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口潮灘沉積物古菌群落結構與多樣性

李小飛,侯立軍,劉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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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口潮灘沉積物古菌群落結構與多樣性

李小飛1,侯立軍2,劉 敏3*

(1.福建師范大學,濕潤亞熱帶生態地理過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福建 福州 350007；2.華東師范大學,河口海岸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上海 200241；3.華東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地理信息科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上海 200241)

以長江口潮灘為研究對象,采用高通量測序技術,研究了潮灘沉積物古菌群落結構與多樣性及其影響因素.結果表明,沉積物中古菌群落OTUs數量為900~1417,Shannon指數為7.02~8.02,均表現出從低鹽度向高鹽度樣點降低的變化特征.各采樣點古菌群落特異性OTUs占各采樣點總OTUs的24.2%~57.3%,而共有的OTUs僅占1.2%,說明各樣點沉積物中古菌群落特異性較高.沉積物中古菌主要隸屬于廣古菌門(Euryarchaeota)和奇古菌門(Thaumarchaeota),而深古菌門(Bathyarchaeota)也是古菌群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相對豐度占到17.7%~25.9%.主成分和聚類分析表明蘆潮港和東海農場沉積物中古菌群落結構相似,白龍港和瀏河口群落組成相近,而滸浦與其他采樣點的古菌群落組成差別較大.通過典范對應分析,研究區沉積物中古菌群落結構與沉積物鹽度水平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上述研究結果表明長江口潮灘沉積物中古菌群落結構組成和多樣性具有高度的空間差異性,且沉積物鹽度是群落差異的決定性影響因素.

高通量測序；古菌群落；多樣性；潮灘沉積物

河口潮灘是重要的生態系統,其生物地球化學循環過程受到人們的廣泛重視[1-2].生物地球化學循環過程主要以微生物介導作用完成,微生物在物質循環與能量流動方面起著非常的重要作用[3].微生物種類豐富,數量龐大,適應性強,并且能夠對環境變化做出快速而又敏感的反應,因而微生物成為了評價河口環境狀況和功能變化的重要指標之一[4].近年來,大量的人為污染物進入到河口環境,對河口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威脅[5].此外,由全球變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鹽水入侵和植被入侵等環境問題也影響著河口生態服務功能和生物地球化學循環[1-2,6-7].在這些環境變化下,河口潮灘微生物群落結構和多樣性也勢必發生明顯的變化,進而影響其生物地球化學循環過程.因此,深入研究河口潮灘微生物群落的動態變化及其影響因素具有重要的意義.

近年來,河口環境微生物多樣性及其功能成為了熱點研究內容[4-5,8-9].有研究發現Chesapeake河灣爆發的季節性藍藻會對細菌群落產生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通過細菌厭氧呼吸所導致[10].然而,也有研究發現,浮游植物不是影響細菌群落的因素,而是受制于營養鹽水平作用影響[4].此外,濱海地區由陸向海的空間距離是沉積物中微生物群落變化的最主要因素,并且微生物和是氮污染變化的敏感微生物群落[8].此外,有研究表明長江口崇明東灘,中潮灘和低潮灘沉積物優勢細菌為變形菌(),高潮灘的優勢菌為擬桿菌();并且細菌多樣性表現為中潮灘最高,而高低潮灘較低,由此說明潮灘環境能夠顯著影響微生物群落結構和多樣性[11].迄今為止,有關河口潮灘及近海沉積物中微生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細菌或氮循環微生物群落及影響因素,而古菌的群落結構與多樣性及其對環境變化的響應研究鮮見報道.在微生物群落中,古菌是一類有別于細菌的原核微生物[12-13],具有分布廣泛、資源潛力大,在生物地球化學循環中起著重要作用[14].此外,古菌具有獨特的基因類型和代謝特征,對環境變化具有適應甚至改變能力[13,15-16].因此,研究河口潮灘古菌群落結構與多樣性對于了解河口生態服務功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科學價值.

近年來,受人類活動高強度的影響,長江口地區生態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17],不僅影響生物地球化學循環過程,而且對微生物的群落結構與多樣性產生重要的影響[5,9].此外,由于咸淡水的交互作用以及人為污染物排放,長江口環境因子具有明顯的時空差異特征[5].為此,本研究以長江口潮灘為典型研究對象,采用高通量測序技術,開展沉積物古菌群落結構、多樣性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不僅可深化河口潮灘微生物對環境變化的認識,同時也可為評價河口生態環境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與樣品采集

長江口是長江的入?？?位于我國東部濱海岸(21o5~122o30′E,30o52~31o46′N).因河流攜帶的泥沙和潮周期作用的影響,長江口發育著廣闊的潮灘濕地[18].長江口氣候類型為亞熱帶季風氣候,夏季年平均溫度為28.9℃,冬季年平均溫度為5.6℃,且年平均降水量為1100mm[19].近年來,由于人類活動的影響,長江口活性氮的濃度升高了約10倍,成為了富營養化發生和加劇的主要因素之一[20].于2017年6月,在長江口的滸浦(XP)、瀏河口(LHK)、白龍港(BLG)、東海農場(DHNC)和蘆潮港(LCG)的5個潮灘落潮后露出的表層沉積物(0~5cm)進行采集,采樣點空間分布如圖1.在樣品采集的過程中,現場記錄采樣點的經緯度和潮灘環境整體特征.在每個樣點進行多點沉積物采集,相同質量的鮮重沉積物混合,并保存于已滅菌的離心管中,放置于帶有冰塊的保溫箱中立即帶回實驗室.在實驗室里,將沉積物樣品充分混勻,并分成2份.一份沉積物保存于4℃冰箱中,立即分析其理化性質;另一份保存于–80℃超低溫冰箱中用于微生物分析.

圖1 長江口采樣點地理位置

1.2 樣品理化性質分析

沉積物pH值和鹽度用1:2.5(沉積物:水)混勻后,分別采用pH計(S210,梅特勒-托利多,瑞士)和鹽度計(YSI Model 30,美國)測定.沉積物粒徑組成采用馬爾文激光粒度儀測定(Mastersizer 2000,英國).經過烘干研磨的沉積物用1mol/L鹽酸除去無機碳后,有機碳采用元素分析儀測定(MaxCNOHS,德國).沉積物中NH4+-N,NO3–-N和NO2–-N用2mol/L氯化鉀溶液浸提后,采用連續流動儀測定(SAN+++, Skalar,荷蘭).沉積物二價鐵和三價鐵用1mol/L鹽酸浸提,采用鄰菲羅啉比色法測定[21].在樣品分析過程中,每個理化性質進行3個重復測定,結果取平均值.

1.3 沉積物DNA提取與PCR擴增及高通量測序

沉積物DNA采用強力土壤DNA試劑盒,并按照說明書的步驟進行提取(MoBio, USA).采用微量紫外分光光度計測定提取后的DNA的濃度和純度(Thermo, USA),隨后用1%的瓊脂糖進行電泳.沉積物古菌群落以古菌16S rRNA的V4~V5區域作為目標DNA序列進行PCR 擴增[22].PCR 擴增采用的引物為上游524F (5'–TGYCAGCCGCCGCGGTAA–3')和下游958R (5'–YCCGGCGTTGAVTCCAATT–3'),并各自添加不同的Barcode序列進行V4~V5區域擴增.PCR擴增均采用Takara試劑公司提供的試劑進行,且反應條件為95℃預變性3min;95℃變性30s,55℃退火30s,72℃延伸45s,45個循環;最后72℃延伸10min.PCR擴增結束后,產物使用1%瓊脂糖進行凝膠電泳,將其進行純化,并將純化后的產物送至北京諾禾致源科技有限公司Illumina-Hiseq平臺上進行高通量測序(2′300bp).

1.4 數據處理與分析

將測定的擴增子采用QIIME軟件進行分析.對原始序列數據進行質量控制,去除低質量以及嵌合體序列,以獲得高精確和高質量的DNA序列信息.采用鄰近算法,以97%的相似水平進行古菌操作分類單元(OTU)進行分類.采用MOTHUR計算每個樣本古菌的Shannon指數、Simpson指數、Chao 1指數以及ACE指數.群落結構空間差異采用主成分和聚類方法分析.此外,采用典范對應分析進行沉積物理化因子與群落的相關性(Canoco, 4.5).

2 結果

2.1 沉積物理化性質

從表1中可看出,沉積物鹽度在空間分布上具有明顯的差異,其值為0.2‰~5.5‰,最小值為滸浦,最大值為蘆潮港.沉積物pH值在空間差異變化較小,其值為7.6~8.2.白龍港沉積物TOC的含量最高(1.82%),而瀏河口沉積物TOC含量最低(1.31%).從沉積物中各形態無機氮的含量來看,NH4+-N含量最高,其值為34.8~73.2μg/g; NO3–含量為11.4~18.3μg/g,其中蘆潮港含量最低,瀏河口含量最高.各采樣點沉積物的NO2–-N含量差別較小,其值為0.05~0.08μg/g.沉積物中Fe(II)和Fe(III)含量分別是9.1~17.1mg/g和4.5~11.4mg/g.沉積物粒徑組成主要以粉粒為主,占58.7%~71.3%;其次是黏粒和砂粒,分別占13.2%~ 24.3%和4.4%~28.1%.

2.2 沉積物古菌群落豐富度和多樣性

經古菌16S rRNA高通量測序,并將原始序列去除低質量與嵌合體序列后,得到各潮灘沉積物古菌有效序列數量分別為58959,33918,44319,78839和36208.對這些有效序列進行分析,分別得到1417,1082,1320,1087和900個古菌OTUs(表2).樣品測序文庫覆蓋率為97.2%~98.7%,說明文庫達到飽和,所獲得的OTUs能夠代表樣品的所有古菌總量.古菌OTUs數量和Chao 1指數從低鹽度向高鹽度逐漸降低,即說明低鹽度沉積物具有較高的古菌豐富度,而高鹽度沉積物具有較低的古菌豐富度.白龍港沉積物古菌OTUs數量最高,而滸浦沉積物中古菌Chao 1指數最高;蘆潮港沉積物OTUs數量和Chao 1指數最低.

表1 潮灘沉積物理化性質

注:不同小寫字母表示樣點之間的顯著性差異(<0.05).

此外,ACE指數也代表古菌物種數量,其值為1012~1866,表現出低鹽度沉積物高,高鹽度沉積物低.

Shannon指數和Simpson指數表示群落多樣性.發現滸浦樣點古菌的Shannon指數最高,白龍港樣點古菌的Simpson指數最高.從古菌豐富度和多樣性來看,兩者都表現出隨鹽度升高而降低,特別是鹽度最高的蘆潮港的古菌豐富度和多樣性最低,由此說明鹽度對古菌群落的豐富度和多樣性產生重要影響.

表2 潮灘沉積物古菌群落高通量測序文庫質量匯總

注:XP為滸浦,LHK為瀏河口,BLG為白龍港,DHNC為東海農場,LCG為蘆潮港,下同.

圖2 采樣點潮灘沉積物古菌群落高通量測序OTUs維恩圖

采用維恩圖分析了古菌群落OTUs在不同采樣點之間的相似性和特異性特征,結果見圖2.從圖中可看出,5個采樣點潮灘沉積物中共有的古菌OTUs數量為72,僅占到總OTUs數量的1.2%,且主要屬于廣古菌門(Euryarchaeota)和奇古菌門(Thaumarchaeota).研究區滸浦、瀏河口、白龍港、東海農場和蘆潮港樣點沉積物中特有的古菌OTUs數量分別為795,262,376,577和516,其中滸浦樣點沉積物古菌特有的OTUs最多,是瀏河口樣點沉積物古菌特異性OTUs最小的3倍.各樣點沉積物特有的古菌群落OTUs占到各總OTUs的24.2%~57.3%,其中蘆潮港所在比例最高,而瀏河口最低.通過對古菌群落結構PCoA分析,表明古菌群落結構表現出較大的差異.主成分1和2分別貢獻了48.2%和29.9%,其中白龍港和瀏河口相似性距離較近,與蘆潮港、東海農場和滸浦分離較遠.潮灘沉積物古菌群落空間差異與沉積物鹽度分布極為相似,由此說明鹽度是古菌群落差異的主要因素.

圖3 采樣點潮灘沉積物古菌群落結構PCoA分析

2.3 沉積物古菌群落組成特征

采樣點沉積物古菌群落在門水平的相對豐度如圖4所示.沉積物古菌主要隸屬于廣古菌門(Euryarchaeota)、奇古菌門(Thaumarchaeota)和深古菌門(Bathyarchaeota).廣古菌門在樣點蘆潮港、白龍港和瀏河口樣點沉積物占絕對優勢,相對豐度占47.0%、50.9%和52.9%.東海農場和滸浦樣點沉積物中奇古菌門占主要優勢,相對豐度為47.3%和37.8%.此外,沉積物中深古菌門也占到很大一部分,特別是瀏河口、白龍港和蘆潮港樣點的深古菌門相對豐度達到25.23%、24.85%和25.91%.

圖4 采樣點潮灘沉積物古菌在門分類水平的相對豐度

根據群落相對豐度以及古菌群落top10進行主要優勢群落分析[13].各采樣點沉積物中古菌群落結構組成和主要優勢菌屬(Top 10)所占比例差異較大(圖5).蘆潮港沉積物中占優勢的古菌菌屬為(甲烷八疊球菌屬)、(擬甲烷球菌屬)以及(氨氧化古菌),相對豐度分別占到21.3%、5.3%和2.9%.東海農場沉積物中占優勢的古菌菌屬分別為(氨氧化古菌屬,17.1%)、(甲烷粒菌屬, 4.8%)和(甲烷八疊球菌屬,1.1%).白龍港沉積物中占優勢的古菌菌屬分別為(甲烷鬃菌屬,16.1%)、(甲烷桿菌屬,9.2%)、(甲烷微菌屬,5.2%)、(甲烷繩菌屬,4.2%).瀏河口沉積物中古菌菌屬主要為(甲烷鬃菌屬,18.7%)、(甲烷微菌屬,6.2%)、(甲烷桿菌屬,5.6%)和(甲烷繩菌屬,5.5%).滸浦沉積物中占優勢的古菌菌屬為(甲烷鬃菌屬,5.7%)、(甲烷桿菌屬,5.7%)、uncultured_(泉古菌屬,2.9%)和_(甲烷氧化古菌屬,2.1%).

采用Unifrac法將沉積物古菌菌屬進行加權聚類分析,并考慮古菌菌屬的數量特征和進化關系,以此計算出樣品之間的聚類關系與熱圖(圖6).從圖中可看出,蘆潮港和東海農場的古菌群落組成相似性較近,白龍港和瀏河口古菌物種組成相近,而滸浦與其他采樣點的古菌物種組成差異較大,由此說明沉積物環境影響著古菌群落的空間差異.各樣點沉積物中古菌菌屬存在較大的差異,均有特異性的古菌群落.白龍港沉積物主要分布的古菌菌屬為和6個屬群落.等8個古菌菌屬主要分布于瀏河口.而滸浦沉積物優勢古菌菌屬與其他采樣點沉積物中的古菌菌屬完全不同,主要是11個菌屬.和ANME-3等6個古菌菌屬主要分布于蘆潮港.7個古菌屬分布于東海農場.

圖5 采樣點潮灘沉積物古菌的Top 10菌屬相對豐度

圖6 采樣點潮灘沉積物古菌屬相水平聚類分布

2.4 古菌群落組成與理化因子關系

圖7 潮灘沉積物中古菌Top10菌屬群落組成與環境因子的典型相關分析

數字1、2、3、4、5、6、7、8、9、10分別代表古菌群落菌屬、、、、、、、、、

通過典范對應分析(CCA)了古菌群落組成與環境因子的關系.CCA1 和CCA2 的特征值分別是54.5%和41.4%(圖7),共解釋了總變異的95.6%,說明這些環境因子能夠很好地解釋沉積物中古菌群落結構的變化.從圖7可知,古菌優勢菌屬uncultured和與鹽度具有明顯的相關性,說明鹽度對這幾種優勢菌屬具有顯著的影響.沉積物中Fe(II)是影響產甲烷菌屬和的因素.此外,NO3–-N與NO2–-N對古菌菌屬和也有一定的影響.因此,從以上分析的結果看,長江口潮灘沉積物中古菌群落的分布與鹽度具有非常密切的關系,表明鹽度是古菌群落差異的決定性因素.

3 討論

自然環境中微生物群落組成與分布是多種環境因子綜合作用的結果,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異性[23].微生物對外部環境變化具有很強的敏感性,因此,微生物的群落組成與動態變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指示環境因子的變化.古菌是一類分布廣泛的微生物群落,具有環境來源特異和功能作用突出的特征,且參與碳氮生物地球化學循環過程[24-25].不同的自然環境中,其水熱組合與環境因子存在很大的差異,從而顯著地影響古菌群落的組成和多樣性.有研究報道我國不同地區鹽堿土古細菌群落組成差異較大,主要以廣古菌門(Euryarchaeota)和奇古菌門(Thaumarchaeota)為主,分別占總群落的3.0%~67.8%和2.8%~72.7%,此外還有少量的泉古菌門(Crenarchaeota)[13].然而,有研究發現黃河口不同鹽生植被類型土壤古菌主要屬于泉古菌門(Crenarchaeota)和廣古菌門(Euryarchaeota),廣古菌門為優勢菌群,相對豐度占4.63%(白茅土壤)~ 97.15%(光板地);泉古菌門的相對豐度比廣古菌門小得多,僅為0.05%(翅堿蓬土壤)~1.61%(白茅土壤)[26].本研究對長江口潮灘沉積物中古菌群落分析,發現各采樣點沉積物中古菌群落組成結構一致,不僅包括了分布廣泛的廣古菌門(Euryarchaeota)和奇古菌門(Thaumarchaeota),還有深古菌門(Bathyarchaeota)這類特異性較高的古菌群落,特別是瀏河口、白龍港和蘆潮港沉積物中的深古菌門占到很大一部分,相對豐度分別為25.23%、24.85%和25.91%.深古菌門(Bathyarchaeota)能夠降解芳香族化合物,具有生物降解的能力,在自然環境中參與污染物降解等生態活動[27].本研究中瀏河口、白龍港和蘆潮港均為船舶港口,柴油泄漏和燃燒等烷烴有機污染嚴重,從而導致沉積物中具有較豐富的深古菌門群落.此外,潮灘沉積物中還發現豐度較高的一類古菌菌門Lokiarchaeota(洛基古菌),相對豐度0.2%~ 3.2%,該群落一般生活在深海熱泉,而陸地環境分布較少[14].因此,河口潮灘中的古菌群落比其他環境更具有豐富和特異的古菌群落組成,這可能是由于河口潮灘復雜的環境差異所導致的.然而,河口潮灘環境的物理、化學和生物因子時空變化劇烈,古菌群落組成、豐度和多樣性很可能具有很大的空間差異性.

長江口潮灘沉積物中優勢古菌菌屬主要為產甲烷古菌屬、氨氧化古菌屬以及甲烷氧化古菌.然而,采樣點沉積物中的古菌優勢菌屬既具有相似性又存在著一定的差別,其中鹽度較高的蘆潮港和東海農場存在相同的菌屬有(甲烷八疊球菌屬)、以及(氨氧化古菌屬);鹽度較低的白龍港和瀏河口相同的菌屬為(甲烷鬃菌屬)、(甲烷桿菌屬)、(甲烷微菌屬)和(甲烷繩菌屬);而鹽度最低的滸浦為(甲烷鬃菌屬)、(甲烷桿菌屬)、uncultured(泉古菌屬)和(甲烷氧化古菌屬).有研究表明閩江口潮汐淡水沼澤濕地土壤中優勢產甲烷菌為(甲烷微菌屬)和(甲烷八疊球菌屬)[28].此外,渤海沉積物中產甲烷菌的優勢菌屬為(甲烷桿菌屬)和(甲烷八疊球菌屬)[29].與前人研究結果相比,長江口潮灘沉積物的產甲烷菌菌屬種類較多,有(甲烷八疊球菌屬)、(甲烷鬃菌屬)、(甲烷桿菌屬)、(甲烷微菌屬)和(甲烷繩菌屬).有研究揭示產甲烷菌較適宜在具有一定鹽性的環境中生長[30],長江口潮灘環境有著較廣的鹽度梯度差異,且環境因子組合多樣,這也可能導致不同類型的產甲烷菌群的分布.

本研究中,潮灘沉積物古菌菌屬分布較多的還有,屬于氨氧化古菌,其中鹽度較高的東海農場和蘆潮港分布最多,相對豐度分別為17.1%和3.0%,其他采樣點的相對豐度均低于0.2%,說明菌屬適宜在高鹽度環境生長.能夠把NH4+-N氧化成NO2–-N,利用NH4+-N作為唯一能源正常生長[31].有研究表明在潮灘環境硝化速率與氨氧化古菌具有顯著的相關性,而與氨氧化細菌不相關,氨氧化古菌對硝化過程的貢獻比氨氧化細菌更大,說明氨氧化古菌對硝化作用起到主導作用[30].此外,在大多數陸地與水生態環境中,氨氧化古菌的豐度和表達量一般高于氨氧化細菌,表明氨氧化古菌在氮素循環中的生態功能更加重要[31].受人為活動的影響,河口環境氮污染日益嚴重,氨氧化古菌在河口環境的生態作用更加明顯.近年來,自然環境中菌群因其參與氮和甲烷耦合過程,且能夠氧化甲烷和去除硝酸鹽,該群落因而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本研究中,所有采樣點均發現了菌群的存在,鹽度最低的滸浦沉積物中相對豐度最高(2.1%),而鹽度高的蘆潮港和東海農場相對豐度最低(3.1~9.3),表明菌群不適宜在高鹽度環境.然而,由于PCR擴增引物特異性的限制,沉積物中還可能會有一些尚未檢測到的古菌群落,需要采用多種方法與手段進行分析,以此得到更加全面的群落信息.

有學者對淡水濕地研究發現,隨著添加鹽度的增加,土壤中產甲烷菌群落多樣性降低[32].同樣,本研究發現河口潮灘沉積物古菌群落豐富度和多樣性隨著鹽度增加而降低(表2),表明鹽度能夠顯著地影響古菌群落.然而,也有研究報道渤海沉積物鹽度不是影響古菌群落結構的因素,這可能是因為該研究區的鹽度梯度變化較小[29].此外,從群落進化親緣距離來看,鹽度對古菌群落進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本研究發現,相同的鹽度環境具有較相似的進化關系(圖3、6),親緣關系較近,說明具有高度相似的古菌群落結構組成.因此,在河口潮灘環境中,鹽度是影響沉積物中古菌群落結構和多樣性的關鍵性因素.此外,也有研究表明沉積物中Fe(II)離子也是影響產甲烷菌屬和的因子,這是因為高濃度的Fe(II)能夠促進產甲烷菌的生長[30].同樣,本研究也發現潮灘沉積物中Fe(II)對古菌群落和也有一定的影響.有研究證實,在淹水環境下,氨氧化古菌豐度比細菌要高,這是因為在低氧或缺氧環境更有利于古菌微生物的生長;同時古菌也能夠在較低營養鹽環境中得到生長[33].此外,植被也會通過營養鹽和電子供體有效性來對微生物的群落結構和多樣性產生重要的影響,因而在今后的研究中也應引起重視[37].本研究中各樣點之間存在較少的共有OTUs數量(圖2),進一步說明潮灘沉積物古菌群落的空間差異較大,且復雜多變的環境條件是影響沉積物古菌群落結構差異的重要因素.

4 結論

4.1 長江口潮灘沉積物中古菌物種豐富度和多樣性空間變化明顯,表現出從低鹽度向高鹽度環境降低的特征.

4.2 潮灘沉積物中古菌以廣古菌門(Euryarchaeota)、奇古菌門(Thaumarchaeota)和深古菌門(Bathyarchaeota)為主;樣點蘆潮港、東海農場、白龍港、瀏河口和滸浦沉積物中的最優勢古菌菌屬分別為(21.3%),(17.1%),(16.1%),(18.7%)和(5.7%).

4.3 特有古菌群落占到各采樣點總古菌群落的24.2%~57.3%,且特異性程度隨采樣點沉積物鹽度升高而增加.

4.4 鹽度是潮灘沉積物中古菌豐富度、多樣性和群落結構空間差異的主要決定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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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ae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in intertidal sediments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LI Xiao-fei1, HOU Li-jun2, LIU Min3*

(1.Key Laboratory for Humid Subtropical Eco-geographical Process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stuarine and Costal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3.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019,39(4)：1744~1752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archae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and associ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intertidal sediments of the Yangtze Estuar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TUs and Shannon index of archaeal community in the intertidal sediments were 900~1417 and 7.02~8.02, respectively, which both decreased from low to high salinity sampling sites. The specific OTUs of archaeal community structure accounted for 24.2%~57.3% of total OTUs in each sampling site, and identical OTUs only occupied for 1.2%, indicating that archaeal community structure varied highly along the sampling sites. The archaeal community was dominated by the Euryarchaeota and Thaumarchaeota. The Bathyarchaeota contributed a great parts of archaeal community, accounting for 17.7%~25.9% of total community.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d cluster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 archaeal community structure in sites LCG and DHNC was similar, and archaeal community structure in BLG showed a similarity with LHK, while archaeal community structure showed a great difference in XP compared to others sampling sites.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distribution of archaeal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he intertidal sediments was tigh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diment salinity.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rchae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were highly variable in the intertidal sediments of the Yangtze Estuary. In addition, sediment salinity was the crucial factor affecting the variabilities in archae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in the Yangtze Estuary.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archaeal community；diversity；intertidal sediment

X172

A

1000-6923(2019)04-1744-09

2018-09-25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41701548,41761144062)

*責任作者, 教授, mliu@geo.ecnu.edu.cn

李小飛(1987-),男,四川達州人,博士,講師,主要從事氮循環及其微生物作用機理方面研究.發表論文1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