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原因分析

王弘致

【摘 要】本文擬依據多位學者專家就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四十年間飛速發展的原因分析進行綜述。目前國內對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快速的原因分析普遍存在著表述現象卻沒有透析到規律的特點，列舉時間節點和相應政策卻沒能結合當時的其他因素影響，因子間變量關系不明晰，以至于無法找到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并推進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因素。對于具體到某一條線的政策要素分析，本文選取了財稅體制改革、共產黨領導以及基本經濟制度變革來觀察是否存在內生原因使得中國經濟發展迅速。

【關鍵詞】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影響變量

一、背景引入

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兩位數的速度不斷增長。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1]從1978年的1495億美元增長到了2017年的122377億美元，由低收入國家轉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于美國。同樣是發展中國家的印度，和中國同樣位于亞洲，國內人口數量分別占據了世界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分析其國內的經濟情況，1978年印度國內生產總值為1354億美元，與同時期的中國在國內生產總值上差距不到200億美元，而到了2017年，印度25975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于中國2005年的發展水平。

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理論難以解釋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許多專家學者都開始對此進行研究，試圖找出其中的規律，對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提供指導意見。

二、經濟發展迅速原因分析

1.宏觀分析

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劉萬玲通過中國經濟體制發生的主要變化進行了經驗總結[2]，其中包含了農村經濟體制、基本經濟制度、分配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變遷。在對多達11種制度的對比中，劉萬玲主要是選取了1978年的經濟制度和當今2018年的制度進行點對點的縱向對比，對比的角度豐富，覆蓋面較為完整，但是在分析的過程中存在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首先是忽略了時間的因素，例如財稅制度的改革并不是1978年前后完成的，而是在1994年這個關鍵的時間節點實現了分稅制，由中央統收統支到地方有自主權進行稅收管理。制度的推行和宏觀經濟的發展往往是存在著“合適的制度要在合適的時間所推動才能得到相應的經濟發展效果”關系。忽略了每一個時間節點中國所處于的世界環境、國內動態、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響，那么對于這種制度與時代的適配性就是不客觀的，也難以復制推廣的。其次，國內目前對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分析存在的通病就是缺乏實證數據分析，因為制度的改革難以參照對比組，不易得出定量的結論分析?？傮w來說，我認為劉萬玲的研究雖然存在著缺乏時間因素和缺乏數據支撐的制約，但是至少提出了幾種可能影響國內經濟飛速發展的影響變量，為后續研究的計量分析提出了變量假設。

既然提到了缺乏時間因素的重要問題，那么將1978年到2018年所經歷的階段進行劃分，通過中國歷年來制定的五年規劃分析政府對各個歷史時期國內外形勢的判斷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把握。北京師范大學李曉西教授圍繞中國市場經濟的主線，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收效，結合中國加入WTO積極融入全球化進程，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提出有關對策思路。

李曉西教授整理了歷年發布的五年計劃或規劃綱要，將改革開放過程中五個重要的時間節點羅列出來[3]：一是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二是1992年在黨的十四大上，鄧小平表示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三是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最終簽署了《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四是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為市場經濟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奠定基礎；五是2013年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同經濟社會的發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被不斷強調，從單純的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地位不斷提升。李曉西教授的分析深度和時間節點的選取明確清晰地指明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政府對市場經濟地位的把握程度密不可分。在每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政府都需要結合當時發展情況制定全新規劃。2017年黨的十九大隆重召開，習近平提出中國進入了新時代，并以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以兩個階段、兩個十五年來指導中國的發展。

李曉西教授將1978年至今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簡要劃分為了四個階段，從改革的起步、初期進展、全面推進再到進一步深化，并撰寫了《中國市場化進程》[4]。四個階段所對應發生的改革實踐，完整并有條理地敘述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執行的每一項工作，無論是研究的全面性還是時間的邏輯性，都讓人清晰明了地看清中國經濟發展的走向和成功的原因。細讀文章之后，任何人都能夠清晰明了地把握各個階段的中國改革脈絡，但是這個脈絡之中的推進力，是否可以復制在其他的國家或是指導中國未來的發展？這種假設無從而考，或者說，李教授梳理出了現象和每種現象所帶來的影響，但沒有從現象中總結出經濟規律。是否在某種社會環境下執行某種特定的經濟制度能夠使得經濟飛速發展？

為此宏觀的統領分析在探究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原因中便顯得捉襟見肘，這時我們將眼光放到對單一領域進行深度研究，探究一種制度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

2.財稅體制影響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財稅體制相應地作出了幾次變革，在矛盾浮出水面的情況下，及時調整以減少問題的出現。首先簡單回顧一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幾次財稅體制變革。1980年，國務院頒發了《關于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財政管理體制的暫行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實行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劃分收支、分級包干”財政體制，在這個階段，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得到了大幅提高，解決了地方政府怠惰消極的矛盾；1985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國務院決定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實行“分級包干、核定收支、劃分稅種”的預算管理體制，進一步帶動地方政府大力發展經濟；1988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地方實行財政包干辦法的決定》，在試點結束之后實現了地方積極性調動的全面鋪開；1994年，中國正式推行“分稅制”的財政體制變革，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稅收劃分、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支出劃分、重新確定中央財政對地方稅收返還額；2011年，在“營業稅”改為“增值稅”的試點方案執行后，地方稅向中央稅便開始邁出了第一步的改革；2016年，中國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2018年，國稅局與地稅局合并，重新劃定稅收分配制度。[5]

在改革開放的宏觀背景下，可以看出在經濟發展出現矛盾或是到達瓶頸的時候，財稅手段是解決國家經濟的一大有力武器，而每一次的財稅改革不一定能夠直接為經濟發展帶來足夠的增速動力，但確是保障經濟正常運行乃至告訴發展的重要基石。1988年實行財政包干制之后，地方政府積極性得到顯著提高，卻導致中央財政必須依靠地方財政的上解才能達到平衡。因此在1994年提出分稅制，由中央和地方進行事權劃分，確定各級財政支出范圍。同時，稅收制度隨時間的演變，在不斷地迎合時代步伐改變。時至今日，由于稅收成本過高和現代技術發展等多方面影響，實現國地稅機構合并是當下時代的必然要求，降低征稅成本，進一步提升國內財政收入。

3.中國共產黨領導影響分析

作為支撐著經濟發展增速的重要基石除了財稅體制，還有中國較為穩定的政治環境——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夠協調多黨共同合作、連續執政、凝聚多方力量的中國共產黨使每一條作出的經濟決策具有前瞻性、連續性、戰略性。這種發展政策有利于實現國民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而不會局限于領導人和其黨派的管理任期。[6]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中長期戰略規劃，并相應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不僅如此，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初心和宗旨，也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快速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托之一，對比西方政黨所代表的利益群體，中國共產黨至今不變的初心保證了改革開放總體方向和政策的正確性：把經濟建設作為第一發展力，全心全意謀發展，努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升民生水平，為老百姓謀福利；堅持改革開放。

4.基本經濟制度影響分析

改革開放過程中，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是一條重要的主線，從計劃經濟到以公有制為主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原因之一或者說是重要變量就在于經濟體制的改革。

國有企業在市場化的經濟改革中，行政化經營機制從計劃經濟體制下，慢慢擴大企業的自我管理權，同時引入國企經濟責任制，然后開始了國企經濟由統收統支向征收所得稅的形式變革，再到探索國有企業對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隨著時間發展，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企業的變革在改革開放的宏圖當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眾所周知，中國經濟體制以公有制為主，國有企業的發展占國內經濟發展的主導地位?？梢哉f，國有企業的效益提升是國民經濟提升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同時也是公共經濟、社會福利以及民生水平的重要依托。因此以下將針對探究國有企業變革對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進行綜述。

國有企業變革的過程與其他制度的變革有所差異，經濟制度的變更往往存在著時間的滯后性，而文字規范式的制度又難以進行定量分析。然而國有企業變革中因為大量涉及到股權結構改革、公司治理變更、經營權和所有權的歸屬等一系列問題，在模型的設立與選取中存在計算的可檢測性。有學者研究表明[7]，國企改革可以減少資本生產率浪費、提高資本的動態配置效率，并對其他企業產生正向外部溢出效應，實現促進經濟增長的功能。

在國有企業的發展創新路徑中，可以總結歸納出幾點對中國整體經濟發展造成影響的重要因子[8]：一是推進國有企業的戰略性重組，二是促進股份制改革權責明晰，三是打破現有市場壟斷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四是用人制度不斷完善改革。通過上述幾點改革，讓中國經濟煥發出新活力。然而改革的過程是緩慢的，國企的改革在中國的創新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大中型國有企業改革進程緩慢，壟斷企業改革仍需努力。國企改革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占據中心地位，成敗尤為重要。雖然我們黨在指導國企改革的過程中遇到許多難題與阻礙，但是必須持續推進國企改革的步伐，才能進一步深化我國改革開放成果。

國有企業改革從公有制的角度出發分析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過程，而與此同時，我們同樣需要重視的就是非公有制經濟的形式變革，理解其發展路徑，將其與公有制經濟的變革相結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經濟整體發展的成因。目前大多數研究都是以時間作為線索，通過劃分階段來闡述政策沿革。從黨的十一大到今天黨的十九大，每一次都是在結合中國當時社會環境和經濟建設基礎上做出的方向制定。我們對非公經濟的發展路徑最終會歸結于黨的正確指導。

三、小結

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后40年的飛速發展原因很多，可能存在的影響因素與變量之間也存在著相互影響關系。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共產黨能夠連續執政制定長遠計劃，并保持初心減少內耗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政治保障；財稅體制的改革也是央地政府之間的關系，在矛盾出現之后通過及時的調整使經濟發展具有了穩定的社會保障；以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也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基石。上述經濟發展的原因分析同時也驗證了照搬照抄不可取，結合一國國情和當下世界局勢是做出有前瞻性和戰略性的決策的前提條件。為了深化改革開放的成果，決勝新時代，信息和數據作為決策判斷的依據，應當充分運用新的的分析手段與分析工具來為后續決策提供參考依據。政府應該繼續將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放在首位，同時結合國內國際局勢相應作出政策調整，在央地關系、政府民眾關系、部門關系等關系之間進行相應的制度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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