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儒法之爭及其對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

摘 要 儒法之爭始于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和法家針對德刑問題各抒己見，拉開了一場爭鋒相對的論辯大戰，儒家主張德治，法家崇尚法治。隨著秦朝的覆滅和漢朝的興起，德治漸漸取代法治，占據主流地位。本文將通過回顧儒法之爭的淵源與歷史，探究其本質與意義，從而從歷史中尋找對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與啟示，即要適應現代社會飛速發展的步伐，須儒法并重，加強法治不可或缺，但同時也不能忽略德治的教化作用，使我國現代社會的發展呈現一種和諧的中庸之態。

關鍵詞 儒家 法家 儒法之爭

作者簡介：王鵬宏，江蘇元聚律師事務所。

中圖分類號：D92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5.120

中國古代關于法律的文化和思想源遠流長，熠熠生輝。春秋戰國時代，就出現“百家爭鳴”的繁榮之態，推動著中國法制研究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各家對法制思想的探索空前活躍，其中儒家和法家的爭論最為激烈。歷經政治的錯綜復雜、學術的爭鳴以及社會的發展現實，儒家和法家的地位發生變化，使得中國古代的法制思想漸漸地儒化。

一、儒法之爭的歷史背景

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對于“禮”之起源，研究法文化者認為其源自原始社會圖騰祭祀儀式，是先祖們用于祭祀的宗教儀式。東西兩周時期，西周的政治比較穩定，社會發展平緩，天子是天下的宗主，有著不可褻瀆的權威，其周公制禮使得禮發揮了較為廣泛的約束作用，開啟了禮制的時代。東周分為春秋戰國兩個時期，其間政治社會變遷，衍進了五百年的歷史，王室瀕臨崩塌，對諸侯的控制日漸松懈，各諸侯國陷入混戰瓦解著舊制度，呈現“禮崩樂壞”的局面；此外，鐵器的使用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繁榮，教育得到擴展，人口增多，涌現出一批出生底層的學者，他們游歷各諸侯國，辯論、提倡各種政治思想和治國理念，一時間中國文化空前昌盛，百家爭鳴，而儒家和法家形成最為明顯的對抗格局，互相攻擊爭論，儒家基于三代社會注重人情和倫理的德治思想，經過學術大家孔子的補充，產生了一套系統的儒家學說，又經荀子、孟子的完善使得儒家的學說更加成熟。法家思想則因東周時期貴族政治的垮臺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應用而生，儒法兩家激烈的爭論，學術對峙。

二、儒法之爭——德與法的爭論

儒法的爭論對峙在于其各自的構建思想相異，儒家主張人本善，可以用道德來施于潛移默化的引導；法家主張性本惡，人的惡是所有犯罪的源頭。儒法兩家主要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德刑論戰。

中國古代歷史上，提出較為全面的德治思想的無疑是儒家。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基于周公的德政思想，結合具體的社會發展狀況而完善發展，從而創造出比較系統的德治政治理論。他注重道德對人民的教化，對政治、社會的推動功能，提出治理國家在于德，將道德的教化融入政治和法律的具體實施過程?！暗乐哉?，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認為，只依賴于刑法即使能起到威懾作用，讓老百姓畏懼從而不敢違法，但卻無法讓他們真正的產生羞恥之心，用內心的良知來約束自己的行為，主動地去遵守道德和法律的規范。只有使老百姓將仁和禮的思想真正的理解內化，便能從根源上消滅惡，促進社會的和諧和穩定。在其之后，孟子繼續發展儒家的德治思想，主張天下得失的根本在于仁，反對“以力服人”，提倡“以德服人”，重視“仁”和“德”在國家治理中的積極作用，但并不因此認為其全盤反對刑罰在國家治理時的功能?？鬃佣嗍切塘P禮樂并提，孟子則主張“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儒學大家荀子的思想與孔孟有所區別，他在強調德治，注重道德教化的同時還汲取了法家的一些思想，試圖平衡調和德刑關系，追求“德主刑輔”。這主要是因為歷史社會的影響，他生活在戰國后期，社會現狀動蕩不安，階級斗爭愈演愈烈，單靠德治不足以維持社會的穩定，他開始注重刑罰的強制性規范功能，重禮義教化的同時還“講法度”，以求社會和諧。

雖然儒學大家孔子、孟子和荀子由于社會現實的發展變遷對法家的態度有所區別，但總體來看，先秦儒學大家主要提倡德治，通過仁德來規范百姓，維護社會秩序。他們在堅持德教為先的同時，吸收了一些法家的思想，為儒家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與儒家仁德對立而視的自然是當時的法家的嚴刑峻法的理念。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商鞅和韓非，他們提倡君權的鞏固強化，主張變法改革，法令治國，推崇刑罰在統治百姓中的規制功能。商鞅否認儒家的德治思想，認同人性本惡，主張嚴刑峻法。韓非對儒家進行了最深刻、最嚴厲的批判，他完全否認儒家的仁愛理念，將道德與法律完全對立，主張維護中央集權，強化君主專制。他認為老百姓只要服從統治即可，內心是否擁有道德和良知并不重要。法家的思想與當時統治者的需要不謀而合，對秦的統一和中央集權的建立和鞏固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秦始皇更是“焚書坑儒”，思想專制，推崇法家之派。但秦覆滅以后，人們回顧歷史、吸取教訓，又開始了新一輪儒和法的爭論。雖然法家由于秦的統一和強大獲得了儒法之爭的暫時勝利，但也因秦的傾覆而漸趨衰亡，使得儒家思想重現光輝，逐成主流，漢代思想家認為秦國是因為施行暴政，全然不顧仁義孔孟之道，導致百姓苦不堪言，最終走向覆滅。董仲舒便是其中的代表，漢武帝更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獨尊孔孟之道。從這以后，儒法之爭幾乎不復存在，即使各朝各代由于具體歷史背景和社會發展情況的不同對法家等別家的思想加以采用、輔助，但儒家的德治思想無疑已經成為主流。

儒法之爭的本質是人性的爭論，也就是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儒家主張性本善，法家提倡性本惡，儒法二家基于各自所堅守的人性論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和理論。儒家認為人性是善良的，通過道德的指引可以潛移默化的喚醒百姓的廉恥之心，從而讓百姓自覺地去遵守法律，追求真正的道德，這樣才有利于國家的長治久安。但法家提出“性惡論”，主要主張以法來治國，用嚴刑峻法來約束百姓，以強制力來確保社會的安康與穩定。雖然儒法兩家的思想和治國方略大相徑庭，但都以調節社會的各種矛盾關系，維護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為最終目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儒法兩家的思想都在歷史的長河中綻放著各自獨有的光芒，發揮著二者對社會穩定與發展最大的推動作用。