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主張推進全面改革

“四化建設”與改革問題

黨的十二大的勝利召開，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制定了正確的綱領和策略，進一步向全黨明確指出：“要鞏固和完善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已經實行的初步改革，抓緊制訂改革的總體方案和實施步驟?！备母镩_放之初，鄧小平一直強調，要搞四個現代化，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沒有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的全過程。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十分贊成鄧小平的這個見解，并且認為，這個見解，提綱挈領，應該成為我們黨領導四化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指導思想。胡耀邦認真貫徹鄧小平全面改革的思想，強調要充分認識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把改革貫穿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為推進改革傾注了大量心血。

經濟建設對于胡耀邦來說，確實是一個比較生疏而重大的課題。盡管他在川北、湘潭和陜西有過一段領導全局、抓經濟建設的經歷，在團中央工作期間也對經濟建設表現出很大的興趣，作過不少調查研究，然而他畢竟沒有在經濟部門工作過，缺乏領導經濟建設特別是全國性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全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以后，尤其是五中全會后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總書記，他要參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重大問題的決策。他以很大的精力重新研讀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方面的論著，仔細聽取各個經濟部門的匯報和介紹，虛心向專家學者請教，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進行思考，并關注當前經濟工作的進展。他在一次會議上說，究竟我們的經濟能不能搞上去，究竟四個現代化能不能搞得成，人民是很著急的，也是有疑慮的；我們的干部，意見也相當不一致。他主張討論經濟問題要有一個好的方法，這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虛實并舉，多謀善斷。他認為二十幾年來經濟工作的基本經驗教訓，主要是：（一）沒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經濟；（二）方針不對頭，沒有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三）管理體制高度集中，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他以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和對我國經濟建設二十幾年實踐經驗教訓的嚴肅總結，對經濟建設與改革中的若干基本方針問題進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富有創造性的見解。

發展速度與計劃平衡問題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速度，如何掌握得既積極又穩妥，做到持續地向前發展，一直是需要黨的領導人作出決策的一個重大問題。1958年的“大躍進”，人們記憶猶新；粉碎“四人幫”之后的頭兩年，在“新躍進”的口號下，盲目追求高速度，使得國民經濟本已失調的比例關系變得更加嚴重。1979年3月，陳云和李先念聯名寫信給中央，提出用兩三年時間依照按比例發展原則調整國民經濟。中央根據這一建議，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鄧小平、陳云等人力主在那幾年國民經濟要以調整為中心。他們在許多會議上強調，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在三五年內必須下大力進行調整，擺脫比例嚴重失調的局面，走向平衡。

如何調整以求平衡，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當時，有的同志提出，把比例高的門類拉下來，以求與比例低的門類平衡發展。這當然就要降低速度，下調計劃，壓縮需求，放慢改革。胡耀邦認為，調整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方法，我們能不能在發展中調整，更多地加強薄弱門類來求得比例的逐步平衡呢？

在1979年10月上旬討論經濟工作和1980年計劃工作盤子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胡耀邦發言說，速度問題應該首先研究清楚。我們不要勉強地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同時也不要不去做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不然，社會主義優越性在哪里呢？與速度直接關聯的是平衡問題。因為有些人對過去幾次比例失調留下太深的印象，總是害怕財政收支、產銷、物資供應的平衡不能保持，進而主張放慢速度。胡耀邦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平衡和運動是分不開的?！彼C恩格斯關于運動和平衡的兩段話后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在運動和平衡的統一中發展的。我們運用這個規律來處理經濟工作和計劃工作，就是列寧所說的：“經常地自覺地保持平衡，實際上就是計劃性?！?/p>

胡耀邦認為：國際形勢有可能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只要我們的對外政策對頭，就有可能贏得一個和平建設的國際環境；我國的經濟建設已經有一個相當好的基礎，也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廣大干部和群眾迫切要求改變貧窮落后面貌，蘊藏著巨大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只要我們全黨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搞建設，把計劃定好、把問題抓準，認真總結經驗，采取正確的政策，放手調動廣大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我們就有希望經過20年的奮斗，實現這個戰略目標。

1980年底，中央工作會議確定經濟上進一步調整，政治上進一步安定的方針。從1981年起，在黨中央領導下全黨認真執行這個方針，使經濟形勢比較迅速地好轉。國民經濟內部在積累和消費間、農業工業間、輕重工業間的比例關系逐漸趨于合理，長期存在的積累率過高和農業、輕工業落后的情況有了根本改變。

消費與生產的辯證關系

我國的經濟建設，長期以來受蘇聯模式的影響很大，積累的比例過高，重工業生產的比例偏大，在計劃經濟指導下，企業都是為完成計劃指標而生產、為生產而生產，還忽視質量而盲目追求超產，忽視社會和人民的需要。這種違反經濟規律的做法，不僅形成比例嚴重失調，而且供求脫節，倉庫大量積壓，市場供應緊缺，對于全國人民的勞動成果和寶貴的建設時間來說，都是嚴重的浪費。1980年胡耀邦擔任中央總書記以后，把目光轉移到經濟建設的全局上來。他請國務院各部委一個一個來向中央書記處匯報，讓處于第一線、工農商學兵都要管的書記處的人熟悉經濟工作情況；進而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闡述我們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和人民的需要，并提出要辯證地看生產和消費的相互關系。他多次強調要重視輕工業生產，多為社會和人民生產需要的消費品；要適當提倡和推動人民提高消費水平，以消費促進生產。

1982年5月19日，胡耀邦與國家計委、經委、商業部、財政部的負責人宋平、袁寶華、劉毅、李朋和經濟理論家薛暮橋、馬洪，舉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座談會。座談會由胡耀邦提出問題，咨詢、請教大家，同大家議論、探討，交談看法。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一貫風格，他突破框框，打開思路，同大家一道議論了生產和消費的一系列問題。

胡耀邦了解到當時我國城鄉個人儲蓄累計有570億元時說，我們國家提倡儲蓄，不同于其他國家是為了緊縮通貨、防止通貨膨脹，而因為一是人民群眾要防備天災人禍，具有社會保險和福利作用；二是建設需要大量資金。他說要請大家研究一個問題：按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勞動者創造的國民收入，分兩部分：一部分是積累資金，另一部分是消費資金。積累資金即是用于擴大再生產或用于蓋房子（特別是農民），還有一些由個人積存起來，作為儲藏手段起著社會保險的作用。我們的儲蓄，能否把這些儲藏的資金，即利用人民的存款，把它變為可以增值的資金？我們對儲蓄處理適當，可以促進生產，否則，也會妨礙生產。要看到儲蓄這種兩重性。如果群眾的收入過多地集中到儲蓄方面，那么我們生產出來的消費品，銷路就會受到限制，甚至有可能賣不出去。這樣就會造成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失調，不利于發展生產。過分地刺激消費或提倡高消費是不對的，我們不提“高消費”的口號；但是要適當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費，引導人民正確地消費，使生產出來的消費品有銷路。這不是說要吃光用光，不是說不要艱苦奮斗精神了，但是過分地采取節衣縮食的辦法來儲蓄，對于促進生產的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合適？值得研究。當他了解到現在商業庫存有1100億元的商品時，提出：很多東西積壓在那里，商業部門有沒有惜售的思想？今后我國每年增加220億元的消費品，是完全可能的。我們要多設商業網點，要鼓勵商業人員下鄉，現在有些商品在城里賣不掉，在鄉村還買不到。

胡耀邦從滿足人民的需要出發，運用馬克思學說分析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實際問題，正確認識和處理生產和消費的辯證關系，顯示出他的科學態度和求實精神。

推動經濟體制改革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受到了歡迎，普遍認為這是一個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綱領性的好文件，總結了幾年來改革的實踐經驗，突破了原有的框框套套，凝聚了許多人的智慧和經驗。國外反映也很強烈，說這是中國共產黨最大膽的、最有深遠意義的決定。有些知名人士也看出來了，中國是不會離開社會主義的。反映最強烈的是在城市經濟戰線的廣大職工。他們對這個文件表現出很大的關注和興趣，看了后說：這一下邁改革的步子更堅定了。一些企業負責人更是眉開眼笑，說這是盼了多年的好文件。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閉幕的當天晚上，胡耀邦就離開北京到山東各地去調查考察了。一路上，他向各地干部、群眾宣傳講解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強調要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把我們的經濟建設搞得更快些更好些。他十分注意省市和地縣的有關領導機關和經濟部門的領導干部的思想狀況，引導他們要自覺地改掉過去那一套老的領導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風、工作秩序和規章制度，站到改革大潮的前列。后來他在許多場合的講話中，都要求干部充分認識改革的重要意義，強調指出，如果改革成功，翻兩番和四個現代化就有了保證，國家和人民就可以更快富裕起來，一切事情都好辦。反之，如果改革不成功，“四化”和翻兩番就難以實現，國家和人民就不可能早日富強，那就一切都會受影響、要推遲。所以，改革是整個國家和民族前途的希望所在。

在《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引下，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有了很大的擴大；由于按照政企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的原則，改變多少年來統收統支的經營方式，許多企業采取了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還有不少中小型企業和商業企業更進一步實行租賃制，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或經營者。企業內部實行了廠長負責制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這就使得企業注重改善經營管理，激發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提高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了經濟效益，企業留利的比例有了顯著增加，增強了技術改造、擴大經營的能力。

經濟體制改革的另一個顯著成果是改革計劃管理體制，使國家宏觀調控的范圍和方式得到了調整和改進。由于經濟體制改革是要建立適應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的經濟體制，這就要求在實行政企分開、增強企業活力的同時，相應地改革宏觀管理系統。這種改革首先是國家計委管理的指令性計劃大大縮小，指導性計劃相應擴大，適當下放計劃管理的權限；國家統配物資和計劃管理的產（商）品大大減少，用于生產和建設的資金相當大一部分由財政籌集轉為銀行籌集，經濟杠桿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增強，在財政、稅收、價格、金融、商業、勞動工資等方面的改革，也隨之全面推開。

這其中，價格體系的改革很引人注目。1985年1月，國務院取消了企業在自銷和完成國家計劃后超產部分可以自定價格不高于20%的幅度，而允許這部分工業生產資料可以按稍低于市場價格的定價出售，參與市場調節。此后，“雙軌制”的價格體系成為我國物價體系的重要特征，影響深遠。這一年在城市放開了主要副食品的價格，農村取消了統購派購制度而改為合同訂購。到1986年，各類商品實行浮動價和市場價的比重，農副產品占2/3，工業消費品占一半略多，生產資料也占1/3多，而1000多種小商品的價格完全放開。結果，1985、1986這兩年的物價上漲幅度甚大。這次價格體系改革對于按價值規律運作和搞活經濟起了相當作用，國家還拿出一筆財政撥款給城市職工增發副食品價格補貼以穩定職工生活水平，但對國民經濟、人民生活和經濟體制改革也產生了負面影響。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開展，使得我國長期以來單一的公有制結構，迅速發展變化成為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多種經營成分共同發展的多元結構。胡耀邦對于支持和鼓勵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等非國有制經濟成分表現出了巨大的熱忱。他認為，在我們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生產力水平不高的商品經濟社會里，放手讓城鎮人民群眾興辦各種大大小小的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不僅會給人民生活帶來極大的方便，而且大大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共同搞活經濟，較快較好地發展各項建設事業；至于對擴大就業門路、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作用，則更為近幾年來的實踐所證明。因此，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優勢的前提下，積極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應當是一項長期堅持的方針，而不是一項權宜之計。1983年8月，他和萬里等人在中南海懷仁堂，親切會見了出席全國發展個體經濟、安置城鎮青年就業先進表彰大會的300多名代表，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講話，指出從事個體經濟，為國家富強和方便人民生活做出貢獻，同樣是光彩的。從此，個體經濟勞動有了一個“光彩事業”的美名。

這次在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對于積極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尤其是對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明確的規定。胡耀邦要求各級干部進一步解放思想，要讓農民進城辦企業，辦旅館，辦旅游業，搞城市建設。讓農民進城，不僅是允許郊區農民進城，還要允許本省其他地區和外省的農村一些有專長的人來沿海城市興辦各種各樣的企事業。在談到“放手發展第三產業”時，他也強調要鼓勵個體戶經營第三產業。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發展，城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增長比例很快。據統計，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改革前的1978年的77.6%下降到59.7%，而集體經濟由22.4%上升到34.6%，過去沒有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三資企業”以及其他非公有制經濟的產值占到5.6%；至于商業方面，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占到25.6%。全國城鎮個體工商等各行業的從業人員達569萬人。這種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方興未艾，對于發展社會經濟、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業人員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和顯示的活力是十分顯著的。

改革要從一件件實事做起

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改革不僅在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發生一系列變革，而且在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習俗上也引起了許多變革。人們競爭、進取的意識與日俱增，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思想受到沖擊，學習文化知識、掌握科學技術的積極性高漲，追求發展、開拓經營、脫貧致富、享受幸福成了越來越多的人的追求；在生活習俗上，沖破繁文縟節和單一模式，向往現代時尚和多樣化、個性化，在中青年中也日益增多。這些符合社會進步要求、適應時代發展潮流的思想觀念，使得干部群眾更加自覺而積極地投身各項改革。

改革要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但是必須落實到實際行動中付諸實踐。胡耀邦強調：搞改革不能只是在政治上講那些空空洞洞的道理，一定要求實，一定要從一件件的具體事情做起。那些不著邊際的空話套話，只能束縛人們的思想，助長保守，阻礙改革。要想得寬廣一點，從思想路線、典章制度、組織機構至生活方式、習慣都要進行改革。他強調：不要輕視生活方式的改革，許多改革往往是從生活方式的改革開始的。生活方式的改革對每個人都會產生直接的影響，它可以促使人們想到思想上、經濟上，乃至整個社會的改革。例如穿不穿西服，我也曾考慮過得失問題。據說大家還都贊成，當然也有個別人提出過不同看法。這年的10月他在山東石島鎮南車大隊調查時，與基層干部和群眾座談中也說：在吃飯這個問題上，還要廢除幾個不好的習慣。第一要改變暴飲暴食的習慣。平時舍不得吃，過年過節時十幾個菜大吃大喝，結果反而把自己的身體搞壞了。第二要廢除不衛生的吃飯方法。提倡分食，放點刀子、叉子、筷子，多買點盤子，同桌分食，中餐西吃，這樣可以避免傳染病。第三要改變烹調方法中那些落后的東西，保持先進的東西，講營養、講衛生。第四要改變食品的結構，向衛生營養的方面發展。胡耀邦還說：我們工作中一些助長封建宗法觀念的東西也要堅決廢除或改變。像我們領導干部包括中央領導干部到下邊去，不要搞那些前呼后擁、戒備森嚴的做法，也不要組織什么群眾迎送。要糾正我們宣傳工作中一些陳舊的“左”的東西。這些論述，體現了胡耀邦全面推進改革、不忽視任何一項具體改革的基本態度。

改革要革除舊的框框、套套和僵化模式、觀念，探索、創立新的規章、制度、方法、作風，在實踐中難免會有缺點或不足之處。胡耀邦告訴領導干部：要熱情鼓勵和大膽支持那些提倡改革的人和有助于改革的作風，即使有的改革過了一點頭，也要保護、補救。這樣，經過一二十年的努力就改過來了，改革就一定會收到巨大的實效和成果。對改革都應支持，不要害怕，我到處都支持改革。

實踐表明，黨中央在十二大以后的幾年，堅定而適時地把改革放在重要地位，全力推動經濟等各項體制的改革，革除舊有體制中束縛生產力和人民積極性的種種積弊，開始建立起了充滿活力和生機的管理體制和新的規章制度，全國人民精神振奮，意氣風發，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大為高漲。連年農業的發展促進了輕工業的發展，進而促進了重工業的發展，進而人民收入增加、消費需求擴大，又有力地刺激了生產的發展。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由于集中了必要的財力物力，均得到了優先發展，國民經濟在發展中得到了調整，日趨合理和完善。我國的經濟建設出現了高速度發展的趨勢。據統計，1983年我國社會總產值達到11052億元，比上年增長10%，國民收入為4673億元，比上年增長9%，工農業總產值為9209億元，比上年增長10.2%，提前兩年達到第六個五年計劃規定的指標。1984年，我國社會總產值達到12835億元，比上年增長13%，國民收入為5485億元，比上年增長12%，工農業總產值為10627億元，比上年增長14.2%。1985年，全國社會總產值達到15000億元，比上年增長16.2%，工農業總產值11780億元，比上年增長16.4%。1986年，全國社會總產值18774億元，比上年增長9.1%，工農業總產值為15104億元，比上年增長9.3%。這也有力地證明了：黨的十二大所制定的開創新局面、實現翻兩番的綱領和全面改革的方針、政策，極大地調動了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對于“翻兩番”，鄧小平在1984年10月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說：“翻兩番的意義很大。這意味著到本世紀末，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萬億美元。那時不按人口平均而按國民生產總值來說，就居于世界前列了。這1萬億美元反映到國民生活上，我們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國力上，就是較強的國家。因為到那時，如果我們拿國民生產總值的1%搞國防，就是100億美元，要改善一點裝備容易得很。據說蘇聯是20%的國民生產總值用于國防，為什么他翻不起身來，就是負擔太沉重。一百億能夠辦很多事情，如果用于科學教育，就可以開辦好多大學，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來辦了……如果實現了翻兩番，那時會是什么樣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團結是肯定的。國家的力量真正是強大起來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也會大大不同了?！?/p>

鄧小平還說：“翻兩番還有個重要意義，就是這是一個新的起點。再花30年到50年時間，就可以接近經濟發達國家的水平。不是說制度，是說生產、生活水平。這是可能的，是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p>

在重視翻兩番的同時，中央也注意到速度的問題。鄧小平強調要重視提高經濟效益，不要過分追求產值、產量的增長。胡耀邦也在許多場合一再強調，要控制發展的速度，不要過于強調高速度，而要首先強調效益?！笆蟆标P于翻兩番的指標，就有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所以我們的“七五”計劃還是把速度定在7%左右，就是考慮到這一點。他還指出：要求產值增長過快，就必然會造成供求失調影響整個物價和金融。 1985年2月9日他在接見全國省長會議全體與會者時講話說，在經濟形勢和改革形勢很好的情況下，要重視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注意幾股不正之風。但是各地的勁頭很大，一下子控制不下來，結果還是出現了經濟過熱發展，財政、信貸上宏觀失控，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局面。

（責任編輯李秀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