終目標。檢索與利用是課程方法論的起點與終點。在學習信息的獲得、加工、儲存、傳遞與利用的過程中，堅持信息觀、系統觀的原則是本課程非常重要的科學觀。［25,30,31］學生借助本課程，學習信息轉換智能的機制觀，培養信息意識，擴展其自學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5 結語

隨著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文獻檢索與利用課及教材必須突破以文獻為基礎的學科固有模式，回歸文獻檢索與利用是輔助人類提升信息加工能力和研究能力的本原，深入到信息、知識、智能與智慧的內容、過程之中，［28,32］從信息、知識和智能三個層面構建以培養用戶自學能力和研究能力為核心、以信息技術開發應用為手段、以大數據獲取知識為核心能力的教材新體系。［2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