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寫實小說中現代性焦慮的凸顯

鐵珈名

摘 要：社會轉型時期的新寫實小說過度關注人民大眾的瑣碎生活，既反映了作家對人民價值觀念嬗變的反思，也表達出對普通民眾無意義生活和文學邊緣化的現代性焦慮。新寫實小說關于現代性焦慮的表述正是文學面對社會危機而嘗試的新的適應方式，成就了一個嶄新的文學形態。

關鍵詞：新寫實小說;社會轉型;現代性焦慮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8-11-08 文章編號：1674-120X（2019）09-0038-02

從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中國被迫打開國門開始，“現代性焦慮”就是中國幾代知識分子都無法回避的社會心理課題，而改革開放國門的主動打開則使得知識分子把“現代性焦慮”由于國于家轉向自我個體。在文學上具體表現為：文學開始收起了手中的社會政治風向標，不再把實現崇高、樹立典型作為社會目標，轉而面向蕓蕓眾生的普通生活，以旁觀者的視角、生活“碎片”的方式，展現真實的生活面貌。于是，充當著社會轉型時期文學領域馬前卒的新寫實小說，標新立異，迅速占領了轉型時期文學的歷史舞臺。

一、何為社會轉型

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中國處于急劇轉型時期，在政治經濟上，以 “階級斗爭”為綱轉型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設”，計劃經濟體制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社會轉型對文學的影響在80年代末才以新寫實小說——一種文學思潮的方式正式顯現。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在社會轉型這個背景下新寫實小說的發展狀況，主要是指劉恒、池莉、方方、遲子建、葉兆言、劉震云等以小工人、小知識分子、小科員等平凡而庸常的小人物的茶米油鹽、鍋碗瓢盆的日常生活為主要內容，以寫實、原生態的還原為主要特征，拋卻典型人物與典型形象，回避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

二、何為現代性焦慮

1978年后，尤其是中國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中國社會開始整體的嬗變，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速度之快、范圍之廣令西方社會咂舌?！艾F代性焦慮”即在中國社會向現代化發生整體嬗變的階段，社會結構和社會心理狀態發生形式上的轉變的過程中，由于社會環境急劇變化，社會發展不平衡，保障制度缺失以及社會價值觀多元化發展，社會成員表現出心理層面上的急功近利與焦躁不安的心態。如果這種心態不及時調整，有可能會從量變產生質變，影響社會穩定，降低社會凝聚力和民族凝聚力，危害個體的身心健康。本文旨在探討現代性焦慮在新寫實小說上的表現以及各位新寫實小說家在作品中體現出的為應對現代性焦慮而進行的自我狀態的調整以及對現代性焦慮的超越與克服。

三、現代性焦慮的表現

（一）文學話語權的消解

社會轉型在文化界直接導致的結果是文學話語權的消解，文學對社會的影響力萎縮。20世紀80年代中期，王蒙成為文學生命發展的預言者——“文學失去了轟動效應”。文學界的變化也如“深圳速度”一般，曾經在40年代的解放區文學到80年代初的先鋒文學間一直被視為風向標的英雄楷模與神圣的革命理想在80年代后期完全遭到忽視，反而被曾經不屑一顧的“物質”搶占了社會方方面面的陣地，包括文學界?！叭藗冏兊萌找姘炎⒁饬性诮洕ㄔO、經濟活動上而不是集中在政治動蕩、政治變革和尋找新的救國救民的意識形態上的時候，對文學的熱度會降溫?！?/p>

社會生活日益豐富多彩，彩電、自行車、電冰箱等家用電器成了尋常家庭的必備之物，電影院、俱樂部聚集著青年男男女女，現實的生活有了更為多樣化的選擇，不必局限在一方報刊中，任由知識分子們品頭論足。各種訊息與價值觀充斥在生活中，曾經象征著“高大上”的革命理想因其與“物質”相互排斥的品格而被束之高閣，無人問津。

（二）作家的身份的位移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永遠高于自己的生命?！疤煜屡d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千百年來知識分子都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然而，1979年以后，人們茶余飯后討論的不再是普世的陽光，而是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聲勢浩大、無可阻擋的物質浪潮。職業不分三六九等，作家也是普通行業的一員，甚至是一個稍顯寒酸的職業。上海學者陳思和形象地將這一作家身份的變化稱為“廣場意識”：知識分子曾經指手畫腳的“廣場”改建成貿易集市，他們在大眾的吵吵嚷嚷的交易聲中被擠向“廣場”邊緣，兀自茫然。

作家身份產生的位移在池莉的小說《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中有著直接的體現。以下是主人公貓子在武漢夏日的夜里與四的一段對話：

貓子說：“四，我給你提供一點寫作素材好不好？”

四說：“好哇！”

貓子說：“我們店的一只體溫表今天爆炸了。你看邪不邪乎？”

四說：“哦?！?/p>

貓子說：“怎么樣？想抒情吧？”

四說：“他媽的?！?/p>

貓子說：“他媽的四，你發表作品用什么筆名？”

四唱起來：“不要問我從哪里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為什么流浪，流浪遠方，流浪?！?/p>

麥子說：“你真過癮，四?！?/p>

四將大背頭往天一甩，高深莫測地仰望星空，說：“你就叫貓子嗎？”

貓子說：“我有學名，鄭志恒?！?/p>

四說：“不，你的名字叫人！”

貓子說：“當然?！?/p>

然后，四給貓子聊他的一個構思，四說準把貓子聊得痛哭流涕。四講到一半的時候，貓子睡著了。四就放低聲音，堅持講完。

四是社會轉型時期迷失在生活里的不成氣候的作家的典型代表，是一個街坊鄰居都討厭的酸文假醋的作家，而貓子則是武漢市的一個小售貨員，是新寫實小說中普通城市市民的典型形象。80年代以前的作家，即便是沒有名氣的作家，那也是知識分子的代表，說出的話盡管不是金科玉律，也是至理名言。誰曾想，才過了十來年，作家竟被他們自己文學作品中“市儈”的小市民所不屑。在劉震云的《一地雞毛》中則是直接展現了作為知識分子的小林面對生活的窘迫與艱澀而無奈不停地作出退讓，小林，或者說知識分子們不再以追求人生為目標，取而代之的是不得不為生存而掙扎。知識分子長久以來一直占據著中國文化、政治以及道義的制高點，以超越大眾、超越自我的精神為依托，不同于流俗，但是在物質需求對民眾尤其是對知識分子的沖刷下，他們也不得不回歸庸常的日常生活。

（三）刻意的瑣碎也是一種焦慮

新寫實小說作家既是生活的旁觀者，也是生活的親歷者，他們只有通過小說中的人物隱晦含蓄地表露出自己對生存窘態的焦慮與無望的抗爭。一方面，新寫實小說的作家都出生在19世紀60年代前后，這正是一個家家戶戶都在溫飽線上掙扎的年代，似乎所有人一夜之間都在為生計奔波，物質上的失落感喚起了作家們小時候的饑餓成長焦慮。另一方面，“商業文化和政治文化無所不在的壓力，使他們深深感受到文學邊緣化所帶來的痛苦與失落”，他們的反抗頻遭滑鐵盧，“不自覺地向日益蓬勃的物質文化暗送秋波”。在成長體驗、文學邊緣化以及自身生活的三重壓力下，作家們把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作品中時刻都充斥著大量的瑣碎平凡的日常生活細節，使得情節一個緊接著一個，顯得緊湊而簡短，情節之間的偶然與隨機取代前后因果。衣食住行、柴米油鹽、人情關系、評職評稱、孩子保姆、婆媳同事……如《單位》中的分梨、升職、民意測驗、痔瘡手術、入黨、打掃辦公室衛生、倒開水、收拾梨皮、搬家、合住矛盾、帶孩子、作風問題、子宮疾病、蟈蟈風波等。

“過剛易折，強極則辱”，新寫實小說以強烈的勢頭搶占著文學的高地，但是由于巨大的文學創作慣性，使得新寫實小說在異軍突起后呈現出走向極端的另一面。過于瑣碎也是一種焦慮的心理狀態，“放棄了重大題材的抒寫，過分關注‘一地雞毛式的瑣碎的日常生活題材”，這是新寫實主義作家在小說中對自己的生存狀態、社會心態以及生活的無意義的焦慮與恐慌。這種雞毛蒜皮、纖毫畢現的為了生存而生存的生活將一直向前，緩慢而艱澀。

四、現代性焦慮的超越與克服

在古代中國，《周易》中以“憂患”來解釋“焦慮”，后經過儒、道家的發展，“焦慮”演變為精神道德上的憂慮，外在的困境引起焦慮，卻是可以通過思想道德與責任的限制來抵御焦慮，人只有在自身內心主動接受道德與責任的約束與負重，才能心境平和，生活的躁動和不安才能消除。

這對于致力于做時代風向標的作家們而言，把道德與責任當作生活艱辛難行的助力劑是他們借以改變小人物們焦慮性的良策。生活在物質社會的人們經歷的是生活的艱辛、人際關系的復雜以及社會角色的多樣，他們時時刻刻面臨著周圍人的攀比、生活的意外以及不可抗爭的處境等外在考驗?？朔@些焦慮的辦法除了努力工作外，更重要的是用內心的“自律”承擔起生活的責任。因而，在《煩惱人生》，印家厚一家因為兒子摔跤而引發了一系列矛盾，印家厚忍無可忍，“看見手中起子的寒光一閃，一個念頭稍縱即逝”，這個念頭把他自己也嚇壞了。生活依舊困窘不堪，租的房子被傳言面臨拆遷，但是，印家厚在睡前依舊在心底向自己的老婆許諾：“我一定讓你吃一次西餐?！薄皩⒔弑M全力去做！”這是一個在生活的洪流中苦苦掙扎的漢子對自己肩上責任的諾言。無論物質對一個人、一個家庭的意義多么重大，倘若沒有道德與責任的制約，生活就會使人陷入更大的焦慮之中。

因此，在新寫實小說作家的筆下，主人公即便是生活艱難、工作不順利，也不會因此喪失全部的主體性，相反，他們在自己能力之內選擇了向生活進行不屈的反抗，堅守內心的道德底線，勇敢地挑起肩上的責任。黑暗殘酷如《風景》中一家子的生活，但作家也給予了一線光明，像向往光明的二哥以及勇于承擔責任的楊朦。我們看到的是作家背后無聲的支持，還有雞毛蒜皮中點點人性的光輝，以及如何在生活的洪流之中超越與克服現代性社會的焦慮。

參考文獻：

[1]韓傳喜，姚慧卿. 20世紀末中國先鋒文學的現代性訴求與焦慮[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3（2）：119-125.

[2]丁 帆.新世紀文學中價值立場的退卻與亂象的形成[J].當代作家評論，2010（5）：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