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達”格尼

○阿貝爾

在寫作圈內，格尼是我迄今認識最晚的一位，掐指算來，不到六年。但印象卻是深的?；蛟S稱不上朋友，卻是可以說得上話的。

說得上話，當然是說寫作、說小說。我向來靦腆，特別是見了美女。格尼在文學圈是公認的美女，我見了自然會靦腆，單獨不多搭話。我想靦腆的人身體里有種特殊的化學成分，容易跟美女起反應。好在見過幾面之后，發現格尼身上有種男孩兒的東西——倔強與義氣，以后再見到便自然多了。

第一次見格尼是和她同年簽約巴金文學院，在晚宴上。成都市三槐樹街66號，今天已改名永升聚元酒店的克拉瑪依酒店。自我介紹時，格尼說的是真名，后來小說寫多了，“格尼”便遮蔽了真名。說句公道話，她是參加晚宴的女作家中最漂亮的，也是最年輕的，而且是一種不按規矩出牌的漂亮——怎么一個不按規矩出牌，我也說不好，或許是長得特別吧。席間其他女作家酒量極好，也很健談，有的還很會撒嗲，格尼在桌上卻很少說話，喝酒也只是禮貌性地表示一點，似乎還有那么一點點緊張。她那天的樣子，就像是從南充移栽過來的一株綠植——知道她生長在內蒙后，說是從內蒙移栽過來的更準確。

這之后，和格尼一起參加了幾次活動，對她有了一些了解，印象也變得清晰了。記憶最深的是呼倫貝爾和黑龍江之行。陜北不是格尼的老家，自然也不是格尼的性格，陜北之行沒留下多少印象。內蒙是格尼的老家，一踏入內蒙她就很興奮，感覺是魚兒回到了水中——格尼魚回到了格尼河。還是因為靦腆的緣故，在整個旅程中我都是個旁觀者，從不主動去接近她。也是在呼倫貝爾，我第一次聽見有人叫她安達，且叫得親昵而大方。我孤陋寡聞，不知道“安達”一詞的含義，見別人公開這么叫她，她并不反感，便特別地羨慕——羨慕她，羨慕叫她安達的那個人?，F在想來，我永遠是個旁觀者，至多還是個幻想者。我一個人走根河濕地、一個人趟額爾古納河、一個人鉆白楊林、一個人漫步室韋街頭……或許是出于靦腆，或許是出于理性，我總是不合群。在呼倫貝爾，我發現格尼是屬于草原和河流的——在草地、河畔拍照，她都會保持一種綻放的姿態，甚至是跳躍的姿勢，一旦遇到美麗的大自然她便找到了自我——自我之美。當然，我們也可由此反觀到她在內地、在日常生活中的壓抑。

那次采風，格尼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還不是在呼倫貝爾草原、不是在大興安嶺邊緣的白樺林，而是在黑龍江五大連池的老黑山火山。我在散文《一晃而過的大地》中有記：“雨下大了，同行的人都到亭子躲雨去了，只留下格尼、老安和我登上火山口，沿著火山口前行……三個人，在雨中，相隔幾米到十幾米，開始還打著傘，很快傘就被風吹翻了……三個人誰也不等誰、誰也不跟誰，各自淋著雨、看自己的火山，就是遇見也不說話?！蔽抑两穸加浀酶衲岜持嘲?、淋著雨走在火山口的樣子。想必格尼也記得，那次還看見了彩虹。

有一年時間吧，認識了人，卻沒讀過她寫的小說。那時她似乎還沒出集子，只是在雜志上發表，已上過魯院的高研班了。我有時候會特別好奇，去想這樣一個女子會寫出怎樣的小說……當然沒有結果。其實，問她要篇小說或者上網搜篇小說來讀，很快就知道了，我就是不要，也不上網去讀，而今想來或許是想保留這份猜想吧。

簽約第二年，我終于讀到了格尼的小說，就是那篇《和羊在一起》。我讀的是電子手稿，讀后推薦給了《花城》。第二年（2015年）發在《花城》第4期上，后來被《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長江文藝·好看小說》轉載。小說寫了發生在作者老家內蒙賴大爺身上的故事——賴大爺養羊，每日從“我”家院子過，沒吃飽的羊趁機叼吃豆皮、玉米秸和葵花稈。賴大爺不趕羊，等它們吃，他像是想多停留一會兒，說點什么，卻又開不了口，反遭“我”母親罵走。事后“我”才得知，賴大爺的孫子心臟手術失敗，一直被賴大爺凍在冰柜里，等著跟醫院打官司。格尼說她寫這篇小說的原動力是來自生命的疼痛?，F實中的賴大爺趕羊經過她家，羊叼吃她家的東西卻不趕走，是想瞅準機會問問這個從城里回去的作家有沒有跟醫院打官司的門路，而“我始終沒和賴大爺說一句話，甚至沒看他的臉，我在逃避一張悲苦的臉”。這便是作者疼痛的起源。

第一次讀格尼的小說，我就看出她是位適合寫小說的人——有鄉村生活背景，故事講得好，人物寫得好，關鍵是還很敏感，有一顆悲憫之心。同時我也發現，格尼對小說的認同不是基于文學本身，比如基于詩歌、哲學或美學。換句話說，不是基于西方小說的概念。她的語言是某一層面的敘述，或者說僅僅是小說層面的敘述——故事層面、社會層面，同我理解和實踐的小說不是同一種。我由此想到了格尼的真名——郭金梅。很樸素的一個名字，很中國、很鄉土，誕生在這個名下的小說或許就該是《馬蘭店》《和羊在一起》《岸上的女人》……這很像馬金蓮，馬金蓮名下的小說就該是《碎媳婦》《掌燈猴》《老人與窯》之類。也許有人會說，格尼的小說畢竟不是誕生在郭金梅名下，而是誕生在格尼名下，不該有那么濃厚的鄉村鄉土味；然而，當你得知“格尼”并不是一個西方詞匯而是作者老家——內蒙古阿榮旗下的一條河流時，便釋然了。

一個作家的性格可以是很外向的，但涉及寫作卻極其隱秘。寫作就像上帝安裝在我們頭腦中的基因編程，編程不同寫作的狀態和完成的作品便不同。格尼很少談到她的寫作，即使談到也總是很低調、很謙虛，不愿多講自己對小說、對文學的看法。偶爾聊到寫作之外的文學圈，格尼當年也是懵懂的，至少看上去是懵懂的。有一次在成都，老安請吃火鍋，我們仨，桌上談到文壇的一些趣聞和美女作家的優勢，她顯得既懵懂又驚詫，還有幾分不屑和怒氣。憑我的直覺，她不是裝的，她是真的還未涉足文壇，不知道文壇如天下任何一壇，并非那么神圣、干凈。那天我們都喝了點酒，說了些真話。也僅僅是說說而已，誰也無法為別人，包括為自己的寫作指出一條路來。

2015年我不再簽約巴金文學院，格尼繼續簽約。記得吃“散伙飯”的時候，她走過來很正式地敬我酒，說是感謝我的薦稿。我依然靦腆，站起來抿了口酒不知說什么。晚上，趙院長帶我們去街邊喝啤酒，格尼喝得有點多，不再像平常那么矜持，表現出難得看見的感性的一面——恍惚、頹廢、絕望，還有那么一點沉淪。她悄悄告訴我她的生活發生了變化……那一刻，她顯得從未有過的真實，也顯得從未有過地像個作家，甚至是像個詩人。

轉眼又過去了三年。三年里，格尼突飛猛進，先后在《花城》《十月》《中國作家》《北京文學》等核心期刊發表中短篇小說二十多萬字，其中原發《十月》2016年第6期的《啃春》、《湖南文學》2017年第5期的《白光》、《太湖》2018年第2期的《沒有開花的花園》等被《小說選刊》轉載。她的知名度直線上升，一躍成為川內七零后小說家的代表，也躋身國內知名七零后小說家行列。

讀罷阿薇木依蘿的中篇小說《羊角口哨》，我與羌人六通了電話，在電話里談起讀后感。我把小說分為兩種，一種是反映論的、故事化的，或者說是現實主義的，就像時下大多數小說；一種是現代主義的、先鋒的或者說內化的，也即是真正文學意義上的，比如卡夫卡的，馬原和殘雪早期的。我覺得后一種比前一種高級，比前一種更接近文學——詩歌。阿薇木依蘿的《羊角口哨》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后一種。電話里我只談到讀后感，以及讀后引發的思考，只談到羌人六和我個人的創作，答應格尼寫這篇印象記，我才想到這個觀點也可以用于談論格尼的小說，或者提醒她往后的創作。

最近一次見格尼也有一年多了——2017年4月的嘉陵江采風。川渝一幫作家一起走明月峽棧道，一起坐輪渡從昭化古城到蒼溪鴛溪渡，再坐汽車到閬中、武勝和合川。我雖仍改不了靦腆的毛病，但因為有重慶的文友吳佳駿同行，一路上和格尼還是聊了不少。小說也好，散文也罷，文學終究是一種純粹、詩性的東西，是一門藝術，作家終究和凡夫俗子有別。在蒼溪，在合川釣魚城，我看見的格尼并不是那么合群，她看山看水看人都有種悵然、有種恍惚，那種悵然和恍惚不是情緒和身體的，而是文學的。

格尼是可以期待的。這篇《女人的滋味》便是對所有期待者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