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研究

郭宇隆

摘 要：2017年，我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面對這個矛盾，我們既要解決需求問題，又要解決生產效率問題，因此進行產品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躍然紙上。本文從我國當下經濟發展動力的現狀出發，通過宏微觀兩個層面結合相關理論分析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路徑，并提出相關操作層面的現有問題和解決方案，從而為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提供有效的路徑。

關鍵詞：發展動力;產業結構升級;路徑

引言：步入新時期以來，我國面對經濟增速放緩，環境破壞日益嚴重，人們對生活品質要求越來越高等一系列問題。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即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一直是近代以來各國發展所關注的焦點。因此通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來滿足需求升級，提高生產效率，創造新的發展動力就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通過對我國目前經濟發展動力進行分析，結合我國當前發展所面對的難題，剖析三次產業結構變動與人均收入水平變動之間的對應關系，提出產品升級、發展信息技術產業等具體優化升級路徑，并結合城鄉一體化，改善收入分配制度等措施，進一步提升人均收入，確保經濟可持續增長和平穩運行。

一、綜述

威廉·配第（1672）就論述了不同產業之間收入上的不同，指出正是由于收入的不同導致了勞動力在不同產業間的流動。費歇爾（1935）首次確立了三次產業分類法，把從自然界直接獲取物質資料的產業稱為第一產業;把對取自于自然界的生產物進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產業稱為第二產業;把一、二產業之外的其他所有經濟活動統稱為第三產業?？死耍?940）在配第和費歇爾的研究基礎上，對40多個國家和地區不同時期三次產業的勞動投入產出資料進行了整理和歸納，總結出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然后再向第三產業轉移的演進趨勢。早期的研究有一點共識，就是市場應該是自由發展的，有某些內在的因素進行自我調整，反對政府的干預。日本在二戰后在政府的影響下，成功實現了產業的復興和合理化發展，使得一些能源運輸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多個行業得以重建和復興。這使得后來的學者在進行研究時會更多地考慮該國的具體情況以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近些年來，國內的學者對產業結構升級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也做了相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魯奇、張超陽（2008）通過偏離-份額分析法對河南省產業結構演進過程進行了分析，論證了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劉偉、張輝（2008）通過使用轉換份額分析法，將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變動從全要素生產率中分離出來，證明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正逐步超越產業結構變動。李慧勇、孟祥娟（2010）調查發現在一些競爭性行業，勞動要素成本的提高會降低企業獲利能力。鄭秉文（2011）結合亞洲“四小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相關經驗，指出中國要想進入高收入階段需要以提高效率，促進創新的方式來為經濟提供新的動能。馬曉河（2010）通過對比日本、韓國、巴西等國家進入高收入階段的經驗，指出一個國家要想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產業結構的升級、消費型社會的構建以及制度的不斷進步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2011）通過構建產業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的計量模型，指出產業結構升級的合理化對經濟發展的波動有抑制作用，而技術進步對經濟波動的抑制和促進作用并存。他們提出不僅要關注產業結構升級的高度化，更要把握產業結構升級的合理性。張德榮（2013）運用差分GMM估計方法對一些被鎖定在中等收入的國家進行了實證分析，繼而梳理出我國經濟發展受要素投入、社會分工、產業聚集、市場化程度以及技術進步等因素影響，提出創新與效率是推動中國現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張德榮、朱翔宇（2013）運用TFPG框架整理了我國197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動力，提出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是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必要路徑。蔡昉（2011）通過文獻回顧，結合相關國家的統計數據，論證了全要素生產率、人力資本的積累、深化體制改革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蔡昉（2013）結合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指出利用政策的調整，在技術進步和體制改革中獲得新的效率提升，從而增加全要素生產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度。

二、我國經濟發展動力所面臨的問題

首先，我國經濟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持續增長，其中第二產業的興起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從圖1可以看出1990年以前三次產業對GDP的貢獻度雖然有所波動，但每個產業的比重都比較明顯。尤其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最大，平均貢獻度在50%左右。在這期間以人口紅利和技術引進為基礎，使得第二產業比第一產業擁有更高的邊際報酬，進而通過資源的流動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促使國民生產總值不斷增加。而到了1990年以后，第一產業的GDP貢獻度持續降低并最終維持在5%左右，第二產業在90年代保持了一段高貢獻度，但在2010年以后不斷下降。這是因為屬于傳統領域的第一、第二產業在現存技術水平下的市場發展空間是有限的，并且隨著市場的逐漸成熟，在競爭機制作用和邊際效率遞減影響下，通過資本和勞動力投入的擴大再生產的作用已不再明顯，同時勞動力成本也在不斷提升，使得企業在創收和控制成本方面都遇到新的情況。如果繼續依靠這種發展方式，我國經濟增長的空間將極其有限，甚至有可能倒退。2010年以后第三產業的GDP貢獻度不斷提升，并最終發展為首要貢獻產業。同時根據圖表2顯示，1978年以來第一產業人數在持續減少，從1978年的70.5%下降到了2016年的27.7%;而第二、第三產業的勞動人數在逐年增加并分別上漲到28.8%和43.5%。盡管如此，雖然第三產業在吸收大量勞動力，但從圖2中盡管如此其對GDP貢獻度的增長情況和勞動力吸收情況并不成正比，這也反映出我國第三產業中人口密集型產業占比大，高技術、創新型產業占比低，從而整體上無法帶來更高的附加值收入。

其次，創造新產品新技術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并伴隨著很大的風險性，這對現代化起步晚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成本太高，因此我國選擇通過引進國外領先技術的方式來幫助本國發展，以逐步累進的方式，保證經濟在生產力提升的過程中持續增長。通過技術的外溢效應，帶動相關產業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為人才的培育和技術的積累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然而隨著與國外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拉近，這種科技進步方式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也在不斷降低，再加上國外最新科技成果的保護，使得通過引入科技來促進經濟發展的方法不再適用，這就給我國科技創新和提高生產效率提出了挑戰。

三、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路徑

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指出，創新是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這種組合可以包括：引進新產品;引用新技術;開辟新的市場;控制原材料新的來源，不管這種來源是否已經存在，還是第一次創造出來;實現任何一種工業新的組織，例如生成一種壟斷地位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因此創新不僅是一種從無到有的過程，也是一種產業或技術跨地區運用的過程。因此我國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從兩方面著手，一個是創造新的經濟增長空間，另一個是進行技術創新。

從宏觀層面來看，首先要促進一體化建設。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地緣優勢和政策等多方支持，東南沿海地區吸引了大量外資入駐，對我國經濟的推動起了決定性作用。在聚集效應下，產業的運輸成本會大大降低，效率也會明顯提升，同時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紛紛涌入東南沿海地區也為這些地區的發展時期的勞動力需求提供了保證，從而進一步地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然而如今隨著東部沿海地區戶籍制度、房價等人為和天然屏障的阻礙，不少勞動人口只能在大城市打拼，老了又要回到家鄉養老，這就使得東部沿海城市在追求生活質量的當今社會里顯得不再具有當初那樣的吸引力。而勞動成本的增加，以及各省市自身基礎設施的完善，中西部地區也具備了發展相關產業的空間和條件，作為先富起來的東南沿海地區，過去的優越條件已經不復存在，因此可以把相應的制造業向中西部地區適當轉移，騰出空間發展新技術和符合城市質量提升的第三產業，從而既可以增加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總量以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減少貧富差距，其自身也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逐步形成高效率高附加值的新型發展方式，從而實現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社會晉級。

在推動全國范圍的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城鄉一體化建設是我國今后發展的主要力量之一。王夢奎（2004）通過統計數據表明，一個省各地區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要高于全國不同經濟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減少城鄉收入差距，是我國減少收入差距、保證社會平穩運行的一個重要指標。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城市的聚集效應存在一個先擴大后縮小的過程。由于基礎設施的完善和產業聚集所帶來的低運輸成本，使得由初級向中級發展的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的規模和產業效率會越來越大，而當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隨著生存空間、生存質量、擴張空間等新的要求的出現，城市的一些產業會搬出城市群，布局到新的產業區，帶動周邊經濟發展的同時其自身的收益水平也在不斷提高，最終城鄉收益趨于平衡，實現城市化的健康發展。在整個城市化過程中由于鄉鎮農村的基礎設施相對落后，所以今后這些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依然存在可操作性，給第二產業的發展提供了空間，在市場化條件下的企業需要抓住機會、不斷加強管理，提高技術水平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去，這就為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創造了基礎，是維持當下經濟增長的重要一環。

在城市化過程中，隨著技術的進步，城市質量也在不斷升級，這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新的需求和發展空間，如高鐵、地鐵、舊城新改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對傳統行業升級的要求，也在客觀上帶動了第三產業尤其服務業的發展。

要步入高收入國家，平穩的經濟環境是非常重要的，在這個條件下人們會有更多的精力去實現自我價值，帶動提升社會整體的技術儲備、研發能力、管理能力以及形成有序高效的社會環境，從而進一步促進經濟的健康平穩可持續發展。雖然近些年國內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這不光是經濟動力問題，更多的是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深化體制改革的一系列舉措后的結果，是階段性的。尤其是限制三公消費和落實“三去一降一補”任務，對我國經濟發展雖有短期的限制作用，但從長遠來看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障經濟健康運行具有積極作用。

從微觀層面來看。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被分成五類，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這些需求會隨著前一層次需求的滿足逐漸向下延伸，并存在多種需求并存的狀態。隨著當下我國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消費升級、個性化產品和服務等為主的新型產業正在不斷出現。

推動現有行業進行產品升級。當經濟持續增長，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時候，人們對商品的需求會增加一些超出其基本使用功能以外的其他屬性，如個性化、私人訂制、體現身份、方便省事等等，間接擴大了對制造業產品升級、文化旅游、娛樂教育、智慧養老等等新型行業的需求。而為了滿足這類需求升級，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通過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將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通過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來增加利潤空間，進而增加人均收入;二是過去為了解決生存問題，我們過多地追求經濟數量的增長，而忽視了經濟質量的提高，如今環境、戶籍、醫療、教育等民生問題越來越受到大眾的關注，黨的十九大報告也明確提出我國的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一些起步較晚且仍具有規模效應的相關民生行業也是我國在轉型期內發展經濟必不可少的著力點，如娛樂、教育、養老等關乎生活質量的相關行業，仍然可以通過擴大投資、豐富內容來促進邊際成本降低，提高社會收益。且這些行業市場正處于成長期，具備充足的空間來帶動經濟發展。

在依靠傳統經濟的同時也要關注科技帶來的信息化發展。如今互聯網的普惠、便捷、共享等特點，極大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方式。隨著移動互聯的發展，大數據技術的應用以及深度學習技術的突破，如今信息逐漸成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借助互聯網這個平臺以及由此產生的信息力量，新的產業和商業模式正在不斷孕育。這就使得一些傳統的經濟規律在互聯網經濟中產生了變化。

首先，從需求來講，在傳統領域內，涉及的大多是現實商品，人們對其的需求是有限的，因此，這種商品會存在一定的需求上線，當抵達上限后人們對其的需求量會隨著總量的增加而逐漸減少，所以其市場的空間總量是有限的。但是在互聯網經濟中，文化娛樂類產業在經濟中的比例不斷增大，所帶來的信息產品是虛擬的，既可以滿足人們娛樂消遣的現代生活需要，也能滿足深入學習者對知識深度和廣度系統化的構建需求，因此市場總量不但沒有上線，反而會隨著知識信息質量的提高而不斷增加。

其次，從供給方面來講，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傳統產業的發展離不開要素的投入，且這些傳統產業擴大再生產時依然需要資源的投入，且隨著資源投入總量的增加，其管理效率、溝通效率等等都會先提升后下降，當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時甚至會阻礙產業發展，導致其邊際成本先降后升，因而存在規模局限性。而在互聯網經濟時代，除了其帶來的先進技術本身會提高傳統經濟領域的效率外，新的商業模式、產業架構也會對新型經濟體系建設提供了擴展空間。其中文化娛樂產業所具有的獨特的無法抄襲、產品附加值高等特點，使其相對于傳統的第一、第二產業具有一定的優勢，為要素的轉移提供了新的去處，形成新的資源配置效率驅動模式，有利于相關從業人員獲得較高的收入。而且這類行業的發展除了前期基礎設施資源投入外，后續進行擴大再生產的成本幾乎為零，且不受地域時間的限制，從而邊際效益遞增。

最后，在現代互聯網經濟時代存在“長尾理論”，即過去人們會更多地關注熱銷品或者熱點事件，對于一些小概率事件或者不是熱門的產品容易忽略，因為要關注和處理這些非熱點事件需要的成本和精力都很高且效率低。在網絡時代，通過技術的進步，以往的關注成本和精力都大大降低，人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并了解這些處于正態分布尾部的事件或產品，而且通過關注“尾部”所產生的效益甚至會高于關注“頭部”所獲得的效益。在各個電商平臺的發展過程中，一些小眾品牌或者大品牌的低消品得以通過網絡進入大眾視線，從而獲得屬于自己的用戶群體的現象，就體現了這一規律。一些新的營銷模式如眾籌、網紅品牌運營等也為這類產品的推廣和生產提供了更多的可行性。在“長尾理論”基礎上，一些小眾行業或者產品會有更多的發展空間，從而維持經濟的平穩運行并對經濟發展產生新的影響。

四、產業結構升級所面臨的難題

我國在面對以往發展模式空間不足、動力減弱、科技引入效應不斷降低等情況的同時，一些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改革不到位的地方也越來越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如果不及時更正會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的發展，甚至阻礙經濟增長新動力的形成，使我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發展路徑依賴。一個產業體系的形成和發展需要很長的時間，在此過程中，所有相關的精力和資源都投入其中，對于相關從業者和地方領導來說會產生一種發展慣性，所以當這個行業進入衰退期需要轉型或者改變發展方式時，由于制度或意識形態的局限性，這些既得利益者會阻礙其轉變，有的甚至抗爭轉變，致使人才流失，資源錯配，一些行業出現產能過剩，這樣不僅不利于自身的發展還會使資源和環境持續受到破壞。

改革深度不足。我國過去一直堅持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經濟體制。市場化以后雖然上世紀90年代有過一次國企改革，改組了一些國有企業，但后續的研究和改革措施并沒有深入地進行下去，致使地方政府或銀行將一些資源優先分給了當地的國有企業，而一些表現良好的中小企業則由于種種原因難以獲得應得的利益，甚至有的國企自身已經很難維持下去，卻依然靠著政策和資源的不合理配給過日子，變成“僵尸企業”。眾所周知，我國民營企業的創新動力要高于國有企業，這樣做不僅破壞了當地的經商環境，導致資源利用率低，還會出現隱形成本尤其是民營企業的隱形成本增加，不利于民營企業的資本積累，從而限制了其創新能力的發展，相反來看國有企業雖然獲得了大量資源，創新動力卻一直不足，這與我國新時期要通過創新引領經濟發展的政策目標相矛盾。

新興行業尤其互聯網金融領域監管不夠。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我國已經出現了像阿里、騰訊這樣的互聯網產業，并且在金融理財、共享單車、電商平臺等領域都出現了與互聯網有關的新興行業。如前文所說這是我國今后發展的方向和推動力，但另一方面來看，互聯網企業由于其自身的特點，一旦形成新的行業其發展基本是爆發式的，這就會出現良莠不齊的情況，一些人會利用法律和民眾認識的漏洞將過去的騙術結合新行業新技術重新行騙，給商業環境和市場的合理發展埋下了隱患，曾經互聯網的新星P2P在這幾年連續出現大規模破產跑路事件，2017年由數字貨幣延伸出的ICO也因其缺乏實際項目淪為投機平臺而被叫停，這都給投資者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也擾亂了市場氛圍，而我國在相關領域的監管和管理措施出臺是相對落后的，使新入局的人看不清方向，不利于相關行業的健康發展。

分配制度有待改良。經濟的長久發展除了供給側改革保證經濟發展的動力，還需要在需求保證基本的消費力。目前我國中下收入的群體占絕大部分，而且貧富差距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受邊際效應遞減的影響，高收入者財富收入的越多，其消費支出的增加比例會越來越低，而對奢侈品的消費比例越來越高，低收入者對正常消費品的消費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我國目前經濟正處在轉型階段，轉型過程中不同行業難免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波動和沖擊，這就會對低收入或中低收入群體產生影響。因此以往的收入分配方式或比例在當下階段已經不能體現其合理性，也無意于收入水平的均衡化。

五、當前我國應采取的對策

在保持穩定發展的同時謀轉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能太過激進，這樣不僅不利于新動能的形成還有可能產生社會的劇烈震蕩。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的空間依然存在，在謀求轉型的同時也要處理好各產業升級過程中所遇到的各項問題，通過“三去一補一降”的政策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和降低企業成本，堅持城鎮化建設和城鄉一體化建設，維護并升級以往的基礎設施，通過高鐵、地鐵、舊城新改等新項目的建設帶動地方經濟。改進企業和政府內部的考核機制，從過去注重數量和規模到注重質量和可持續發展。在促進創新的同時尋找新的組織模式或激勵措施，并能夠給予適當的試錯空間，改善“不犯錯就是進步”的不作為作風。這樣不僅可以改善現有居民生活狀態，還能為經濟發展提供合理的空間。

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相應的制度和法律來對其進行規范，因此我國要積極地對新興行業尤其是互聯網領域的相關行業制定相應的行業準則和法律法規，來規范其健康發展、促進良好的社會秩序、維護公眾利益。同時，在一些傳統行業，要深化制度改革，轉變過去指導方式，培養“法無禁止即可為”的裁判員角色，在適度放寬市場準入的同時放寬市場退出機制的落實，以現實層面的要求規范相關行業的健康合理發展。對一些行政審批項目反復推敲，結合當今法律和現實狀況進行縮減或整改流程，提高政府職能部門的辦事能力和效率。經濟的轉型和良好秩序的形成離不開制度的建設和改革，改革要隨著實際情況的發展而發展。

加強收入分配合理性。加深對初次分配、再分配制度的研究，尤其是初次分配。針對企業與個人的稅收、收入分配、社會福利等方面綜合制定出既符合我國國情，又有利于普通大眾利益的分配制度。推動形成中產階級占社會主流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為相應的社會需求提供充足的動力源泉，從而促進相關行業發展和經濟轉型。

加強人才培養。產業結構升級不僅要提高產業的高度化，還要考量當地經濟、人力資本、環境是否適應相關的產業結構。因為先進的技術和服務需要有相對應的市場來容納，也需要有相應的技術人員和制造者來實現。如果所投入的產業超出當地經濟的承受能力或者當地工廠和技術人員無法研發制造出實際的產品，那么這樣的產業升級不僅不會給地方經濟帶來好處，反而會不斷占用資源，影響當地其他企業資源需求的滿足，造成一定的經濟負擔。通過人才培養，人們會更加清楚地理解所處的環境和問題，視野會更加開闊，形成公私一致的利益導向，從而找到更好的方法去幫助企業運營或轉型，從而實現自我價值，獲得更好的回報，最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相互促進的良好社會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