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也可以有一百分的”

王木春

沈從文以小學文憑成為知名作家，并登上了大學講壇成為教授。與沈從文經歷相似的，還有現代著名詩人汪靜之。

嚴格說，汪靜之連正規的小學都沒念過。他從小接受的是鄉村的私塾教育，但比較系統全面。后來直接進了屯溪一所茶務學校（相當于現在的職業中學），讀了兩年覺得不滿意，轉入有名的杭州一師，兩年后，跳到上海宏文學院讀了半年，此后便徹底與學校教育絕緣。

在杭州一師時，汪靜之有朱自清、葉圣陶等名師的指導，短時間內創作大量新詩，在離開杭州一師的那一年，出版了被朱自清譽為“是向舊社會道德投下了一顆猛烈無比的炸彈”的詩集《蕙的風》（有胡適、朱自清、劉延陵三位名人寫的序言），三年中銷行高達兩萬多冊，當時僅次于胡適的《嘗試集》、郭沫若的《女神》——那年，汪靜之還是個十九歲的小青年。

汪靜之，就是“乘”著詩集《蕙的風》順利地走上中學講堂，開始了教書生活。

初生牛犢不怕虎

在杭州一師的第三年寒假，汪靜之遇到一個朋友。朋友知道汪靜之的父親生意破產，動員他去武昌的旅鄂湖南中學教書，汪靜之認為自己中學都沒畢業，不敢前往。朋友說：“不要緊，你出版了詩集已經名滿天下了，何必靠大學畢業文憑呢？”于是，汪靜之帶上朋友的介紹信，寒假一過就到了武昌。

那時汪靜之不滿二十二歲，個子瘦小，看上去像中學生。進了學校門房，人家當他是來報考春季的插班生，就告訴他早已考過了，以后再來。汪靜之告訴他是來教書的，這才被帶去見校長。校長第一眼見到汪靜之，也大吃一驚，怎么讓一個小孩子來當老師！但推薦信里明明寫著是個“名滿天下”的詩人。坐不到一分鐘，校長便按捺不住地問汪靜之是否北大畢業的。汪靜之聽了不快，狠狠地答他：“我從來沒有畢過業?！毙ｉL大失所望，可木已成舟，又開學在即，只好將就著，況且好歹還是個大詩人，于是賠笑道：“汪先生少年英俊，著作等身，前途無量?！?/p>

汪靜之可謂初生牛犢不怕虎，第一次上講臺居然毫無懼色。他教的是高中語文，教室里的學生有一半年齡和他相仿，另一半比他大幾歲，最大的一個已經三十一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汪靜之自有他一番自信的理由：我剛出版詩集，當時還從沒見過出版了書的中學教員呢，學生自然會更崇拜我。

有了這自信心墊底，第一節課，汪靜之面對學生，便先老老實實地交代：“我比你們年級還低呢！我只讀過師范學校二年級，三年級還沒有讀完，我同你們等于是同班同學?！比缓?，侃侃而談了一點鐘的文學理論。果真，學生對這位“同班同學”教師竟頗為崇拜。

汪靜之教的是舊制中學四年級。雖然以寫新詩出名，暫時受學生崇拜，但擔心學生說自己只懂新文學，不懂舊文學，于是上課時，汪靜之有意只講三分之一的新文學，其余就講屈原的《離騷》《九歌》，莊子的《齊物論》《逍遙游》《秋水》，司馬遷的《項羽本紀》，以及老子的《道德經》。好在汪靜之的私塾教育良好，舊學功底扎實，對付這些功課綽綽有余。只是沒有什么教參或其他資料，要一篇篇講通這些篇目，也頗費功夫，單翻閱《辭源》就得花大量時間。幸虧，學生很認可這位小老師，板書時偶爾出現錯字，學生也能原諒。

當時是1924年，新、舊文學尚處于交鋒階段。旅鄂湖南中學里有大學畢業的語文教員，年齡四五十歲，他們中極少人接受過五四運動思想的影響，教學上沿襲老一套。而汪靜之在中學時代就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的先鋒雜志，如《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星期評論》等，在杭州一師時期，又受過朱自清、葉圣陶的親炙，還與胡適、周氏兄弟等新潮大人物多有往來，滿腦子膨脹著新思想。這些新東西，在教學過程中自然而然會流露出來。加上汪靜之為人坦率，喜歡信口開河，即使老教師沒惹他，他也“瞧他們不起，隨便罵人”（汪靜之自述）。老教師聚到校長面前告狀，還上綱上線，說汪靜之是“洪水猛獸”。在那時，被視為“洪水猛獸”的，其思想總是危險的，政府未必逮了他，但飯碗基本就丟了——沒幾個校長敢擔這個政治風險。

暑假一到，汪靜之自然拿不到聘書了。半年后，汪靜之轉赴保定育德中學教書。

保定育德中學是全國名校，人才濟濟，不少教員是北大畢業的高才生。校長想當然地認為汪靜之是北大畢業的，居然問也不問。

在育德中學，教學上就輕松些了，還認識了一個同事，即后來成為著名哲學家的潘梓年，潘兩年前剛從北大哲學系畢業來保定中學任教?？上Ш镁安婚L，快放暑假時，學生請汪靜之演講，汪靜之以《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為題，“用一種激烈的、極端的、沉痛的態度”，把中國的儒、釋、道痛罵了一番;罵完就算了，可他一不做二不休，還把演講稿整理成一篇長文，印發給學生，學生個個歡呼贊同。校長知道了，大為吃驚，認定汪靜之是個大逆不道的人，怕他把學生教壞，立即采取補救措施，到各班對學生訓話，說汪靜之的話全是錯的，不能相信，又強令學生把那篇文章繳還校長燒毀。但學生喜歡那篇文章，沒人肯繳出。

事已至此，汪靜之只好從保定育德中學一走了之。

“我教書也只好打八折”

離開保定育德中學后，汪靜之到了位于上海的暨南大學中學部當高中教員。

據汪靜之的學生溫梓川（馬來西亞著名華文作家）回憶，汪靜之到暨南大學中學部當高中教員時，不過二十五六歲，因為讀過那部扉頁上題著“放情地唱呵”的《蕙的風》，溫梓川認定詩人一定是風流倜儻、風度翩翩的才子形象。誰知一見之后，讓人大跌眼鏡：“身材很短小，比一個普通五英尺二寸高的女子還要來得略矮，大概還是五英尺不足的樣子。四肢很短，卻相當粗肥，手腳也很小，頭部特別大，圓圓的胖臉，配著個圓圓的鼻子，眼睛很小，卻戴著近視眼鏡，渾身是肉，卻顯不出胖相。跑路的姿勢最特別，也最滑稽，一晃一晃地……”

雖然外表不夠高大上，汪靜之的課及其為人卻頗為有趣。暨大的師生都給他一個美稱——“汪詩人”。

汪靜之教的是國文，平日上課，往往閑談多于唱詩，唱詩又多過講書。他先后發給學生他的講義《詩歌原理》和《李杜研究》（不久就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又讓學生人手一冊他的詩集。講《詩歌原理》時，一旦要舉例子，就翻開《寂寞的國》放聲大唱一通。有時他高興起來，會告訴學生某一詩是怎樣寫出來的，某一詩又是在怎樣的心情下寫出來的，為誰而寫的。原本枯燥無味的《詩歌原理》教材，經他又唱又說地一番渲染，學生頓覺津津有味。學生溫梓川評價說，汪靜之在課堂上的所謂“閑談”也頗有可取之處，比那些動輒就說“當我在巴黎的時候”的留洋教授，要有內容得多了。

汪靜之的課堂充滿民主氛圍。一次，有同學問他：詩集《蕙的風》的書名是怎樣來的？他坦然說，是寫給一個叫“蕙”的女孩子，后來自己被她甩了。另一個同學便問他現在的太太是不是失戀后才追上的，他承認了，又說他太太不顧學校的反對，堅持和他戀愛，“是懂得戀愛的，現在的女學生哪里懂得談情說愛”？接著順便把女人笑罵一通，挖苦得課堂上的女同學也覺得有一點熱辣辣的。終于，有位女同學憤然站起來抗議：“汪先生，你不能老是罵女人！”他卻笑嘻嘻地說：“如果我說的是謊話，我相信你一定不會替女人辯護的！”這女同學便沒招了。

學期考試時，溫梓川寫的一篇《與社會問題有關的民歌》竟得滿分，他代某同學作的一首長詩，也得了九十八分。汪靜之以為發現了天才詩人，在教室里當眾大加贊揚某同學，使他羞慚得簡直無地自容。

“國文也有一百的？”當時一個同學不服，問汪靜之?！霸趺礇]有？”他說：“各種學科的成績都可以得到一百分，國文也不例外。否則國文批八十分的話，那么最高的成績不是一百分，而是八十分了，這哪里公平？每班的同學一定有一二個分數最高的，而最高的分數竟是八十分，吃虧未免太大?！边€說，溫梓川得滿分非常應該，況且他還出版過兩部書，難道他的國文成績不配得滿分嗎？汪靜之這種多樣化的評價方式，即便在當下也是超乎想象的。

有一階段，教育部發下來的教育經費不足，暨大只好對教員實行減薪。從此，汪靜之每星期總有一二天請假不上課。有學生在課堂里問他為什么要請假，他大發牢騷說，教書的生活很苦，每星期要上十七節課，又要改許多裹腳布一樣長的文章，而薪水又那么少，他上有老，下有小的。結論是：“現在學校的薪水打八折，我教書也只好打八折，余下二折時間，我要寫文章賣錢，不然我的生活也很成問題哩?！?/p>

這類“消極抵抗”的言行在那個時代或許不算什么。然而，汪靜之終于又惹出一連串的事情。一次，汪靜之和同事章鐵民選用了《西廂記》的《哭宴》作國文教材，引起文學院系主任陳鐘凡的不滿，認為《西廂記》是誨淫的書，不應該作青年學子的教材，于是雙方展開激烈的筆戰。隨后，暨大又接連發生幾起風潮，汪靜之卷入其中，最后以失敗離開暨大而告終。

縱觀汪靜之早年的教書經歷，四處碰壁的時候居多。汪靜之這種“大膽”又“不受約束”的特點，和他所處的新、舊思想沖突激烈的時代背景有關，和他小時候自由優裕的家境有關，更與他少年得志有關?？箲鸾Y束后，他在課堂上就變“乖”了，不談政治，而且“裝作老先生，口口聲聲講孔夫子，人家認為是老腐朽、儒教徒”。

曹聚仁先生晚年在《我與我的世界》一書中這樣評價汪靜之的教書：“靜之兄的詩，寫得并不壞;可是他教國文，實在糟得太不成話。一篇應該教一個星期的課文，他就在四十分鐘教完了;無可奈何，他就說些文壇掌故來填補?！黄n文，至少該教三小時，他只能敷衍半小時，而且把文言文的選文忽略了去……于是，他要學生來念他自己的詩歌，這對于高、初中學生，最不適宜。而且教書，要顧及一般學生，不能只為幾個愛好文藝的所謂天才學生說法的?！辈芫廴蔬€當面對汪靜之說：假如我是校長的話，決不請像你這樣的詩人來教國文，你這樣的教法，真是誤人子弟！

曹聚仁是汪靜之在暨大的同事，自身又有近三十年的中學和大學的從教經驗，他的話在某種意義說也稱得上是知人之論。換在今天，大概也沒有哪位校長愿意或敢于讓汪靜之上講臺的。不過，作為教師，汪靜之身上某些獨特而可貴的東西，曹聚仁似乎未曾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