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世蕓：以高度文化自信振興中醫藥事業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那么，當前中醫該如何傳承與發展？嚴世蕓教授認為，“堅守、融合、發展”是破解之道，其中最關鍵的是“堅守”中醫的特色與優勢，真正做到“文化自信、理論自信和臨床自信”。

《檢察風云》：今年恰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業界普遍認為中醫藥發展已迎來最佳歷史時機。但是，近代由于科學和西醫學的傳入，使中醫藥學受到很大沖擊。其中以探討中醫理論是否科學為最大宗，更有學者認為“中醫是偽科學”。對此，您怎么看？

嚴世蕓：科學并非只有一種表現形式，中國的科學并不等同于西方的科學，西方科學采用的方法也不是獲取科學知識的唯一方法，不能把西方科學當作衡量科學的唯一標準。中國有自己的科學傳統，中醫藥就是中國傳統科學最具代表性的門類之一。與其他中國本土科學一樣，中醫藥學在幾千年實踐中形成了全球范圍獨樹一幟、療效確切、覆蓋人類生命全周期的醫學科學。

早在1913年，毛澤東就曾在《講堂錄》筆記中寫道：“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實驗。然言氣脈者，理太微妙，常人難識，故常失之虛。言實驗者，求專質而氣則離矣，故常失其本，則二者又各有所偏矣?！逼鋵?，西醫講究實驗，中醫講究實踐，在源頭上是相通的。

中醫藥學作為中華民族原創的醫學科學，深刻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世界觀、價值觀和認識論，成為人們治病祛疾、強身健體、延年益壽的重要手段。歷史上，中華民族屢遭天災、戰亂和瘟疫，卻能一次次轉危為安，中醫藥功不可沒。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中國女科學家屠呦呦帶領科研組從1700年前的醫學古籍中獲得靈感，成功提取青蒿素，引發抗瘧新藥的研發，在全球范圍內挽救了數以百萬人的生命，這一發現堪稱傳統中醫獻給世界的禮物。

科學是一個知識體系，不是“正確”的代名詞，我們要警惕科學迷信主義這種怪異而可怕的思潮。這種思潮的形成與近代中國人民飽受屈辱的苦難史有關，其根本原因是民族自信與文化自信的喪失。今天國家提倡以高度文化自信推動中醫藥振興發展，實際上是文化自信和主體自覺的回歸。中醫藥學具有與西方近代科學的機械論、還原論相對立的整體論、方法論，其所探索研究的是復雜性、動態性、非線性的生命狀態本質。中醫藥的這一特征，正與當今出現的科學新思潮、科學發展新趨勢相吻合，相信中醫藥學在未來科學發展中將大有作為。當今世界，科學的現代化進程正經歷著深刻的變革，中醫藥的創新與現代化也應做出深刻的思考。

《檢察風云》：“中西醫匯通”一直被認為是海派中醫的特點，但這樣是否會消磨中醫的特色，導致中醫的西化？您認為應如何傳承與發展中醫的特色與優勢？

嚴世蕓：我認為，主張“中西醫匯通”會抹殺中醫特色這種說法過于極端。中醫自古至今就是一個多學科交叉融通的知識體系，僅《黃帝內經》中就涉及13個學科。中醫藥理論從先秦開始與各種學科發生交叉滲透，緊跟社會發展，形成了獨立的宇宙觀、價值觀和生命觀。文明在進步，社會在發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西醫匯通”是中醫發展的一個必經之路，現代中醫的發展不僅需要與西醫融合，還需要融合現代的其他學科，這本身并無不妥。

現在的問題是，在中西醫結合的過程中，我們衛生主管部門使用的管理方法和指導思想來源于現代科學體系而不是中醫傳統文化體系;現代中醫院的建院模式并未考慮中醫的特點和發展需求;現行《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也是按照西醫理論建立的，勢必導致中醫的臨床思維產生西化的現象，其臨床特色也會受到很大消磨。同時，中醫教育也面臨著教學內容的結構改革，尤其是中醫通識教育的課程體系亟須建立和完善。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醫藥學凝聚著深邃的哲學智慧和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那么，當前中醫該如何傳承與發展？我認為，“堅守、融合、發展”是破解之道，其中最關鍵的是“堅守”，即在“堅守”中醫特色與優勢的前提下，真正做到“文化自信、理論自信和臨床自信”，才能更好地促進中醫與西醫的“融合”與“發展”。我們要有堅定的科學自信，明了中醫的獨特價值，破除對西醫的迷信，從認識論上厘清中國與西方、中醫與西醫的差異，處理好中醫與西醫的關系，用開放包容的心態促進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更好地融合，堅持中西醫互學互鑒、攜手造福人類。

我認為，中醫在各方面都具有明顯的臨床優勢。譬如：在治療冠心病和慢性心衰方面，中醫療效顯著。憑借多年來在中醫治療心血管疾病方面積累的臨床經驗，由我研發的針對冠心病、心絞痛的“以心制宜3號（嚴氏冠心方）”和針對慢性心衰的“以心制宜6號（嚴氏心衰方）”，目前已應用于臨床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且正在進一步開展臨床科研工作。與此同時，中醫基礎理論也有待于進一步深化、研究和完善。從1995年始，我主持創建了中醫“藏象辨證論治理論體系”，對傳統辨證方法進行創新、發展和提升，編撰了《中醫藏象辨證論治學》，獲得了“中華中醫藥學會學術著作一等獎”，為中醫辨證論治實現規范化、標準化的目標及中醫走向國際開創了臨床辨證的方法學基礎。

《檢察風云》：傳統的中醫傳承是以師承的方式，現代的中醫傳承則以學校教育為主，您認為哪種傳承方式更好？作為著名的中醫教育家，您怎樣看待近年來開展的“海派中醫流派傳承”研究工程？關于海派中醫的傳承，您認為難度在哪里？

嚴世蕓：學校教育和師承教育對于中醫人才的培養并不沖突，兩種教育方法可以互補互用。對于需求大的本科中醫藥人才，使用學校教育的方法更有利于規?；囵B，也可吸納師承教育的某些長處，以充實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應主動吸收師承教育的某些特點，以提高培養質量;師承教育，則可與學位教育相結合，以提升培養層次。

對此，需要我們深化中醫藥的教育教學改革。在上海中醫藥大學任校長時，我在全國高等醫學教育中率先全面推行了學分制教育管理制度，促進學生的個性發展;研究和實踐了高等中醫人才“早臨床、多臨床、反復臨床”的培養制度，著意提高學生的臨床實踐能力;引入本科生導師制，把高等教育和師承教育結合起來;主動與各類綜合性大學聯合辦學、辦專業，多學科交叉融合地培養中醫藥創新人才;積極開展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改革，對傳統的中醫基礎課程進行分化、整合，形成了內涵清晰、科學合理的新的中醫基礎課程體系。

作為海派中醫學術流派項目的參與者，我認為海派中醫的傳承，難就難在流派的傳承。上海自19世紀開埠以來，其特定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使中醫在內、外、婦、兒、針、推、傷各個領域出現流派紛呈、和而不同的局面，成為全國中醫藥的中心城市，但此后由于對流派的傳承與發展缺乏重視，導致某些著名流派瀕臨斷代乃至流失。2011年以來，在上海市政府、上海市衛計委和上海中醫發展辦公室的領導與支持下，“海派中醫流派傳承工程建設”連續兩輪被列入“中醫藥三年行動計劃”，包括丁氏內科、顧氏外科、石氏傷科等15個流派納入基地建設。此舉獲得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高度認可，并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推廣，從而推動了全國中醫學術流派傳承工作的開展。上海迎來了海派中醫流派傳承與發展的最佳時期，今后將大有作為！

采寫：王一茗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